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蕾按：看了红色文化网转载的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录制的《医疗卫生现代化的中国经验》这期节目，感觉非常好，看了有扬眉吐气之感!姚力等专家将新中国医疗卫生的发展过程和伟大成就解读的非常清晰，特别指出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执政为民、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核心思想，更加清晰地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的宗旨和性质。同时专家们也没有回避改革开放过程发生的一些问题和教训。不过在回答河南赤脚医生关于乡村医生后继乏人的问题时，虽然说到政策导向，但是有些空。其实应该提出让医学院的大学毕业生到农村服务三五年的政策，就跟大学生村官一样。由此，才可以培养这项事业的接班人和后备干部。节目勾起我回忆1994年去云南采访妇幼保健的事儿。这是当时写的对外稿，提供给你们，发不发表由你们编辑部决定。

为了母亲和未来

——云南妇幼保健事业采访笔记

熊  蕾

古往今来，已有无数美好的语言，赞美母亲，祝福孩子。母亲因其在繁衍人类中的独特贡献被用来比喻大地、大自然、祖国;而纯洁无暇的孩子则被描述成祖国的花朵和未来。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很敬重他们的母亲。毛泽东曾对在保安采访他的美国记者斯诺这样回忆他的母亲：“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还说母亲和他们兄弟，有时还有家里的雇工，组成了家里的“反对党”。寥寥数语，既表达了领袖对母亲的爱戴，又道出旧社会妇女和儿童在家中受压迫的地位。

朱德在《我的母亲》中则以质朴的语言、深挚的感情描述了一位普通劳动妇女辛劳的一生，成为脍炙人口的讴歌母亲的篇章。

很难说母亲的伟大与她们所受的痛苦有没有关系，但是女性的确是在经历过怀胎、分娩的痛苦之后，才成为母亲的。

曾当过20多年妇产科大夫的卫生部妇幼卫生司司长王凤兰说：“从生理学的角度看，妇女在生了孩子以后，才成为母亲。生育，是女性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但也恰恰是很多妇女最难闯过去的一道关卡。人们说孩子的生日就是母亲的难日，这话很有道理。尤其是在旧中国，广大妇女的生殖健康根本没有保障，生孩子就是过生死关。”

对此，我采访过的很多人，从政府官员到平民百姓，都有痛苦的回忆。

云南省卫生厅副厅长詹文涛说：“我有个四姐，为人很好，又贤惠，又漂亮，我最喜欢她。可是她就是因为生孩子，死了。临产前两天她还活泼泼地，然而她却死于产后大出血。我那时还小，怎么也不能相信四姐没了，跑到产房去看她。那是个小屋子，屋中烧着木炭，四姐就坐在炭灰里，下身一滩血。我们家在云南楚雄的牟定县，在云南还算发达地区，我家又是个大户人家，那时生孩子尚且是靠旧产婆接生，搞成这个样子，广大贫苦百姓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绝大多数旧产婆接生，连起码的消毒都没有，就是用瓦片、锈剪刀把脐带弄断，这怎么能不造成产妇感染呢?现在想起来，我四姐也就是胎盘滞后，这在现在很容易处理，可那时就没办法，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这是我终生的遗憾。还有些贫困落后地区，更是把妇女生孩子当成见不得人的事，不能在家里生，而要在马圈、猪圈、牛棚里生。这实际上是不把妇女当人看。”

产妇的安全没有保障，造成产妇和婴幼儿的高死亡率。据统计，解放前，每千名活产新生儿中，有15名孕产妇死亡，而新生儿的死亡率则高达200!这意味着多少家庭的悲剧!

今年75岁的庄美珍老婆婆，家住云南省弥渡县寅街乡武邑村。她一共生过12胎，只活下来3个，大的现在57岁了，小的33岁。她说，没活下来的孩子，有的是得“脐风”(即新生儿破伤风)死的，有的“就那么死了”。她回忆说，“那时哪里有医生看，明天要生孩子了，今天还要干活。有一次我在地里干着活，孩子就要生下来，我急忙往家赶，结果孩子生在半道上。我只好用镰刀把脐带砍断。我后来得了‘掉茄子病’(即子宫脱垂)，是共产党1958年把我治好的。我感谢共产党。现在我的重孙子比我儿子小时候长得好多了!”

武邑村乡医师荣珍说，庄的重孙和他母亲“都是我们妇幼保健系统服务的对象。服务从婚姻登记开始，每对夫妇收10.40元，服务内容包括婚前教育、妻子的孕期检查、围产期保健和产后42天的检查，至少8到14次。她们可以找我做检查，也可以凭这个孕产妇保健服务卡去乡卫生院和县医院检查。大部分还是由我检查。检查结果都记录在这张卡上。我主要看她们胎位正不正，有没有妊娠高血压症状。胎位不正的，我做些纠正。对情况比较严重的，我就送她们去乡卫生院或县医院。去年村里有60个孕产妇，我筛查出7个高危孕产妇，其中5个住院分娩，两个由我接生，都是母婴平安。村里的孕产妇都愿意享受这种服务。我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怀头胎的妇女，但是很多怀二胎的也要求提供。”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由省、地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及综合医院的妇产科、小儿科;县级妇幼保健站、综合医院妇产科、小儿科;乡镇卫生院和厂矿医院中的妇幼保健室;以及村卫生站中的妇幼保健人员组成的遍布城乡的四级妇幼保健服务网的“网底”，是我们国家最基层的妇幼卫生保健工作。这个网络，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建立，并不断完善和健全的。目前，全国有333所妇幼保健院、35所儿童医院、2834个县级妇幼保健所(站)、48140个乡卫生院、46万名像师荣珍这样的乡村女医生和接生员。她们服务的对象，包括所有育龄妇女和5岁以下儿童，占我国总人口的2/3，占全世界妇女儿童总数的2/5。

由于这些妇幼保健机构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孕产妇及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已大大下降。1993年，孕产妇死亡率从建国初期的千分之15下降到不到千分之一，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则从原来的千分之200下降到千分之48。由此，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也在45年间从不到35岁增长到68岁。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拉赫曼先生说，过去40多年来，中国在保护妇女和儿童健康和发展方面进展迅速，这是毫无疑问的。人均收入水平与中国相似的国家，极少能在妇女和儿童的生存、营养和福利方面与中国相比。

卫生部妇幼卫生司副司长、儿科大夫庞汝彦说，人均预期寿命值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而影响人均预期寿命值的关键是妇女和儿童的健康水平，特别是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我们国家的人均收入在联合国140多个国家中排在第113位左右，但中国的妇女儿童健康水平则居第43位。在我们这样一个底子薄、人口多、起点低的国家，做到这一点的确很不容易。

我国妇幼卫生工作的起点是，文盲率高达80%，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虽然妇幼卫生的概念决不只限于生孩子，但新中国的妇幼卫生工作却不得不从生孩子开始。新中国妇幼卫生工作的奠基人、卫生部第一任妇幼卫生司司长杨崇瑞博士从1951年开始积极倡导“新法接生、改造助产婆、发展助产教育”，把经过悉心培育的一批批学生送往农村，送往贫困而急需妇幼卫生工作者的地区。

1952年就开始在妇幼卫生战线工作的原云南省卫生厅妇幼处处长包洁回忆说，当时云南孕产妇和婴幼儿的死亡率都大大超过全国的指标。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是难产和产后出血，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新生儿破伤风。这都与接生时的不卫生、不科学有关。可是当时在云南推行新法接生非常困难，因为旧的习惯势力把生孩子当成见不得人的事，妇女怀孕都怕人知道。我们组织了许多工作队，背着背包，跋山涉水，下到边疆和山区的村村寨寨，向群众介绍新法接生的好处。一开始群众不好接近，我们就用图片展览、自己创作演出活报剧来吸引他们。为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不少人还学习讲少数民族的语言。特别是在遇到难产，旧产婆弄不下来，大人孩子的生命有危险时，我们工作队的同志就去抢救，成功地接下小生命，又保证了母亲的安全，很快在群众中建立了威信，新法接生逐步推行开来。

王凤兰指出，我们的妇幼卫生工作从一开始就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建国初期，百业待兴，紧接着又是抗美援朝和土改，国家的财政的确十分困难。但是就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国家依然投入了相当可观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开展妇幼卫生工作。而妇幼卫生工作生机勃勃，也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有力地支持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这是新中国妇幼卫生工作的第一个高潮。

进入90年代，妇女儿童的健康水平作为衡量当今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更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1990年，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71个国家的总统、总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世界儿童首脑会议，通过了《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及《执行90年代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行动计划》这两个重要文件。宣言做出承诺并向全世界紧急呼吁：“让每个儿童有更好的未来”，并提出要改善儿童健康状况和营养，普遍加强妇女的作用，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促进母亲的安全等任务。从此，“母亲安全，儿童优先”成了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一个新的道德标准。

1991年3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这两个文件，并对专程从纽约赶来参加仪式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席格兰特先生(已故)说：“我们将保证履行我们的义务。我们相信，在联合国的帮助下，中国儿童一定能够达到文件中所提出的一些要求，我们还要争取提前达到。”

庞汝彦说，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也是对全国人民，做出了庄严的承诺：在90年代，将1990年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降低1/3;将1990年的孕产妇死亡率降低一半;到2000年，缺水地区农村引用水受益人口达到95%等等。这无疑是我们妇幼卫生工作的又一个高潮，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王凤兰指出，我们国家地域辽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城市、沿海地区和边远贫困地区的卫生条件和服务设施差别很大。近十余年来，我国婴儿死亡率呈现徘徊局面，主要原因是部分边远地区居高不降，那里孕产妇的死亡率也很高，最高的县高达千分之十以上。据300个老、少、边、穷县对孕产妇死亡地点的统计，有近66%的孕产妇死于家中或转院途中。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化县卫生局局长李德昌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件惨痛的事：1983年，一街乡一个21岁的妇女难产。那个村子在山里，去医院来不及，农民也负担不起。因为十元的住院费相当于当时那里一个普通农民一年的收入。而乡村医生离得也很远。结果娃娃生下来就死了。丈夫把娃娃抱出去埋掉，想不到回来一看，媳妇产后大出血，也死了。经受不住这样两个打击，他也自杀了。这实在令人痛心。这个典型的例子也说明，把医疗卫生和妇幼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实在是太有必要了。

对此，王凤兰说，我们妇幼卫生工作的重点正逐步向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倾斜。我们的努力也得到了国际组织的支持。从1990年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同我们开始了《加强中国基层的妇幼卫生/计划生育服务》合作项目，涉及27个省、自治区的300个老、少、边、穷县，覆盖1亿2千万人口。这些地区经济文化落后，卫生工作基础差，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传染病发病率、人口出生率都大大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为开展合作项目，两个联合国组织共投入2000万美元，项目县、地、省(区)则分别按比例拿出配套资金，至1994年中总共已投入3亿元人民币。现在看起来，项目执行的情况还是不错的。

尽管还有很多人不了解、不认识妇幼卫生工作的重要性，但是已有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在对曾经忽视了妇幼卫生工作进行反思，将对妇女和儿童的关心，与对人权的关心和尊重联系起来，对妇幼卫生工作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云南省楚雄州人民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除了满足该州三个项目县的配套资金以外，从1990年起，逐步增加对卫生和妇幼卫生的投入，每年拨出的专款从几十万增加到200万元。其中，妇幼保健的专款每年在20万元以上。

州人民政府的罗秘书长用十分质朴的语言谈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搞好妇幼保健，对提高全体公民的健康水平，对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对发展经济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人民的痛苦，人民政府有责任帮助解决。一家人如果出一个病号，那么这一家的生产和生活就要掉下来，富的也回变贫。这是很直观的。”

罗对此有过切身体验。1979年，他在怒江一个偏远贫穷的小县工作。他说：“按说我在县城，条件怎么也比下面要好些。可是我的二儿子得了结核病，县医院就是查不出来，诊断成肺气肿。我二儿子那时刚5岁。当肺气肿治了两个月，越医越重，娃娃瘦成了皮包骨。当时我爱人在昆明，实在没办法，我带着三个娃娃坐了5天汽车才到昆明，在二院住院40天，总算治好了。欠下的账，10年之后才赔清。其实如果条件好一些，那是很好诊断的。”这位毕业于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的彝族干部说，“所以，从国务院总理到普通老百姓，每个社会成员都和妇幼卫生工作有关，从娘肚子开始就有关。不重视妇幼卫生工作，就是对人民的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