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索不达米亚之眼
——中东十五年（十四）
永不消逝的电磁波
砺剑说：
这是一位军工人的亲身经历。
美国的F-117是什么空中神器？中国是如何发现它的？中国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做了哪些工作？战争的真实情景是怎样的？中国军工背后都有什么秘辛？
本文不仅有军工记忆，还有国之重器，不仅有异域风情，还有中国精神，还有我们最为看重的珍贵的家国情怀。
今天，砺剑继续推出本系列文章第十四章。
埃穆萨义德的篝火
就这样，混到了1月中旬，本来以为春节前怎么都可以回去了，没想到由于动·乱，开罗暂停了所有国内国际航班。于是，王伯伯接到了开罗使馆的通知，开罗准备在一月底撤侨。
这里要介绍一下，华侨和外籍华人的区别。中国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如果取得了住在地的永久居留权，那么中国公民可以选择保留中国国籍，这就是华侨，也可以选择加入住在地国籍，那么就变成外籍华人。
撤侨的侨，前提是还具有中国国籍，简单的说，就是持有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说某中国公民拿到了美国的绿卡，那么意味着三件事：1.他（她）可以在美国工作就业买保险什么什么的，除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跟美国公民没有什么两样；2.绿卡并不意味这他（她）是美国公民；3.他（她）在取得美国护照之前，仍然是中国公民，持有中国护照。
我们也正在犹豫，因为大志那边确实还没有搞定。潜艇系统要远远比雷达系统复杂得多，大志已经好多个通宵没有休息，就如同审核一样，核对埃及军方对于潜艇的使用、保养、维护等等各个方面的记录，以确定下一步的建议方案。
还要针对埃及军方的要求和使用特点，推荐国产装备，大志本来就身矮体壮，熬夜以后就更像国宝大熊猫了。我们工作的特点，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专业不同，想帮忙也帮不上，而且还可能越帮越忙。所以，只能干瞪眼看着熊猫大志自己忙，我们在旁边喊加油。
后来王伯伯征询了大家的意见，大家认为，在酒店还是相对安全的，所以我们就不给撤侨添乱了。
没想到，1月27日，开罗撤侨还在有条不紊进行准备的时候，使馆的第二个通知下来了。外交部得到情况通报，北约已经确定将对利比亚展开军事行动，外交部将做利比亚撤侨准备。
这个信息并没有对外公布，因为最高层的指令，是外松内紧，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也就是说，所有撤侨的准备，必须在2月18日之前，也就是三周之内完成，然后国家才会宣布撤侨的事情。
这个决策相当英明，后面会详细介绍。接到通知的时候我们就下定决心，我们不会撤离，至少不会第一批撤离。我们四个人跟王伯伯讲，做为军械保障人员，能够得到上前线的机会，这是多少年都碰不到的事情。我们希望做为志愿者，贡献自己的力量。青史留名不容易，但是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自己的作用，总是一件让人热血膨胀的事情。
于是，我们开始了离开亚历山大的准备：所有的技术资料电子版全部发回国内，手头打印的资料全部销毁，工具零部件全部送往大使馆保存。王伯伯跟我们说，其实他也没打算撤，就算我们要回去，他也会选择留下来。
接下来，他也跟我们介绍了大致的情形：这次撤侨任务，单单利比亚，有接近35000到40000名同胞需要被撤离，撤退的目标时间大概是10天。
利比亚位于北部非洲，突尼斯和埃及之间，而突尼斯和埃及也正乱着，所以撤侨的重点，是分三路：包机航班是最简单直接的方式，但是短期内无法承载这么多的需求，重要对象包括妇女和儿童，将从利比亚直接包机回国；剩下一部分人员直接走海路，去到希腊的克里特岛或者马耳他，然后转机回国；另一部分，也是绝大多数，从陆路分别进入突尼斯和埃及，再分别走海路进入马耳他和克里特岛。
21天的准备时间加上10天的撤离时间已经不算短了。就在北约决定在利比亚展开军事打击的时候，第五纵队已经开始了在利比亚的行动。
其实当时，利比亚总统卡扎菲已经大体上控制住了局势，利比亚已经相对平静下来。但是经过第五纵队舆论的渲染，以及暴力的对抗，形势马上发生了逆转。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已经实行自治，利比亚的局势瞬间改变，暴乱无处不在。
老美在背后对第五纵队的支持，其实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女士，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班加西美国领事馆的相关事宜，而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败给了狂人川普大叔。所以说，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而平时鼓噪声音最大的高举“爱国”大旗的，通常也并非是真的爱国者，甚至他们只是收了点散碎银两就拼了命卖国。而被所谓爱国者鼓噪起来的热血青年们直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都没能够搞懂政·治这东西到底藏了多少龌龊在背后，命都没有了可能还要背负着永久的骂名。
王伯伯跟使馆报告了我们的想法，也将我们的简历发给了大使馆，由大使馆统一进行了人员安排。
当天晚上，我们就包车前往开罗大使馆，参加了大使馆举办的撤侨协调会议。王伯伯懂阿拉伯语，所以他跟使馆人员一起，负责在位于埃及利比亚边境的索勒姆口岸，与埃及方面协调工作。
我们四个分成四组，哈哈，就是分头行动：大志留在开罗，继续完成他的任务，使命大于天；小丰加入马特鲁港工作组，负责马特鲁港的接洽。马特鲁港位于索勒姆口岸以东大概250公里，亚历山大港以西大概300公里，是埃及西部重要的港口。咱们会包租一艘邮轮，往返马特鲁和希腊克里特岛的耶拉派特拉，侨民将从克里特岛中转回国；
小山加入索勒姆工作组，负责索勒姆口岸的接洽，并安排包租的大巴车将撤退的侨民从索勒姆口岸运送至马特鲁港口；
我加入埃穆萨义德工作组，埃穆萨义德是利比亚埃及边境，利比亚方面的口岸。我们小组的任务是最重要的，要识别出中国公民并登记，组织他们走外交部协调的特殊通道，然后安排大巴车去往埃及索勒姆口岸。
应当说，这一次撤侨行动，是外交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动员行动，其难度不在人员缺少，不在任务繁琐，不在时间紧迫，而是在于协调。
包机航班经过不同的国家，需要协调；包船需要协调；包车需要协调；撤退侨民的吃喝拉撒需要协调，利比亚那边的外交部，虽然政府已经乱了，也要协调；突尼斯、埃及、马耳他、塞浦路斯、希腊，过境都要协调……
本来，做为中东和地中海方面中心领馆的开罗大使馆理应成为利比亚撤侨行动总部所在地，但是开罗使馆本身也已经开始承担埃及撤侨任务，所以高层领导一直在协商，是否需要罗马大使馆甚至巴黎大使馆来协助组织工作。
后来，高层干脆决定，外交部长亲自担任组长，由外交部、公安部、安全部、总参、商务部、交通运输部、海关、民航总局等等组成了联合工作组，来统一协调。
由于仅有三周的准备时间，各撤侨小组选择小组成员采用用熟不用生的原则。这里也要大概介绍一下，当年汶川地震，很多自发的志愿者希望在第一时间去到现场进行救灾，愿望是好的。
但是由于地震之后当地交通中断，还一直下雨并引起山体滑坡，导致很多志愿者被困在了半路上。这还不算，困在路上的志愿者，也影响了救灾部队的行动，本来是去救灾的，却不小心变成了灾民，这成为后来总结的一个大的需要改善的方面。
这一次，也有很多志愿人员报名，但是指挥小组的考虑是，尽量调配外交人员，以及精通阿拉伯语、法语和英语的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此来保证上传下达的沟通准确性，以及指令执行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从国内出发的人员，从欧洲、非洲各使领馆调配的人员，以及在突尼斯和埃及工作的中资公司有条件的工作人员，陆续到达位于突尼斯和开罗的领事馆，准备开始工作。
所以第二天一早，小组成员集中的时候，我见到了一个久违的熟人：不是赵姨，是阿青。
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的赵姨，正忙得“屁股上着了火一样”。赵姨发动这么多年以来在埃及建立的各种关系，在如此混乱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了作用。
在当时混乱的埃及，你还真的很难知道谁说了算，就算当时埃及外交部的人员也不知道，不知道自己的老板是谁，份内的工作基本都处于停滞状态。这个时间再去走正规途径已经走不通了，只有赵姨这样，各方面的人都熟悉，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黑白通吃。只有这样，才可能推动咱们自己的撤侨行动。
赵姨有很多本地的好朋友，尤其是她引以为豪的妈妈群。不要小看这个圈子，这些妈妈很多都是官太太或者大小姐。正是这些平时从不抛头露面的女性友人，在关键时刻拉了咱们一把，使得撤侨工作得以稳步推进。赵姨每天忙着联络各色妈妈，基本没时间理我们这些臭男人。
十年不见，阿青已经从刚刚毕业走出国门的学生，变成了风度翩翩的外交官。我们小组正在开会的时候，阿青和另外两位欧洲使领馆工作人员加入进来，我俩眼神一交汇，阿青也是一愣。我笑了一笑，走过去握了一下手，算是打了招呼。
大敌当前，没时间讲太多，小组开会从早上九点一直开到了凌晨三点，会议记录就用掉了整整一垛A4纸。每个人都有一个笔记本，也拿了一沓子记录和表格。
组长的思路很清晰，每个人都要非常清楚我们的任务、目的和方法，都要非常清楚每个环节的操作。每一个岗位，都要有责任人，每个工作地点，都有协调人。
我们小组一共14位同志，分成了三个小队，每个小队执勤八个小时，轮岗。由于工作繁杂，每个小队都希望有更多的人，所以一开始我们都自告奋勇，希望只分成两个小队，但是组长萧哥非常有经验，参与过2008年非洲国家乍得的撤侨，也参与了汶川地震的葛洲坝救援行动。
萧哥说，对于撤侨，真正辛苦的是后面几天，到时候大家要合理分配体力，控制情绪。萧哥还说，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是最重要的保护目标，如果累了病了，必须得到及时休整，坚决不要因小失大，更不能抱着必死的信念去工作。一旦小组失去了工作人员，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得到补充的，这将对其它小组成员造成致命的冲击，甚至会影响到整个撤侨工作。
说心里话，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么理性而且人性化的工作部署，以往接受的教育都是轻伤不下火线，但是如果真的到后面发生了减员，损失也确实很大的。
最后，萧哥总结到，我们是去帮助同胞，要有服务意识，碰到任何情况都要冷静，也都要与小组成员保持良好的沟通，千万不可以擅自做任何决定，无论大小。
由于开罗也在撤侨，预订的酒店没有那么多房间，我们小组成员就四五个人挤在一个标准间，凑合着休息一下。这方面我算是有经验的，毕竟在雷达站打地铺甚至熬通宵，都算是必修课，于是就自告奋勇的睡在地上。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夜晚，也成了后面几周里最踏实的一觉。
第二天一早，吃早餐的时候，找机会跟阿青聊了一下。她已经结婚，老公也是使馆工作人员，不过这一次没有参加撤侨行动。我也大概介绍了一下我个人的情况，刚开始我们都觉得有些别扭，但是后来逐步说了一些关于塞尔维亚的事情，还有我也介绍了一下埃及这边的情况，说到了努克拉夫人，逐渐地话题慢慢多了起来。
她只比我小五六岁，没有明显代沟的感觉。而且我们两个性格也相似，因此在小组里面，我们两个基本都在一起。小组有四位女生，为了方便，萧哥把她们分派在两个小队里面。
所以，有一队是“和尚队”，没有女生。阿青主动要求跟我一个小队，还有另外一位女同志，是来自阿联酋使馆的阿拉伯语翻译。
小组夜以继日的工作，争取收集到足够的信息，设计好周全的计划和路线，还要准备充足的资金。又是紧张的三天，各方面准备大体停当，小组出发埃穆萨义德。
一路上乱七八糟的车流都是从关口方向过来的，什么样子的车子都有，从奔驰宝马到大巴车工程卡车，居然还见到过第二层没有棚的双层巴士。车子虽然各异，但是车上的人的眼神都是一样的，充满了恐惧。
2月1日晚上，我们到达了埃及边境关口索勒姆。这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当时埃及已经封锁了边境线。这边想要进入利比亚的进不去，那边利比亚想过的也过不来。因为当时已经有许多利比亚人持枪到处抢劫。
西方支持利比亚反对派破坏政府的行动，但是破坏了旧秩序的同时，新的秩序却并没有建立起来。打家劫舍成了家常便饭和维持生计的手段，各地方诸侯似乎觉得有武力才有话语权，所以整个利比亚的东面都已经乱成了一锅粥。而反对派占领的阿加西，正位于利比亚与埃及方向。
也不能责怪埃及封锁边界，真的是什么人都有，逃难的，趁火打劫的，你根本就分不清楚。再说，埃及也正乱着，也无暇西顾。
小组与工作组领导沟通了当地的情况，然后临时决定，在索勒姆旁边的港口租了一条小船，进入利比亚的海边小镇拜尔迪耶，然后再走陆路前往埃穆萨义德。
这一路倒是很顺利，没有看到特别震撼的场景，尽管远处地平线上似乎总有浓烟升起，拜尔迪耶这边倒是还好。
到了埃穆萨义德才发现，好多车子，大概有几百辆，都被堵在关外，因为埃及那边关闭了边境线，这边根本过不去了。利比亚海关里面基本没有工作人员，反正也办不了手续，就干脆把大部分门和窗子都上了锁。
小组成员按照之前讨论的计划，准备建立一个营地，一来方便队员休整，也方便后续安排侨民撤离。于是安排两位同志留守，其它的小组成员分成四辆车，原路返回最近的小镇穆萨伊德。
到达穆萨伊德的时候已经是傍晚，那地方乱的，四周都是枪炮声，大家有些战战兢兢。市区的店铺早就被抢空了，注意，是被抢空，不是抢购一空。几个店都是一个模样。
我们在市郊的加油站找到一间幸免的便利店，买光了所有的食品、水和毛毯，还买光了所有的铁桶，除了几个装汽油，剩下的也装上了自来水。组里面有经验的同志问那个老板，有没有帐篷卖，老板说这个便利店没有，但是他可以找得到。
于是派两台车子过去，跟老板找到了30顶帐篷，这可救了命了。卖帐篷的这个小伙儿叫做马希尔，小组的同志觉得他不错，还懂一点英文，于是就问他，有没有兴趣做我们的向导。马希尔很单纯的答应了。
回到埃穆萨义德关口，立即动手搭建营地。我们的营地选择在关口前面靠近大路转弯的地方，三十顶帐篷分成两排。然后，就在营地朝向利比亚方向，用半路捡到的一根细长的钢管，升起了五星红旗。
大漠之中，五星红旗被晚风吹着扑簌的抖动，非常显眼。这个时候，有星星两两的中国人过来了。他们是来利比亚经商的个体，那边一乱，就准备回国。可是无论是首都的黎波里还是班加西，都很难找到回中国的飞机，于是就碰运气一样，从陆路赶往埃及方向。
利比亚地广人稀，大概算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北面是地中海，其它三面都是沙漠，境内貌似连条河也没有。居民以阿拉伯人为主，黑人比例不太高。
利比亚的居民，甚至仍然保持游牧传统，卡扎菲独·裁的时候还凑合，卡扎菲一倒台，也是群雄并起，情况比伊拉克还糟糕。
直到十九世纪末，利比亚都是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一战之前，意土战争，意大利战胜了奥斯曼帝国，占领了利比亚。二战之中，沙漠之狐隆美尔败给了蒙哥马利将军，利比亚落入英法联军手中，二战后利比亚才宣布独立。
其实自古以来，利比亚从来就没有做为一个国家而存在，因此，上校卡扎菲率众推翻了利比亚国王伊德里斯，改为大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民众国，Jamahiriya，这个词应该是卡扎菲自创的。
反正利比亚人仍然过着游牧般的生活，卡扎菲手里有石油，换了钱就分给他的国民，他的国民也都安于现状，至少没有民不聊生。
直到内乱开始的时候，他们分不到卡扎菲的钱了，但是分到了枪炮。于是，游牧生活变成了土匪生活。也许，这就是民主吧。
我们最大的几个困难，首先是没有电，海关那边有电，但是距离营地还有几百米的距离，来来去去不方便；然后就是通信比较困难。海关处于两国边境，那时候已经普及了的手机，却经常收不到信号。我们将这些困难反映出来，请工作组帮忙解决。
其实到了那个时候，工作组根本管不了我们这边这么细节的事情了。没有足够的锅，这个倒好办，路的两边有很多丢弃的物品，里面也能找到锅。刚刚到达关口的几位同胞就自告奋勇，出去捡一些有用的物资回来。
第二天，小组派了五位同志，加上马希尔，分乘三辆皮卡，去穆萨伊德以及更远一些的拜尔迪耶和阿什哈巴，有什么就买什么，把车子装满。其它留守的同志就开始布置营地，有经验的同志忙着布置卫生间、休息区、登记区什么的。
路边有被抛弃的没有油的皮卡、面包车啥的，我们也想办法弄回来；有坛坛罐罐的，也捡回来刷干净。
埃穆萨义德这地方非常原生态，连自来水都没有。我们只能四处找水，然后装起来，上面还要盖住，防止风沙。
这样转眼差不多到了2月2日。国内支援的同志也到了，分到我们小组这边有四位，其中三位武警负责警戒，另外一位是医生。
这一天是2011年的除夕，我们就在营地旁边点起了篝火，也没有什么像样的饭菜，没有电视，没有手机信号。小组成员跟大概40多位被阻隔在埃穆萨义德的同胞，就围着篝火唱着歌儿。
我们的歌声吸引了很多周围不同国家的人群靠拢过来，虽然语言不通，但是音乐就是大家的语言。人们似乎忘记了对战争的恐惧，围着篝火载歌载舞，这比央视的春晚精彩多了！
坐在阿青的身旁，天南地北的聊了很多，那一夜无眠，也是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春节。
这地方，二月初了还有差不多30度，晚上虽然凉快一些，风却很大，根本睡不好。
为了迎接撤侨大部队的到来，小组决定每天一早派出一个小分队，出去找东西囤积物资。基本上都是一大早出发，晚上才回来。
忙得都忘记了时间，大概又过了10天，营地已经出具规模。大家对于临时营地的工作节奏也满满适应了。说是适应，因为条件确实不方便，是太不方便。没有冲水厕所，没有洗澡水。没有床，地上铺了地毯，但是还有3、40度，跟东北冬天的火炕似的。帐篷倒是有顶，但是四周没有封闭，天上的星星一眨一眨，看得那叫一个清楚。
利比亚没什么工业，也没有雾霾，但是沙尘暴就是家常便饭。有时候晚上就开始刮，感觉鼻子里面都是沙子。
还没有正式宣布撤侨，所以中国人撤离的还不多。但是有些国家，比如欧美国家，比如印度，早就已经宣布了。
但是还没有准备好就撤侨是很危险的，因为撤下来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应该去哪儿，国内的人也不知道那些侨民去了哪里。
曾经发生过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加拿大，加拿大宣布撤侨以后，加拿大侨民们都等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的机场，但是当时的黎波里机场已经乱了，没有空管没有地勤，地面的飞机没法起飞，天上来的也无法落地。后来还是一些志愿者组织捐款，部分地勤人员才出来工作，但是由于人数有限，效率也比平时慢了好多。加拿大侨民等了好几天都没有动静，连加拿大飞机的影子都没有看见，于是侨民都散了，自寻出路去了。接下来加拿大政府就被各方面骂，好容易协调派了一架飞机去的黎波里，但是又找不到人，于是空机回来了，于是又被骂：浪费钱不说，还没有人道主义精神……
对比这个，就知道当时咱们的决策有多英明。
很多在利比亚的外国人都挤在路上，但是索勒姆的边境仍然关闭。白天抽空，我跟随小分队去了一下拜尔迪耶。
这里要感谢一下华为和中兴的兄弟们，你们是民族的脊梁，是利比亚撤侨的幕后英雄！因为利比亚的通信一直都是华为和中兴在提供服务，就算在最乱的那一段日子，通信都没有中断过！
在拜尔迪耶我的手机终于有了手机信号，然后跟王伯伯联系，请他看看有没有办法，怎么样能够架设通信线路，否则我们在埃穆萨义德就成了孤岛，联系不上大部队。我们约好了第二天相同时间，我再给他打电话。
下午回到埃穆萨义德，把这个事情跟小组成员做了汇报。从我的专业技能来讲，可以架设微波，也可以敷设线路，条件一个是要有机房端口，一个是要有器材。只是这两个条件当时都无法实现。
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旁边有位浙江的老板，说他认识一个中资企业的工地，里面应该有电缆。我说不是电缆，是通信线缆。这个专业术语他就分不清楚了，不过他还是自告奋勇过去看看。
于是他就带着他的另外两个合伙人，开了一辆丰田面包车，趁着暮色一路绝尘而去。第二天天还没亮，他们就回来了，开了两辆皮卡，长城皮卡，上面装着满满两车HYAT22，这个型号对我们搞雷达的真是太熟悉不过了。
等到天亮以后，就带着这两车物资去了拜尔迪耶。联系上了王伯伯，王伯伯找到了华为在利比亚办公室的电话，我就直接联系了那边的兄弟。华为的兄弟让我返回半路的穆萨伊德，在穆萨伊德有一个机房，但是当天没有华为的人值守。我过去的时候，有利比亚电信部门的人，看我是中国人，就以为是华为的。我让他听了电话，华为办公室跟他说了，让我进去。
进去以后按照华为兄弟的指示，找了一个空的市网线路端口编号，记录下来。然后去到市郊，找到对应机房，再找到里面的对应端口，牵一条明线出来。然后，就在沙漠中，用这两辆车上的通信线缆，引了三公里的明线到我们的营地。
找了一部老式电话机做测试，经过两天的折腾，通了，小伙伴们都激动疯了！
后面两天，又在华为办事处的指引下，找到了一个基站测试仪，也就是国内常见的伪基站，安装在营地。这样，手机就可以用了。
由于我们只有一个通信端口，也就是只能满足一部电话同时通话，为了不影响正常的工作通信沟通，小组成员一致同意，除非为了与工作组取得联系，否则大家只能用发短信的形式跟家里沟通。
不过能这样，已经非常好了，大家都很开心。阿青用一种崇拜的眼光看着我，我也没再腼腆，故作轻松的说了句：小意思！
又找了一条两相电缆，从海关一直拉到营地。于是，晚上终于有灯泡了，晚上加班的同志不用受制于手电筒了，其它人睡不着的时候也能看看书了。
经过那些日子，帐篷也买到了一批，营地已经有了60几顶帐篷，小具规模了。我们用找到的被遗弃的旧车，把营地围起来，营地四周都插上了五星红旗。
那个时候最需要的其实是网络：确定华侨人数，鉴定护照等等，都需要网络数据的支持。无奈利比亚和埃及的网络，都已经被切断。
而中国在那上空其实是有通信卫星的，不过我们还没有条件提供专门的地面站来支持网络通信。这个时候，我是多么的希望瓜达尔建设能够快马加鞭啊，如果咱们在瓜达尔驻扎一个舰队，那撤侨也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只是瓜达尔附近确实经济没有那么发达，多希望祖国的有实力的企业，能够多多促进瓜达尔经济的发展，让咱们在瓜达尔的支点，尽快繁华起来。
2月21日，温总理宣布，利比亚撤侨行动启动，将利用12天左右的时间撤退三万六千余名同胞。
估计那个时候国内对此还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在埃穆萨义德的我们小组，收到这个明确指令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太阳都还没有出来，但是心里多少有些兴奋。经过三周的准备，终于要上战场了。
但是也有顾虑，当时，在关口外边挤满了的各式车辆大概已经有两千多台，完全乱套了。我们着急的是，撤侨令下来了，如果大部队过来，我们囤积的物资可能坚持不了多久。
在这之前的2月11日，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辞职，军队接管政权。次日，赵姨那边就得到了小道消息，埃穆萨义德关口大概两周之内，也就是2月24日左右一定会重新开放。
回到撤侨令颁布的2月21日，这一天注定是忙碌的一天，上午的时候还都没有什么感觉，依旧是混乱，中国人倒是还不算太多。但是下午的时候中国人的面孔突然就增加了，首先过来的是北京城建的一个车队，二十几辆面包车和大巴车，浩浩荡荡。其实北京城建的撤退路线主要是在突尼斯方向，埃及方向的是他们在班加西附近的一个项目组。这个项目组刚刚进入利比亚，临建都还没有搞定，茉莉花就乱了。然后他们就待在简易工棚里面，由于初到班加西，他们也雇佣了当地的向导，这下子救了命了，有自由军战士想打劫工地的时候，当地的向导就跟自由军沟通，这是中国人的工地，于是自由军就没有动手。
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是我们国家一直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出去国外，尤其是动乱地区，才能体会到五项原则到底发挥了怎么样的作用。
在中东地区、非洲和拉丁美洲，如果你是美国人，那么有80%的可能性被干掉，20%可能被抓起来当人质；如果你是英国人或者法国人，有一半的可能性抓起来等赎金，一半可能直接被干掉；如果你是中国人，那么80%的可能性被直接放掉。
到了晚饭的时候，已经有大约300多中国人到达营地。我们请最先到达营地的几位同胞帮忙做志愿者，维持秩序，然后大家开始煮粥。
旁边也有“逃难”出来的其它国家的人过来蹭饭，这个我们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处理。后来萧哥说，我们还是以服务中国同胞优先，况且一旦我们开了口子，其它国家的人过来一哄而上，我们也可能应付不了。
虽然只是服务于咱们自己的同胞，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已经开始显得不够了，于是萧哥下令，从晚饭之后起，三个小队开始轮班。并且把已经疏散的同胞分成组，请他们自己挑选联络人和志愿者，这样更加便于管理。北京城建的同胞素质真高，很快就平静下来，人数最多的安静了，大多数人也就安静了。
每个小队五个人开始轮班，一队工作，其它两队休整。但是就算休整其实也是闲不着的，要整理资料，还要准备伙食。
别小看这个伙食问题，民以食为天，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人群就容易出乱子。我跟阿青在一个小队，同队还有一位女同志，是阿拉伯语的翻译，从阿联酋调过来，还有一位男生叫做大维，另外有一名武警战士。
每天早上天刚刚亮，萧哥会跟马希尔一起出去找食物和水，各小组成员就各司其职。有在路口迎着车队寻找同胞的，也有在营地准备餐食的。营地的同胞也有过来帮忙的，但是通常我们还是希望组织起来，不希望大家自己出去乱转，因为听说不远处也有自由军出没。有些同胞带了护照，也有人没带，当时还在跟埃及协商，这部分没有护照的人该怎么办。我们先把名单传了过去，再跟国内的边检确认，还要考虑怎么发放临时护照。这些都是比较费神又比较细致的工作。
当然，做饭的事情就交给了北建的几位师傅，因为用他们的话来说，我们做的太难吃了……
关口这边只有我们这里有提供食物，其它国家的，不管有没有公布撤侨的，都是啥都没有。而且我们提供的是熟食，所以每次开饭，外围都站满了人，甚至有些骚动。武警同志很谨慎，这个时候都是三个人一起，在营地的岗位持枪警戒。这个不是闹的，万一有人饿得不行了，骚乱开了头，那就收不住了。
不过还好，咱们大体按照人数来供应，也没有浪费粮食，也是秩序井然，所以也没引起什么骚乱。
一片欣欣向荣，但是也碰到不和谐的。
比如说在前面大转弯的路边，检查是否有同胞经过，如果有的话就给他们出示一下我们的外交部撤侨办公室的证件，指挥他们开去营地。刚开始的时候，也有零散过来的同胞对我们有所怀疑，后来开去海关里面兜了一圈，又转到营地的。但是来了也就来了，吃饭的时候不排队，闹哄哄还抢东西吃，甚至一个人占两份的，吃不完还到处乱扔的。他们的做法引起了其它人的不满，怎么说还不听，甚至骂骂咧咧说我们都是收了纳税人的钱，就该为他们服务的。还是萧哥有办法，走过去明确告诉他们，如果不老实，我们会将他们的行为通报埃及方面，拒绝他们入境。于是，世界太平了。
我当班的时候也碰到一个车，看起来是两口子，黄色面孔，上去就问：是中国人吗？对方回答：不是，我们是台湾人。
好吧，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去海关那边吧！
两天之后的黄昏，这俩又来到我们营地，说我们也是中国人，能不能给点儿吃的？恰好又是我当班，我就问，护照呢？他就亮出来他的中华民国护照，对我有些不客气的说：你们不是总说两岸都是中国人吗？我回答：是啊，那你怎么看呢？他软了下来，小声说：我也是。我笑着对他说，大点儿声说。于是他就大叫，真的是很大力气的大叫：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北建带队的大哥一听就乐了，走过来说，一嘴地道的京腔说：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就行，这就好办了。都是中国人，大家就是一家人。到了自己家，哪能没饭吃！
当时已经过了饭点儿，就煮了方便面给他们俩吃，这俩吃完了擦擦嘴就走了。不一会开着车过来了，拉着我说，可不可以也做志愿者？我说这个我要请示一下，然后怕他想歪了，就打趣说，志愿者都是要找会做饭的，然后看他俩一脸的懵逼样，心里很开心，忍着没笑出声来。阿青看到这个，就把他们两个拉过去，找了个地方让他们安顿下来。
我跟萧哥讲了这个事情，也问他能否接受这个志愿者，萧哥说现在这个阶段还可以，但是通关以后就让他们先撤，免得出现预料外的情况。
第二天一大早，过来的人就更多了，利比亚工作组从班加西附近的城市，又疏散过来大概400人的先头部队，分乘12辆大巴车，于早上七点左右到达关口。
看的出来，大家都饿坏了。北建的志愿者帮忙做好了早餐，但是大概饿了一个晚上的原因，大部队情绪有些混乱。北建的志愿者不断用喇叭呼喊，希望大家排好队，不要乱。这时候那个台湾嘴硬哥出面了，他像是哄幼儿园小朋友一样，说这边的队伍秩序好了，可以先吃了，那边的还要加油，都有饭吃，但是谁的纪律好谁就先吃。于是世界一下子又安静了。
后来才知道，嘴硬哥两口子就是在非洲做志愿者的时候相识的，难怪他们有经验呢。
2月22日中午，比赵姨预期的时间还早了半天，埃及那边的通道打开了。萧哥忙着去跟海关的人协调，结果到晚上的时候还真搞定了，四个关口，其中一个关口，从第二天成为了中国公民的绿色通道。
这个时候我让嘴硬哥先走，走中国通道，但是他希望再留下几天帮帮忙。我们担心后面不可预期的事情太多，还是决定让他们先去埃及了。
我跟他讲了一下撤退的路线，又手写了一个情况说明让他带着，跟他讲，只要跟着中国团队，就一定能够出去。如果碰到问题，我们在撤离的每个工作点都有同志，他可以随时联系。这家伙居然流了眼泪，拥抱了一下，他们两个就出发了。
不知道这两天的相处对他会产生什么影响，也不知道他是否顺利的完成他的旅程。但是我觉得，对待台湾同胞，其实大可不必太小气，他们只是喜欢撒娇又目光短浅的台湾省人，其实总体上来说，跟东北人河南人湖南人海南人没什么区别，大家都是中国人。
就这样陆陆续续五天时间，大概4000多人顺利过关。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营地的给养基本上消耗光了。
于是在马希尔的带领下，我们去到更远的地方，找水，找粮食。试探着向南，走到一个叫做哈迪特的村子。买水并不是很困难，因为利比亚乡下都有水井，跟主人商量一下就行。利比亚人比较淳朴，就算不给钱，他们也会让你打水，只要你有礼貌。不过我们通常会留下10美金，这样以后再过来，人家就更不会拒绝。同时，也让当地人对中国人留下好印象，产生好感。
水好办，但是粮食就不好弄了。利比亚人家里也不会像中国人一样储存粮食，因为利比亚的粮食绝大多数都是进口的，本地不产什么粮食。营地的人数基数大，筹备起来更加困难。
基本就是每天两顿饭，每顿是一份粥，或者一份馕饼。有的时候有羊肉汤，也就只能这样。有东西吃，已经不错了；有热的东西吃，还有干净水喝，那已经是天堂一般的享受了！
这一天走出去更远，但是物资还是没有那么多。回来的时候，正沿着公路往回开，突然发现后面有车子追赶，还鸣枪。心想麻烦了，碰到劫匪了。
我们三辆车，车上总共只有一位武警。而后面跟着五辆车，单挑肯定搞不定。于是我们这三辆车就把油门踩到底，拼了命往回开。那五辆车一边追一边开枪，我们更加害怕了。
就在这时，旁边的小路上突然杀出来三辆皮卡，二话不说直接跟五辆车对着开火。这三辆车的火力很猛，五辆车坚持了不到一分钟，就向反方向逃跑了。也不知道对方是不是黑吃黑，我们仍然继续死命向前开，但是不一会儿，那三辆车就追上了我们。
仔细一看，也像是中国人。于是就在路边停车。两边一打招呼才发现，原来是我们北方集团在利比亚办事处的兄弟。自己人！
茉莉花发作的时候，北方集团办事处外面枪声大作，这几个兄弟也没敢乱动。后来接到撤侨的命令，就干脆打开仓库，找出精锐火力装备。然后封锁好基地，一起撤退下来。没想到在半路看见我们被追击，重要的是我们的车头上面还插着五星红旗。他们知道是这是中国人的车，于是才有了前面那一幕。
见到集团的兄弟，真的是太开心了。但是路上不安全，就赶紧上车。车箱里有一只水桶被流弹击中，在漏水。有经验的同志弄了几块布塞进去，就这样撑到了营地。
我向兄弟们借了一只95式，挎着枪来到阿青身边，对她说：老妹儿别怕，有事儿吱声，哥来保护你！阿青笑了笑，凑到我耳边，只说了一个字：滚！
别看也是军工出身，天天跟枪炮打交道，但是集团的几位兄弟还是第一次这么过瘾的参加枪战。他们一直很兴奋，要求留下来做志愿者。
萧哥请示了一下工作组，工作组认为利比亚的条件还是比较危险，因此同意了。但是谨慎起见，萧哥要求所有的枪械都要上交，由武警战士统一保管。于是，我的95式也交上去了。
萧哥跟工作组报告的时候，也得到了另外一个指示，根据实际情况，我们不再需要为同胞们准备每天的伙食。
这也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来的决定。一方面，撤退下来的同胞，大部分手里还有一些食物；最主要的是，我们在利比亚越来越难弄到食物了，不是价格贵不贵的问题，根本就是有没有的问题。而且，每顿开饭的时候，附近的难民都紧紧盯着我们，很担心会发生不可预期的骚乱和危险。
而过了关，在索勒姆那边，物资还是比较充裕。因此，有需要的同胞还是可以在索勒姆得到补给。另外，对小组来说，领事方面的事情才是主要的，很多同胞撤退得匆忙，没有随身带护照；也有些是因为单位护照统一管理，而大部队从突尼斯撤退，所以埃及这个方向的小部队都没有护照的。我们小队的工作重心，还是要放在护照签证这些外事方面的事情上，否则就算等到了人，也没有办法进入埃及，以及其它中转地。
于是，考虑到主次关系，考虑到不能因小失大，我们小组调整了工作安排，只为有需要的同胞提供伙食帮助。
这样又过了几天，随着时间的推移，撤退下来的人逐渐减少，但是也越来越狼狈。有些同胞就只有随身的衣物，搭车或者结伴从沙漠深处走着出来。这一次茉莉花撤侨，咱们在利比亚损失也不小，仅仅遗留在当地的物资就有十几亿。
但是没有办法，人命关天，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算物资损失再大，也要避免人的损失，这也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
由于没有身份证明的同胞越来越多，甄别工作就成了重点。这里面也闹了笑话。有一天中午，有一些东方面孔的劳工来到驻地，其中一个会讲中文，说他们是中国人，东西都被抢了，也没有证件，饿了好多天。
小组一看情况，破衣烂衫的，就提供一点帮助，同时准备办理身份甄别手续。结果仔细盘问，发现他们是缅甸人，不是中国人。但是看着饿得那样，还是给了一顿饭吃，然后就让他们离开营地了。
他们还不想走，那个会中文的说，祖上也是中国人，现在去中国当牛做马都行，只要让他们去中国就行。说得那叫一个感人，但是我们毕竟不是慈善组织，也确实无能为力。
刚刚把这些人送走，又来了一个小分队，走到营地门口，碰巧大维当班，他们说着一些大维听不懂的话。大维以为又是冒充华人的，就不让他们进去营地，结果那些人不干了，在营地入口吵嚷起来。
咱们三个武警一看架势，马上进入了战斗岗位，枪口就对上了。后来那些人也有些害怕，其中出来一个，讲了很难懂的普通话，然后又唱了几句《歌唱祖国》和《小燕子》，还掏出来护照，这才弄明白，“扶兰”人，只会讲湖南土话，差点儿闹出来大误会。
3月3日以后，撤侨工作接近了尾声，到了最后两天已经基本看不到有新的同胞过来了，我们也收拾行囊准备撤场。
萧哥带着我们做了一下总结，我们这个小组，总共疏散了7300多名同胞。尽管不是主力关口，但是也为撤侨做出了贡献。
我们都很不舍，但是一方面利比亚那边越来越乱，北约马上就要启动轰炸行动，到时候连利比亚人也会跑过来，弄不好埃及又要封锁边境，一旦到了那个时候，想走都走不了了。另外一方面，埃穆萨义德这里太艰苦了，什么都没有，就算留下来，也做不了什么，也坚持不了多久。
最后一天，我请马希尔带着我和大维，还有两个兄弟，去到穆萨伊德，把电话线给撤了。然后把身上大部分现金都留给了马希尔，马希尔说什么都不要，跟我们这一个月摸爬滚打，大家都有了感情。相信如果不是他顾忌他在穆萨伊德的家，他可能就会提出来跟我们去中国了。
回去营地又跟大部队把营地收拾妥当，该焚烧的焚烧，该掩埋的掩埋。3月4日傍晚，撤侨行动结束，我们乘坐最后一辆大巴，回到索勒姆。几个兄弟向天打光了所有的弹药，最后过了一把瘾，然后依依不舍的把枪械交给埃及海关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