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苏按：凤凰网的编导来电话让我参加他们的“全民相对论”节目，议论一下前不久前陈晓鲁、宋彬彬等人的道歉风波。我对编导谈了自己的犹豫:电视节目需要针锋相对的观点打架才热闹好看，而我对文革、毛泽东这样的话题，态度从来是复杂而矛盾的。他说没事您就谈吧。这这类节目少不了要删节，为了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我按过去的习惯，把昨天自己讲的主要意思记述如下。

　　一些人到了人生的暮年，对做过的一些伤天害理的事忏悔道歉，求得心安，是可以理解的。忏悔道歉的前提是真相，把事儿说清楚。师大女附中这件事现在说得有点别扭：张三打死了李四，张三不出来道歉，王五出来道歉，说没照顾好李四。这样的道歉，李四的家属当然不需要了。

　　我觉得道歉忏悔应该是个人认知过程和情感过程的结果，就像刚才王克明先生所述自己的经历：当年打了人，长期郁结于心，乃至深夜痛哭，后来找个机会向被伤打的道歉，了却一桩心愿，这就非常水到渠成，顺理成章。我们反思文革，教训之一就是“集体行为”，即俗话说的一窝蜂、走极端、过犹不及，你造反我也造，你抄家我也抄，你打人我也打，千万别落别人后面。那么好，我希望今天的忏悔道歉别这样。我在网上浏览了相关视频，见有的道歉者谈笑风生不大像道歉的样子。如果整个社会在自我反省这件事上都能达到很高的境界那当然好，但恐怕不那么容易。所以，这件事还是先停留在个人层面好，外界少些压力，避免出现泡沫。

　　至于“国家道歉”，如果就文革后的退赔损失、落实政策而言是必要的，因为这事只有国家能干。但笼统讲国家道歉恐怕容易混淆是非、模糊责任。说到这儿，我想起文革后有人倡议“全民族大忏悔”，我当时很不以为然，冤有头债有主，我们又没打人有又没抄家又没砸东西，忏悔不着啊。这位倡议者本人是文革造反派，迟至1975、76年还在写“评法批儒”文章，他们几个重点忏悔就行了，何必要拉上五十六个民族十亿老老少少呢?让被毒打致死的卞老师她老伴也忏悔，这不公道吧。当然了，有些人没打人是因为没机会，机会来了也照样。因此，也的确应该探讨文革暴行的制度、文化、心理等等方面的原因。刚才观众席上那位小姑娘说的好，我们今天很多极端、暴戾的思想方式和情感方式，跟文革没什么两样。这是我们要探讨的。

　　这次忏悔道歉，我估计它不会产生许多人所期望的效果。尽管如此，我希望它多少能推动对文革教训的总结，使悲剧不再重演。总结文革教训，刚才说了，重要的是弄清真相。关于文革的真相，我想在这儿特别强调一点，知识精英、政治精英也就是干部和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的痛苦遭遇当然要充分反映，但同时，我们也需要了解其他阶级和人群的文革经历及感受，因为没有他们，文革也搞不起来，也搞不到那样的程度。这些东西你如果不了解，你就不完了解文革为什么发生，不完全了解为什么发生的事件，你如何能防止它再次发生呢?刚才有朋友提到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当时住的是科学院宿舍，挨整的比较多，对面大铁门是军人宿舍，文革那几年可不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么?我个人的文革记忆比较黑暗，尤其是前期。我们那个院子住了不少户人家，只有两家有自己的卫生间，其他人都得排队上公共厕所，内急的时候来回走溜儿。我记得我们家被抄后第二天有邻居就来我们的卫生间方便(挨着我们的房子而不是在房子里)，在这点上邻居肯定是支持或利用文革的。邻居来上厕所的场面几十年来总在我眼前晃悠。我从文革中总结的教训之一，就是不能让资源分配得太不平均。像今天两极分化成这样，其实是在全力以赴地为文革创造条件而且条件创造得真是太优越了。一旦机会到来，九地之下的草民前往九天之上豪宅，可就不是光为上个厕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