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陈涌先生逝世的噩耗，我很悲痛！还是在春节前夕，我原本打算去给他拜年。家里人告诉我，他在北京医院住院。我又赶到医院，其时先生已听不清别人讲话，便用小黑板交谈。我写：“您很快就会康复，至少要活到150岁。”先生虽沉疴在身，依然不改幽默、放达，微笑着在小黑板上写道：“那不是人，是妖”。殊不料此一见竟成永诀，“彼蒼者天，曷其有极”！

陈涌从延安时期即投身于文艺理论研究，半个世纪以来，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特别是到了晚年，即通常所说的改革开放以后，他的学术成就达到了最为辉煌的高峰，他的坚贞品格也得到了紫电青霜一般的表现。学习他的品格，继承他的遗产，把他未竟的事业继续下去，应当说是对先生的实实在在的怀念。

忠贞不渝的战士情怀

陈涌是著名文艺理论家，又是无产阶级战士。凡是接触过他，或读过他的书的人，都可以感觉到他的那种极为鲜明的党性原则。应当说，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处于高潮的时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表现出这样的倾向并不难，甚至某些不是无产阶级战士的人也能表现出这样的倾向，恰如在辛亥革命胜利时，连假洋鬼子也可以称黎元洪为“洪哥”一样。但是，待到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遭受挫折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遇到八面挑战的时候，再表现出这样的倾向，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众所周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在中国愈演愈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遭到前所未有的谮毁。而某些在党内身居要津的人物居然三番五次地对此采取姑息、纵容甚至支持的态度。压迫既到，于是乎，一些人像鸵鸟将头埋进沙堆一样，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退避三舍以求保全自我；一些向来以资深革命文艺战士自居的人，则一改五六十年代“左”的面孔，恓恓惶惶地披上五彩斑斓衣，成为取悦“新潮”的现代老莱子；一些所谓“理论家”或“作家”，则纷纷随波逐流、曲道诡行，直至成为走在西方权势者铁骑面前媚惑中国民众的小驴……正是在这“滔滔者天下皆是”的关头，陈涌披坚执锐，挺身而出，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忠实、最坚决、最热忱的捍卫者。

大诗人李白说：“受屈不改心，然后知君子。”（《赠韦侍御黄裳二首》）如果我们联系陈涌早期的个人遭遇来看他晚年的理论实践，对其忠贞不渝的战士情怀的理解也许会更加深刻。陈涌曾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生活在西北达20年之久。平反以后，如果他从个人的名誉、地位出发，凭借这一“资本”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反戈一击，本可以成为独领一时风骚的人物。果真如此，那么，扛“摩登”大旗的，就不是现代老莱子，更不是当时才露尖尖角的“新潮”风云人物，而非陈涌莫属。据我所知，某些“新潮”代表人物也确曾动过拉陈涌作虎皮的念头。但是，陈涌却拒绝了鲜花和掌声的诱惑，而向着一条充满荆棘和坎坷的道路义无反顾地走去。大家知道，陈涌在新时期所写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无论在发表的当时还是以后，都不会给陈涌带来流行意义上的荣誉，而只能招致铺天盖地般的怨恨、攻击和谩骂。但是，陈涌却漠然视之、淡然处之，不改其乐而不知老之已至。

这种不计个人得失，不管身前身后毁誉的义举，充分体现了一位无产阶级战士无私无畏的磊落情怀。这是在洞彻历史发展规律基础上对于自身使命的自觉确认，这是在与人民群众血肉相依的联系中对于自我主体性的自由扬厉，这是在超越可怜的一己私欲后对于一种充斥宇宙的大幸福、大快乐的实际体验。它应当成为每一位热血尚存者的主动自觉的人生选择。

独立不倚的学术品格

从陈涌的文章中，从平日与他的接触中，我得到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没有丝毫的庸人气息。他从不因为某些观点在社会上流行便盲从附会，从不为了照顾对方的情绪而去曲意逢迎，也从不为了某种学术以外的考虑而去牺牲自己的学术立场，纵使是在那位号称党内理论家的人物面前，也无视其巍巍然，敢于指出其理论观点上故意曲解经典原意以曲意媚上的错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一个人在一时一事上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而数十年如一日地执著于此，就不能说不是最难的啊！

我想，最能印证陈涌这一品格的，是他颇有戏剧性的人生遭遇。早在50年代，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在相当的范围内，极左思潮逐渐得以滋长和蔓延，机械目的论和机械反映论风行一时。表现在文艺领域，则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被简单化、片面化和庸俗化。文艺创作这一复杂的精神劳动，被视为按图索骥的工艺性操作；文艺作品这一带有极强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被当作直来直去的政治传声筒。陈涌痛感这一错误倾向对于年轻的社会主义文艺的破坏作用，接连在会上发言并撰写文章，大声疾呼文艺的真实性和艺术性，试图给逐渐发热的错误思潮降温。可是谁曾料到，他的这一坚持真理的正义行动，竟然被一些宗派主义思想严重的人所利用，成为将他打成“右派”的一条重要罪状。进入80年代以后，文艺领域又变成另外一副形容。否定整个革命文艺的历史，主张文艺回到纯审美自身，叫嚷毁灭文艺的功利性，宣称文艺就是表现自我，一时间成为这时尚。于是，陈涌又一次不避风险，顶着来自某些权势者的压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价值论和意识形态论，因而被诬为代表僵化保守势力的“左派”。真是右也陈涌，“左”也陈涌。“左派”得意时他是“右派”，右派摩登时他是“左派”。聪明乖觉的人是左右逢源，而陈涌却是左右逢冤。然而，这与其说是命运的捉弄，毋宁说是陈涌自己的选择。

这种选择的主动性来源于为真理献身的崇高愿望。因为陈涌坚持的真理与他所追求的共产主义价值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在他那里，坚持真理就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本身。这种建立在高度理性认识基础上的自觉，使他的内在生活变得极为坚强，足以抵御一切消极社会定势的诱惑，在必要时，甚至可以为了真理而牺牲个人的生命。

放眼今日文坛，竞进贪婪者与随波逐流者如过江之鲫。有的把理论当作发财致富的手段，或者获取荣誉地位的敲门砖。他们以乡愿的处世方式在文艺圈子讨生活，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圆通自在，取悦百家，更有甚者则朝扣富儿门，暮随洋人尘，残杯与冷炙，便可卖自身。若问他持何种文艺观点，则无丝毫的确定性，唯随行就市而已矣。有的则如杨花柳絮，随风飘摇而不计归处。东风来了，他便是振振有词的东风派；西风来了，他便是慷慨激昂的西风派。在变化的关节处，他甚至可以来一点“自我批评”，什么“我这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好反复”呀，其诚恳之态可掬，然而言犹在耳，他又随风“反复”了。所有这一切市侩行为，玷污了学术的圣洁，践踏了真理的尊严，损害了理论工作者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这些人如若尚存些许良心，难道不应将陈涌作为自己的一面镜子么？

雍容深沉的大家风度

陈涌是学者型的战士，或者说是战士型的学者。他进行战斗，不是靠捶胸顿足的宣泄，不是靠声嘶力竭的辱骂和恐吓，更不是靠学术以外的势力压人，而是靠理论魅力和文化魅力去倾倒读者、战胜论敌。读陈涌文章，可以鲜明地感觉到，他与论敌之间总是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正是这种距离，表明他排除了一切狭隘、偏执和急躁，显示了主体精神的优越；正是这种距离，表明他视野高远，显示了置论敌于股掌之中的实力；正是这种距离，表明他对于辩证法的充分尊重，显示了一定原则基础上的包容精神。

理论素养的臻于化境，使他在论辩时得心应手、举重若轻。例如他反驳王若水对于列宁的批评（《也论现实主义和反映论问题》）。王若水说列宁的反映论是“直观反映论”。他以桌子为例：“我面前这张桌子，当然是独立于我对它的感觉而存在的……但是，如果没有造这张桌子的人，如果没有人的需要，人的意志，人的劳动，这张桌子就不会出现。”这就是说，物质并不总是第一性，有时也可以成为第二性的。对于一班拘泥于繁琐思辨而不知变通的论者来说，驳倒这一观点是需要多道推导程序的。而陈涌却是单刀直入，以其人之“桌”反驳其人之论，即用桌子的产生和演变，说明人对桌子的观念依赖于一定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寥寥一段文字，便揭穿了王若水论点的唯心主义本质。这种说理方式，对于那些经院气十足的人来说，不失为一个极好的教训。

广博的学识使他以一位智慧老者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当你为现实中的某个难题困惑不解时，他往往拈出一件相关的往事，使你在兴味盎然中得到理论认识上的启迪。在《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二）》中，针对现实中存在的否定文艺倾向性的观点，陈涌指出：“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早在30年代，鲁迅就曾批评过朱光潜的这一观点。朱光潜以古希腊阿波罗雕像为根据，说文艺的极致是‘静穆’。鲁迅则从土财主将周鼎擦光的笑话引申开去，说明这些古代文物在制造当初并不静穆，极风趣又极有力地反驳了朱光潜的观点。”陈涌援引这一史实来回答今天的问题，其效果是长篇的思辨性文字所不及的。这种深入浅出、平易近人的论述方法，是群众观点在学术研究中的体现。与陈涌相反，一些“新潮”人物则是故弄玄虚、故作高深，专以让他人不懂为乐，借荼毒读者以抬高自己。他们自以为得计，殊不知适足暴露其贵族老爷式的浅薄和无聊。

与上述治学方式、方法交相辉映的是他独特的文风。陈涌的文章，语言不尚华丽、不事雕琢，构思谋篇不循旧法、不拘一格。笔调从容，如行云流水；意味醇厚，如陈年佳酿。于汪洋恣肆中见淳谨，于素朴古拙中见灵秀。读其文如见其人，我们仿佛静坐在一位思想深沉、睿智豁达而又和蔼可亲的老者面前聆听教诲，令人陶醉其间，流连良久而不忍离去。

风度即人。独具魅力的人品、学品和文品的统一，构成了陈涌雍容深沉的大家风度。应当感谢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正是它们的挑战，锻炼了陈涌，成就了陈涌，使他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界的脊梁。记得陈涌先生《在新时期面前》一书中曾引述当年高尔基的感慨：1907年到1917年，是俄国知识分子最为可耻的10年，接着便同样感慨地说：“这对近年我们那些悲观失望、颓废颓唐以至动摇变节的知识分子来说，也是适用的。”但是，就在这些人使中国知识分子蒙受耻辱的时候，陈涌和其他许许多多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却为中国知识分子赢得了尊严。他们以对恶势力的不屈抗争，向全世界宣告：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中国知识分子性格的本质方面。任何恶势力在他们身上打的任何算盘，到头来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面对陈涌及其《在新时期面前》，我们深感榜样之高与行路之难。我们必须努力，我们必须奋勇向前。即使无力将前辈的事业发扬光大，至少也要做到不颓唐、不落荒、不变节。前辈在先，来者在后，我们岂能因我们而让整个队伍蒙受耻辱，我们又岂能因我们而断送整个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