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直的君子儒 杰出的学问家

　　——纪念刘熙载诞辰200周年

　　莫其康

　　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又字熙哉，号融斋，晚号寤崖子，世多以融斋先生称之，江苏兴化人。他是晚清著名学者，19世纪一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生于清寒之家，身逢封建末世，十岁即丧父，不久母亲又去世，但孤贫中，仍艰苦力学，终成大器。时人对刘熙载评价很高。国学大师俞樾赞其“恭俭温良，粹然无滓”;“我读君书，靡有不祥，高论道德，下逮文章”;“躬行君子，久而弥芳”。被称为“文治总统”的徐世昌亦撰文，称其“自少至老，未尝作一妄语”。卒后诸门人弟子千里赴吊，莫不哀恸，诵其诗文，不绝于耳。次年，奉旨入《儒林传》。龙门弟子于松江郡城建祠祀之，后又扩祠为融斋精舍。

　　刘熙载是封建社会末期一位正直的君子儒、杰出的学问家，“名在国史，泽在胶庠”，堪称德艺双辉的一代大师。

　　一、正直的君子儒

　　1.性情静逸，贞介绝俗。刘熙载32岁中进士，以文章与书法均优，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授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修纂。咸丰三年(1853)，刘熙载因皇帝召对称旨，旋奉命入值上书房，为诸王师。“久之，上见其气体充盈，早暮无倦容，问所养，对以‘闭户读书’，上嘉焉，书‘性静情逸’四大字赐之。”(俞樾：《左春坊左中允刘君墓碑》)

　　咸丰六年(1856)，年终考核，“京察，公名在一等记名以道府用”(萧穆：《刘融斋中允别传》)，而不乐为吏，“请假客山东，授徒自给。”(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侵犯北京，“都中有惊，官吏多迁避，熙载独留。和议成，鄂抚胡文忠(林翼)以‘贞介绝俗，学冠时人’疏荐。”(《兴化县志》卷十三)并邀刘熙载到武昌江汉书院主讲。

　　2.洁己修身，清廉自守。同治三年(1864)，补国子监司业，其秋，命为广东学政，补左春坊左中允，掌管广东全省各府、州、县学生员考课黜陟之事。督学广东期间，从端正学风入手，写作《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四箴，督劝全省学子，勉励他们学习圣贤，迁善改过。他巡视各地，认真考核诸生，所有考卷一一阅读，防止营私舞弊或遗落真才。到府县视学，一介不苟取，受到广东人民的敬重。(萧穆：《刘融斋中允别传》)督学三年任期未满，即请长假归里，弃官从教。

　　刘熙载出身清寒，自小养成安贫乐道的性格，入仕后追求陶渊明式的清静淡逸的志趣。《刘融斋别传》称其：“秉性俭约，至贵不改其初。尝以翰林入内庭，徒步无车马，有晏子浣衣濯冠之风。”刘熙载上班甚至自带饭食，像个御膳房的厨师，以致于太监们背后都叫他“厨子翰林”，他也毫不在意，一笑了之。督学广东，“行部所至，萧然如寒素。暨乞病归，袱被箧书而已”(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主讲龙门书院，“与弟子辨析辄至夜分，虽大寒暑，衣冠冲整无惰容，历十余年如一日”(《兴化县志》卷十三)。弟子蒯光典邻近龙门书院赁屋而居，师从刘熙载请益并学习数学，刘师每日午前来到蒯处讲授，蒯尽弟子之礼，备几样可口菜肴以待先生，刘师却直接说明“不可，即具一肴，毋将我脾气改坏”。蒯后历任翰林院检讨、京师督学局局长和欧洲留学生监督等职，每与人谈及此事，便对先生肃然起敬，仰慕不已。《清史稿•儒林传》评云：“平居尝以‘志士不忘在沟壑’、‘遁世不见知而不愠’二语自励。自少至老，未尝作一妄语。表里浑然，夷险一节。”同时代学者陈澧评云：“先生之醇德清风，人尽知之。先生之硕学，则知者寡矣。若其意趣高出于一世，远侪于古人，则知者盖寡，有相与愕眙焉耳。学政一官，世人所艳羡也，先生为之未满任，告病而归。盖世之人皆好进，而先生独好退，不知美官厚禄之可羡，而惟知读书。此古之君子，而澧以得见为幸者也。”(陈澧：《送刘学使序》)

　　3.以正学教弟子，鞠躬尽瘁。刘熙载设馆山东禹城、河北定兴、京师陈宅，赴武昌江汉书院，督学广东，晚年主讲上海龙门书院达十四年之久，直至染病归里。于龙门书院“与诸生讲习，终日不倦。每五日必一问其所读何书，所学何事，讲去其非而趋于是。丙夜或周视斋舍，察诸生在否。”(俞樾：《左春坊左中允刘君墓碑》)时人誉之为“以正学(按：即儒家正统的思想学说和道德文章，并倡导“力行致用”)教弟子，有胡安定风”(《清史稿•儒林传》)。培养出如鹿传霖、袁昶、祁兆熙、张焕纶、葛士浚、顾锡爵、姚文栋、李平书、范本礼、姚文楠、童米孙、沈祥龙和胡适之父胡传、胡小石之父胡季石、黄苗子祖父黄绍昌、范曾曾祖父范伯子等一批朝廷贤臣能吏、近代经世致用之才，在肇启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是在近代教育、国防外交、城市建设、文艺创作、学术研究等诸方面发挥了先驱和栋梁作用。胡适很多思想的形成即溯源于刘氏。

　　4.评文论艺，极重人品。刘熙载继承了我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强调评论作品首先看作家的人品，主张文以德行为根本，讲究“道德文章”、“人品学问”。其云：“君子之文无欲，小人之文多欲。多欲者美胜信，无欲者信胜美。”又云：“有俊杰之论，有儒生、俗士之论。利弊明而是非审，非斯为俊杰也与!”(《文概》);“诗为天人之合”，“诗品出于人品”(《诗概》);“赋尚才不如尚品”(《赋概》);“论词莫先于品”(《词曲概》);“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写字者，写志也”，“笔情墨性，皆以其性情为本”(《书概》)，等等。他主张作品要有“高”、“大”、“厚”、“深”的气韵与格调，反对轻薄之气和柔靡之音;尤其是他从“已富而能济人之贫”的民本思想出发，赞赏那些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如赞扬杜甫、元结、白居易的“代匹夫匹妇语”，表现他们的“饥寒劳困之苦”的诗篇，等等。这些思想是对于我国传统文论中人文精神的重大发展。

　　5.交友高洁，为人温良。刘熙载处世从不逢迎巴结，蝇营狗苟，他结交的几个朋友多为品行高洁之士。他在诗文中提到过的文毓是位看城门的隐者，徐宗勉是个厌弃世俗的奇士，倭仁虽为当朝权贵，但刘熙载与其交往是源于“以操尚相友重，论学则有异同”，并不曾因其地位高而迁就附和他。“与人居，温温然无疾言厉色;与客言，善谈议，亦时杂诙谐嘲笑，恒不见其有高迈远俗之概。而意有所不可，亦卒莫之能夺也”;“闲居敝衣粝粮，不多用一钱。亲故有贵显，远有馈不一取;有贫苦，必多方周济。而待客又必尽丰洁。”(萧穆：《刘融斋中允别传》)微薄的官俸还用来救济家乡灾情之急，写下了《己酉闻故乡水灾》等同情人民苦难的诗篇。邑东乡沙仁村农民杨金寿为田地房产与土豪打官司。由于土豪财大气粗，杨输了官司，还要交官府罚款。杨哭诉无门,正巧融斋公从山东禹城年底回乡省亲，遂登门求助。杨如实陈述了案情，融斋公听后忿忿不平，立即与官府交涉，希望明镜高悬。官府见是刘翰林出面，害怕此事捅到皇上那儿，就减免了杨家所有罚款。杨金寿千恩万谢，小儿子杨乔志认融斋公作了干爹。

　　刘熙载的一生，自少至老，给人们留下的是一个正道直行的读书人、君子儒的形象。

　　二、杰出的学问家

　　刘熙载身兼学者儒师，相辅相成，一生好学不倦，博览群书，在兴化诸多历史名人中，刘熙载学问可算是最为浩博而精深者，与著名学者俞樾过从甚密，齐名当世。他知识结构全面，近人尝概言其要，云其“博学而多能，于六经子史及仙释家言靡不通晓。又治音韵、算学，卓有成绩，于文艺各门，博综约取，尤多建树”。

　　1.作为文艺理论家，他是中国传统文艺理论批评研究的集大成者，其成就主要体现在《艺概》和《游艺约言》中。《艺概》对文、诗、赋、词、曲、书、经义等七种文艺形式进行了全面精辟的论述，语言浅显，文字扼要，纵横捭阖，大气磅礴。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史上，不仅是空前的，甚至是绝后的。《游艺约言》内容与《艺概》类似，以札记形式，谈文论艺。《艺概》是刘熙载学术著作中的代表之作，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继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之后又一部通论各种文体的杰作，他因此赢得“东方黑格尔”的美誉，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和古典文艺批评以及传统美学等方面的独特地位。《艺概》以它的真知灼见受到普遍肯定和赞扬，薛正兴先生在所撰《刘熙载论》(《扬州文化论丛》，广陵书社2009年版)中曾引述诸家评论。近人夏敬观云：“自来阐明作诗之法，能透彻明晓者，无过于刘融斋《艺概》中之《诗概》。”(《刘融斋诗概诠说》)冯煦云：“刘氏所著《艺概》，于词多洞微之言。”(《蒿庵论词》)王国维云：“周介存谓：‘梅溪词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刘融斋谓：‘周旨荡而史意贪。’此二人语令人解颐。”(《人间词话》)刘熙载《艺概•书概》云：“汉隶既可当小篆之八分书，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书，正书亦汉隶之八分书也。”对此，康有为认为，刘氏这种观点，“真知古今分合转变之由，其识甚通”(《广艺舟双楫》)。郭绍虞云：“书写字体的演变，都是文字内部正体和草体的矛盾性所引起的。这是中国的书写字体所以会发生演变的原因，同时也是书法所以能成为艺术的原因。以前约略看到这问题的只有刘熙载。”(《人民群众与书法艺术》)在我国古代美学和文艺理论批评史研究领域内，《艺概》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刘熙载不愧为19世纪著名的文艺理论家。

　　2.作为文学家，其《昨非集》具有较高的价值。《昨非集》是刘熙载的文艺创作集，谓之“昨非”，源自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全书计四卷，第一卷为寓言故事集《寤崖子》，作者以晚号命名，是其“意欲自成一子”之作。集中收故事42则，以寓言形式，史论结合，阐扬儒学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所言者，多为辩难诸子，格物穷理;所寓者，多为修身养性，匡救时弊。第二、三、四卷为刘熙载的文、诗、词曲作品集。《文集》收散文46篇，《诗集》收诗作143首，《词集》收词曲30首，附录散曲四阕一套，反映他一生的主要经历(如《寤崖子传》、《寓东原记》、《鄂城留别》、《山西五十初度三首》、《琼州杂诗八首》等)、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如《日暮叩门客》、《逃荒叹》、《辛酉雪后过大梁》等)、粹然儒者的人格品质(如《箴言四首并序》、《诫辞四首》等)，从多样的艺术形式中可以领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诗文创作，对那些反映人民疾苦、为老百姓代言的诗人和作家可谓推崇备至。他在《论文》之二中提出的“师农工”这一命题(“昔人称为文宜师圣贤，吾谓若吾人者，且师农工亦可”)，这在中国文艺思想史上是第一个，应该说是封建末世一位正直读书人的真知灼见，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

　　3.作为语言学家，其在音韵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四音定切》、《说文双声》、《说文叠韵》，是刘熙载三部关于音韵学的系列性学术著作。《四音定切》，按照开、齐、合、撮四呼，把当时通用的《佩文诗韵》重加整理、分部解释。这是继李光地等撰《音韵阐微》一书后进一步阐述韵学原理、改进韵书体系的一部学术著作。《说文双声》和《说文叠韵》，是刘熙载有感于“六书中较难知者莫如谐声”而编撰的，双声、叠韵都是谐声。其音学三书有很深的造诣，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评为“于音韵小学确抒卓见”。

　　4.作为教育家，《持志塾言》不少格言条目经过新的评述后，今天仍然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持志塾言》是刘熙载的教学随笔。“持志”为刘熙载课徒书斋名，“塾言”即塾中讲义。全书分上下两卷，以“格物致知”、“明心见性”为纲，格言式地阐述立志为学、修身洁己、力行致用以至立事处世做人等方面的经验教训、道德规范、目标要求和方法途径。所述博采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之长，以“慎独”、“主敬”为要义，培养学生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去立事处世做人。尽管全书要旨仍不出儒家传统教育思想的范畴，却不是陈腐的说教，较多地融入刘氏教学实践的心得体会。书中不少格言条目经过新的评述后，今天仍然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刘熙载生前亲自编定刊行《持志塾言》、《艺概》、《四音定切》、《说文双声》、《说文叠韵》、《昨非集》，合称《古桐书屋六种》。去世后，其子嗣及弟子又将其《古桐书屋札记》(内容与《持志塾言》相类)、《游艺约言》、《制义书存》(原系《昨非集》之一卷而未刊入者)编辑成书，合称《古桐书屋续刻三种》。从今日学术研究的视角进行全面考察，我们可以领略到刘熙载治学的广度和深度。作为学者，刘熙载的学术贡献涉及到经学、文艺学、文章学、语言学、教育学，甚至数学等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在《艺概》和《游艺约言》中对文艺创作、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发展史所作的精辟论述。他的学术成就与艺术才能是多方面的，堪称近代通儒，不愧为杰出的学问家。

　　刘熙载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个朝代，在破落短命的末代王朝，他在风雨飘摇的时代里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半官半隐的为人为学为艺之道。刘立人先生在所撰《刘熙载略论》(《扬州历史文化研究》创刊号)中指出：刘熙载作为封建末世的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对当时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绝非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禹城书斋的感叹，山西浪迹的彷徨，广东官场的厌倦，表明了他对现实也有所不满。而在狂飙突发的新思潮面前，他既迷惘，又矛盾，一方面他在寓言作品中，把海外诸国视为“鬼”、“怪”、“情怪”、“螭魅罔两”，在上海龙门书院“尝有异邦人求见，三至三却之”;另一方面，郭嵩焘作为“天朝帝国”派出同“地上的世界”接触的第一位正式代表，取道沪上，他又与之交游(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出国途中》)。“再从他‘有贫苦必多方周济’，‘世尚波靡’而‘抗心希古’的立身行事来看，均可见其‘性静情逸’的表象背面正跳动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毕竟未能象陶渊明那样归隐，却始终以匡时救弊为己任。在他看来，正人心，‘迁善改过’，是匡时救弊最重要的手段。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十分重视教育与文艺的教化作用。他晚年弃官执教，编纂教学随笔、艺文札记，就是这种思想的突出表现。”毋庸讳言，刘熙载属于儒家正统国粹派，不可避免地有着时代的局限性。他是封建社会末期一位忧国忧民、正道直行的君子儒、厚德硕学的学问家，是扬州学派后期代表人物之一。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待他，应该说，刘熙载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杰!

　　今年是乡先贤刘熙载诞辰200周年，于此奉上心香一瓣，纪念这位正直的君子儒、杰出的学问家，德艺双辉的一代大师融斋先生。

　　(作者系泰州历史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泰州市历史学会副会长、兴化历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