尽管党领导全国人民在1949年至1976年取得了历史性巨大成就，但在艰辛探索中历经了严重曲折。《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以下简称《九十年》）在《党在1949年至1976年取得的历史性巨大成就》一节中指出：“党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主要是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尤其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犯过严重错误，但是从总体上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见该书第636页）

这个巨大成就最为辉煌的无疑是“两弹一星”的成功。回顾“两弹一星”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无论在“大跃进”还是在“文革”，“两弹一星”都能屡创佳绩。究其原因，首先是党的坚强领导，而“两弹一星”的队伍又能最大限度地从党的初心和使命角度来领会党中央、毛泽东的各项指示，善于把以身许国的精神和科技强国的科学态度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政治上的优势，脚踏实地地落实到本职工作中，因而能不断取得显著成绩。

关于“大跃进”，邓小平曾指出：“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

◆1956年10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北京成立，钱学森任院长，我国航天事业就此起步。

但是这个时期，“两弹一星”的科技专家们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呢？由邓稼先的夫人和子女所著的《邓稼先传》有这样的叙述：1958年“大跃进”的精神“曾因过度膨胀而带来了违背客观规律的失误，但在另一方面却也激发人们拼命去取得一些超乎寻常的结果，包括核武器研制工作这样的成就，冷静地说，也是得益于它的鼓舞。”（见该书第63页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年2月）

与钱三强莫逆之交70余载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的王大珩，在他的自传《七彩的分光》中写道：“此时又遇‘大跃进’高潮，所里的干劲冲天，团结协作精神非常好，一有问题八方支援。”“1958年那一年，我们长春光机所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技术攻关，搞出了一批当时在国内领先的科技成果。”“立刻在全国科技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人民日报》以头版篇幅刊登了长春光机所的突出成就。”“可以说，长春光机所是在全国放了一颗科技卫星。”“我们这颗科技卫星经过后来的反浮夸风运动的检验，被证实是切实可靠的。”（见该书第116页-167页）

那几年，陈能宽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发表了几篇重要的论文。“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回头看‘超英赶美’的说法或多或少地与中国国情有一定的偏差，但是这并不影响当时整个社会的浪潮，这种全国人民对于‘钢’的高度重视也影响了当时的学术气氛，金属领域的研究得到了高度重视。”（《许身为国最难忘》中国科技出版社 2015年第67页）

三年困难时期，1961年7月，在北戴河国防工业会议上，关于“两弹”是否“下马”，引起激烈争议。聂荣臻后来回忆：“在接到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后，我立即召集正在北戴河参加会议的国防科委、导弹研究院、二机部的同志进行研究，分析了当时我国尖端技术的基本状况，我们的国防尖端技术在1958年以前还是一片空白，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可是到1961年，仅仅3 年的时间，已经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在列举了导弹、原子弹及其配套工程和队伍建设一系列成绩后，说道：“总之，大家觉得我国的国防尖端技术，只要坚持攻关，加上政策、措施得当，争取三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得到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经过讨论分析，到会的同志对坚持攻关都充满了信心。当我们说明了这些基本情况以后，参加国防工业会议的同志很受鼓舞，也大多表示要上，决心配合科研部门一起攻关。”（《请历史记住他们——中国科学家与“两弹一星”》第10页—11页）

从1958年开始的“两弹一星”工程，几乎每年都有新的显著成就问世。值得一提的是，与此同时，加快了整个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以陈能宽研究的金属材料领域为例，聂荣臻指出：“1965 年 4 月到7 月，我们作了一次全面检查。五六年来，我国试制成功的新型金属材料、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新型化工材料共 1.28 万多项。品种上可以满足导弹、原子弹、航空、舰艇、无线电方面科研和生产需要的 90%以上。许多过去靠进口的新型材料，基本上能够自己解决了……初步建立了立足我国资源条件和使用条件的合金钢系列……”（同上书 第15页）

◆1966年12月，聂荣臻与钱学森、李福泽等在第一枚中程导弹发射架前合影。

2009年第43期的《中国经济周刊》刊登了《孙家栋、聂力、陈知建讲述钱学森往事——“两弹一星”的那些日子》的报道。报道指出：“‘两弹一星’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但其中有一个人居功至伟——这就是被誉为‘航天之父’‘导弹之父’的钱学森。”“两弹是什么？人们通常认为是原子弹和氢弹，而其实是导弹和原子弹。导弹在前，原子弹在后。中国‘两弹一星’的启动是在钱学森回国之后。”“1956年3月 14 日，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 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直属国防部，任命聂荣臻为主任，钱学森等为委员；不久，中央军委又决定，由航空工业委员会负责，组建导弹管理局（国防部五局）和导弹研究院（国防部五院，钱学森为第一任院长）。”“在 1960年 11月5 日，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终于成功发射，结束了中国没有导弹武器的历史。1964 年 10 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顺便说一下，所有拥核国家在原子弹、氢弹爆炸后，到上世纪90年代，由于各种因素，已经暂停了实地起爆的核试验而改用超级计算机的仿真核试验。但对导弹（运载火箭）的研发则一直没有停步，成为了扩大核威慑的主要手段。我军的“火箭军”军种名即源自于钱学森最早提出的“火军”。

◆各路建设大军和科研工作者舍家为国，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在一起，他们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政治责任感，为了祖国的强盛，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还有许多无名英雄，让我们牢记他们的丰功伟绩，让"两弹一星″精神永远传承。

聂荣臻被誉为是新中国的“科技主帅”。在“大跃进”期间，针对一些科技人员头脑发热的情况，钱学森认为：科学和热情毕竟是两回事，不能同意那些不切实际的观点和做法。聂荣臻支持钱学森的观点。聂荣臻召集五院党委领导谈话，要求大家支持钱学森，终于使大家能正确处理革命干劲与科学态度的关系。这样，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五院掀起了正确的“大跃进”的热潮，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政治部组织撰写 奚启新著：《钱学森传》 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 第280页）

《九十年》指出：“‘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在努力排除动乱造成的严重干扰的情况下，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重大成就。”“国防科技业绩显著，民用科技也有突破。在导弹核武器方面，1966年10月我国第一次成功进行了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1967年6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69年9月首次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1971年8月第一艘核潜艇建成并完成系泊试验，1974年4月完成试航任务。国防尖端技术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增强了我国的国防战略防御能力。在航天技术方面，1970年4月，我国成功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标志着中国在宇宙航天技术方面取得历史性的突破。1971年9月，洲际火箭首次飞行试验成功。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人造地球卫星于1975年11月发射成功。”（见该书第602页）顺便说一下，返回式遥感人造地球卫星发射的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继美国和前苏联之后第三个掌握了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也为后来的载人航天奠定了坚实基础。

《钱学森传》一书写道：“为了维护国家正常的运转，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力争要写上保护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和科技人员。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亲自列了一份保护名单，里面就有钱学森。之后，毛泽东也亲笔把一份重要材料批给钱学森看，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保护着钱学森。”“也就可以理解，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工农业生产都受到严重影响时，为什么国防科技战线还能基本正常地运转，并取得了原子弹、导弹核武器、氢弹、人造地球卫星等一系列重要科技成果。”“所以，当聂荣臻元帅也受到批判时，钱学森因为受到保护，能够继续领导着‘两弹一星’的科研工作。”（见该书第395页）

《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六卷》记载：1966 年 10 月24 日 “听取聂荣臻、钱学森等汇报核弹和导弹结合试验的准备情况。毛泽东说：这次要准备失败，失败了也不要紧，接受教训就是了。十月二十七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导弹核武器试验。”（见该书第8页）这体现了毛泽东对钱学森的高度信任。因此，钱学森不但负责两弹任务，还于1967年负责组建人造卫星团队。他大胆起用新人，推荐当时年仅38岁的孙家栋，担任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

在那个特殊年代，最影响工作和最令人头痛的是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钱学森耐心而理直气壮地做双方的工作。有一次，钱学森受命召开“东风四号”导弹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研制工作动员大会时，遇到一位群众组织头头的强烈干扰。钱学森当场严厉回击，提高嗓门说：“谁要是在这个问题上闹派性，影响了卫星上天，那就是政治问题，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钱学森强硬的讲话，把那些想闹事的人给镇住了。接着，钱学森要求两派的头头都要在会上，对这个“大是大非问题”表态，使派性受到了遏制，动员大会得以成功召开。

《九十年》指出：“这些建设成就决不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成果，而是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排除干扰、共同奋斗的结果。在社会严重动乱的局面下，他们一直以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坚守岗位，克服困难，排除干扰，辛勤劳作，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多作贡献。这些多方面的成就，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显示了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长期凝聚形成的巨大力量。（见该书第604页）

2009年10月，钱学森与世长辞。钱学森的名字迅速冲上百度搜索风云榜榜首。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九位常委和江泽民、朱镕基都出席了11月6日的钱学森遗体告别仪式。从全国各地自发而来的悼念者多达万人。“一位科学家的逝世，受到上至中央、下至普通百姓如此崇敬和怀念，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钱学森走了，他的思想与成就、伟大与谦虚、厚重与清澈、宽容与严苛，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宝库的一部分。”（《钱学森传》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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