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在美兆健康体检中心查体，突然发现，左眼视力骤降，才一年的工夫，就从1.0降到0.3。我知道，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生命体验，岁数大了，每年说不定都会有个把零件不好使，需要修理，直到有一天全部报废。
黄斑病变是老毛病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查出，现在终于到了应该大修的时候。从北大校医院转到北医三院，说是青光眼。后来到人民医院，找到著名的黎晓新大夫，她说我是黄斑前膜增厚，应手术剥除，晶体老化，早晚得换，干脆也一块儿做了。
有病不治等什么，我同意手术。问题是，五月十八日，我要到美国访问，事皆前定，二十三天，四个地点，每天干什么，人家全都安排好了，临时变卦，不好意思。手术被拖后。
六月十日回北京，回到北京就十一日了。第二天是我生日，学生请饭。去年，我跟他们说，二零零零年我就活够本了，剩下的日子是个饶头。今年你多大?刚好十三岁，我自己给自己这么算。但小区居委会来电话，让我去拿老年证。六十五岁，凭这张卡，坐车不要钱，公园随便进。
六月二十八日做手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直在家熬着。全部恢复要三个月。现在用右眼写字，一天写一点儿，和以前一样，讲点眼跟前儿的事。
这本《鸟儿歌唱》是丁超和陈轩选编，两个年轻人，朝气蓬勃，一个来自北大，一个来自清华。
我是宅男，喜欢闹中取静，有在电视机前写作的习惯。我不订报纸，也不太上网，每天打开电视，只是留心一下有目共睹谁都看得见的大事件。太多的消息懒得看。蛊惑人心的谣言，人云亦云的舆论，我一向持怀疑态度。
我是身在二十一世纪，心在二十世纪，目睹世纪之变，做一点前后对比，讲一下我的文化立场。
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几乎年年去美国。二十一世纪，我只去过三次美国，二零零一年一次，二零零七年一次，今年是第三次。十三年唰的一声就过去了，美国还跟从前一模一样，就像奥威尔从血腥的西班牙内战回到他的祖国时所说：
英国——特别是英国南部，也许拥有世界上最和谐的风光。在经历了漫长旅程，特别是当你从晕船中逐渐缓过来以后，突然发现自己坐在列车专用丝绒坐垫上，你很难相信在哪里真的在发生什么事情。日本发生地震、中国发生饥荒、墨西哥发生革命?无须担心，明天早上牛奶还会放在门前的台阶上，《新政治家报》也会照常出版。工业都市离这儿非常遥远，烟雾和穷困被掩藏在地平线下面。这里依然是我童年就已熟悉的英国：被铁路分割的大地上满是鲜花，站在草地上的马静静地吃草，缓缓流淌的溪水，溪边的柳树，榆树上的榆钱，农舍旁的草丛，伦敦郊外寂静的原野，肮脏河面上漂浮的船只，熟识的街道，海报栏上板球赛和王室婚礼的公告，男式圆顶高礼帽，特拉法加广场的鸽子，红色的巴士，身着蓝制服的警察——所有这一切都睡着了。英国睡意蒙眬，我有时担心我们永远不会醒来，直到被炸弹的轰鸣惊醒。(《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的结尾)
他说的“炸弹的轰鸣”是他的不祥预感。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演，后来的事情被他说着了。
美国在地球那边做梦，也是让珍珠港事件炸醒。
二十一世纪是由“九一一”的爆炸揭开帷幕。新世纪，革命虽已沉寂，战争并未消亡。“反恐”给小布什、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提供了最好的借口。他们穷兵黩武，把这个世界折腾惨了，也把美国折腾惨了。奥巴马继承了他们的烂摊子，也继承了他们的馊主意。在对外政策上，美国依然故我。难怪今年四月，美国在世的五个总统聚首达拉斯，共叙爱国情怀。奥巴马一席贴心话，让小布什热泪盈眶。
上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易帜，美国和北约把欧洲搞定，世界三大块，只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其他两块都未搞定，没有搞定的地方都是潜在的战场。
中近东，教俗之争是大问题。美国推行世俗化和民主化，往往事与愿违。世俗化程度较高的政权往往亲美，但不是君主制就是军主制(军人专政)，非常独裁，非常专制，非常腐败，利益高度分化。真正的民主选举，又往往选出的是带有草根色彩的传统宗教势力，让美国不待见。各派势力斗法，一次次重新洗牌，按下葫芦浮起瓢，每次都是翻烙饼。如今叙利亚深陷内战，埃及局势大乱，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每天爆炸不断。这两天的消息是“基地”分子劫狱，二十五家美国使馆关门。这一地区，本来是英法两国的老地盘，美国希望它们赶紧搭把手，让它重返亚太。
亚太是美国大兵死伤最多的地方。二次大战，美国打败日本在这儿。冷战时期，美国一挫于朝鲜，二挫于越南，两次同中国交手，也在这儿。现在，美国战略东移，当年的柏林墙对峙被搬到“三八线”，当年围堵苏联的飞机战舰被部署在第一岛链。人家兴师动众干什么?当然是围堵中国。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见《一九八四》)奥威尔的三句名言，至今没有错。
苏联退出冷战，中国告别冷战，但美国从未放弃冷战，后冷战仍是冷战的继续。
有一天，大概六月六七日吧，我在费城一家旅馆，睡前借电视催眠，迷迷糊糊，眼前蹦出一个年轻人，口中念念有词，下面有字，一会儿“棱镜”，一会儿“泄密”，一会儿“老大哥在盯着你”。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今年的头号新闻人物——斯诺登。他从夏威夷到香港到莫斯科，每天都有报道，一举一动，揪着全世界的心。眼瞅一个月了，故事没完没了，直到八月一日，他才有了临时避难的证件。
“新世纪的福音”怎样变成噩梦?
二零零一年的阿富汗战争和二零零三年的伊拉克战争，让我们想起了越南战争。那次战争，全球上下，包括美国，不分左右，一片喊打。
二零零八年的金融风暴，让我们想起了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大萧条。那次危机，全球上下，谁都叫苦不迭，最后逼出个法西斯主义。
二零一三年的斯诺登事件让我们想起了奥威尔。他让我们重新思考：谁是这个世界的“老大哥”?“电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这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事实比宣传更能教育人。
说人洗脑者，正是洗脑人。
这本书的头一篇是《读〈动物农场〉》，对我最重要。奥威尔的书，过去读过，不全面也不深入。二零零七年，我把我能找到的书全都找来，搁在一块儿读，感觉大不一样。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我发现，他的故事，经西方意识形态导读，人云亦云，几乎跟指鹿为马一样。
《动物农场》是写苏联。这段历史有点像咱们的《水浒传》：造反——围剿——招安，也是三部曲，结局是“人猪和解”。他骂猪。猪背叛动物，像人一样站起来，重归主流，在他眼里，不是喜剧，而是悲剧。动物农场，什么动物都有，既有传播社会主义革命的鸽子，也有传播资本主义福音的乌鸦，既有吃苦耐劳能战斗的老马，也有好吃懒做、偷奸耍滑、爱占便宜的老猫。他的立场，其实很清楚。他说，他既不站在“人”(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一边，也不站在“猪”(伪社会主义)一边，而是站在“当牛作马”的“动物”一边。
《一九八四》是讲冷战，从一九四八年预言一九八四年。西方围剿苏联，长达七十三年，头三十年写进前书，后四十三年属于冷战。二次大战，英法纵容德国从西边包抄苏联，美国纵容日本从东边包抄苏联，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反而与苏联结盟。战后，共同的敌人没了，双方对峙，又回到这两个包抄点。冷战，实质还是“围剿——反围剿”，苏联是被围者。围者把被围者堵在家门口(封锁是因，封闭是果)，说大白天的，你关什么门儿，自个儿拿“铁幕”罩着自个儿，“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妈妈回来了，妈妈来喂奶”。冷战时期，苏联就像“麻胡子”(参看鲁迅的《二十四孝图》)，是专门吓唬欧洲人的。奥威尔跟后来的许多西方左派一样，患有恐苏症，唯恐苏联吞并欧洲，使“极权主义”传染全世界。当时，共产主义和左翼运动如日中天，让整个西方世界浑身发抖，他这么想，不无道理。更何况对抗本身也是传染：你有弹，我有弹;你抢地盘，我也抢地盘;你抓特务，我也抓特务。彼此彼此，互相都受对方的情绪感染，剑拔弩张。奥威尔预言的“三国演义”：英美是大洋国(包括英联邦和拉丁美洲)，苏联是欧亚国(包括欧洲大陆)，中日朝韩是东亚国。西亚、北非和南亚、东南亚是三国争夺的中间地带，细节跟后来的发展有出入(主要是欧洲被苏联吞并)，但大格局没有错。有趣的是，它的故事场景不是选在欧亚国，而是选在大洋国，他害怕的是祸起萧墙。
老大不是“老大哥”，谁是“老大哥”?
福柯说，驯化和监视是现代社会的两大法宝。这两样，《一九八四》都有描述。
驯化是洗脑，从报纸到电视，从官方宣传到大众娱乐，从监狱、军队到教堂、学校，什么都可以是驯化。别以为光社会主义国家有洗脑，资本主义国家的洗脑，历史更悠久，功能更强大。比如五一劳动节、三八妇女节，本来是美国发明，但现在很多人都以为，这是苏联的发明。
监视，手段也很多。《一九八四》讲监视，给人印象最深，莫过“电屏”。“电屏”就是用来监视。这玩意儿对警察破案特好使。现在，除了厕所，哪儿哪儿都时兴安摄像头，越是阔人住的地方才越需要，银行更是不可或缺。过去，大家都以为，苏联是警察国家，此书肯定是讲苏联。但直到今天，摄像头最多，还得属英国。
当然，英国当老大哥，这已经是过去时。二次大战后，李代桃僵，美国才是现在的老大哥。美国是世界警察，它要监控全世界，摄像头已经远远不够，真正的监控手段是计算机网络。
古人云，人唯求旧，器唯求新。
互联网像一张大网，把天下古今一网打尽。大家都说，世界已无秘密可言，这玩意儿最公开，最透明，最容易保障言论自由，最容易行使监督职能，人民一旦上网，就会爆发“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但他们忘了，监视者背后还有监视者，这个网络的中心坐着个黑蜘蛛，它才是君临一切的上帝，盯着你们每一个人。
兵法，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彼离不开间谍，知己也离不开间谍。
美国反恐，有两大法宝：
第一，我看得见你，你看不见我，靠的是网络监控;
第二，我打得着你，你打不着我，最好的例子是无人机。
器虽然是新的，但人对付人的道理，其实还是老的。
美国的监控是全覆盖，什么都拿“反恐”说事：
(1)国家监控国家。美国认为，“自由国家”监视“不自由国家”，这是天经地义。“自由国家”也分亲疏远近，英国和英联邦国家是一等“自己人”，欧洲大陆和日本是“二等自己人”。即使“自己人”，照样受监视。中国的身份是什么?苏联解体后，中国是美国围堵的头号对象(人家明媒正娶，有大老婆、二老婆、三老婆，中国连丫鬟都不是，别自作多情)。
(2)执政党监控反对党。这事在美国是大忌。我们都还记得，前不久，共和党闹“监控门”，比如“水门事件”。奥巴马赶紧解释，不对不对，我这一切，还不都是为了反恐?监控的主意本来出自小布什。奥巴马搞监控，比小布什更来劲儿。共和党攻他，那只是说你监控谁也不能监控我。这回倒好，斯诺登事件一出，两党高度一致。
(3)政府监控人民。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麦卡锡时代，美国就搞窃听和告密，理由是“非常时期”。“九一一”之后，“反恐”成了“麻胡子”。你说怪不怪?美国比谁都强大，但它比谁都缺乏安全感。它说，亲爱的美国人民呀，你们若不让我监控，“九一一”可就来了。为了国家，你们该委屈就委屈点吧。这对缺乏安全感的美国人最管用。
斯诺登事件出来，世界各国，反应不一，好像行为艺术。什么国说什么话，真是一点儿不假。美国嘴硬，一点不认错，说咱干的这点事，谁不干呀(大家都干坏事情，大家都是好东西)，网络安全，它是受害者，中国尽偷它的东西。它的盟友，吃亏受害，不敢言语，顶多哼哼唧唧，表示一下不满，那都是做给民众看，绝不敢跟美国撕破脸。老大老大，还是有人怕。斯诺登被美国吊销护照，全球通缉，除俄罗斯和几个拉美国家，谁都不敢收留他。难怪电视评论说，这正应了一句老话，“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谁都把这句庸言挂在嘴边，以为大有深意存焉，好像自个儿就是政客外交家似的)。没有义，只有利。没有主义，只有生意。这是很多人的逻辑。
这一事件对所有人的良心也是考验。
凤凰台的新闻评论真有意思。
郑浩说，斯诺登走投无路，谁都不待见，他根本不是“英雄”，而是“麻烦制造者”。
闾丘露薇说，这一事件被炒作放大，其实它“反而证明美国司法健全，言论自由”。斯诺登该去哪儿?她有她的分析。拉美人权差，不能去;欧洲比较理想，去不了。你不是要当英雄吗?最好的选择还是回美国。因为在美国，“他可以请律师，他作为一个受到如此关注的公众人物，在整个司法过程中应该会得到很多的关注，关注越多，公平性越高”。
赶紧投案自首吧。
话音未落，七月三十一日，曼宁(他把美军虐杀伊拉克平民的血腥画面放到了网上)被判间谍罪，面临十九项指控，刑期可能高达一百三十六年。
美国司法可是凭判例讲话。
真话有如利刃，触之者伤。奥威尔的风格，就是“剃刀般的锋利”。他甚至敢把自己的伤疤揭给世人看。他写“动物农场”，灵感从哪儿来?来自西班牙内战。他亲身体验过自己人杀自己人的内心伤痛。
小时候，我看过一个电影，名字叫《魔椅》(匈牙利拍的，一九五四年出品)。“魔椅”很神奇，谁只要一屁股坐在这把椅子上，马上就口吐真言，让一切虚伪言辞无地自容，让一切道貌岸然陷于尴尬。当时的我只有八九岁，在电影院笑得前仰后合，回到家里仍兴奋不已，逢人就要拉着人家讲，重复片中的对话与情节。
斯诺登是个敢于讲真话的人，真话让世界陷于尴尬。
美国是个以人权立国的国家。个人隐私受法律保护，不是随便可以打听的东西。但个人有隐私，国家也有隐私呀。国家的隐私叫机密。这两个东西打架怎么办?小布什说，咱们可以立个《爱国者法案》，反恐是硬道理，人权事小，安全事大，小要服从大。斯诺登事件的意义就在于，他是循着美国的法理，揭穿了美国的谎言，让世界人民知道了真相。
美国对他国的武装干涉，一向是以人权为理由，号称“人权至上，大于主权”。怎么轮到反恐，人权就不那么至上了呢?
民主诚可贵，自由价更高。
若为安全故，二者皆可抛。
注意，这里的“安全”只是美国的安全。
现在的世界有如太虚幻境。
斯诺登事件好像科幻片，不堪忍受机器王国统治的人被机器杀手四处追杀。他以一己之力挑战强大的国家机器，挑战无情的世界体系，太难。
斯诺登无家可归，有人给他发了本世界护照，还有人建议把诺贝尔和平奖发给他。他的命运如何?谁也不知道。
这个世界会好起来吗?答案是总要有人挑战。
鲁迅说：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忽然想到》之五)
说起斯诺登，我会想起奥威尔。说起奥威尔，我会想起西班牙内战。
我一向认为，不读《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还有《战时日记》和《战时通信》)，就没法理解奥威尔，也读不懂《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
最近有本好书，《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1936-1939)》，倪慧如、邹宁远著，让我们回到了那个久已被人遗忘的年代。这是我所寓目，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非常非常难得的好书。
作者说，这是一场“震撼世界良心的内战”。
封面题辞写得真好：
那是一场非比寻常的战争，
它呼风唤雨，
曾经让毕加索的画笔愤怒，
让聂鲁达的诗篇流泪，
让加缪的心口淌血，
让全世界四万多个男女老少去西班牙……
为了一句“No Pasaran”(“不许法西斯通过”)，美国的海明威、加拿大的白求恩、英国的奥威尔，还有许许多多普通人(包括中国人)，不远万里，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投入这场被人出卖注定失败的战争，很多人都长眠在了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他们是真正的国际战士，他们是真正的世界公民。
二零一三年八月三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鸟儿歌唱——二十世纪猛回头》，李零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
(本文载于《读书》杂志201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