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顺泸起义”和营山农运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翟建国

翻开尘封的历史，得知中国共产党为了配合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发动了两次成功的武装起义。一次是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由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同志领导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一次是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由杨闇公[1]、朱德、刘伯承、陈毅等同志领导的四川顺泸起义(顺庆起义及泸州起义)。顺泸起义的规模和影响虽不及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但它也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1926年7月3日，重庆地委在详细调查四川各派军阀实力和政治动向的基础上，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四川各派军阀动态》、《四川军队调查表》两份报告。7月23日，中共中央给重庆地委发来《致重庆信》，指示要借此机会极力扩大民众运动，派人进入军队做政治工作，提出“希望川军中发生一个左派军队，发生自己的武力”的明确要求。根据中共中央这一决策，9月28日，杨闇公以左派临时省党部名义，在重庆秘密召集川军中12个左倾的师、旅长或其代表开会。会上，杨闇公正式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决定在顺庆和泸州首先举行武装起义。10月15日，国民党中央决定委派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川筹划四川军运。11月初，刘伯承抵达重庆后，重庆地委即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在川组织武装暴动的最后决定，按照中央指示成立了以杨闇公为书记，朱德、刘伯承为委员的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成立最早的地方军委之一。在重庆地委的直接领导下，制定了起义的具体计划。由于军阀之间的矛盾和争斗，起义没能按原定计划实施。12月1日，泸州驻军赖心辉部陈兰亭、袁品文旅发动起义；3日，顺庆驻军何光烈部秦汉三、杜伯乾旅起义。“顺泸起义”极大震动了四川军阀。军阀刘文辉、邓锡侯为维护自己的势力范围，调遣重兵将顺庆城团团围住，企图一举消灭起义军。在顺庆起义军转战开江的同时，泸州起义军内部开始发生变化，拒不执行北赴顺庆的命令。1927年1月，重庆地委军委杨闇公、朱德、刘伯承在万县召开会议，为了统一指挥泸州起义军，会议决定派刘伯承前往泸州。由于泸州被围日久，起义部队外无援兵，弹尽粮绝，牺牲惨重，刘伯承也被迫于5月16日撤出泸州。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顺泸起义当中，李介在1926年的9月28日，回到营山与党组织取得联系，要求营山组织一支队伍，配合起义军行动，支援顺庆建立人民政权。营山党组织精心挑选了一批农民自卫军骨干，组建一支队伍，赶制好旗帜，准备了刀、矛等武器，时刻准备开赴顺庆，配合起义军行动。由于处于年幼时期的党缺乏武装斗争经验，加上反革命力量过于强大，营山农民自卫军没有参加顺庆的起义，至此，这次起义失败了。

纵观党史，从1925年“五卅”运动到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前，这是我党领导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党的全局工作也进入到工、农运动并重阶段。这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发生的顺泸起义是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有计划、有组织发动的一次英勇的军事行动;是除北伐主战场外，国内支援、配合北伐战争最重大的军事行动，也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掌握革命武装、举行武装起义的重要尝试。顺泸起义的组织和发动，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川军东进，减轻了对武汉侧翼的威胁，从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向长江流域胜利进军，促进了川中工农运动的发展，为推翻北方封建军阀统治作出了重要贡献。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顺泸起义失败，于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事部长周恩来在汉口秘密召集朱德、刘伯承、吴玉章、黄慕颜等人开会，讨论顺泸起义军的善后问题，总结经验教训。随后，顺泸起义领导人朱德、刘伯承、吴玉章等转赴江西，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暴动，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是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所以，顺泸起义是一次为南昌起义提供武装斗争经验的军事行动，与期在营山同步进行的农民运动，无论是组织机构的完善，还是农运的开展，都获得了长足发展，这与顺泸起义大革命运动产生了必然的联系。

从大革命时期，我党就认识到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通过思想发动，号召广大农民积极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开展革命实践。顺泸起义、营山农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展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所取得的一系列的经验和成果至今对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实施精准脱贫工作都具有极强的现实借鉴。

据珍贵的历史史料记载：杨伯恺‚[2]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给党中央写报告说：“营山现在尚无支部，年假回家定要组织，因有可靠青年及成人多人可以立即介绍。”几天后，他离校返乡，立即着手筹建中共营山县支部。二月九日夜，又写报告给党中央，定于二月十一日在营山县骆市镇杨家坝成立中共营山支部，直属中共重庆地委领导。从此，营山的第一个党支部诞生了。他还特地向中央表示：“新加入三人，我必使其在最短期中，对于主义及组织有相当的了解，且使其为全县工作努力。”杨伯恺在营山家乡期间，还与陈同生、郭金阶、杨绍怀等一起，为解决本乡失学儿童入学问题，在骆市兴办了一所鳌山模范学校;还办起一个旨在扫盲的农民夜校，自编教材，推动农民的反封建斗争。与此同时，他们大力筹组农会，很快就在骆市建立起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我们营山县消水一带的老同志很熟悉杨绍怀，因为该同志是营山第一个农会的负责人之一，组织农民进行反帝、反军阀、反捐税的斗争。还有他的大女儿杨碧嫁到了消水镇开明绅士曹家，所以他以姻亲曹家为据点，派人以转乡卖布匹为掩护，把党的刊物、标语等宣传品，带去消水、老林、双河、通天一带散发张贴，启发群众觉悟。也就是这个时期，有一个外号叫“杨布客”的地下党人杨克明（本姓陶名正，曾用名陶树臣、洪陶尔、洪涛，他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1930年冬在营山农村开展活动，发展了现今唯一健在的女老红军王定国老妈妈为中共地下党员，引领她参加了革命。营山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即顺泸起义前后，有效推进了农运，全县即建立起区农会二十二个，乡农会四十八个，会员发展到6000多人。至一九三三年红四方面军解放营山时，杨绍怀带头与原农会6000多名营山儿女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从早期的大革命运动到营山组织的农民运动，再一次力证农民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力量，也是中国革命最坚强的动力之一。马克思在评论法国阶级斗争时曾经指出，只有农民积极参加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极端落后的农业大国中，农村是中国革命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农民是革命的主要武装力量，其参与是革命成败的主要因素。早在党的二大，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是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党的三大又首次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认为“国民革命没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对农民作了前所未有的科学分析，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最忠实的同盟军”，在《国民革命军与农民运动》一文中进一步强调：“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便不会成功。”领导农民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本内容，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农民阶级也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放。1923年，邓中夏谈到工人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时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之一”。中国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但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国无产阶级不够强大，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依靠包括广大农民阶级的一切同盟军。在对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的重要性，还把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和农民的斗争有机结合起来，表明党已经初步认识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离不开农民。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过多地注意了城市而忽略了农民。”因此，毛泽东得出结论：在革命动力上，革命的广大队伍不是工人而是农民;农村工作是党的工作重心;无产阶级是农民的领导者，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1927年7月初，当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毛泽东向党中央提出“保存武力”、“主张上山”，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这一新的观点，为后来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新的历史时期，习总书记同样强调农村工作的重要性，强调农村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没有变，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没有变，我们不能还是习惯于过去“台上讲，台下听”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而应当是深入家家户户，把思想工作做到每一个农民的心坎上;我们不能还是等着汇报工作，发出指示，而应当主动地去发现问题，帮助农民解决各种实际困难;我们不能还是想依靠什么行政力量来管住农民，而是应当通过为农民办实事，密切党群关系来使广大农民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总而言之，我们一定要认真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在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情况下，转变工作作风，改进工作方法，唯此才能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

燎原全川的农运工作在营山落地，这是营山革命历史征程上的最大荣光。大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证明，正是有了党的农村组织和一大批坚实有力的党的基层干部，党才能够把农民群众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投入到革命的滚滚洪流中去，推动大革命的向前发展。今天，我们面对的是改革开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崭新任务，党的基层组织要努力加强自身建设，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严格落实村民自治的各项举措，真做到到让群众满意。毛泽东主席说“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ƒ[3]。农村基层干部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职责，但目前基层干部的素质能力与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和群众的殷切期盼还有一些差距。要缩短这种差距，一是各地应尽快制定农村基层干部中长期培训计划，推动农村基层干部综合能力建设;二是鼓励富裕村对口帮扶经济欠发达村的干部提高致富本领，帮助农村基层干部提高综合素质;三是可以利用成本相对较低、更方便的“互联网+”等现代化教育手段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有针对性地教育培训。我们现在的同志，走在洒满烈士鲜血的营山大地上，各级领导干部、党员同志，一定要像第一次大革命时期，营山县的各级农会那样坚持以农民的利益为中心，把革命斗争与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新形势下，开展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必须关心农民的疾苦，倾听农民的呼声，下大力气解决好农民实际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农民还会遇到许多的特殊困难，这就要求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把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与思想教育工作的开展结合起来，一方面帮助农民在市场经济时代，树立竞争意识，危机意识，提高竞争能力;另一方面要从群众最关心、要求最迫切、最容易见效的事情抓起，不断让农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201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在南昌起义前夕发生的“顺泸起义”和营山县等地开展的农运，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掌握革命武装，开展军事斗争的一次重要尝试，体现了重庆地委在大革命中特别是在军运工作上的独特成就。杨闇公和杨伯恺等一大批革命志士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在我们心中闪耀，让我们永远难以忘怀。虽然这些革命者少了些许柔情，但是却多了许多浩然正气。他们那种坦坦荡荡，无私无畏的精神，和对革命理想的纯真而执着的追求——在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不也正是我们当今共产党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所需要具备的精神品质么? 正如习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党和国家“需要广大党员干部时时铭记、事事坚持、处处上心，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让“三严三实”真正地化为信念，化为方法，化为德行，以自身的表率示范作用，为营造积极向上、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作出应有的贡献。”这也是“顺泸起义”营山农运以及革命先辈们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们必将如闪闪的红星一样照耀着、感染着中国大地。

[1] 杨闇公(1898年-1927年)，名尚述、尚达，字闇公，又名琨，重庆潼南双江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四川党团组织主要创建人和大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重庆革命领袖。1917年，东渡日本，求救国救民之道，回国后与吴玉章等在四川从事建党工作，1924年1月秘密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1925年，自行取消中国青年共产党，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重庆团地委组织部长、书记。创办重庆中法学校。1926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任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首任书记，领导四川国共合作。后兼任军委书记，与朱德、刘伯承、陈毅共同发动领导了顺泸起义。1927年"三•三一惨案"后不幸被捕，1927年4月6日牺牲。有《杨闇公文集》传世。

[2] 杨伯恺，原名杨洵，字道融，一八九四年出生于四川省营山市骆市乡（现骆市镇）。少年在本乡和顺庆（今南充）联中读书，继又去北京考入法文专修班，重庆“三•三一”惨案后，改名杨伯恺，由党组织安排他在湖北第二中学教书，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在重庆参加创办中法大学，任训育主任，同年又任中共重庆地委教育委员会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上海沪东文化支部书记，抗战后回川，从事统战工作，后任《华西日报》主笔。1944年参加民盟，任中央委员兼四川省支部宣传部长，1946年任《民众时报》总经理兼主笔，1947年6月被捕，1949年12月在成都就义。

[3]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是毛泽东1938年10月14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第七部分。

作者简介

翟建国，男、现年39岁，四川营山人，中共党员，四川南充散文学会会员、营山县作家协会会员，现任营山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文职辅警。电话18121808698，QQ1131321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