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中国兵学。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作“从古知兵非好战”。出于“非好战”的基因和动机，中华民族的先贤大师们从3000多年前就开始了系统的兵学理论即战争理论的创作。公元前6世纪，大军事家孙武所著《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兵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孙子兵法的精神实质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即先胜全胜的人道关怀，安国全军的慎战思想，审时度势的战略预判，因情应变的作战指导，令文齐武的治军理念，以及战则必胜的无敌气概。孙子兵法无可比肩地屹立于世界兵学之巅2000余年。然而不幸的是，自公元前3世纪进入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以后，除大唐等个别朝代外，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先进兵学文化同中国其他优秀传统文化一道，连续遭到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实用主义截取、扭曲、禁锢甚至抛弃。到19世纪中叶，面对西方列强的频繁入侵，清王朝逢外必败，而且败得惨不忍睹。那时的孙子兵法也好，熟读孙子的清朝军政大员们也好，都显得极度苍白无力和无可奈何。

　　把中国兵学再次推向世界之巅的是毛泽东。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的生存危机几乎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适应凤凰涅磐、浴火重生的时代呼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人道正义、方法智慧和无敌气概等战略层面，对孙子兵法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创造性继承、发展、修正和升华，形成了无懈可击、出神入化、博大精深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

　　孙武子和毛泽东是古今中国两大世界级的军事巨人。然而由于时空范围和职权地位的巨大差异，毛泽东显然更具扭时代乾坤、主大地沉浮的意义。孙子是处在中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毛泽东是处在世界已联为一体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孙子的幕僚身份严重限制了他的智慧传播和实战发挥，而集权力与智慧于一身的毛泽东更具备知与行高度统一与完美结合的充分条件。

　　毛泽东的战争理论与实践体系包括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等诸多方面，并从建军治军、用兵作战、止战主和以及思危备战等各个环节上，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科学与艺术的伟大结合，全面体现和升华了中国兵学所特有的先进性。孙子兵法的理想追求是先胜、全胜。何谓先胜？先胜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何谓全胜？全胜就是不仅要赢得战争，更重要的是通过赢得战争而赢得政治、赢得经济、赢得人心、赢得和平。战争中的所谓以劣胜优、以弱胜强，那也是古今中外军事家们的理想，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偶然现象。是毛泽东和他麾下的将士们，把这样的理想变为现实，把这样的偶然变成必然。关于中国兵学特有的先进性，仅举一例。在人民军队创建之初，毛泽东就制定了一系列的军事原则，其中有一条军事原则叫优待俘虏（又称瓦解敌军）。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要同日军、伪军和反共顽固派三方作战。面对敌人异常强大的局面，毛泽东特别强调优待战俘原则的贯彻。毛泽东以中共中央或八路军总部名义，多次向部队发令，颁布优待日军战俘和伪军战俘的具体政策。对伪军战俘的总政策是随俘随放、屡俘屡放。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累计歼灭伪军118万余人，其中绝大多数是靠优待战俘的原则和政策瓦解的；生俘日军官兵6200余人（同期国民党军队生俘日军官兵1000余人），也全部受到优待和宽大。这些受到优待和宽大的日军官兵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自觉参加了反战同盟。战后国际法庭的东京审判中，日本高级战犯无一人低头认罪。而中国共产党管理和接手的数百名日本高、中级战犯，在新中国的法庭上没有一人不低头认罪。在解放战争中，优待战俘的政策威力更是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毛泽东指出，解放军的兵员来源主要靠前线。战争中、后期，解放军部队的战俘成分（称解放战士）高达30%以上，一些部队甚至超过了50%。这些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后来有不少人成为解放军的中、高级军官。我们军事科学院90年代的一位上将院长，就是1948年辽沈战役时的一位国民党军士兵。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解放军在势如破竹、大获全胜时，遵照毛泽东的命令主动停火后撤，并无条件全部释放3600多名被俘印军官兵，全部遣还被缴获的印军武器装备。类似的战争实况，在人类战争史上大概只能在中国兵学文化的背景中才能出现。

　　第二，关于中国性格。在近些年出版的一些军事类书籍中，多次引用西方第一军事巨人拿破仑在18世纪末对英国人说的一段话，大意是：中国是一头睡狮，就让它睡吧，中国一旦醒来，整个世界将为之发抖。拿破仑褒贬兼有的“东亚睡狮”说，真实反映了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演进和积淀所形成的麻木麻醉状态的某种性格。

　　英国人自然不会理会拿破仑的真知灼见，在轻而易举将另一个文明古国印度殖民之后，于1840年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坚船利炮的屈屈几千英军从珠江口打到长江口，从广州湾打到渤海湾，25万中国守军不堪一击。英国人哈哈一笑：这哪里是什么东亚睡狮，分明是“东亚病夫”嘛！东亚病夫这一纯贬义称谓，同样真实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劣根性部分培育出的近代中国人的负面性格。

　　抗日战争初期，青年音乐家聂耳以澎湃的革命精神和超群的抗敌灵感，创作了千古绝唱《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唱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义勇军进行曲》最先是在国民党军队中传唱的。新中国成立时定为国歌以后，蒋介石国民党方面将其列为禁歌。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人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歌词过时为由，主张修改歌词，重定国歌。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最高领导人则认为，歌词真实反映了中华民族不到最危险的时候不起来、难唤醒的痼疾性格，不要改，也不应该改。

　　关于中国性格，本人也有一件切身经历：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两国两军关系进入冰冻期。6月20日前后，一个由美国原驻欧洲裁军大使率领的代表团造访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破冰之旅。我当时任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部长，奉命主持与美国代表团的交流。记得我的开场白是这样说的：“欢迎美方代表团访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同时对恶意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恶性事件向美方表示强烈愤慨和衷心感谢！”听到“感谢”，翻译忙问是不是讲错了？我说没错、照翻。美方成员各个瞪大了眼睛，可能感到“衷心感谢”莫名其妙。接着我用了大约5、6分钟的时间讲述“衷心感谢”的理由。大意是：中华民族是一个怕麻痹而需要经常刺激的民族。如果对中国一味吹喇叭、抬轿子、拍马屁、戴高帽，说这也好、那也好，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中国人完了，非忘乎所以、飘飘然，进入陶醉麻木状态不可。只有像你们美国这样，前天支持支持法轮功、民运，昨天策动策动藏独、疆独，今天再炸炸中国大使馆，不断地刺激中国，制造和挑起事端，才有利于中国人民保持落后就要挨打，软弱就会受欺的清醒头脑。你们用5枚炸弹，再次炸醒了亿万中国人民尤其是亿万中国青年，这难道不值得“衷心感谢”吗？听我讲完这一番话后，美方主持人迅即转移了话题，扯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五个之最：英国对中国殖民侵略的时间最早；沙皇俄国割占中国领土面积最大；日本占两个之最，屠杀中国人民最多，掠夺中国财富最多；美国则是给中国当教员尤其是反面教员当得最称职的国家。五个之最虽然基本上都是坏事，但都对刺激中国的觉醒和崛起起到了很大作用。

　　第三，关于东海南海问题。当前东海问题的焦点在钓鱼岛。去年纪念抗日战争和二战70周年时，我给一个书法展写了个条幅：“钓鱼岛是中国的，琉球不是日本的”。钓鱼岛是位于台湾西北部中国大陆架上的一个不具备居住条件的无人荒岛，属台湾省宜兰县管辖，当然属于中国。而被视为封锁中国第一岛链的琉球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藩属地。明清两代王朝先后20多次册封琉球国王和主要大臣。日本明治维新后对外实行侵略扩张政策，于1879年攻占吞并了琉球后改为冲绳，并没有得到宗主国中国的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盟国的战后安排规定日本领土为北纬30度线以北的本土四岛及周围小岛，琉球为国际托管地。中国的蒋介石政府自动放弃了托管琉球的权利，战后琉球由美国托管。美国又于20世纪70年代，把琉球的托管权交给日本。所以说日本对琉球充其量有管辖权而根本无主权可言。琉球都不是日本的，说钓鱼岛是日本的岂不是笑话？我分析，日本大闹钓鱼岛的背后有大阴谋，日本最怕国际社会揭琉球的老底。

　　南海至少自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就是中国先民经略的传统海疆。南海诸岛礁的名称最早都是由中国人命名的。二战期间日本血染南海。二战后美国在新加坡、菲律宾等地建立军事基地的同时，中国政府在南海划定了断续国界线，当时西方各国和南海周边相关国家不持异议。上世纪70年代发现南海有丰富能源资源后，南海形势才开始复杂起来。近年美国“重返亚太”（实际上美国从未离开过亚太），纠集日、菲等国，搅得南海剑拔弩张，不得安宁。

　　根据中国古今先进兵学的仁义导向，根据中国性格的惯性制约，根据中国防御性国防政策的强力规范，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钓鱼岛、在整个的东海和南海，不会主动挑起战事。但我本人倒是希望有人主动挑起战争。与美国政府经常发动战争，美国军队年年在打仗不同，解放军已经几十年没有打过像样的仗了，需要有战争洗礼的机会。不论冲突或战争的结局如何，都能对解放军的战斗力起到检验和刺激作用，都能对中国民众的爱国尚武精神起到检验和刺激作用。

　注：本文2016年4月15日在清华—卡内基关于在东海南海避免中美误判座谈会上的发言

（作者：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原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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