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吴瀚：一位具有八十五年党龄的共产党员

刘  爽

编者按：2021年9月16日，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一二九”运动亲历者、新四军老战士吴瀚同志（1914年3月8日—2021年9月16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7岁。吴瀚同志于193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具有85年党龄的老党员。作为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夫人，她从不享受特权；同时，作为七个孩子的母亲，她严格管教，要求子女自我奋斗，从不为孩子的学业或就业寻求后门；作为一名国家干部，她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一如既往，淡泊名利，克勤克俭，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工作，曾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获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光荣称号、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新四军成立80周年纪念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等。

吴瀚同志丈夫刘季平（1908--1987），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人，1925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第一师抗日军政大学第九分校校长、党委书记，苏皖边区人民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后方机关“黄河”大队政委，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兼行署秘书长、文教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教育部党组代部长、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馆长等职。——全根先

名字的由来

吴瀚的父亲祖籍常州，系算命盲人之子，清末随同乡盛宣怀出门打工，又带着盲父和妹妹在汉阳钢铁厂安了家，随后漂泊到安源煤矿为生。她，1914年在安源出生，父母期望天下太平，赐名阿平。上小学刚学会查字典，她就缠着姑姑改名，一个小小姑娘怎么偏偏就选中“瀚”字为名？从此，她就随着时代的变迁走上了南征北战的无憾之路。

1933年19岁，吴瀚考上了清华大学历史系。1935年，国难当头，她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又在寒冬腊月参加清华自行车南下抗日宣传队。为避开军警的严密盘查和围堵，宣传队选择了尘土飞扬、坎坷不平的土道，伴随着北风怒号、寒风刺骨、飞沙走石，沿途的生活非常艰苦。她在沧州就开始发烧，但她无半点娇气，瞒着大家强忍病痛坚持跋涉。到德州，队友们送她去医院查出是患白喉，不得不隔离住院而离队，但一周解除隔离期后，她又立即坐火车赶到南京，与队友一道与当局展开斗争。

1936年1月，车队被南京军警押送回北京。回校后，队员们组成清华车社，各人名字各取一字成联：“坚琦照新瀚，仁德振威荣；长城如海龙，雨仕让金山。” “瀚”是千里骑行中唯一的女生，她一往无前的闯劲令人感动。她又与车社同学一起，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

抗日启蒙了她的初心和人生之路——1936年4月，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在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危难时期，在自己人生的关口选择了跟共产党走，她是中共党员人数从4万剧增到80万中的普通一兵，坚信只有紧紧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才有希望！

与武汉有缘

吴瀚的父亲是打工在汉阳安的家。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她从清华华大学毕业，应聘到汉口懿训女中就业。她是中共地下江汉支部的一名普通党员，她以教师身份作掩护，执行党的指示，在武汉踏上了革命征途。

作为中共湖北省工委的特别交通，她往返于大别山七里坪送信；在硚口工人区，她开办女工夜校扫盲班，训练妇女救护技能，组织安排进步青年前往延安；她受党组织指派，创办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任团长，带领近百名姐妹到医院救死扶伤，一直坚持到武汉失守最后一刻。

1938年10月27日，武汉沦陷，桂林成为西南的军事、政治重镇和革命文化中心。她也随组织转移，在桂林中山纪念学校、生活教育总社继续战斗。

在桂林的生离死别

在桂林，经地下党共同工作的互相了解，1939年3月，我的父母亲（父亲刘季平）在桂林相爱成婚。在国破家亡的动荡年月中刚有了一个小家，1940年10月，国共合作破裂！小家新生爱女刚百日，就面临了一次生死离别——党叫我父亲秘密撤退去皖南新四军总部报到。天哪，母亲当时正患不明原因的日夜腹痛！

1939年，父亲刘季平、母亲吴瀚在桂林

1984年，父亲告诉我们：“我硬是咬着牙走了……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到哪里去，哪里舒服，哪里危险少。我1927年6月参加党搞革命，1930年被捕，1932年又被捕，1937年出狱。从来都是党叫到哪里就去哪里，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她，必须留下作掩护！桌子上天天放一包烟、泡上一杯茶，对来人佯称：“老刘刚刚出去……”。

半年间，腹痛日益严重，无奈中只得到贵阳求助在湘雅医学院（战乱迁到贵阳）卖血求学的大妹，得到老师的帮助，确诊卵巢囊肿，做了大切除手术，又找到一个废弃兵工厂的地下仓库养伤。伤口初愈，她即得到组织通知——去苏中新四军报到。

那个年代，从贵阳去苏北只有一条路，经柳州往南翻越十万大山，从湛江到香港，从海路到上海，过江到苏北……如今十万大山是国家森林公园，成为旅游养老胜地了。那个年代的十万大山却是原生态的起伏山峦，只有采集药材的老农才敢往深山里去。她时年27岁，只身怀抱不满周岁的女儿，徒步走进了十万大山。

她在十万大山，走着走着，身上一个钱都没有了。一天在山道上抱着女儿发愁，可巧碰上新安旅行团（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领导的宣传抗日救国的青少年文艺团体）的徐莎、汪达之等人，得知新安旅行团也在奉命转移途中。这样她得以随团同行，由地下交通带道，出了广西到湛江。在湛江，她找到我父亲的老校友陈锦昌，帮助转到香港。在香港，她又找到三哥资助，从海路到上海，再坐小船过江转到苏北。

历时四个多月，闯过国统区、沦陷区，总行程约3811.5公里，终于在1941年8月13日到达江苏省如东县栟茶镇（新四军一师和苏北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接上组织关系后，她成了新四军的普通一兵，在苏皖边区政府苏中文教处工作，任二分区机要秘书，踏上了革命的新征途！

父母亲团聚后，1943年端午节后的一天我出生了。父亲给我起名榴榴，寓意他们的重逢和事业——一是庆幸母亲的肚子里不是又长了肿瘤；二是他们在苏皖边区干着红红火火的事业，坚信五月榴花定会红遍祖国的大江南北！母亲说：“我有难时总会遇好人！”

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后，母亲的青春继续绽放光彩，曾经被大家誉为新四军一师女战士中“三大女杰”之一。

刘季平、吴瀚携女儿刘康、刘爽在苏中

在马家崖送掉亲生儿女

国共决战时期，母亲曾任父亲和章蕴的机要秘书。母亲回忆：“行军时，我负责背军事地图，每天都有新的口令……”。最困难的时期是1947年。根据战略需要，苏皖边区政府机关按部队番号，组成黄河大队北撤转移。黄河大队有大队部、参议会、银行、财粮、干校、医院、新安旅行团、学校、家属等20多个中队，从淮安经鲁中地区，过黄河，进驻冀南地区，至故城县郑口镇大杏基村。

父亲时任黄河大队政委，负责黄河大队的北撤行动。这时，母亲身怀次子即将临盆，长女7岁、次女4岁、长子2岁，行军困难重重。明知尾随的敌人一到，就有杀害新四军后代的惨事，为了不给部队增加麻烦，在途经山东沂水马家崖村时，母亲不与父亲商量，独自就把次女和长子送给了结婚10年无后的民兵王队长。她说：“季平是黄河大队的政委，部队规定每人的行李不能超过7斤，我们家小孩的鞋子就好几斤！”

革命妈妈朱姚老太竭力反对，设法告知了在北撤部队队尾压阵指挥的父亲。父亲行军到马家崖时才亲自找回了一双儿女，交由统一照管前线将领十几个孩子的朱姚老太办的临时托儿所。1947年2月20日，次子出生后不久，战友黄希珍生下双胞胎女儿雷豪、雷杰，身体极度虚弱，没有奶水。看到战友的困难，她二话不说，就把只有3.9斤重的小雷杰带到自己身边，和儿子一起喂养。2002年7月，黄阿姨曾在《忆双胞胎女儿的幸存》一文中说：“一个妈妈哺育了两个孩子，我的精神、心理、体力的重负全压在了吴瀚同志身上，多么可亲的战友呀！”

革命的老人，永远的战士（2017年）

大军南下，新中国成立，她先后任华东妇联福利部副部长、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副主任、华东医院副院长、山东省科委科技情报所所长、中共安徽省委信访办负责人、中央监察部驻高教部教育部监察组监察员、安徽凤阳五七干校干部、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研究员。

虽然因父亲工作的变化，她随之调动工作，但是，她作为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夫人，从不享受特权；作为7个孩子的母亲，严格管教，要求子女自我奋斗，从不为孩子的学业或就业寻求后门；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在平凡的岗位上，一如既往，淡泊名利，克勤克俭，兢兢业业地为党、为国工作，为人民服务。她得到了组织和群众的认可，曾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获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光荣称号、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新四军成立80周年纪念章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这就是我母亲吴瀚的故事。她一生听党话、跟党走，可以说是真正的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