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纪念文章中还指出：“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至于哪一个国家的无产者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期间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让我们沿着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近100年来，对十月革命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争锋从来就没有止息过。“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相对来说，当社会主义运动处于兴盛之时，连法西斯希特勒也要把自己称之谓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了，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便对十月革命进行诬蔑、造谣、攻击，受此影响，对十月革命误解的人也会多起来。但历史事实和科学真理的本身并不会因骂声高低多寡而改变。

十月革命有着坚定正确的理论基础

有人说,十月革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有人还说，十月革命是一个偶然事件，是个“早产儿”，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因而导致了后来苏联的亡党亡国。

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生产日益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对抗性矛盾出发，得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历史总趋势。这里讲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和历史的必然趋势，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此同时，他们根据当时的情势，又对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时间、地点等做出过预言，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结论。比如，恩格斯在1847年10月底—11月写成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应该说，这一观点从分析当时自由竞争为主要特征的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出发，得出了符合当时历史发展辩证逻辑的结论。但我们应该看到，《共产主义原理》是恩格斯受托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纲领的初稿，恩格斯本人并不满意，后被他在1847年12月—1848年1月间同马克思起草的《共产党宣言》所代替，而《共产党宣言》中没有再使用“同时发生”的提法。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变化，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预见到美国将发展成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并认为欧洲要避免陷入对美国的依附地位，唯一条件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以后，他们再没有重提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的设想。恰恰相反，在1848年革命特别是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除了继续努力推进西方发达国家的革命创造条件之外，还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世界的东方，特别是俄国。他们认为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说“只要俄国一发生革命，整个欧洲的面貌就要改变”。

我们知道，列宁所处的时代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相差半个世纪。当时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资本集中和垄断的思想，将其发展为完整的帝国主义论。

列宁分析指出，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空前加剧，一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跳跃式发展，从而改变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加剧了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在国内加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加剧工业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间的矛盾。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不仅受本国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者的压迫,而且还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这样,某些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就成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统治体系各种矛盾的焦点，容易造成革命形势。所以，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的绝对规律，从而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任何个人、政治派别或阶级政党都不能单凭自己的“意志”制造出一场革命。十月革命绝不是由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强加给俄国的，而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统治阶级的反动压迫，内部政治矛盾异常尖锐，外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激化，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造成了列宁所讲的那种革命形势：“‘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结果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这个世界资本主义统治体系的“薄弱环节”中首先发生并获得了胜利。

列宁提出的“一国胜利”说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既科学地考察和深刻地分析了世纪之交的国际政治经济状况，又不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早年说过的“同时发生说”的具体结论，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成为了现实，从而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其实，有的人所说的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云云，其本质不仅是想否定十月革命道路的本身，而更是为了否定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进而推销他们的民主社会主义等主张。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已经证明十月革命道路是完全正确的。社会主义的苏联从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科学和文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成为打败法西斯的主力，挽救了欧洲的文明，帮助东方人民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并鼓舞和支持了所有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鼓舞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反殖民主义运动和一切争取人类进步的运动。无论是西方的统计还是苏联官方学院统计都表明，从1950年到1975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4.8%，而美国同期的增长率为3.3%。而苏联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实现最大的社会公正”，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做不到。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完全崭新的制度，她的最终任务是要彻底消灭剥削和压迫。因此，在其认识和探索的道路上，必然会遇到挫折甚至犯下错误。列宁说过：我们干了许多蠢事，但我们干的蠢事，是说“二二得五”，而我们敌人干的蠢事，是说“二二得蜡烛”。我们当然承认苏联共产党犯过错误，从一定意义上讲，世界上没有不犯过错误的政党。我们反对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但也承认斯大林本人和斯大林时期干过“二二得五”的“蠢事”;而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干的却是“二二得蜡烛”的“蠢事”。这也就是说，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所干的“蠢事”是背叛人民根本利益的“罪孽”，这与斯大林时期所犯的错误有着根本完全不同的性质。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决不在于十月革命道路本身，而恰恰在于从赫鲁晓夫直到戈尔巴乔夫逐渐脱离、背离和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所致。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1941年至1945年的卫国战争期间仅仅下降了22%)，工业生产减少了64.5%，农业生活减少了60.4%，卢布贬值，物价飞涨五千多倍。苏联解体还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使国外原有的15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10个国家改变性质或不复存在，使世界社会主义步入空前的低潮。

自然科学可以搞多次试验，新生事物诞生后人们往往是欢呼雀跃。世界上第一个电灯只闪了10多秒钟，第一架飞机只飞行不到一分钟。而社会主义的苏联却坚持了整整74年。我们决不能因为后来的苏联解体而谴责为人类开辟崭新道路的十月革命本身。

通过造谣攻击列宁进而否定十月革命同样站不住脚

二战结束，冷战开始。美国中央情报局慷慨资助有关研究机构设计了一个专门打掉苏联人民长期以来在实践中形成的对列宁也包括斯大林情结的“哈佛方案”。

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上台后，首先遭到攻击的是斯大林。到了戈尔巴乔夫集团执政后期，列宁也成了苏联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击的目标。他们捏造出很多谎言，反复“营销”。所谓“列宁是德国间谍”就是其中之一。他们说，十月革命“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是在西欧一小撮阴谋家和冒险家的情报机关帮助下，由‘德国奸细’列宁和‘英美’特务托洛茨基密谋组织、挑唆完成的一次‘政变’”。戈尔巴乔夫时期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雅科夫列夫也公然声称：“十月革命是德国总参谋部的行动。列宁在1915年3月得到了200万马克以进行破坏活动。”直到2009年，持反苏、反共立场和观点的俄罗斯学者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罗斯史》依然在引用这类所谓的事实。这一所谓的“史事”，在当今我们中国国内的小报小刊和微信上也不时出现。

让我们来看看历史的真相。

首先，列宁回国根本不是德国政府的“指示”，而是俄共(布)中央的决定。在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7年版的《列宁回忆录》中，记载了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1917年3月底，中央局经过加涅茨基转来了一封电报，内称：“乌里扬诺夫(列宁)应当立即出发!”这就是铁证。

再有，列宁回国前确实也答应了德国政府的某些条件，但这完全不等于是充当德国的间谍。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德国与俄国是交战国。德国政府允许列宁一行40余人途径德国回国时，曾设立了这样两个条件：一是回国者必须在俄国展开“反战鼓动”，二是归国者要争取俄国释放与其同等数目的奥地利或德国战俘。

关于“反战鼓动”：反对参加一战一直都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战略策略。列宁和党组织早就认为，当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争霸的非正义战争，这样的交战只能给俄国和德国人民带来痛苦。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与德国政府的“反战鼓动”出发点和目的也截然不同。

关于“争取释放战俘”：双方的协定里只是注明“争取释放”，并非必须做到，而返回国内的40多名俄国人绝大多数都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人物和骨干力量。

因此，从策略上考虑，上述两个条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再有，与德方谈判和签订协定的整个过程以及过境的具体安排也是完全公开透明的，有瑞士、瑞典、波兰、法国、德国、挪威等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联合签署的证明书为证。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曾明确表示“：列宁并没有收取过德国政府的任何资助，这也早已是公认的历史事实，包括西方史学界，在美国、法国都有专著论证。”

精心抛出的谎言往往有相关所谓的“证据”支撑。那么，“列宁是德国的间谍”之说的所谓证据何在呢?

十月革命前夕，俄国临时政府不仅逮捕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又以伪造的所谓的“西逊文件”作为“布尔什维克被德国黄金收买”的支柱性论据，以“德国间谍”的罪名通缉列宁。这份伪造的“西逊文件”说，1918年，美国外交人员艾德加·西逊在彼得格勒以2.5万美元得到这些文件，其中包含所谓德国总参谋部资助布尔什维克的情报，以及德国方面对自己的所谓“代理人”布尔什维克下达的指示。一些追随临时政府的报刊大加渲染。这也就成了“列宁是德国间谍”之谎言的由来。对此，列宁十分气愤，一度曾坚持要亲自出庭以揭露敌人的诽谤。但为了保护领袖，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断然决定不让列宁出庭，并安排他匿居芬兰边境指导十月革命。就是在此时此地，列宁写出了著名的《国家与革命》一书。

后来，苏联国内外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对“西逊文件”做了大量、详尽的研究，其中包括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索博列夫、斯塔尔采夫，甚至连著名反苏、反共的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都认定，这份文件从头到尾都是伪造的，比如一些本应来自德国间谍机构的关键性文件，却是出自俄国旧式打字机，是来自俄国本土的伪造。

俄国2009年和2012年先后出版的官方历史教材——俄国历史教师参考书《俄罗斯历史1900-1945》全面批驳了“列宁是德国间谍”这一谎言，明确指出，“上述谎言不过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一些反动报刊散布的虚构神话”，“列宁并没有做任何败坏其名誉的事情”。

俄罗斯各界近年的反思也有力地证明着十月革命的正确

自1999年起，俄罗斯社会舆论中心连续多年在列宁诞辰前夕(4月22日)就俄罗斯民众对列宁的历史作用评价作跟踪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社会对列宁的评价稳中有升。早在1995年5月，在庆祝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的游行队伍中就出现了斯大林的画像，飘扬的红色战旗上镌刻着“为了我们的苏维埃祖国”，当年俄罗斯还发行了纪念斯大林的邮票。

2011年，苏联解体二十周年的前后，《俄罗斯报》随机调查了254位各界民众。问卷共有五个题目，其中第一个题目是：“今天，说到苏联能使您联想到什么?当你看到缩写词CCCP(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俄文的缩写)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什么?”90%以上的答案是颂扬和怀念。64岁的退休人员维塔利说：“闭眼不看现状，为过去而自豪。”51岁的退休人员弗拉基米尔认为：“那是世间少有的幸福、和平、善良和仁爱的国家。它像一只幸福鸟一样离开我们飞走了，寻找不会出卖它的人去了。”这份问卷的第四个题目是：“二十年来独联体国家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什么变化对于您是最重要的?”90%以上的人感到痛惜和痛苦。20岁的大学生阿尔卡季说：“对未来丧失了信心，大家都只顾眼前。”24岁的职员安东说：“俄罗斯古已有之的术语‘委员会’被外来的——‘民主制’换掉了。其后果是，俄罗斯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什么都没有了。”

2016年3月，俄罗斯人以执政前后国家的总体情况、人口数量、居民生活水平、国家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全球影响力等十项标准，评价20世纪以来俄罗斯的十位领导人的功过，包括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梅德韦杰夫、普京。结果显示，列宁、斯大林、普京的上述得分均为正面，并列第一。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有9项评价均为负面而位居最后。

当年流亡到美国并因苏联解体立下汗马功劳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在苏联解体后回到国内。当他看到国内民生凋敝、经济崩溃的惨状时，开始为当年谩骂自己的祖国而忏悔。他坦率承认当年写作《古拉格群岛》中被镇压犯人的人数不准确，说：住在监狱的人往往容易夸大被关押犯人的数字，因为他们看不到档案数据。忏悔之余，他无比痛切地长叹：“是我害了我的祖国!”

对于苏联的解体，普京总统用“灾难”来形容。他明确反对在苏联问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表示：否定历史会使整个民族“数典忘祖”。就在2016年1月25日，普京向来访者透露，他至今仍然保存着自己的苏联共产党党员的党证，并且非常喜欢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普京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呢?普京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那是在一个温暖夏夜，普京开诚布公地谈论起国家的命运。他问那些身边的人，谁才是俄罗斯史上最大的叛国贼。但他并没有等待属下们回答。他说，俄罗斯史上最大的罪犯，是那些把权力扔在地上，让一些歇斯底里的疯子捡起来的懦怯者，比如尼古拉二世和戈尔巴乔夫。”

2009年5月15日，时任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签署第549号总统令，成立了直属总统的“反击篡改历史、损害俄罗斯利益委员会”，决定与那些肆意篡改历史的阴谋作斗争。此后，一些新的教材诞生了，其中对一些历史问题进行了澄清。比如，2009年，俄罗斯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俄罗斯历史(1900-1945年)》，其中描述道：十月革命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俄国大革命，它的意义远远超越了民族范畴的革命。

笔者曾与刚刚去世不久的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吉塔连科几次深入长谈。他深切地对笔者说：“把苏联送入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人自己。我们俄罗斯人以我们自己的灾难为惨痛代价，成为耶稣，走上祭坛，向世人和历史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绝路、死路。某些西方大国绝对没有安好心，其他国家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斯言十分中肯。

我们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多次反复强调反面教员的独特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和谈话中引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列主义”，又多次提醒全党要认真汲取苏联亡党亡国这一惨痛历史教训。在苏联十月革命100周年即将到来之时，深刻认识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深刻汲取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对于加强我们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对于我们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早在95年前，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纪念文章中就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我们对自己工作的整个实际经验也就思考得愈深刻”。事实确实如是。

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纪念文章中还指出：“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至于哪一个国家的无产者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期间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让我们沿着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列宁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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