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的邀请。今天与会的有我过去的老领导，有我景仰已久的新闻学研究方面的师长，还有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我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谈不上有深入的研究，参加这个会让我诚惶诚恐。工作中，我对于舆论宏观管理有一些粗浅的思考和体会。所以，在此不揣浅陋，向各位做一个简要汇报。

    长期以来，西方媒体和政客屡屡以“新闻自由”为工具，歪曲和攻击我国新闻出版制度，境内一些人也与之遥相呼应、颠倒是非。这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人心，我们的一些媒体从业人员也受其蛊惑，盲目追捧资产阶级新闻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一些领导干部也在这个问题上底气不足、摇摆犹疑，在大是大非面前哑然失语，扮“开明绅士”。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以下简称“2·19”讲话）强调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媒体格局如何变化，党管媒体的原则和制度不能变。”这再一次明确了我们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原则。事实上，党管媒体、党管舆论，不仅是历史形成和国情决定的，也是我们的一大政治优势，这是我们正确看待这个问题的两个维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解释明白，增强我们的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赵强同志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成果报告会上

　　一、舆论调控是一种被普遍运用的社会治理手段

　　舆论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社会意识形式，具有显著的层次性。根据不同的标准划分，舆论可以分成不同类别。按照舆论主体的群体类型分，可以分为公众舆论、新闻舆论、政党舆论、国家舆论等等。

　　什么是国家舆论？学界研究不多、尚无定论。《宣传舆论学大辞典》将其解释为“上层舆论的一种，是国家行政机构的意见、愿望和要求。”我理解，国家舆论就是以国家为传播主体的舆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国家的本质决定了只有统治阶级的意志才能上升为国家意志，国家舆论也必然要反映统治阶级意志。不论是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还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都属于统治阶级精心提炼、组织和传播的国家舆论。也就是说，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不论采取什么方式，采用什么内容，都有其积极推广和传播的国家舆论。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中国如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这是从理论上探讨舆论调控问题的基础。

　　在整个舆论生态中，国家舆论具有不同于其他舆论的显著特征：一是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为根本目的。国家舆论传播什么内容，选择什么形式，都是以是否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主体地位，是否有利于贯彻统治阶级的意志和要求为根本指针，体现了高度的自觉。二是以一元主流意识形态为指导思想。国家舆论作为统治阶级利益诉求的集中体现，其运用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武器必然是也只能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主流意识形态。三是以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为现实追求。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是国家舆论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取向。为此，国家舆论积极、自觉地为政治权力有效实施和社会生活正常运转创造思想条件、提供精神支持。

　　由此可见，国家舆论是一种高度自觉、理性、系统化的舆论，在整个社会的舆论系统中处于上层位置，占据主导地位，对其他舆论具有强大的势能和压力。国家舆论同政党舆论、新闻舆论和公众舆论等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舆论之间，有共识、有分歧，有合作、有斗争。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国家舆论必然要依托必要的权力资源，对其他舆论进行统摄、引导和调节，以使整个舆论系统朝着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向发展。这是舆论调控必然性和必要性的内在逻辑。

    现代社会，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只不过由于各个国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差异，采取舆论调控的方式各不相同而已。西方国家鼓吹“新闻自由”，攻击我国新闻管理制度，实际上西方社会舆论调控的能量更为巨大，形式更为隐蔽，手段更为复杂。就在几天前，被称为奥巴马“文胆”的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本·罗兹(Ben Rhodes)在一篇专访中，自曝在伊核协议问题上故意散布编造消息，力图操控媒体引导舆论。罗兹在谈及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时说，“在协议宣布前，一群专家在各大智库和社交媒体的说法，都是我们让他们说的内容”。当记者们争相报道伊朗核协议的消息时，谁都不知道，这些专家所言所行都是罗兹和他的团队精心策划的。罗兹毫不掩饰对美国传媒的轻蔑，“他们要求我们向他们解释莫斯科和开罗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大部分新闻公司都是从华盛顿报道世界大事……这些记者真的一无所知。”此外，一个月前，被称为2.0版“占领华尔街”的“民主之春”运动直指金钱政治时，美国主流媒体不约而同地对此视若无睹、充耳不闻，步调高度一致。为什么？这有力说明了，资本家为了保护并增殖手中的资本，必然要运用资本赋予的舆论权力，自觉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国家舆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西方国家的政治集团，利益集团哪个不同新闻媒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媒体都是受西方意识形态支配的，受一定利益集团支配的。”搞清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制度这三者的关系，就能发现西方国家舆论调控的内在动力和实施手段。客观地说，西方调控舆论的方式方法有其巧妙之处，可资借鉴，而我们舆论调控的方法手段也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必须鲜明地指出，舆论调控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手段，在包括西方在内的任何国家，都是必然存在而且确实存在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不能因为我们舆论调控工作中还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就被情绪战胜理智，让怨气冲昏头脑。

　　二、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的舆论系统和舆论调控

　　当前我国的舆论环境纷乱复杂，舆论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社会舆论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即不同类型的舆论，在根本利益诉求上是高度一致的，这是我们抓好舆论调控工作的坚实基础和重要条件。

　　首先看国家舆论。对照前述国家舆论的三个特征，当代中国的国家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指导，以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目的，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为现实追求的舆论。一切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体现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体现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舆论，都是国家舆论的内容；反之，都是国家舆论需要引导、调节的对象。当代中国国家舆论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舆论领域的体现，或者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舆论形态。我们常说的“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就是要用国家舆论引导人，就是要引导人们真心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依据和标准，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做出顺应时代潮流、切合人民利益的价值判断，形成有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舆论。

　　再看政党舆论。在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决定了在中国社会，政党舆论与国家舆论具有高度一致的价值追求，二者在本质上是和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执掌社会公共权力，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私利，因此其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完全一致，其政党舆论与国家舆论高度重合，二者的差异仅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对自己的党员需要提出不同于普通社会成员的更高的价值追求。纪在法前、纪严于法，正是这一逻辑的具体体现。

　　最后再看看新闻舆论和公众舆论。我国的新闻事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党的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新闻舆论与国家舆论在本质上必然是目标一致、和谐统一的。广大人民群众是我们国家的主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完全一致，这同样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公众舆论与国家舆论在本质上是和谐统一的。

　　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进行舆论调控？除了一般性、共同性原因以外，主要是为了应对我国舆论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首先，我们面临严峻的意识形态斗争。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舆论领域出现的噪音、杂音，如果不加以引导，就会搞乱人们的思想，影响大局的稳定。其次，我们面临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内部各种具体利益矛盾难以避免。我们支持广大人民群众有序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心声，但是对于公众舆论中那些偏激、狭隘、非理性的情绪化宣泄，如果不加以引导，就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损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我们面临深刻的传播科技变革。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引发了传播技术革命，重组了媒体生态格局。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各类舆论的传播变得更加便利，操作成本更低，影响范围更广；另一方面，舆论传播也暴露出无序、盲目、非理性、不负责任等缺点。如果对此不加以引导，传播科技变革带来的机遇就会演变成一场灾难。这三个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这里不再赘述。

　　舆论调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民众的向心力。我们进行舆论调控，就是要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大力传播国家舆论，有序疏导各类舆论，提高国家舆论在舆论大合唱中的“领唱能力”，以“主流”引领“支流”，以“主流”遏制“逆流”。要通过舆论引导，让整个社会的意见表达紧跟社会主流意识，把各类舆论引导到理性和建设性的轨道上来，使整个舆论系统处于动态平衡状态。舆论失控，是苏联解体的催化剂，现阶段的中国，同样承受不了舆论失控的后果。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移植西方政治和新闻体制后，媒体的过度放纵成为社会的重要乱源。这样的舆论环境不改变，领导人换来换去，谁也干不好，社会也长期陷入动荡混乱之中，这显然不是人民之福。

　　三、坚定加强舆论调控工作的信心

　　回顾我们党的全部奋斗历程，高度重视舆论工作，始终是党的优良传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舆论工作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过两次大的风波和动乱：一次是1986年的学潮，一次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两次风波，一个直接原因，都是媒体的舆论导向出了问题。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加强了对宣传舆论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带来的是持续20多年的平稳快速发展和进步。这种现象的背后，一定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东西。中央反复讲，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这是从事实和经验教训中得出的结论。这些年，我们党在舆论工作领域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新闻出版事业，畅通舆论传播渠道，最大限度地集中人民群众智慧、激发社会创造活力，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另一方面，严格加强管理，及时调控舆论传播中的不和谐音符，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有效避免了舆论对社会发展可能产生的消极、阻碍作用，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从舆论与社会发展的能动关系看，我国社会大局长期保持了总体稳定，保持了政通人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恰恰从一个侧面验证了我们党在舆论工作领域的实践是成功的。

　　这里可以类比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注意同时发挥好市场与“市长”的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并行不悖、相辅相成，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已经取得了广泛共识。在舆论工作领域，同样也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其必要性和优越性也已被实践证明。在舆论领域，信奉“观点的自由市场”，推崇“舆论的自净功能”，同经济领域鼓吹“市场万能论”一样， 是片面的、不切实际的，也是有害的。

　　反观苏东剧变、颜色革命以及近年发生的西亚北非乱局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之所以出现社会剧烈动荡、政局险象环生、经济大幅衰退等严重后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舆论调控的手段失效、方法失当、机制失灵。对此，雷日科夫在回顾苏联解体时曾明确指出：“当敌人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发起实实在在的进攻时，党的意识形态‘机器’竟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这个惨痛教训，任何时候都值得我们深刻汲取。

    “舆论导向正确，就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推动事业发展。舆论导向错误，就会动摇人心，瓦解斗志，危害党和人民事业。”这是我们党深刻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是从汗水甚至鲜血的浸淫中达成的共识。很多国内外学者都在总结“中国模式”，但是很少有人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到我国舆论调控的作用上。事实上，敢于并且善于做好舆论调控工作，有效维护国家舆论安全，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舆论支持和精神力量，恰恰是我们取得“中国奇迹”的重要原因。明白了这一点，就找到了正确理解“中国奇迹”的一把钥匙。这是我们的一大政治优势，必须长期坚持。

　　理解了加强舆论调控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就会提升牢牢把握舆论导向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增强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理直气壮，敢抓敢管，不必有丝毫的遮掩躲闪。理论上，我们要树立信心，科学总结舆论调控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努力形成并不断完善以“舆论安全”为核心概念的成套话语体系。实践上，我们更要增强信心，不能为了一些毫无价值的喝彩和包藏祸心的捧杀，就放弃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事情。我们应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坚定不移地加强舆论引导，积极塑造基调积极、平稳有序的主流舆论，为社会和谐稳定提供坚强保证，为促进改革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同时，不断提高舆论调控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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