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李慎明

内容提要：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其发生根本原因不在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是苏共蜕化变质所致，即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他们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反思和分析这一历史事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人民至上观、实践真理观，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主要矛盾。苏联解体警示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做到居安思危，毫不动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做到全面从严治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群众路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高度警惕敌对势力对我分化渗透。

关键词：苏联解体  苏共  从严治党  群众路线  接班人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必须高度重视把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灵魂熔铸到我们党、国家和每个共产党人的血肉和骨髓之中。2021年是我们党隆重庆祝建立100周年，又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30周年。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我们常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信念不牢也是要地动山摇的。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不就是这个逻辑吗？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我说过，在那场动荡中，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什么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已经荡然无存了。”在苏共亡党、苏联解体30周年之际，我们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分析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一、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所致

苏联和苏共如大山般地倒塌了，其根本原因在哪里？随着国内外学术界对苏联剧变研究的不断深入，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的其他答案，比如“乌托邦说”“病态早产说”“经济没有搞好说”“军备竞赛说”“民族矛盾说”等等逐渐在我国媒体上消退，但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说”的观点，却仍有相当的影响。

多年来，我们经过认真分析，研究探讨，大家逐渐达成共识：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所致。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是列宁的名言。让我们首先对“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及其相关问题作具体分析。

第一，对“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分析。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分为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具体的管理体制机制，不能不加分析地把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具体管理体制机制都笼统地称为苏联社会主义或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加以全盘肯定或否定。当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具体管理体制机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其中包括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它们又有着根本性的界限，属于不同的概念范畴。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是管方向的，是定性的，是解决“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这是一个国家的国体；而具体管理体制机制是在方向确定以后的实现这一方向的具体办法，是解决“如何为、怎么为”的问题，这是一个国家的政体，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成功地进行了十月革命，并建立了一整套符合俄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说到底，坚持并不断完善这些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渐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最终实现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真正的苏联共产党人，对列宁开创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应该也只能是坚持、巩固和不断完善、发展。同时，对这个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所体现的具体形式即运行体制则应以国情的不断变化和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及时进行调整改革。列宁和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以及体现这些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并不断变化着的具体管理体制机制基本上是符合苏联国情的，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但我们应当看到，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建设还没有经验，加上斯大林某些理论观点和个人作风等种种原因，苏维埃政权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二战结束和战后恢复重建任务完成之后，没有及时对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社会主义民主发扬不够，法制不健全，甚至出现个人迷信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有一定的历史联系，但这决不是其根本原因和结果的必然，更不是直接原因。我们决不能从随着形势发展变化需要对苏联具体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中得出对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全盘否定的结论；更不能把具体管理体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都不加分析地归结为基本制度的问题，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进而得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一些研究所说的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其实质是把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算到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头上。这一说法的实质，与“乌托邦说”“病态早产说”没有本质的区别。

第二，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或斯大林时期建立的管理体制机制的分析。毛泽东曾说：“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什么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当然，是要学习先进经验，不是学习落后经验。……所以，要加以分析。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运用毛泽东分析斯大林这一方法论，来分析苏联所建立的具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无疑也是适用的。邓小平对“苏联体制”也是采取辩证的具体分析态度的。1957年4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这几年搞得比较快，原因之一就是有苏联的经验”；“我们要继续学习苏联，还要会学。学习苏联好的东西对我们用处很大，借鉴苏联错误的东西，对我们也有很大的益处。”我们认为，邓小平这里说的苏联的经验和错误就包括苏联管理体制机制。这就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所建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虽有一些弊端，但总体上是符合苏联20世纪30—40年代所面临的世情和国情的，适应了当时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包围的情势和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体现了共产党对国家和人民的正确领导，使得苏联取得了工业化、卫国战争和战后重建等伟大胜利，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具体的管理体制机制的确存在一些弊端，但总的说来，它适应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要求，有利于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成绩是主要的，弊端是次要的。我们决不能因为斯大林时期具体管理体制机制存在一定弊端而对这套管理体制机制全盘否定。

第三，对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所建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没有及时进行改革的分析。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经过了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各个阶段的体制变化和差异也极大。把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归咎于苏联社会主义或斯大林体制的观点，也是很值得商榷的。正如前所述，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所建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总体上是符合苏联20世纪30—40年代所面临的世情和国情的，特别是适应苏联战时需要和战后恢复重建任务的需要的。但随着二战胜利和战后恢复重建任务的完成，这个体制总体上就无法进一步适应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其弊端也就日益显现，这就需要对其及时进行调整或改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借鉴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就采取了科学分析的态度，并开始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其中包括经济政治体制的探索。邓小平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同时，继续对这个体制进行改革，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而在苏联，在战后重建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却没有及时对其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进行改革，笔者个人认为，斯大林本人有认识不足之责任，同时也有晚年多病、体力不支这一重要的原因。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上台后，试图对此进行改革，不可否认，他们也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尝试。问题在于随着条件的变化，赫鲁晓夫领导集团没有及时和正确地领导改革，反而将其改革的基本方向逐渐演变成对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否定，这就为日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这大山般的倒塌开掘了第一锄，也可称之为关键性的第一锄。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领导集团打着改革的招牌，本质上改旗易帜，全面背叛马克思主义，实质上走上了资本主义的不归之路，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如果无视从赫鲁晓夫以来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的苏共领导集团所犯的错误，而将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斯大林时期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在历史上根本站不住脚的。

第四，对人与体制机制的相互作用及其关系的分析。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主张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主要原因在于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或“斯大林模式”的同志，往往引用这两段话，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邓小平在其晚年的其他有关论述。1991年10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时指出：“真正要出问题，是我们内部出问题，别人拿我们没办法，美国也没办法。”1992年1—2月间，邓小平在其著名的南方谈话中说：“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他又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他还说：“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作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他说：“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这就为我们辩证统一地正确理解邓小平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论述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这也就是说，我们同样需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而不能各取所需，仅抓住其中的一两句话，不顾时间、地点而片面地去理解和阐发。

让我们再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层面，来看看人与体制机制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则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事生产的人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当然，人这种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不仅仅直接体现在生产力的范畴，而且相应地体现在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与上层建筑相适应的社会意识等范畴中的方方面面。而体制机制则是社会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体制机制靠人来确立和完善，也要靠人来遵循或变革。所以从根本上说，人决定体制机制。这就是邓小平晚年所说的“关键在人”的道理。当然，一定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会反作用于一定的生产力与经济基础。这种反作用关系，体现在人与体制机制的关系上，就是体制机制在一定条件下反作用于生产力其中包括人。这种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的重要性。笔者认为，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说的：“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结论，其实质是在包括正确总结1991年底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重大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做出的，这一结论也完全适用于剖析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其党内问题也是各种各样，体制机制仅是其中之一，并且仅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在党内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具体运作方式和具体表现形式。一定的体制形成以后当然会影响和制约人的活动，但归根到底根本的问题还在于，确立和贯彻一定的体制机制要靠一定的理论来指导；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有了错误的理论指导便一定造成错误的行动。能进行理性和理论的抽象思维，则又是人区别于自然界中的其他物种包括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特殊表现。从这一点上讲，我们又找到了人决定体制机制的具体的表现形式。因此，我们认为，苏共最终的垮台，其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体制机制，而是在于苏共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始逐渐脱离、背离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等人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致。在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过程中，作为领导集团的代表人物——从赫鲁晓夫特别是到戈尔巴乔夫等人难逃干系。我们至今仍坚持这一观点。江泽民指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深刻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这番话说得真好。

2008年2月1日，当俄罗斯总统普京八年执政步入尾声之际，《俄罗斯报》记者采访了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通讯院士戈尔什科夫，记者让其谈谈今后若干年俄的发展需要什么类型的领导人。这位所长说：“看来，应当重提‘对社会的科学管理’这一术语。它因为被我们视为过于意识形态化，长期一直羞于提及。现在，我们不得不同意斯大林有关‘干部决定一切’的观点。”干部决定一切，从实质上回答了人决定体制机制这一命题。应该说，这实质上也是俄罗斯学者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根本原因的新认识。

第五，对西方提出并否定的“斯大林模式”进行分析。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其中包括不断与时俱进的具体管理体制机制，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苏联的实践。实践证明，这一制度是符合苏联实际的，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西方的一些学者和政治家却把这一制度称之为与希特勒法西斯并列的最残暴、最不人道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他们不仅把列宁、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把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都称之为所谓最残暴、最不人道的“斯大林模式”。他们在分析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时，对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始直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的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导致国家混乱、民族分裂的严重错误不置一词，却把这一罪过移花接木地安放在列宁和斯大林身上。1998年，戈尔巴乔夫在总结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时，就明确归结为“在于所选择的那个‘模式’……这是布尔什维克还在斯大林之前就犯下的一个主要错误。”还应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不仅明确地使用了“模式”这个提法，而且也明确地把矛头指向“斯大林之前”即列宁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这就为我们判断他们所说的“斯大林模式”实质上决不仅是否定斯大林本身，而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值得指出的是，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党和中国党从未采用“斯大林模式”这一提法。英国学者休·塞顿-沃森于1953年较早使用了“斯大林模式”一词，使用“模式”一词来说明社会主义是西方的习惯用语。苏联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的1987年才开始出现“社会主义模式”这种说法的。可以说，“斯大林模式”早在提出之时，便被加上“极权、暴政”等罪名，甚至被等同于“法西斯制度”，实质上已被巧妙地纳入西方企图消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整体战略之中。因此，我们不赞成“斯大林模式”这一提法，因为这一不小心就极容易落入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在本文中，有时也出现这种提法，但这仅仅是为了行文的简便，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西方的观点。

认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的同志，主张追究所谓僵化的社会主义体制机制（实质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责任，却不主张追究从赫鲁晓夫直到戈尔巴乔夫的个人责任，但在追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责任的同时，又往往要追究斯大林的个人责任。他们在追究斯大林个人责任时，又往往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两件大事上：一是斯大林中止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行农业集体化；二是肃反扩大化。有文章说：“全盘集体化极大地破坏苏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30年代大镇压动摇了苏联执政的基础。斯大林对此要负主要责任。因为这两大运动都是斯大林在政治局尚未集体讨论的情况下就发出方针性的指令的。”我们认为，这两个观点值得商榷。

按照列宁的设想，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国家本想用最适合当时俄国国情的方法，尽可能逐步地过渡到新的社会经济关系，但是俄国资产阶级不同意做任何让步，不接受国家调节生产和监督生产，并很快发动了威胁苏维埃政权本身存在的残酷的国内战争。外国帝国主义干涉者也与俄国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企图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列宁说，资产阶级只要“还有一线希望用最有效的手段——战争来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他们就不可能也不应当接受苏维埃政权为了用比较渐进的办法过渡到新制度而对他们作出的局部性让步”。因此，“资本家阶级所采取的策略就是迫使我们进行殊死的无情的斗争，因而我们对旧关系的破坏比原来设想的要彻底得多”。因此，苏维埃国家不得不实行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所特有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些政策，完全符合当时与国外干涉者和白卫军作斗争的实际，有力地维护了当时的苏维埃政权。国外干涉者和白卫军在反抗和撤退中，肆意破坏工厂、矿井、铁路运输、农具和农业建筑物，还赶走了牲畜，运走了粮食等。到1921年春，俄国内经济和政治形势更加困难。农民对余粮收集制十分不满，军队中也发生了喀琅施塔得叛乱。在此情势下，列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思考和探索，他在深刻总结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是一次伟大的革命实践和探索，也是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这对于发展生产力、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具有普遍借鉴意义。

列宁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进入社会主义的一个入口，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迂回道路”。新经济政策实质上就是从俄国小农占优势出发，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和掌握大工业的前提下，向社会主义的迂回过渡，包括通过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实现这种过渡，其目的是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列宁指出，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必须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他强调，实行新经济政策，无产阶级要牢牢掌握政权，不仅要而且一定能够防范和克服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

因此，要认清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应当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1921年，俄共（布）开始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恢复自由贸易，实行租让制、租赁制等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这是俄共（布）从实际出发，对在当时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十分重要的是，这对落后国家的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说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二是新经济政策是为了进攻的退却。列宁明确指出：“我们现在退却，好像是在向后退，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因此，实行新经济政策，决不是放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目标，也不是主张无止境地退却。三是新经济政策是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政策，不能是利用资本主义来搞垮社会主义的政策，它是无产阶级坚定的阶级政策，而决不是实行阶级调和、取消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政策。列宁指出：“作为新经济政策要素之一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在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有意识准许而又加以限制的一种资本主义。”四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必须善于使自己掌握的国家按照人民的意志来行动，也就是说必须把握好方向，只有道路走得正，才能达到胜利的彼岸。他提出的对策是：“退却要有秩序，要准确规定退却的限度，不要惊慌失措，这是最主要的事情。”“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情况，如小型商业企业的发展、国营企业的出租等，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完全丧失了清醒的头脑。不言而喻，资本主义关系的加强，其本身就是危险性的增强。” “这就要求我们聚精会神、全力以赴，这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学会用正确方法来克服这种危险的必要性。”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过程，是列宁对社会主义不断进行探索和重新认识的过程。他依据新的实践不断检验、纠正已有的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对社会主义有了崭新的理解。这些新探索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认识，形成了列宁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构想的整体框架，从而为其他落后国家开辟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先行的探索和有益的启示。邓小平对列宁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因此，完全可以说，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有可能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消除了外部强大敌人武力直接威胁之后所应该采取的普遍性政策。笔者认为，邓小平所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正是从这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与视野上所说的。

苏联在当时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内和国际的形势，特别是帝国主义强国入侵的危险，要求苏联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集体化，加强经济和国防实力。但就在此时，第一，苏联工农生产比例失衡。到1927年年底，苏联工农业总产值已经超过战前水平。其中由于国家工业化的推进，到1927年底，国有大工业产值当年增加18%，占全部工业产值的86%。虽然整个农业的总产值也超过了战前，但从总体上说，农业产值增加缓慢，当年仅增加4.1%。农业的主要部门粮食生产在1926—1927经济年度的总产值只等于1913年的95%。第二，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使得农业商品率很低。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大地主经济被消灭和富农经济被缩小，小的中农户和贫农户由一战前的1700万户迅速增加到1927年的2400万户。这些农户生产的粮食由战前的25亿普特增加到40亿普特，生活也明显好转，但他们运出农村的商品粮却只有11.1%。在一战前全国农村提供的商品粮占粮食总产量的26%，而在1926—1927年度只占13.3%。《苏联共产党历史》，第438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三，富农对粮食采购的破坏。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实现经济恢复的几年内，富农在经济上壮大了，手中囤积了大批余粮，但他们拒绝按国家的固定价格出卖，进而进行“粮食罢工”，想以此引起苏联的国民经济危机。第四，苏联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和工人人数的增加也迫切要求商品粮供给的增加。此形势迫切要求苏联农业实现集体化。

苏联农业集体化是由列宁首先提出的。1927年12月联共（布）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做出的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决议，决不是斯大林未经政治局讨论而做出的个人指令。在联共（布）十五大上，是莫洛托夫作的关于集体化问题的报告。苏联的权威著作《苏联通史》是这样记载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作为农业集体化的代表大会载入史册。”这次代表大会认为：“广泛开展集体农庄建设是刻不容缓的”；但同时坚决指出：“农民走集体农庄的道路必须以劳动农民自愿为原则”。

1930年后，集体农庄运动进入了“全盘集体化”阶段，这一重大决策也是联共（布）领导集体决定的。这一运动是在1929年爆发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一大背景下开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引发其经济的极度萧条，同时也给社会主义的苏联带来引进各种技术和设备等难得机会。苏联工业产值每年平均增长20%左右。工业的高速发展，要求农业发展与之相适应。1930年1月5日，联共（布）中央集体通过了《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决议要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基本上完成集体化，但也慎重地考虑了各个边区、州和民族共和国的不同条件和农民对集体化的不同的准备程度，要求在有条件的发达的主要产粮区比如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游区、伏尔加河下游区预定在1931年春季大体完成集体化。在其他不发达的产粮区，比如乌克兰、中部黑土地区、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斯坦，预定在1932年春季完成集体化。在其余各个边区和省、民族共和国，由于当地经济和社会政治情况的特点，预定在五年计划结束时即1933年基本上完成集体化。这个决定还十分严肃地提醒：要“反对任何用从上面‘发号施令’的办法来领导集体农庄运动的做法”。但决议还在刚刚贯彻时，党的集体农庄运动的政策即遭到一些人其中包括原先不赞成集体化的人的歪曲。苏联农业政策上的失误，加上有人的歪曲和群众的误解，大量牲畜被宰杀，劳动力人口逃亡，从而造成生产力的破坏。1930年2月底，苏共中央采取多项措施立即纠正集体化过程中的过火行为和其他错误。中央还决定，《真理报》1930年3月2日发表斯大林写的《胜利冲昏头脑》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既首先肯定了“苏维埃在集体农庄运动方面”“获得了重大胜利”，又十分严厉地批评了集体化过程中放弃“自愿原则”和“各个不同地区的各种不同条件的原则”，“用强力”甚至“已经有人试着用武力威胁的办法，用不供给暂时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灌溉用水和工业品的威胁办法”等手段去建立集体农庄的“愚蠢和反动”的作法，提醒“某些同志”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以后，斯大林又在不同场合严厉批评上述现象，使农业集体化中的一些错误得到一定的纠正。应该说，“集体农庄运动”中确有错误，但这是由种种复杂原因造成的。作为党的最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当然有责任。但全盘否定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成就，把苏联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归结为斯大林一人，并说其中中央的所有有关决定是斯大林个人的“指令”则是很不公道的。

有人说，“全盘集体化极大地破坏苏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说法也值得商榷。当然，我们应当也必须承认斯大林时期苏联农业相对工业的发展确实落后，但同时也应看到以下两点。一是这是当时形势所迫。这正如俄罗斯科学院世界通史研究所研究室主任舒宾教授所说：“俄罗斯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决定性的阶段是在30年代斯大林执政时期。斯大林体制确实具有严酷性，其严酷的程度甚至比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也毫不逊色。但只有这样才能集中掌握对于建设工业基础必需的资源，并奠定了苏联工业体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在这里，舒宾教授在说到“严酷”时，并没有具体区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与苏联农业集体化时“严酷”对象的不同，没有具体区分“严酷”中的必须与失误。但是，他充分肯定了这种“严酷”的必要性。从1925年到1937年的12年间，苏联在一个经济基础落后的国度里，迅速建立起一整套以重工业为基础、部门齐全的工业体系，走过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才能走过的工业化道路。1937年的苏联工业水平由1913年的欧洲第四位、世界第五位跃升为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到德国法西斯突袭苏联的1940年，苏联钢产量为1830万吨，为1913年的4.5倍；汽油为3100万吨，为1913年的3.5倍；就是商品谷物，也比1913年多1700万吨。到战争的中后期，苏军不仅在士气上，而且在武器装备的数量上都占据绝对优势。各种火炮比德军多2.2倍，坦克多1.8倍，战斗机多6.8倍，从而赢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二是也应看到，即使在必须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中和严酷的战争状态下，苏联的农业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沙俄在1913年的谷物产量是48亿普特，而苏联在1937年已增加到68亿普特。二战之后，苏联农业发展一度缓慢，谷物生产停滞不前，既有苏联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为工业提供资金的重工轻农的经济发展方针以及高征购、大剪刀差等农业政策和过于集中、卡得很死的农业计划制度的原因，同时也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农村遭到严重破坏这一十分重要的原因。二战期间，侵略者焚毁了7万多个村庄，破坏和劫掠了98000个集体农庄、1876个国营农场以及2890个农业机器站，宰杀、夺去和赶到德国去的有700万匹马、1700万头牛，几千万头猪、绵羊、山羊以及1亿多只家禽。“农业中也缺乏人手。在1946年，集体农庄中有劳动能力的人比战前少29%”，各种农用机械大幅度遭到破坏，拖拉机的生产能力则处于1930年的水平。同样，苏联的工业也遭受极大的破坏。在1945年，消费品生产只有战前水平的59%。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其中包括农业的任务困难和复杂得难以置信，加上1946年苏联主要产粮区都遭受的50年不遇的严重旱灾，使得苏联农业雪上加霜。这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单独恢复和重建其工农业都是需要几十年时间，但在1950年的第四个五年计划完成时，也就是说，仅仅用了五年左右的时间，苏联整个工业总产值比二战前增加了73%，除个别指标外，各项工业指标都达到和超过二战前水平。尽管农业政策出现各种反复和曲折，但农业集体化水平、农业技术装备程度比二战前都大幅度提高，农业电气化明显增强，1958年的粮食总产量为85亿普特，这不仅远远高于沙俄1913年的48亿普特，而且超过战前1937年的68亿普特。因此，把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与“极大地破坏苏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简单地等同起来也是不符合事实和没有说服力的。当然，苏联的农业集体化也有十分深刻的教训需要总结。比如，变革和完善生产关系时，决不能忽视以生产力的一定水平为条件，忽视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不能采取强制手段，违背改造农民必须坚持自愿的原则；不能忽视不同地区发展情况，其具体形式应多种多样，不可过于单一等。

20世纪30年代镇压破坏苏联制度的敌对分子的决策，也是联共（布）中央的集体决定，不能说是斯大林个人的“指令”。尽管有严重错误，但肃反本身则是必需的。列宁、斯大林的战友莫洛托夫在1971年2月的谈话中仍然坚持：“党的清洗工作完全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 “我对这项政策负责……犯过严重错误，也有过火行为，但是，整个政策是正确的。政治局全体成员，其中也包括我，对错误都有责任。”

就肃反扩大化问题而言，这是个悲剧，令人痛心，但肃反本身是必需的。值得警惕的是，西方及苏联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总要夸大斯大林时期迫害致死者的数量，如2000万、2500万甚至4500—5000万。但据1954年苏联内务部起草的给赫鲁晓夫的报告：1921—1941年，因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有64万多人。据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数据，1930—1950年间因政治原因被判刑的为377万多人，其中被处决的为78万多人。根据叶利钦后来签署的《为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法案》，大清洗期间被镇压的人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能平反。

稍有尊重历史的态度的人，都会承认斯大林时期的巨大成就。对于斯大林时期出现的问题也要历史地看。就苏联的工业化、集体化而言，它是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包围、没有任何外援的条件下启动的。统计资料表明，1937年的工业产值已经相当于1933年的2.2倍，相当于1913年的5.9倍。通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苏联一跃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工业化国家。毋庸讳言，工业化过程中也出现了过分剥夺农民、对富农曾采取过火政策等严重损害他们利益的问题。这些代价换来的是，苏联打败了法西斯、社会主义政权得到巩固的巨大成就。当然，快速工业化的急迫性，带来了当时有些政策的强制性。

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之人，斯大林也是这样。斯大林犯过特别是后期犯过某些严重错误，如个人专断的工作方法，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苏联党的生活中和国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在肃反工作中，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在另一方面也冤枉了不少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我们也应看到，斯大林的错误虽然对苏联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但更加主要的是：他领导苏联实现了工业化、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为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不仅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也说明了他毕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的错误与他的成绩相比较，只居于第二位。总之，要把那个时期的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考察。辩证地对待和分析斯大林时期和斯大林体制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既不能忽视问题的存在，更不能搞全盘否定。因为存在一些具体问题就全盘否定那个时期的伟大实践，这必然在客观上给敌对势力反共反社会主义制造借口，这是令仇者快、亲者痛的事。

笔者曾与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作了几次深谈。有一次，他曾深切地对笔者说：“把苏联送入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人自己。我们俄罗斯人以我们自己的灾难为惨痛代价，成为耶稣，走上祭坛，向世人和历史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绝路、死路。某些西方大国绝对没有安好心，其他国家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我是苏共党员，现在仍保留着党证。但苏共垮台时，我也是抱着欢迎的态度。10多年来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使我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常怀负疚、负债、负罪之感。”

2002年，笔者在俄罗斯访问并与俄各界人士交谈时，其中出了这么一个题目：“以对国家或民族的贡献为根本标准，如果满分为十分，你分别为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普京各打多少分？”笔者共访问29位人士，其中有州长、市长、大学校长、医生、企业电工和会计、饭店保安等，从访谈的结果看，绝大多数对列宁和斯大林有极高的评价，而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评价较低甚至极低，有的甚至说“应处以极刑”。

2009年12月，正当俄罗斯各界纪念斯大林诞辰130周年之时，美国《时代》周刊报道：“斯大林在俄罗斯复活的高支持率。”俄罗斯公共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54%的俄罗斯人高度评价斯大林的领袖素质，而那些认为自己之前对斯大林的评价是“错误的”的人数比例则上升至35%。

斯大林在去世前不久曾说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可以这么说，现在，这一历史的风已经起于青萍之末，今后一些年必将拂掠于青萍之上。

二、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苏联剧变的原因及教训

什么是历史？历史由时间与空间组成，是相对于现在的过去式时空的存在。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所读的叫作“历史”的课本或书籍，仅仅是历史中特定人物的记忆或记录或认识。这些记忆或记录或认识是不是历史的本来面貌，揭示的是不是历史的本质和规律，需要认真地分析与甄别。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就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1889年10月，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又指出：“要知道在理论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因此，要获得对扑朔迷离的现象的本质认识，就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做具体的辨析。

一是一定要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来研究。从本质上说，由于每个社会各个方面的人士所处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不同，他们会对同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得出不同的结论。在根本利益完全不同的群体存在的社会里，对显而易见的最基础性的社会问题，常常会有完全不同的对立看法。在人民大众看来完全是复辟和剧变的事件，也会被另一些人称作“革命”或“获得自由”。列宁曾引用这样一句格言：“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因此，在人类实现大同以前，由于人们的认识不同，特别是所代表的根本利益不同，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的结论，总会有不同的陈述甚至激烈的争论，不要企求也决不会完全一致。但是，是不是没有完全的统一定论，就不存在一个真理性的正确的结论呢？不会的，那种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相对论和折中主义在历史的长河里是站不住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世界上所有真正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也是世界上所有真正的共产党人包括党员学者始终不变的价值观。因此，我们只能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来研究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而不能站在其他立场特别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相对立的立场上来研究。如果站在其他立场特别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相对立的立场上来研究，就不可能得出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相一致的结论来。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根本原因的不同解读，本质上都直接或间接反映了不同研究者的不同的研究立场。

二是一定要用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判断。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里所说的实践的前面省略了“社会”两个字。这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实践决不是个别人、个别政治集团或社会集团在短时间内的实践。这里所说的实践，其主体是指亿万人民群众，其时间是指一定的历史跨度。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真理观。有人总是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的体制，让我们来看看实践中的事实，就不难做出正确的结论。大家都知道，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从那时起至1975年大约50年时间内，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不管我们用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还是西方数据，都可以证明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除日本以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而苏联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实现最大的社会公正”，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做不到。由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早在1940年前后，苏联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西方有个统计，20世纪30年代苏联工业机床进口量的比例曾达到85%—90%。二战开始后，这些产品全部由苏联自己生产，这反映了苏联工业和技术的进步。当然，这也不等于说，苏联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存在缺点和问题。实践在继续，认识也在继续。再经过若干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我们有更加充足的信心，会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看得更加清楚。

2003年9月20日，在莫斯科我国驻俄罗斯使馆，笔者与俄国历史学家罗·亚·麦德维杰夫整整谈了五个多小时。他说：“2001年9月11日，是赫鲁晓夫去世30周年。为了解人们对赫鲁晓夫的感情和评价，一大早我就赶到新圣母公墓赫鲁晓夫的墓地。我从早看到晚，共有46人前来祭奠，但全是赫的亲属，其他外人没有一个。这能反映现在俄罗斯的人们对赫鲁晓夫的评价。而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都有人纪念。”笔者想，人民是公道的，社会实践是公道的。

三是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现象是本质的外部表现，本质是现象的内部联系。有时候现象彻底地反映本质，有时候现象部分地反映本质，有时候现象则彻底地掩饰本质。因此，我们要认清事物的性质，仅凭直觉和感性认识不行，必须透过现象，上升到理性思维，这样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与规律。马克思在论述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时说：“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个较为重要的章节，都冠有一个标题：革命的失败！在这些失败中灭亡的并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同样，我们可以对1991年前后苏东剧变得出以下结论：1.失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失败的是自赫鲁晓夫始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另一种教条主义；2.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或“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失败的是自赫鲁晓夫始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最终背叛社会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亦可说失败的是社会民主主义；3.失败的不是真正和原来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苏联共产党，而是自赫鲁晓夫始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的，从本质说已经完全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共产党来说，其在理论上的错误，主要是僵化、教条。但对自赫鲁晓夫始特别是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共产党来说，从形式和表面看，虽然也有不少僵化与教条的东西，但其本质已经开始并逐渐乃至最终的完全改变。

当然，戈尔巴乔夫也曾号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可以回顾历史，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世界各国有数十个集团和派别都以“社会主义”自诩，然而历史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内，甚至在更少的时间内，很快就揭露了他们的原形。对戈尔巴乔夫原形的揭露，则是在更短的三五年之内。判断任何人、任何政党的实质，不是看他们自己给自己穿上的漂亮衣服，不是看他们自己给自己取的响亮的名字，而是看他们的行为怎样，看他们在实际上宣传的是什么。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所以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因此，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也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其中包括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的失败。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上台起，苏联共产党已经开始逐渐变质。特别是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后期，尽管当时党的上层仍有雷日科夫、利加乔夫等一批竭力反对戈尔巴乔夫集团的领导人，下层也有很多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普通党员，但从整体和本质上说，此时的苏共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此时的苏共，亦非彼时的苏共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苏共垮台，亦不是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苏共垮台了，而是已经蜕变为社会民主党亦即资产阶级政党的垮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开始脱离、背离、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苏共垮台，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它以这一血的教训告诉世人，对于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来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脱离、背离、背叛不得。这个自赫鲁晓夫始开始脱离、背离、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蜕化变质的“苏共”不垮，天不公、地不道。如果这样的主义、政党不及时失败、垮掉，苏联人民可能会进一步延长自己的阵痛。要深入研究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就必须首先界定清楚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社会主义和真假共产党这样一些基本概念。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抓住问题的本质。

四是一定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抓住决定事物性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表象地认识事物，若如是，则会像盲人摸象一样，各执一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有多种原因，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类：一是外因，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和平演变”和对其军事威胁与争霸；二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端；三是自赫鲁晓夫始对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的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的最终背叛。以上三类原因中，第三类就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并且是决定事物性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在分析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时，抓住了这一主要矛盾，就很容易把其他矛盾捋清楚。

五是一定要正确认识因果关系，不要倒因为果，也不能倒果为因。1.任何结果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原因的结果。现象的因果联系是客观的、普遍的。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这一重大事件原因分析的唯心论、不可知论以及无所作为的思想，都是不对的。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中，一个重大事件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原因所形成的结果。2.原因和结果的联系，不仅是客观的，而且是辩证的。原因与结果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原因与结果，首先表现为他们的对立性、排斥性。比如，苏共这个执政党党内出了问题，是这个原因引起了苏联的经济没有搞好、民族矛盾冲突、对美争霸等等。而决不能倒果为因或倒因为果，说是由于经济没搞好等而导致党内出了问题。其次，原因与结果又表现为他们的统一性。他们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比如，事物具备了一定的原因和前提条件，就必然产生一定的结果。1991年前后苏联所收获的“盛怒于土囊之口”的剧变“风暴”，正是苏共20大播下的全盘否定斯大林之风并不断发展的结果。苏联党内特权阶层的出现，既是苏共20大赫鲁晓夫集团开始背离、背叛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的结果，又是人民群众对苏共进一步丧失信心的原因，以及最终从思想上、政治上形成一整套错误路线和政策的原因。

六是一定要把对事物的认识最终上升到理论，上升到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苏东剧变的重大事实，迫使我们必须对其历史做一番新的研究，这就需要在理论方面做许多工作。因为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找到正确的答案。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明显的脉络：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出在苏联共产党党内，党内存在的问题中，理论上的问题是发端。理论上出现问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理论素养，理论素养的低下则必然导致其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动摇。综观苏共历史，列宁是坚定、清醒而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时期党的理论出现过问题，但所出的问题仍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到赫鲁晓夫时期，党的理论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逐步完成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脱离、背离、背叛，所以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

笔者曾与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交谈，向他请教苏联解体的原因。他说：“苏联解体前后，我正好在莫斯科。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戈尔巴乔夫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笔者不解。他又解释说：“试想，保罗二世今天宣布上帝不存在，明天的基督教世界将是什么模样？！”应该说，他讲得很有道理。

说苏联演变的发端来自苏共党内的理论，这是不是说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该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找呢？不是。马克思主义明确告诉我们：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这里就有三点分外值得注意。一是苏联社会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旧俄国基础上孕育、突变而来。旧俄国遗传给苏俄一定的生产力、资金和特定社会环境，从而规定其一定的发展并具有其特殊的性质。比如，无法跨越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以及赎买一些人的专长所必须实行的高额工资等等。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大的生产方式、生产体系的冲击和影响。在战争年代，人们凭着坚定的信念，支持着顽强的奋斗。在和平时期，在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动与被动打交道的过程中，尽管从综合国力上苏联与美国可以比肩，但由于所有制、分配方式及其生活方式的不同，使得一小部分所谓的社会精英，产生对西方世界少数人占有社会绝大部分财富的深深“爱慕”之情。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手中握有的强大的物质财富即金钱的冲击。马克思所说：“剌刀尖碰上了尖锐的‘经济’问题会变得象软绵绵的灯芯一样。”恩格斯明确做出这样的判断：“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早在1918年12月，列宁在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美国威尔逊之流“美元多得很，可以把整个俄国、整个印度以至整个世界都买下来。”列宁还指出，收买就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1920年，列宁又指出：“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五分之一），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这种大量的超额利润（因为它是在资本家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充分认识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么，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些论述令人深思。西方强国不仅用美元收买本国的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而且更加注重收买其他国家的“关键人物”，收买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据戈尔巴乔夫助手博尔金回忆，戈在上台后不久，就从西方得到许多奖金、奖品、稿费，其个人账户上很快就有了一百多万美元。2003年9月20日，笔者在莫斯科与历史学家、政论家罗·亚·麦德维杰夫交谈时，他说：“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个人都拿了西方的不少钱。我的一本厚书，在英国出版，得了两千英镑稿酬；在美国出版，得了一万美元。据我所知，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薄薄一本小书，在美国出版，却得了三百万美元的稿酬。叶利钦的第一本书在西德出版，就得了40万马克；在英国出版，得了十万英镑。”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美元对苏联特殊阶层的贿赂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西方的吹捧和收买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彻底背叛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原动力之一；“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们”在苏共党内的出现，也是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世界收买的结果。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们”是靠出卖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方式，而非分占有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劳动的。以上三点，可以说是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苏共执政党内产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经济根源。经过理论的剖析，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一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史，同样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并且是一部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史。

三、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中我们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突出的事件。总结和分析这一最大的悲剧事件，起码我们应该汲取以下经验教训。

第一，必须坚持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工作，正确及时地反对各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理论非常重要。理论正确，党就坚强，政策就正确，思想就统一，经济就发展，社会就稳定。反之，党便涣散，政策便失误，思想便混乱，经济便停滞甚至倒退，社会便动荡。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从另一角度来说，错误的理论必然产生错误的行动。正确理论是革命的先导，错误理论是垮台灭亡的先导。重视理论的根本体现，就在于勇于、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实际和时代的发展相结合，在不断出现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的情势中始终把握正确的方向。这就需要及时正确地反对各种教条主义。仅仅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词句，不管具体情况和条件的变化去生搬硬套，我们可以把这称之为“东教条”；借口所谓情况和条件的变化，否定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却把西方的种种理论奉为神明，按照西方的理论去进行“思维”和“创新”，我们可以把这称之为“西教条”；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方理论都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主张从中国儒学等传统文化中找出路并以此为指导，我们可以把这称之为“古教条”。无论是“东教条”“西教条”或是“古教条”，都在我们坚决反对之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还要反对经验主义，决不能忽视理论。如果以为正确的理论是空洞的没有实际用处的东西，只有自己积累的实际经验才可靠，这必然也会或迟或早品尝到忽视理论的苦果。以上三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不同时候、不同情况下会有各种不同的表现，但在一定时候一定情况下，往往会以一种错误倾向为主。我们应根据情况的不断变化，及时调整我们的相关政策。否则，在反对各种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过程中，就会陷入另一种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窠臼。

第二，必须坚持把最高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国家和民族的人手里，并始终高度重视培养年龄结构合理的一批又一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任何重大事件及其后果，都不是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因为，人类历史演进的最终原因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而不同国家的生产力发展赖以进行的历史环境也对其产生作用，从而使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此外，每个特定的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己特定的代表人物，如果没有这些人物，它也会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列宁和斯大林是无产阶级及其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突出代表，而戈尔巴乔夫这个特定的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于苏联，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纯粹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但是，必然往往通过偶然开辟道路。这是因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苏共20大及其以后的社会条件，决定了这个时候不出戈尔巴乔夫，也必然会有其他的替代者出现。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而历史的逆流，则会推拥出逆动的人物。戈尔巴乔夫们和叶利钦们，是几十年间苏共党内和社会上企图在苏联最终确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力量的代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在苏共党内力量的代表。戈尔巴乔夫们和叶利钦们要最终在苏联消灭共产主义的动机，决不是其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所决定的。我们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曲折不会自己消除，光明也不会自动到来。两军对垒帅坐镇，从一定意义上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较量，是其各自政治力量的代表领袖间的较量。资产阶级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自己的代表人物，我们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更加注重培养和选拔自己事业的代表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才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推动历史在曲折中不断前进，经过反复的艰难困苦的斗争，最终把逆历史潮流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

2010年4月底，笔者率代表团访问俄罗斯。4月28日在俄罗斯国家杜马与俄罗斯共产党代表座谈。参加座谈的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俄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在谈到苏联解体过程中苏共领导层的责任与西方因素时，逐字逐句地引用了1991年11月18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在美国休斯敦对出访美国休斯敦的一批苏联炼油和石化专家的公开演讲。此时的撒切尔刚卸任一年多，她曾在大学学过化学专业。撒切尔说：“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我讲的不是军事威胁。从本质上讲，军事上的威胁并不存在。我们这些国家装备精良，包括核武器。我指的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政策，加上独特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如果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地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主要的手段是将其拖进军备竞赛。”“我们的政策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利用苏联宪法上的漏洞。苏联宪法在形式上允许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只需凭着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简单多数）只要有意即可迅速脱离苏联。当然，由于共产党和强力部门的凝聚作用，长时间里这一权利实际上很难实现。但这一宪法漏洞还是给实施我们的政策留下了未来的可能。”“遗憾的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苏联的政治形势长期保持十分稳定。”“我们由此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便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是我的专家智囊的评估意见（我周围始终有一支很专业的苏联问题智囊队伍，我也根据需要促进和吸引苏联境内对我们有用的人才出国移民）。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们对此人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专家智囊中间围绕以下一个问题争论激烈、分歧很大：是否推举叶利钦作为‘人民阵线’的领袖，进而推选其进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接下来成为俄罗斯领导人（以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抗）。智囊团多数人的意见是反对叶利钦的提名，考虑到他的过去经历和个性特点。”“不过，后来经过多次接触和约定，后来还是决定‘推出’叶利钦。”“在1991年8·19事件期间，我们也给予了叶利钦以极大的支持。”“这样一来，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果然，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与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凯维奇在别洛韦日丛林签署了关于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这实际上表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苏联在事实上已经解体了，这距撒切尔演讲仅有20天。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解体，这距撒切尔演讲也只有一个月零七天。这又一次说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不仅特别注意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而且特别注意在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培养自己的代理人。这也又一次说明了毛泽东同志强调“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远见和正确，说明邓小平同志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的远见和正确，说明了在体制与人的关系上从一定意义上讲“关键在人”的深刻道理。

第三，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加强党内监督。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那段著名的谈话值得我们永远铭记。黄炎培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关于人人负起责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政治思想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和根本目的是人民当家作主，而人人负起责来则是达到这一根本目的的根本途径，舍此别无他途。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事业唯其艰难，就是真正让人人负起责来的艰难。全体党员不论职务高低，一律平等，均享有党章规定的直接或通过代表间接地处理党内所有事务，其中包括确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权利。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要讲真话、实话、心里话。这就是要保障党员能够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充分发表不同意见。党内对任何问题的讨论，应该是平等的、自由的。只要是从党的利益和工作出发，就要允许充分发表意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而在党内真正形成敢说真话、畅所欲言的良好政治氛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党内团结，有利于行动的高度一致。那种压制不同意见、搞“一言堂”的做法，是和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格格不入的。

第四，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时时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始终不变的价值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亿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我们始终不变的真理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是我们始终不变的动力观。我们是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有机统一论者，是价值观、真理观和动力观的有机统一论者。立场、观点、方法，价值观、真理观、动力观，全部有机统一到人民群众这一主体上。我们深知，离开群众，任何人、任何集团和政党，必然一无所成。群众中的个体是一滴水，一滴水很容易干涸，但一滴滴水汇聚在一起，便成溪成河，成江成海。对于各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歪风邪气和错误潮流，群众在一定条件下、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无能为力，显得风平浪静，但在特定条件下，就有可能掀起巨浪、翻江倒海。正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站立在人民这块大地上，我们才能永久成为力大无比的英雄安泰。

第五，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并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他们所阐发的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原理，我们必须坚持和遵循，而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物质是运动的，情况是经常发生变化的。我们必须不断解放思想，及时进行改革，采取新的举措，以不断适应新的发展变化着的新形势。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各自的优秀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各种特有资源，这都需要我们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派，进行学习借鉴和引进；与此同时，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十分需要被介绍到世界上，并用我们的各种资源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互通有无、互利合作。这就需要我们长期坚持开放的政策，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任何国家关起门来搞建设都是不能成功的。正因如此，坚持改革开放应是我们长期坚持不变的强国战略。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改革开放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这就是方向道路的问题。我们的改革开放，都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巩固与自我完善，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提高。因此，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独立自主，高度珍惜并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国家独立自主的权利；否则，就会如邓小平所说，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第六，必须坚持高度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阴谋。从一定意义上讲，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就是要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这里所讲的，不仅是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指战争与和平各自独立形态时内部的相互关系。巴黎公社革命揭开了全人类解放事业的新篇章，但由于无产阶级自己的仁慈和天真，没有处理好战争问题，结果惨烈地失败。无产阶级深刻地汲取了这一教训，此后，社会主义的苏联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中国和朝鲜、越南又先后取得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胜利。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无产阶级在处理战争问题时，由于人民群众和正义的强大力量，往往比较得心应手；但在处理和平问题时，即在对付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问题时，却往往缺乏经验，结果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这样重大悲剧的出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前总统威尔逊便宣称：“民主”是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国内秩序，由此当然也能普及于国际秩序；“新的自由民主”将是美国“重要输出品之一”；要确保民主在全世界通行无阻。二战结束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乔治·凯南和前国务卿杜勒斯先后提出“和平演变”的理论，但美国当局重视不够。美国在经历主要运用“硬实力”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失败之后，便进一步知晓“民主、自由、人权”等“软实力”的重要性。这一转折发生在尼克松政府时期。1968年年底，尼克松当选为美国第37届总统。此时的美国在世界上30个国家驻军100万，对全世界近100个国家提供军事或经济援助。特别加上已陷入近6年的越南战争，使其财政经济状况逐渐衰落，国际收支发生危机，从而不堪重负。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其就职演说中说：“经过一段对抗时期，我们正进入一个谈判时代”；“历史所能赐予我们的最大荣誉，莫过于和平缔造者这一称号”，“我们邀请那些很可能是我们对手的人进行一场和平竞赛”。此后的美国历届政府越来越重视对其“软实力”的运用，这才有煌煌苏联的解体与庞大苏共的垮台。从此，美国各届政府与其他各国特别是大国、强国打交道时，便更加重视“软实力”的运用。

我们应当清醒认识，西强我弱局面有可能较长时期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将长期并存，有合作、有竞争，同时有激烈的较量。两种制度的根本战略目标不可能共赢。因此，我们在高度警惕西方对我运用“硬实力”的同时，更应高度警惕对我运用西化、分化的“软实力”“巧实力”。我们还应特别注意到，在新的形势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软实力”中“金融操纵”“非政府组织渗透”“信息干扰”等新武器的新作用。(注释略)

作者：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北京市，100732）

来源：《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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