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有传奇人生的核潜艇人

——记我与彭士禄总师相识共事的五十年

魏  兰

前言：

革命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彭士禄，当代知名的第一代核潜艇总师，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世界发酵，我国已控制了疫情的形势下，在全党隆重纪念建党百年之时；也是在我们去年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时，刚刚隆重纪念第一代核潜艇首艇下水五十周年之际，弘扬纪念他开创核潜艇首制艇事业功绩大会不久，彭士禄离开我们悄然故去（享年96岁）。因他是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核电事业的杰出代表，他为此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所以他的去世也是核潜艇发展里程碑第一代结束的重要标志。作为与他共事的第一代核潜艇人，应当隆重地纪念、歌颂他默默奉献的功绩，发扬他的代表中华民族科技创新与“两弹一星”精神一脉相承的核潜艇精神，用我们民族精神支柱的灵魂来感动中国，为推进我们的核潜艇事业进一步发展，战胜世界霸权对我们的打压、威胁、恐吓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耳闻与初识

耳闻的革命情怀与延安生活的缘分。出生于地主家庭的彭湃能够脱下留日的洋装，穿上农民的服装，将自己家中的田产、财物无私地分给农民佃户，坚定地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为大多人民的利益求解放，成为农民运动的领袖，为维护工农大众的利益敢于与反动的地主阶级划清界限，为了救国救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共产党人学习的榜样。他的精神鼓舞了广大的共产党人，并深深留在为中华民族解放百年奋斗的共产党人心目中，鞭策中国人民为理想和信仰前赴后继。

我与彭士禄总师相识五十年，与他的革命家国情怀、缘分都是从革命先驱的革命故事和延安童年生活、青少年时期的同时代大环境中建立的。我第一次及尔后多次听到彭士禄之父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彭湃烈士英勇牺牲就义的故事，是从我军资格最老的上将傅钟伯伯口中得知的。傅钟伯伯是我国与周恩来总理同船到法国勤工俭学、建立我党最早的党支部的，是由革命烈士赵世炎在1921年12月介绍入党的老党员。他在留法留苏十年后回到上海，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时，经历了彭湃烈士被叛徒出卖、党的营救（陈赓枪毙了叛徒）未果、不幸英勇牺牲的悲痛时刻。为纪念在党内享有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崇高威望的彭湃烈士，后来傅钟于1931年11月在红四方面军创办了彭杨（杨英，时任中央军委军事部长）军政学校，组织红军将士向彭湃、杨英这些杰出的革命英烈学习，因而彭湃烈士在党内有崇高的威望。我也从中受到了他的教育，知道彭湃烈士是我心中最敬仰的革命英雄。因此，每当我去上海出差时，都要抽空去龙华烈士陵园献上鲜花敬拜。当核潜艇工程于1965年重新上马，开始进入型号研制时，我听说彭湃烈士的儿子彭士禄也在我们这个队伍中，就很希望认识他。

第二件事，是我的小学同学曾世平、曾克顽兄妹之父的曾生伯伯，他是广东省副省长、老革命，是最早广东惠州坪山东江纵队的司令。特别是曾克顽是我的小学同班的女同学，终生未婚的医生，是我的发小、闺蜜，她经常约我到她家去做客，（当时她父亲任职交通部长），见她的父母，从而我从他们兄妹口中了解到许多曾生伯伯与其战友建立广东坪山东江纵队、英勇抗击日寇的故事。当年14岁的彭士禄与堂弟彭科跑到东江游击队去找他们的亲戚——东江游击队纵队游击队长彭雄，由彭雄带领彭士禄和彭科见了曾生司令员，曾司令收留了他，分配他到特务队，又额外领了枪。在特务队，他每天站岗、放哨、操练，晚上睡觉都抱着那支枪。后来，因彭湃水土不服得了严重的疟疾，加上曾司令考虑游击队医疗条件太差，为了保护彭湃，就派员将他送到彭湃于香港的亲戚家中治病。后来，当我和彭士禄总师谈起共同熟悉的曾司令时，他总是高兴地说：“谢谢曾司令，是他给我了当抗日游击队员的机会。”

1940年时的延安中学

1940年冬天，是周恩来总理派员千辛万苦地把彭士禄接到延安，我们同时期在那里生活了五年。因为彭士禄是彭湃烈士的后人，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日子，他的童年遭到了反革命的迫害，受尽了磨难。有百家妈，吃百家饭。是党组织和革命群众保护了他，二十几个爸妈为了革命后代的安全，不断地给他改名字，他从出生时叫赤湿到后来叫保禄，最后到延安之前，由老共产党员彭光涵给他改名为彭士禄，所以，他是实实在在的党的儿子。1940年冬，彭士禄在各地党组织保护下，从香港经过桂林到重庆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邓颖超。1940年底，15岁的他达到了延安；我是1940年冬天出生在延安的王家坪八路军总司令部。彭士禄在延安工作学习时，他曾在中央医院当过护士，那时，我的多位同学都是在这儿出生和看病的地方。我在延安与他在同样时期里也生活了五年，主要是在保育院、洛杉矶托儿所过着艰苦环境下的共产主义集体生活。由于年龄相差15岁，在同一个革命大家庭中，同时期的政治环境中成长；后来他就读的延安中学部自然科学院是陕北工学女大的学校，我当时也随母亲在女大生活过。1945年底，他随延安自然科学院离开延安到达张家口；在1946年初，我乘周恩来的飞机到达重庆开始了在周恩来身边生活；这是我们在延安同行的五年。彭士禄第二次见到周恩来总理是1951年他准备赴苏联出国留学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了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和送行。

延安同样的生活环境，党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总结党的前期革命经验，党革命的三大法宝，指导艰苦的抗日战争，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形成我党的三大作风，建立坚定理想的价值观，在那个革命的大熔炉里，我们受到了感染、教育。无论是我的童年，还是彭士禄的青少年，思想境界、行为的共同点成为我们为党的事业努力工作、奋斗的责任心，养成了我们的思想生活习惯。这就是我与彭士禄在延安同时期生活的思想紧密相连的缘分。当我们共同回忆延安生活的情景时，他眼睛里放出光亮，满脸亲切的笑容，并伸出大拇哥，表示开心。只有经过生活痛苦磨练的人，才有充实的人生，坚强的生命力。

当彭士禄从苏联进修核动力专业回国，分配到原子能所，1960年从事核潜艇动力反应堆时，我进入了哈军工。1965年，我从哈军工海军系分配到于1962年成立的国防科委第七研究院（舰船研究院），从事舰船导航系统设备科技管理，此时彭士禄已经是核动力研究的技术骨干与基层领导。1970年12月，当核潜艇首艇下水后，在航行试验中，遇到了自动舵操控失灵，出现险情，差一点扎入海底故障时，海军、七院两级核潜艇办公室主任与科技部长率领我们对自动舵的故障组织技术攻关，我是攻关组第一线驻所主要联络员，当我们找到了故障原因，对自动舵系统进行配套修改，并赶赴首制艇交付部队服役任务进度时，将修复后的自动舵系统送到总装厂，进行全船系统的安装调试期间，我在该厂交船指挥部第一次见到了彭士禄总师。他认真地听取了我的汇报，把技术攻关和船上系统安装调试的情况及遗留问题，作了详细说明，他很关心这个项目，因它关系到核潜艇安装操作及影响交付部队服役进度。他听完汇报后，对我介绍了艇下水试航设备系统调试试验状况：因为第一次下水试航试验缺乏经验，暴露的问题不少，在设备的维修和改进中，备品备件到厂不全，技术人员到厂不齐，交船进度不断被推迟，彭士禄总师焦急地对我说：“总装厂工作组织管理不力，技术水平又不行，拖拖拉拉，而七院及各所的同志，就能够解决问题，工作态度不怕累和苦，又能及时排除设备的故障，比‘苏修’还强。”他平易近人，一点也不摆官架子，一点也不认生，他尊重普通技术干部，实事求是，有啥说啥，直来直去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核动力与惯性导航

1973年4月，彭士禄从19所副所长兼副总设计师的岗位调到七院当副院长的工作岗位上。那时，在工作岗位上他是我的直接领导，我是他的助手，在事业里我们是亲密的战友。他的工作由负责719所总体所的工作到负责全舰船院二十多个所里各行海军舰艇，从工作上来看，他的业务范围和领导的工作层面显然扩大了、提高了许多，但他仍主要分工核潜艇的全面工作。在工作中，他除了要领导关心他的本专业潜艇核动力工程项目外，也必须关注整个核潜艇的全部工作进展，目标是要尽快完成中央专委确定的将艇交给部队的服役任务，以尽快形成海军的战斗力。而艇上的惯性导航系统就是一项国外极力封锁我们的技术，解决技术攻关难度最大，是影响我们艇使用的安全航行，拖全体进度的老大难设备系统。

从技术使用要求来看，核动力给潜艇带来的最大优势是增加了艇的续航力、隐蔽性，可以使艇长时间在水下航行，不浮出水面，并能够达到绕地球航行的能力，大大提高了艇的生存力和隐蔽性。可以悄悄地按指挥员的要求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攻击敌人的地区，发射鱼雷和不同性能、各种型号导弹，歼灭敌人的战略目标。因而，核潜艇是当今世界上三位一体的战略武器的重要支柱，最具有威慑力的武器系统。因为它可以用最远的射程、最凶的爆炸威力、最准确的精度（指哪打哪），歼灭敌人的战略目标。而要完成这样重要的任务，离不开高精度、隐蔽性最好的潜艇用的惯性导航系统。因为，潜艇惯性导航系统是当今世界唯一的一种不靠天、不靠地的，只要根据天体地球运动规律来实现的自主导航系统。在茫茫的大海深处，只有靠他才能知道自己航行的位置和方向，保证艇的长寿命航行安全，才能发挥出核反应堆各种性能的最大优势和特色性能。离开了它，核动力潜艇也像瞎子一样不能完成其使命和任务。故核潜艇只要离开码头，核动力与惯导就不能停歇，不分昼夜地运转，直到返回码头。故在核潜艇上这两个部门要长期值更，是最辛苦的疲劳岗位。

从工程研制的效能质量进度上看，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期，即核潜艇首艇下水、试航、交付海军服役前，这两个系统研制是工程从原理进入可靠、正常使用的关键时期。根据国外核潜艇研发程序的经验，总结特大型系统工程研制生产的规律，在处理反应堆一、二回路与潜艇十几个系统协同工作的关系。核潜艇指挥部规定：“陆上核反应模式堆试验不达到满功率，核动力设备就不能装艇；艇上需要调试的十多个大系统、几百台设备、几百项试验不按指标要求完成试验大纲需要调试的内容，即码头系泊试验达不到要求，潜艇就不能出海试航；潜艇完不成航行试验的潜航、坐沉海底、水下高速航行等主要项目，系统就不能达到艇的稳定性、操作性、快速性，不能交付海军进入战斗系列。”彭士禄副院长必须按这些原则领导一系列开创性的科研生产工作，在进程中出现了问题、故障、事故，例如，蒸发器B30管破损、氯离子泄露超标、堆内水质不清洁等矛盾是很多的，都需要逐一去排除。1970年7月28日，彭士禄与昝云龙、王汉亭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时也提到了这三个要求。其中，最难解决的是潜艇惯性导航系统（以下简称“惯导系统”），其他系统故障的原因比较明确，可以从材料、工艺等方面去克服，而惯导系统是个机电密切结合、计算机软硬件相结合的高精密装备。当时，按原理做出的首制系统，在做系泊试验，艇还在码头上，没有出海，就已经显示出艇几百海里的航程，所以就更谈不上提供准确的位置、航向和精度了。未知数实在太多，年轻的科技人员实在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为此，彭士禄副院长和核潜艇总师办就经常带着我们七院机关项目负责人（此时我已负责惯导型号系统的科技管理多年，对情况比较熟悉）到707所调研。此过程中，彭士禄副院长从科研实践中，也熟悉了惯导系统的基本情况，我从他那里也学习到了一些核动力研制工作的知识。1974年4月，他不知疲倦的工作，突发胃穿孔，切除了四分之三的胃。1975年，回到了岗位。他告诉我们，他刚刚生了一场“小病”，心态很好，就像没有生过病一样，又愉快地和我们工作战斗在一起。

在他任七院副院长的前三年里，我们通过组织全国顶级惯导专家（陆元九、关肇直、宋健等）、研究员、工匠，全面诊断惯导系统工作出差错的原因，结论是系统工作不可靠、不稳定。因而，要重新开展全面的可靠性改进设计。所以，1975年12月下旬，就组织了全国大协作会议，由全国31个省、81个单位、200余名代表进行基础原材料、元器件的测试、加工设备的技术攻关，保证惯导系统齐装配套，终于在1976年，完成惯导二型系统的研制。进行了由天津到上海经过了渤海、黄海、东海三大海域、一个多月的长航试验考核，终于可以提供海军在核潜艇上基本能用的保障海上、水下安全的工程系统。后来，又研制了惯导的二型的A、B、C系统，满足了核潜艇发展的需要。

在1978年，707所领导在进一步研制惯导系统的技术途径上发生了意见分歧，是继续研制2-D型惯导还是研制用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来取代这一型惯导系统。所里为这些争论了一年，定不下来，影响了工程进度。后来，就将这个矛盾报告了院里和核潜艇总师办，此时，彭士禄副院长已晋升为核工程总师和六机部副部长。我也将这个矛盾向彭士禄总师汇报，并提出了我坚持做二型可靠性、高精度惯导的见解。熟悉惯导系统的彭士禄总师立即要求总师办组织专家听取七所的汇报，进行论证，要继续将二型惯导研究下去。其理由是，其一，其他任何原理的先进导航都取代不了其自主性、隐蔽性的优势，他们都得依赖外界信息完成艇上导航参数的提供；其二，惯导系统已经完成了二型研制，基本解决了可靠性使用，但离高精度、高可靠性的惯导系统还有差距，但总结积累研发生产经验的基础上趁势前进，可缩短工作周期，提高产品质量效能，节约成本。其三，卫星定位系统国内已有电子科技集团早已开始研制，比707所有取胜的优势，707所将来可利用他们的成果改进、提高卫导系统作为惯导系统的优良的校正。最后，彭士禄总师拍板确定，707所必须坚持研制惯导系统。第一步，要做出高可靠的惯导系统，第二步，研制出三浮陀螺全监控惯导系统，第三步，开发静电陀螺监控器系统研究。707所明确了此技术研制方向和途径后，高精度、高可靠的三浮陀螺成为名牌产品。现在，广泛地运用于军工、航空、航天、载人航天、火星登陆等领域之中。

彭士禄（左3）与参试人员一起喝庆功酒

从事业上来看，我们这同事加朋友的友好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件事情反映出来：

其一，帮助他从武汉进京，在七院安家。七十年代初，军工单位因为有三线建设，资金都投入在三线，一线地区不能建房，住房相当紧张，彭士禄全家迁京，在院里住房只能从少数仅有的将军楼里选择。当院领导确定从李荆璞副院长住房中分出一半给他住时，李荆璞副院长的夫人很不愿意，是院核潜艇办的年轻人丁锋、朱保民软硬兼施做李副院长夫人的工作，帮助彭士禄副院长安好了家，房间很拥挤。我记得，当时我到彭士禄副院长家汇报工作，联系出差的事情，进到客厅，正在上小学的女儿小彭洁，看到她的床只能放在客厅里，我谈工作时，她还在睡觉，我只能赶紧谈完事，尽快离开，免得影响小孩睡觉。

其二，我家当时住在彭士禄副院长将军楼附近的小平房13号，我们一家人住在只有二十平米的小房间，彭士禄总师不嫌挤，经常到我们家来做客、聊天。我们的话题很多，国家要实行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个现代化等等。我们当时还谈到，在文革期间，赵仁恺院士被批斗和停职工作时，彭士禄总师保护了他，坚持让他在原岗位工作的往事。彭士禄总师因每天忙于业务，对思想上比较亲近的人，谈点时局问题，分析国家走向，还是很愉快的事。他当时亲切地说：“我只要有空，就会来你家玩，你给我准备一小盘花生米和好酒，我和丁锋痛快地喝两盅。”我们高兴地答应了他。有一次，刘欣处长也来到我们家，正遇彭士禄总师和我们议论时局，也参加进来讨论，他对我们亲密的关系感到很惊讶。

其三，由于我们工作上的密切联系，在繁忙的生活中必然也带来密切的联系。他的夫人马淑英在七院的情报所工作，由于工作的紧张繁忙，心脏病经常发作。在她住院期间，我们到六机部汇报完工作后，就到医院看望老马。当时，他们正在商量是否做心脏手术，还是保守治疗，那时我心中充满了焦虑，不知老马身体怎么这么差，不知如何是好？但彭士禄总师心平气和地做出决定，“还是保守治疗吧，手术以后再说。”后来，实在拖不过去了，还是做了手术。就是因为彭士禄总师胃穿孔做手术以后，是老马承担了繁重的家务劳动，才保存了他后来的工作精力。

（三）重大里程碑节点的相聚

1978年底，我从七院调入国防科工委机关科技部海军局工作，分管核潜艇、测量船及其以惯导为中心的舰艇综合导航系统等科研生产质量可靠性等工作。1979年，彭士禄晋升为六机部总师。这期间及以后的近20年，虽然工作岗位上有所变化，但都属于核潜艇工程战壕里的同事和战友。每当核潜艇工程进入重大里程碑节点时，我们总是相聚于试验现场第一线。

到国防科委后，我忙完了中央军委的“一抓”“二抓”两项重点海上试验现场工作后，至1983年，我就主抓核潜艇两项重大试验。特别是，昝云龙从我局跟随彭士禄到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后，留下的繁忙的核潜艇具体工作，由我们少数几个同志来承担。在我们国防科工委机关的组织下，以及核潜艇潜总师办的支持下，共同编制了导弹核潜艇、潜地固体导弹海上飞行试验全武器大系统工程，试验计划进度网络图。按照此图的要求，重大专业协调会议和现场试验，彭士禄总师都亲自参加。他虽然已经在领导高位，同时又转移了业务战线，在抓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建设，但我们在工作上仍经常接触和见面。

下面回忆几件印象深刻的事情。

其一，1985年在大连做核潜艇发射固体战略导弹海上飞行全程试验任务时，彭士禄总师当时是国防科工委核潜艇技术顾问，来到试验指挥部现场，主要是了解核潜艇在水下发射时弹、艇、筒、堆工作的协调性、稳定性，性能的完好性。在试验时，虽然由原中船总公司负责部分的技术工作，园满的完成了试验任务，但遗憾的是，导弹部分这次试验未能充分吸取前一次有一发弹发射失败的教训，采取了改用水下点火发射方案，结果导弹工作不能适应水下复杂力学环境，使需检验导弹性能时发生重大故障。但作为核潜艇部分，仍是满足了导弹水下发射的要求，弹、艇、筒、堆工作安全可靠，还是完成了任务。任务结束后，彭士禄和他的亲密战友一起喝了庆功酒，拍下了这张照片。照片里，海军科技部办公室陈佑铭主任、中船总公司科技局长夏桐，他们在这次试验后都将退休，旁边还有一位是七院的赵孟副院长，他们都是对核潜艇事业执著的奉献者、又有极大工作热情的人，也是彭士禄总师师多年核潜艇队伍的亲密战友，他们都是亲历现场试验的见证者。

从左起赵仁恺、彭士禄、黄纬禄、黄旭华

其二，是第一代核潜艇首次进行三项深水试验，共事的三次出差。第一次是1986年秋天，我们到四川核动力院，为该院研发的核动力安全阀验收鉴定并装艇选型会。当时，为了保证核动力系统运行安全可靠，这个安全阀，艇总体所还在上海安亭安排了另外一家工厂研发，不同方案的直接作用式安全阀。该阀也经过了十多年的技术攻关，通过了海军军代表的验收，故两个阀都要争取安装在即将长航的试验潜艇上。两件阀都只能在这个艇上安装、试验，企业才能完成任务，才能得到批量生产的效益回报。故这次会议，核潜艇的三个总师彭士禄、黄旭华、赵仁恺都同时参加了会。用他们的话说，矛盾的焦点是两个姑娘都要嫁一个郎。怎么办呢？在会上将两个阀的优缺点进行比较、论证，最后还是采用了核动力院的安全阀（这个阀在当时已经具备申请专利的条件）装艇先试用，完成试验后，再换装上海的阀。

第二次出差是于1987年夏天，深水试验准备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基本就绪，这次会议是要请领导验收准备工作情况，并由核潜艇基地杨玺司令员组织艇队准备出发前的誓师大会。会上，艇员们都写了遗书，做了试验战斗牺牲了的准备，因我们的艇要首次穿过台湾海峡，会上我们赞扬了艇队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但大家都很自信，相信这次一定会在完好技术保障的前提下，胜利的活着归来，共饮庆功酒，一醉方休。会前，彭士禄也到他艰苦奋斗过的船厂来参加会。会下刘毅艇长（后来任海军副司令）对我说“你们把艇修的棒棒的，好让我们绕着地球全周去远航。”他对核潜艇部队要实现的理想，充满了殷切的期望。

这次会议期间，我们与彭士禄天天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的时候较多，这时，也是国内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他从深圳前沿带来了一个开放的气息。他带了一位年轻的女孩向我介绍，是谭震（曾担任过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其夫人叫王常德阿姨是我父亲的四川老乡，因父亲还在他那里工作）的儿媳妇，她会唱许多革命歌曲，她很大方，可以边吃饭边唱歌。他还会唱许多红色老歌，正好我也会唱，给我们的饭桌上增加了许多热闹的气氛和风趣。每当我坐在彭士禄总师边吃饭时，饭前彭士禄总师就要悄悄对我说：“小兰，你别限制我，现在是开放之时，我喝点酒，你别管我。让我们男子汉自由喝。”我回答：“不行，我不能让你多喝，那样会损害身体的，我就是要管你，我要替你的老马夫人当你的保护神。”他拿我没办法。会后，他要和厂里的工人一起去锦州附近的笔架山，正好我在此处整天忙工作也没有去过那儿，他同意带我同行。这次去笔架山，我认识了他的工人朋友一家人，那个老工人告诉我：“我们是老交情了，彭士禄总师每次到厂里来，都要到我家喝酒，对我可好了。为了不上我上班迟到，还把他最好的一块手表送给我。”他立即伸出手来让我看他的手表。彭士禄总师也对我说：“我愿意与工人交朋友，爽快、开心，没有官场那么多烦心小事。”我们一行人快乐地去到了笔架山的海边，这次机会较好，赶上了海水退潮，我们能够从海岸边步行通向笔架山的海滩小路上行走，因它是裸露着的，没有被海水浸泡，可以从这里直接走到笔架山小岛的风景区。我们在笔架山小岛秀丽的风景区，兴奋的合影。祖国壮丽的山海风光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第三次出差是1988年4月下旬，我们在总装厂送行的这艘核潜艇到南海进行三项深水试验。试验原本计划于1982年完成，该实验尚属核潜艇技术难度最大的试验，后因要找深海域要求艇的水下技术状态苛刻，政治、技术、保障等因素一拖再拖，拖到了1986年，经过全国的大力协同和核潜艇总体长期准备好了的实验总战场，终于在南海进行。因为我是国防科工委机关该项目的主管，此项目从1983年开始策划，到1988年6月完成，我参加了全过程的准备、试验、总结。当时，我在试验现场指挥部工作，我记得彭士禄是在第三项大深度发射鱼雷试航前期，带领广东省领导干部来到现场。当时，在现场我正准备随水面指挥舰出海，我因与彭士禄总师比较熟悉，就向他们介绍了现场情况，并于清晨早餐前领他们到码头水面船参观。南海不同于北方，红色朝霞美丽无比，使得大家心情都很好。后来，他们与领导小组第三次深水试验结束后，了解完试验整个情况才离开。而我是等到第三次查清试航第一发鱼雷发射故障查明原因后，最后一批撤离现场的工作人员。这次试验，彭士禄总师在现场为当年共同奋斗的核动力院、核潜艇艇队、船舶总公司、海军部队加油喝彩，鼓励大家继续努力，研发出更先进的第一代、第二代战略核潜艇，加强发展我国笫三代二次打击核力量，以抗衡世界霸权强国对我国的挑衅和威慑。

彭士禄（左3）、黄旭华（左2）欢迎参试人员归来

1988年１０月，海上潜地固体导弹在重新研制后，于下半年在大连继续在核潜艇上做水下发射海上飞行全程试验。这次将水下发射点火改为水上点火，技术成熟了，三发弹全部发射成功。这次，彭士禄总师在现场接待了凯旋而归的参试人员和艇员们。（见照片）业内常用的彭士禄总师与另外三位核潜艇总师照片的合影照片，我就是合影现场的见证者。

（四）鼎力支持弘扬传承核潜艇精神

2000年，我结束了返聘生活，辞别了职场计划经济，进入了改革开放，我国加入了WTO世贸组织，民营经济崛起的市场经济时代。此时，我们除了关心军民融合时代大潮的来临，总是念念不忘我们最珍贵的青春岁月从事的第一代核潜艇事业的发展，为了总结我们在创新核潜艇路上的艰难困苦，失败经验，故障处理，矛盾中的重大问题的决策，全国军工行业，航天、卫星、导弹，核工业，电子在核潜艇事业中的大力协同，协调工作，总结“产，学、研”，“领导管理、技术研发、工人生产制造”两个三结合及两条指挥线等经验，让历史照亮未来，让后人不再重复我们或少走我们走的弯路，不重犯我们犯过的错误。我们经常与彭士禄说起工作中的体会，最大的失误是决策，最大的浪费是用人不当，最大的落后是管理，为此，我们想编写《中国核潜艇之路》一书。

有了编写此书的想法之后，我们先后走访了原核潜艇办公室主任陈佑铭夫妇，孟庆宁、王力等人。在陈佑铭与我共事的几十年中，1985年陈佑铭退休后，他有几次亲自到办公室找我，并经常打电话，要求我支持他写书，帮他提供素材，那时，我每天要应付处理各种科研生产管理现实问题，实在无空；这时我有时间了，可以做此事了，到他家中商议此事。陈佑铭告诉我：“保密的事很难过关。”并借给我他写的留下最后一本书。同时我们还到刘华清司令的秘书王力夫妇（原七院同事）家中议论过此事。在此走访的基础上，我们构思了该书的第一部分提纲。我们知道求助彭士禄总师，会给我们更大的支持，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们住在核集团甘家口宿舍的地址，去到了彭士禄夫妇家。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共叙核潜艇情谊之后，他们表示要鼎力支持我们。拿出了两次海上试验的纪念盘，杨连新赠送给他的核潜艇造型的酒瓶，供我们欣赏；并送我们一套完整的彭湃烈士传。我们还问起了彭士禄儿子彭浩、女儿彭洁的情况，当时夫人老马告诉我们，他们自费12万元，为彭洁的干燥综合症治病，救她一命。这时我感到老马她实在不容易。既要照顾生病的彭士禄总师，当时彭士禄总师的腿已经不能走路了，身体站直不起来了，她还要撑起这个家，实在太难了。没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彭士禄总师夫人马淑英。

左起马淑英、彭士禄、丁锋、魏兰

2011年，我们参加了中船总公司王荣生总经理八十岁寿辰核潜艇战友的聚会，激发了我们将该书写下去的热情。之后，在职的同志又提出，要弘扬“核潜艇精神”之事。但是，当我们正式地向部队当局报告提出通过写书来做此事时，却未获得支持。但我们认为这是有益于党和国家的好事，想记录下老一辈革命家的英明决策和开创性的组织指挥，为了以档案作证，让历史说话，给英雄扬名，为军工立传，总结出核潜艇的三支队伍——设计研发、生产建造和部队的试验、使用以及这三支队伍的精神力量，工作中的规律哲理。科研工程技术人员、干部、工人、军队官兵、指战员，广大的群众默默奉献、隐姓埋名，干惊天动地事业的壮举业绩，教育下一代人。

2012年，我们再次找到并看望了生病住院的彭士禄总师。当时，他已经经历了一次病危的抢救，我们代他起草了一封给核集团董事长孙勤的信，向他汇报编书之事。彭士禄痛快的表示支持，当即签了字。在与中船重工集团公司、总体所和国史协会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的共同努力下，开始了3年的编辑工作。2012年，我们先后组织了到承担相关任务的十几个单位调研，并与2012年年底，在远望楼宾馆组织了隆重的弘扬核潜艇精神的高层峰会，这次会得到了总装张又侠部长、总参孙建国副参谋长（他曾任核潜艇长航90昼夜的艇长）、海军领导、中核集团和中船重工领导的大力支持，核潜艇第一代的各单位的总师、十多位院士（如:航天的刘宝镛、中船重工张金麟、黄旭华、汪顺亭等），是核潜艇老战友一次难得的大聚会。中船重工集团邵力文、中核集团纪检书记李学东在会上做报告。该书于2013年编写组进行了文章的编辑汇总，2014年，进行了严格的保密审查，作为我国第一代核潜艇内部文献出版。2015年３月，在远望楼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2014年，在该书即将出版时，我们又到医院去看望彭士禄，并将表达核潜艇7大技术关键设备系统（核潜艇人称为七朵金花）十几副精美的图画，给他欣赏。他开心地笑容满面的表示很好，并与我们合影留念。该书于2015年春天正式出版发行，并在远望宾馆举办了精悍庄严的首发式，发送给业内有关单位，作为工作参考资料使用。

左起彭士禄、丁锋、魏兰

在他晚年90岁之时，我们借助国史协会“两弹一星”研究协会的平台及中核集团孙勤董事长重视“两弹一艇”业绩的传承，并写出了“核铸中国梦”，不断开展大力宣传核潜艇精神的活动，又一次得到了彭士禄的鼎力相助，在他90岁寿辰时，我与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办公室主任韩圣平及中核集团的代表到医院去为他祝寿时，并再次共同回忆了对彭湃烈士的记忆，曾生司令员领导他参加东江抗日纵队游击队的斗争历史，及延安儿女同行5年，受党教育的革命情怀，并向他汇报了我们宣传与核潜艇精神一脉相承的“两弹一星”精神的工作活动计划。回顾我们在宣传核潜艇精神的活动中，都得到了他的女儿彭洁的鼎力支持。例如，2019年6月9日，我们在纪念毛主席：“一万年也要把核潜艇搞出来”的指示的60周年座谈会.2020年12月26日，毛主席１２７岁生日时，纪念核潜艇下水50周年，有200多人参加了大型纪念活动，彭洁又代表他，做了最后一次大会发言，她在会场上说：“核潜艇研制成功主要归功于中央的决策英明及时，统一指挥，大力协同，密切合作，支持的措施有力、具体；参试的工作人员勇于创新、所做的每一个项目都是按照科研规律精心严谨、一丝不苟的精神努力奋斗，他们才是核潜艇研制的功臣和正真的英雄。是他们艰苦奋斗、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群体才是我们共和国的脊梁，让我们为他们点赞！对于我个人所取得的成绩和荣誉，都是属于核潜艇人的，属于核动力人的，我一生所做的工作，虽然属于沧海一滴，但就是要为人民做奉献。默默地自强不息的耕耘、开荒、铺路！”

我与彭士禄总师从1971年第一次在渤海船厂汇报工作，至今2021年，隆重纪念我党百年寿辰的春天，相识共事50年。他走了，他的骨灰撒在船厂的大海中，永远和中国的核潜艇人相伴，他的勇于担当、敢于拍板，联系群众，对工作负责的笑声，他的音容笑貌永在核潜艇战友的心间。他这位拥有传奇人生的核潜艇人，将在中国核潜艇及核电事业新时代的突飞猛发展的大潮中永生。

（作者单位为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2021年11月22日修改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