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名士与气节
全根先
一、菊花
又到了秋高气爽、菊花烂漫的时节。
菊花因其傲然凌霜、丽而不娇、恬然自处、不趋炎势，与梅、兰、竹一起被誉为花中“四君子”之一，是深受中国人民喜爱、最富民族特色的花卉之一。在我国，栽培菊花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夏代。《大戴礼记•夏小正》云：“九月荣鞠。鞠，草也。鞠荣而树麦，时之急也。”“鞠”，就是菊。《礼记•月令•季秋之月》亦有“鞠有黄华”的记载。
菊花具有食用与药用双重功效。诗人屈原在《离骚》中写道:“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楚辞•九章•惜诵》中写道：“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芳。”说明秋菊的花瓣可以食用，还可作为春天芳香的干粮。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五）中说：“（菊）味兼甘苦，性禀中和。昔人谓其能除风热，益肝补阴，盖不知其得金水之精英，尤多能益金水二脏也。”
人们喜爱菊花，欣赏菊花，菊花自然也被赋予了一定的文化内涵。三国时钟会在《菊花赋》中提到，“百卉凋瘁，芳菊始荣”，“故夫菊有五美焉：圆花高悬，准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颖，象劲直也；流中轻体，神仙食也。”在他看来，菊花的品格主要表现在两个内容：一是不与百卉争春，二是不畏严寒，象征君子坚贞不屈的高尚情操。
说到菊花，当然离不开陶渊明。他在做了八十多天彭泽县令后，毅然弃官，归园田居，以种菊自娱。在其诗作中，留下了许多与菊有关的名言佳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之五），“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和郭主簿》之二）他将菊与松相提并论，“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归去来兮》）。在种菊、赏菊之时，达到菊我一体、物我两忘的境界，并以菊咏志，表达自己不甘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南宋诗人杨万里《赏菊四首》（其三）中写道：“菊生不是遇渊明，自是渊明遇菊生。岁晚霜寒心独苦，渊明元是菊花精。”
陶渊明以后，描写菊花的诗词层出不穷。唐代诗人中，李白有“可叹东篱菊，茎疏叶且微。虽言异兰蕙，亦自有芳菲”（《感遇其二》）之句；元稹《菊花》诗：“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北宋欧阳修《菊》诗：“共坐栏边日欲斜，更将金蕊泛流霞。欲知却老延龄药，百草摧时始见花。”清代郑板桥《十日菊》诗：“十日菊花看更黄，破篱笆外斗秋霜。不妨更看十余日，避得暖风禁得凉。”就连明太祖朱元璋这样的封建帝王，也写了《菊花诗》：“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开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诗中透露出一代君王广阔的胸襟与叱咤风云的气势。当然，朱元璋的诗，明显受到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不第后赋菊》的影响，“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伟大领袖毛泽东早在1929年10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湘赣闽根据地反“围剿”的战斗中，写下了著名的《采桑子•重阳》，抒发了他对“战地黄花”的激情与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菊花与隐士联系在一起。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在《爱莲说》中说：“菊，花之隐逸者也。”菊花的这一层文化含义，当然与陶渊明在诗文中对菊花的称颂与其归隐生活有关，再经过唐宋文人的发挥，菊花便成为隐逸文化的代表。正如西晋文人潘岳在《菊花赋》中所说：“如何蓬蒿士，空视时运倾。尘爵耻虚晷，寒华徒自荣。” 诗人如同“蓬蒿士”，只能像“寒花”（菊花）一样“徒自荣”。唐代诗人杜牧在《折菊》诗中写道：“篱东菊径深，折得自孤吟。雨中衣半湿，拥鼻自知心。”明代诗人高启在《菊蹊》一诗中写道：“独行林下路,望望南山暮。无酒掇英尝，寒香已零露。”菊花比喻隐士，既是古代文人高尚品格的象征，又从一侧面反映了他们内心的苦闷与无奈。他们由“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大抱负，转而恪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教训，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不得已。而菊花清贞绝俗之品性，与儒家治世则仕、乱世则隐，以及道家超越世俗名利的思想相契合，使菊花蕴含了深刻的文化内涵，菊花的文化内涵提升到了哲学高度。
独立寒秋的菊花，孤标傲世，在中国古代又被视为“候时之草”，成为生命的象征，比喻君子外柔内刚、凌风傲霜的高尚情操。据《晋书•文苑传•罗含传》记载：罗含，桂阳耒阳人，年老致仕,“及致仕还家，阶庭忽兰菊丛生，以为德行之感焉。”中国古代文人在养菊、赏菊、品菊、咏菊的文化传统中，养成了他们品德与节操。南宋诗人王十朋在《买菊》诗中写道：“秋去菊方好，天寒花自香。深怀傲霜意，那肯媚重阳。”同时代诗人陆游写道:“菊花如端人，独立凌冰霜。名纪先秦书，功标列仙方。纷纷零落中，见此数枝黄。高情守幽贞，大节凛介刚。乃知渊明意，不为泛酒觞。折嗅三叹息，岁晚弥芬芳。”（《陶渊明云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盖以菊配松也余读而感之》）黄花晚节，历来受人推崇。北宋苏东坡说“菊残犹有傲霜枝”（《赠刘景文》）；明代李梦阳《菊花诗》说：“不随群草出，能后百花荣”；明代僧人宗衍《对菊有感》诗中写道：“百草竞春色，惟菊有秋芳。岂不涉寒暑，本性自有常。疾风吹高林，木落天雨霜。谁知篱落间，弱质怀刚肠。不怨岁月暝，所悲迫新阳。永歌归去来，此意不能忘。”历代文人浸淫于菊文化之中，由菊之物理特性，逐渐过渡到菊之精神品性，表达他们的人生态度，诉说他们的心路历程。
二、名士
在中国古代，士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不像农、工、商，不直接参与社会的经济生活，却在社会生活的广阔舞台上无处不在。他们通常被认为是知识分子，但是，又不全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跻身于官僚阶层，在政治、军事、文化乃至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所谓“名士”，自然是士之俊杰，是士这一社会阶层中的杰出代表，是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尤其在政治与社会环境险恶的时代，他们是超脱俗势、抗礼王侯的一股清流，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社会的良心和正义。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十一。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段玉裁注曰：“引申之，凡能事其事者称士。”至于“名士”一词，在《礼记•月令•季春之月》中就已出现：“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东汉经学家郑玄注曰:“名士，不仕者。”唐代孔颖达疏引蔡氏云:“名士者，谓其德行贞绝，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也。贤者，名士之次，亦隐者也。”可见，在当时，“名士”专指那些“不入仕”者，而优于那些“贤者”，然亦系“隐者”。
我们知道，“士”这一社会阶层，本来属于贵族当中的一员，只是地位比较低微。《孟子•万章下》说:“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又说:“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也就是说，“士”虽然是贵族当中的一员，其地位实质与与庶人相近。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急剧动荡，“礼坏乐崩”，士逐渐从贵族阶层剥离出来，以其一技之长，跻身于新兴的封建政权之中。诚如《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说:“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士——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逐步形成。当代学者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说，中国知识分子之形成一自觉的社会集团是在春秋战国之际才正式开始。
中国古代的士——知识分子，自诞生之时起，就不满足于“为稻粱谋”，而总是肩负着“道”的责任。在道家创始人老子那里，“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是天地间的最高法则，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但是，“道”并非真的无所作为，而是“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德经》第二章），“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第六十章）由此可以体认道家对于社会生活的深切关怀。而儒家更是赋予“道”以特定的文化内涵。孔子曾多次论“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孔子所说的“道”，其对象就是士，是针对国家、社稷而言。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又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孟子•尽心上》中也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战国后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况说:“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荀子•修身》）一直以来，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就担负着“道”的义务，在孟子所谓“舍我其谁”精神的激励下，活跃于历史舞台上。直到1918年，梁漱溟先生还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正因为士尤其是名士担负着“道”的精神，他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总是“遗世而独立”（西汉李延年《佳人歌》）,或扞格王法，或触犯礼教，或恃才傲物，或鄙视权贵，或澹泊名利，或不拘小节，经常为当权者所不容。在极端黑暗的封建专制社会里，他们的命运通常是不幸的。正如《晋书•阮籍传》中所说：“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岂止是魏晋之际，在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名士的遭遇大抵如此。名士的这种遭遇，还与他们入仕与否无关。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盛唐时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圣”李白，北宋时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南宋末年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千古名言的文天祥，等等，无论他们是在朝为官，还是退隐乡野，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蔑视权贵、追求正义、勇于担当乃至为国捐躯的崇高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是孟子所说的“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最好的注脚。
三、气节
由菊花的凌霜绽放、黄花晚节，到士人的卓然高标、刚正不阿，由自然而人文，其中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在民族存亡、国难当头的时刻，则体现在崇高的民族气节上。
说到民族，当然有古代民族、近代民族、现代民族的区别。现代民族是由古代民族、近代民族发展而来，但是，我们不能以现代民族观点来对待古代民族与近代民族。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斯大林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① 这一阐述已得到广泛的认同。另一方面，民族气节与爱国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列宁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② 而民族气节则是在捍卫民族利益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忠于本民族的骨气与节操。由此可见，爱国主义的内涵要大于民族气节，而民族气节则是爱国主义的核心与灵魂。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华夏民族对峙、长期发生冲突的是北方的匈奴。战国时期，匈奴就已十分强大，并已基本具备斯大林所说的“稳定的共同体”的民族特征。秦始皇修长城，蒙恬率三十万大军镇守边疆；卫青、霍去病以及“飞将军”李广多次与匈奴交战；老将军赵充国身遭二十余处刀箭伤仍不下火线，而后宿守羌边；张骞、班超冒着生命危险出使西域、持节不屈，无不昭示当时汉民族所遭遇的严峻形势，以及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临危不惧、英勇顽强的民族气节。在这些人当中，值得大书一笔的还有苏武。汉武帝天汉元年（前100年），苏武奉命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不幸被扣留。匈奴贵族多次对他进行威胁利诱，企图让他投降，都没有成功。后来，苏武被迁到北海（今贝加尔湖）边牧羊，匈奴扬言要公羊生子才能把他释放回国。与那里，苏武遇到了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对于李陵的劝说，他不为所动，历尽艰辛，终于在始元六年（前81年）获释，回到汉朝，在匈奴滞留长达十九年。苏武去世后，汉宣帝为表彰其崇高节操，将其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南宋末年民族文天祥的《正气歌》中，还对苏武的凛然正气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当然，自秦汉以后，我国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在清代以前，历代中原王朝都不曾把周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完全统一在自己的版图之内。在中国境内，古代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现在说来就是中原汉族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中原王朝中也有像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满族建立的清朝这样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中国古代的民族气节，就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表现出来的。从西汉的张骞、苏武，宋代的岳飞、文天祥，到明代的于谦、戚继光，再到清代的史可法、夏完淳，这些民族英雄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的民族气节，无不具有古代民族气节的历史特征。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各个少数民族也都有自己的民族英雄，如蒙古族的成吉思汗、渥巴锡，藏族的格萨尔王、松赞干布，等等。站在中国古代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他们都是本民族的民族英雄，有着自己特有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气节。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以船坚炮利野蛮地打开了中国大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在一大批仁人志士的号召下，全体中华儿女奋起抗争，不愿做亡国奴，与帝国主义侵略者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殊死搏斗。这一时期的民族气节，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表现在维护全体中华民族的尊严、领土完整上。他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英勇献身，表现出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恩格斯在谈到鸦片战争时，曾经这样写道：古老的中国“连乘轮船到外国去的苦力都好象事先约定好了，在每个放洋的轮船上起来骚动殴斗，夺取轮船，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愿投降。”③ 在中国近代史上，涌现出了林则徐、关天培、邓世昌、葛云飞等许许多多的民族英雄，他们在对外来入侵者的斗争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
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以来崇尚民族气节的光荣传统，涌现出了无数的民族英雄。在这些民族英雄中，既有汉族的，又有各个少数民族的，他们并肩作战，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书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迹，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辉煌业绩，他们是全体中华儿女学习的榜样。在这些人中，既有鲁迅、邹韬奋这样的知识分子，又有杨靖宇、赵尚志这样的抗联将领，有张自忠、吉鸿昌这样的国军将领，有冷云、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普通抗日战士，还有马本斋这样驰聘疆场、英勇杀敌的回族英雄……正是群星灿烂，英雄辈出。
值得一提的是，近代以来在民族解放事业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其内容和境界已远远超越古人。他们舍身忘我，为国捐躯，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是为了消灭不合理的剥削制度，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然而，当前世界形势并不太平，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与相互竞争无处不在，我们依然要保持高度警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仍然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崇尚民族气节，树立热爱祖国、为国献身的崇高理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①《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4页。
②《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作者简介：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总审校，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