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卢振川的交往缘起于舅舅。解放战争时期，他俩是亲密战友，在滦县工作期间，曾同住一个房间达一年之久。舅舅说，卢振川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只要有点空闲，就拿起书本，马列、经史子集、笔记、小说都读，而他自己则自愧不如。
大概正是因为这样的勤奋，使他成为党内没有学历的知识分子。1955年，卢振川带领几名记者深入遵化县（现遵化市）西铺村，调查那里的合作化情况，最后由他执笔形成了题为《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调查报告。这篇文章被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毛主席在为此文所加的“按语”中写道：“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作为本书的第一篇向读者们推荐……我们要感谢这篇文章的那位没有署名的作者。他用满腔的热情，生动的笔调，详尽地叙述了一个区的合作化过程，这对于全国的合作化事业会有不小的贡献。”这件事最早也是听舅舅讲的。我至今记得舅舅讲这件事的兴奋表情，他由衷地为有这样的战友而自豪。
时间到了1970年，我在农村接受“再教育”。那时，《河北日报》、《唐山劳动日报》都重视在农村培养通讯员，俗称“土记者”。为《唐山劳动日报》写稿的愿望由此萌生。当时的卢振川已经被“解放”，重新担任《唐山劳动日报》的总编辑。我给舅舅写信，希望卢振川给我以指导和关照，实则想走走“后门”。不久舅舅回信，措辞十分严厉：年纪轻轻就不走正道。卢振川为人正派，从来不发人情稿，不过你去见他，只要说是我的外甥，他肯定管饭。这无疑给我浇了一头冷水，只好认真琢磨选题、认真写作修改。后来，从写成的3篇中挑出一篇文艺随笔，寄给《唐山劳动日报》。殊不料两个多星期过去，稿子竟然见报。不走“后门”也能发稿的事实，无疑增添了我的自信。以后虽几次到《唐山劳动日报》开会，但一次也没有去见卢振川。1972年，我到唐山办事，住到了报社招待所（那里对通讯员免费），无意中见到文艺组的编辑赵香仁。交谈中才知道，我的那篇稿子是他编发的。后来谈及此事，卢振川微笑说：假如当时我给你开了“后门”，你就不会有今天的进步。
1983年，也就是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我从河北省文化厅的《河北戏剧》“跳槽”到河北省文联的《文论报》。当时的省地方志办公室和省党史研究室也都暂借文联的房子办公。卢振川就是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而我的办公室和卢振川的办公室恰好是隔壁，这就自然有了来往。当时，我、卢振川还有党史研究室的副主任刘锐（也是卢的老战友），都在办公室里住“单身”。不久，省文联为我配给了一个煤气罐，于是我们三人的晚饭便“自力更生”。通常是刘锐做饭，我洗碗，卢振川出钱不出力。有一天，刘锐对我说：“我快成了你们俩的媳妇了。”当时笑得我眼泪都流了出来。1984年春，我爱人带着小女儿来探亲。来的第一天，爱人去菜市场买了一兜小鱼，准备做贴饼子、炖小鱼。这时，卢振川走进来，眼睛一亮，说：“这顿饭不能少了我和刘锐。”从此，做饭、洗碗就由我爱人独自承包。两位老人很喜欢我的小孩，一有空就逗她玩儿。这时的卢振川也不再作“甩手掌柜”，总是往菜市场跑，不断地买鱼买肉。我和刘锐都很明白，他为的是这个孩子。一个星期过去，我们已亲如一家，其乐融融。爱人说：不知不觉就把两位当成自己的老人了。连零食也不好意思独吃，好像背着老人偷吃了东西，有一种不孝的犯罪感。于此可见两位老人的亲和力。
上世纪80年代的我，有些血气方刚，喜欢争论，而不管对方是本省的还是外地的，名气小的还是名气大的。这未免招致一些同志反感，可我们的主席徐光耀却喜欢。只要说得通，你反驳了别人，他高兴；反驳了他自己，他同样高兴。主席的“纵容”、“支持”，无疑助长了我的“气焰”。1986年秋，北京的一位大戏剧家来文联讲学。他在谈到魏明伦的剧本《潘金莲》时说：像武大那种人，一个三寸丁谷树皮，潘金莲把他毒死也不算什么。当时我虽保持了克制，没让这位名家难堪，可刚一宣布散会，就在人群里嚷了起来，指责这种说法不讲人权，不尊重弱者，还说了更难听的话：我看他的个头、相貌比武大郎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他的那个漂亮夫人也有了奸情，也要把他毒死，他还会这样说么？吃晚饭时，我又向两位老人发泄一通。当时卢振川一句话没说。待我洗完碗，才叫我到他的房间，拿出苏轼的《留侯论》，语重心长地说：我知道你读过，但希望你再读一遍。干嘛那么冲动啊！像你这样情绪化，能干成什么事呢？压得住火气才算成熟。我不是让你放弃原则，而是让你学会宁静，宁静才能致远。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啊！从此，我虽本性难移，但毕竟收敛了许多。
有一天，我写了一篇杂文，叫《辛弃疾骂子》。其主要材料是辛弃疾的一首词，词牌《最高楼》。在这首词的“序”中，辛弃疾写道：“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我把辛弃疾称其子为“犬子”也理解为斥骂。文成后去找卢振川请教。他说：“犬子”二字最好回避。古人对外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多属谦称，含骂义的也有，但极少。从辛弃疾的“序”中不好判定“犬子”二字是含骂义还是属于谦称。这一番话，说得我心悦诚服，不禁略带调皮地说：您不是我的“一字师”，而是“两字师”。
在半个甲子的交往中，老人家之于我，既是长辈又是良师，然更多的是忘年交的朋友。孔子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老人家就是我的直友、谅友与多闻之友。自老人家故去至今，其音容笑貌总是浮现在我眼前，难去难收，需要靠极大的毅力才能勉强投入工作。奈何！夫复奈何！谨以此文宣哀致诚，老人家于九泉之下，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
（作者系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