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借反思“文革”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倾向

——当前网络舆论斗争新动态问题研讨会纪要

卫  鸿 

4月21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国政治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在京召开当前网络舆论斗争新动态问题研讨会。与会同志以习近平同志关于网络安全和意识形态工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对今年以来网络舆论斗争出现的新动态进行客观深入的分析，就掌握网络舆论斗争主动权，为深化改革、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创造良好网络舆论环境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 

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发言 

与会同志认为，从总体上看，当前的网络舆论环境持续朝着向好的趋势转变。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治国理政方略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不断扩大，反腐倡廉深得民心，国际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不断破产，反动网络大V日益陷入孤立的境地，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受到遏制。广大网民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身上看到希望、受到鼓舞，从而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热情，自发投入捍卫党、捍卫人民民主政权、捍卫社会主义的斗争，“自干五”的队伍空前壮大，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能量日益强大。今春，有关部门对任志强的反动言论采取果断限制措施得到广大网民的热情点赞，就是鲜明的例证。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基本面、这个主流，就会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非但不能掌握网络舆论斗争的主动权，而且还有可能在工作中发生失误。

与此同时，还要清醒地看到，境内外敌对势力绝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更不可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越是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是胜利前进，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越是增强，境内外敌对势力越是感到绝望、越是要进行猖狂反扑。目前，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力量与卖国、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在网络上的较量已进入白热化阶段。“树欲静而风不止”，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是不会因为人民的善良而有丝毫改变的。 

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同志发言 

与会同志指出，今年以来，境内外敌对势力有两个突出动向：一是借“文化大革命”发动50周年、结束40周年之机，用制造谣言、歪曲事实、夸大其词等手段，无限制地放大“文革”的错误，抹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二是因为绝望而失去耐心，把矛头直接指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散布流言蜚语，曲解中央的战略思想和方针政策，攻击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二者相互挂钩、相互渗透，其目的都在于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把独立的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依附式资本主义的中国，即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

例如，他们公开扬言，要“用普世价值来反思文革史”，“文革”发生的根源在于“文革前的制度”，“文革前的意识形态”，而且迄今为止，“从意识形态看，我们可能一直走在文革或文革式的道路上”，“反资反修的魔咒一直活在国人的神经中”，“依旧存在类似的‘个人迷信’的造神文化”和“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如此等等。总之，不管是谁，只要你不搞“普世价值”，只要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你就是“文革”的余孽，就在他们打倒之列。更有恬不知耻如许家屯者，居然提出：判断党中央领导是否正确的标准是对待他许家屯和赵紫阳的态度。这种“顺我者捧，逆我者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逻辑，才是“文革”中打砸抢的造反派的流风余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同志发言 

有的同志谈到，这股思潮是由来已久的东西。早在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之前，党内和社会上就出现了一股诋毁毛泽东同志、否定中国共产党、怀疑社会主义的思潮。其势之汹汹，甚至干扰到《决议》的起草工作。是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既实事求是地对待“文革”的错误，又实事求是地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基础、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邓小平同志说：“我不做赫鲁晓夫！”今天，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反思“文革”，也不能做赫鲁晓夫，更不能指桑骂槐，把矛头指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姚有志同志发言 

与会同志强调，在“文革”发动50周年、结束40周年之际，深入反思“文革”的历史教训是必要的，但是这一反思必须坚持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所谓合规律性，就是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所谓合目的性，就是要从激发正能量的立足点出发，从有利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出发，从捍卫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执政地位的立场出发，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远大目标出发。

这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具体体现，就是要坚持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思想，坚决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

必须把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的初衷与“文革”的错误区别开来。“文革”的错误在于：一是阶级斗争扩大化，把当时一些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也看成阶级斗争；二是把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认为大批政权都不掌握在党和人民群众手里；三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导致“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是毛泽东同志始终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人都要看得深远。他发动“文革”的初衷，是为了在西强我弱的世界历史条件下，防止中国共产党由人民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防止在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以后出现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帝国主义势力被赶出中国后再度卷土重来。他关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讲过，列宁、斯大林也没有讲过，是他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在新的社会实践中进行的杰出理论创造。这些重要思想已经被苏东剧变的历史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必须把毛泽东同志领导“文革”与林彪、四人帮的捣乱破坏区别开来。利用“文革”，利用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绪行抢班夺权之实，是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的祸心所在。同时社会上还有一些反动分子趁势而起，与林彪、四人帮相互呼应，混水摸鱼、制造动乱。例如北京某高校造反派头头，前些年在海外发表文章，公开承认他们的那个造反派组织是以推翻“现行体制”为宗旨的。对于“文革”出现的这些混乱现象，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经发现，便立即严肃处理。例如批判反动血统论，追查“西纠”的打砸抢行为，禁止“武斗”和“红海洋”，处理北京高校五大造反派领袖，对一大批老干部采取保护措施等等，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1967年湖南道县发生惨案，中央知道消息后便立即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制止，并给负有领导责任的“支左”军代表以严厉处分，而且一直不得平反。必须看到，毛泽东同志发动、领导“文革”是一回事，林彪、四人帮及其他反动分子的破捣乱破坏是另一回事，二者绝不可混为一谈。

必须把“文革”和“文革”时期区别开来。不能否认，“文革”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严重损失，但是“文革”与“文革时期”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绝不能用“文革”的错误遮蔽党和人民的全部社会实践。事实上，在那样一种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经过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奋斗，中国的经济建设及多项社会事业仍然在曲折中前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成效显著，10年间粮食增产1482亿斤，年均增产148亿多斤。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继续推进。1974年12月17日，邓小平同志向毛泽东同志汇报说：“工业十年来增加了一点九倍，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一点几，这个数目还可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册第56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培养、建设一支尖端科技队伍，“两弹一星”、杂交水稻、青蒿素等关键科技攻关项目先后取得成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南京长江大桥、葛洲坝水利工程等相继竣工。外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压倒多数恢复我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先后与美国等多个西方发达国家建交……如果我们只看到“文革”的错误，而看不到“文革”时期取得的成就，就完全抹杀了党和人民的历史作用和历史贡献，从根本上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同志发言 

与会同志提出，在以往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对于“文革”等重大历史问题的回顾与处理采取“宜粗不宜细”的方针是正确的，有利于全党团结，有利于开辟未来。然而在今天，随着互联网等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前进，思想、文化、舆论方面的斗争空前复杂、空前激烈。可以说，境内外敌对势力对于我们党的历史的诋毁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人家已经造了那么多的谣，如果我们不理不睬，其结果必然是在斗争中陷于被动地位。建议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对于重大历史细节问题，尤其是“文革”中的热点历史细节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是怎么回事就承认怎么回事，是谁的责任就归于谁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堵塞境内外敌对势力造谣生事的空间，给后人留下一个颠扑不破的真实历史。要说反思“文革”，这才是一个重要的着力之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王一程同志发言 

在京的21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姚有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王一程做重点发言。会议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主持。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同志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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