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培元：黄土地哺育文学梦

华  南

“亲切质朴的话语，好比高山流水遇知音，更似清风徐来醒乾坤。低徊高亢，时而若小鸟枝头鸣翠，时而似雄鹰俯瞰召唤，又更像振聋发聩的钟鼎之音，一扫眼前迷雾，令人茅塞顿开，精神大振，深深感到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艺术家的光荣与使命。中国的文学艺术大树，如何才能根深叶茂?徘徊困顿的文坛原野，如何才能隆起同伟大时代和人民相适应的一座座巍峨峻拔的文艺高峰?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丝丝入扣的生动论述，醍醐灌顶，醒脑明目，令人心悦诚服。”坐在人民大会堂的听众席上，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务院参事、作家忽培元一边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一边在文件页边空白处写下这样的感受。苍劲的铅笔字力透纸背，无声表达着书写者的激动。

带着陕北人的憨厚率真、执着热情，忽培元在作代会代表驻地接受采访。时而神情严肃，时而笑声朗朗，他畅谈自己参加作代会的体会、多年文学创作体验及对当下文学的引领作用，带着一路走来的积淀与亮色。

用笔反映人民生活

古朴炽烈的陕北延安，是忽培元生长的地方。上世纪70年代初，18岁小伙子忽培元和那个年代的青年一样到陕西省延安地区延安县川口公社插队当知青，后来被推举为公社团委书记。不久，又回川口村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五年。此后，他做过工人、中学教师，任过延安市文化馆文学期刊主编，由地区专员秘书一直干到担任延安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几十年生活于黄土地上，那些风尘仆仆又善良淳朴的老老少少，就是忽培元的乡亲、工友，是他的同学、插友和同事，他从他们中走来，又为官一任服务他们，排解疾苦。

这些跟随时代大潮一同向前走着的、鲜活蓬勃的人们，令忽培元感怀。他将之书写记录，笔下文字也因这份对人民的真情而生动深刻。也因此，忽培元对习近平在文代会、作代会开幕上的讲话有着更深一层的体会：“‘文艺要服务人民，就必须积极反映人民生活。今天，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13亿多人民正上演着波澜壮阔的活剧，国家蓬勃发展，家庭酸甜苦辣，百姓欢乐忧伤，构成了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充满着感人肺腑的故事，洋溢着激昂跳动的乐章，展现出色彩斑斓的画面。广大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真挚的情感，深刻的哲理，诗歌一般凝练概括的语言，贴切准确的描摹，深入浅出的表达，绝没有居高临下的空泛议论、指责说教，而是和风细雨地动情晓理，传达出人民的心声与呼唤。也是用自己的来自人民、熟悉人民、挚爱人民的激情与思想点燃作家艺术家心灵之火，号召激发大家对于‘初心’的思考与回味，对于衣食父母的感召与敬仰。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对文艺家讲的这一席话，完全是他源自亲身体验的肺腑之言，是真心所致、真情流露。”

延安市延川县梁家河村，曾是忽培元的对口扶贫点，在这个小得不能再小、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黄河西岸拐沟山村，却留下他一段别样难忘回忆。梁家河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插队、播下最初一片绿色之梦的地方。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还在福建工作的习近平给忽培元打来电话说：“培元，有件事请你帮我办理，就是我们梁家河扶贫的事。村里还很穷，老乡们常来找我，我看你还是把我们梁家河村当成扶贫承包村吧，全面地做个规划，从根本上解决长远致富和发展问题。”“好的，我一定办好!”当时忽培元在延安市委工作，欣然应诺了。作为同一时期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忽培元太能理解总书记对乡亲们那一份深情。此后帮扶4年多中，忽培元同村干部一道，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做了一个全面的发展规划，并同村民们一同克服种种困难，认真加以实施，规划栽种了枣树，光秃秃的村子前山后山出现了一大片绿，让村民能够治富的绿色从此覆盖了小山村。“回想我在梁家河扶贫，5年里每次进村工作都能听到乡亲们深情回忆他们的习支书当时同大伙一搭起早贪黑、勒紧裤带摸爬滚打，咬紧牙关闯过种种难关的感人故事，同大伙结下的难以割舍的深情厚谊。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同呼吸共命运，是他至今不遗余力、夙夜奔忙奉献的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

“我们的文学艺术，既要反映人民生产生活的伟大实践，也要反映人民喜怒哀乐的真情实感，从而让人民从身边的人和事中体会到人间真情和真谛，感受到世间大爱和大道。”翻开习近平在文代会、作代会上的讲话稿，忽培元指着这段用笔重重勾画的语句，说道：“显然，这是他发自心底的慨叹。这样的一段话，没有同人民命运相依、荣辱与共的经历和情怀绝对讲不出来。这由此引发我们的深思与警觉，正如他接下来讲的：‘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

忽培元饱含深情地讲到，植根于人民之中，以人民利益为导向，这既是讲给文艺家的，又何尝不是习总书记自己数十年从政躬行的一条心得铁律。他以自己的经历和实践更加雄辩地告诉我们，要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必先了解人民的处境与诉求，就必须时刻关注和懂得人民的喜怒哀乐。这是因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真实的人物是千姿百态的，要用心用情了解各种各样的人物，从人民的实践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

书写只考虑良心和时代

忽培元本职从政，却又有多重身份。社会工作与文学创作，是他不可放弃、互为依托的“两亩地”。每当有新作品问世，大都与他此前或眼下的任职有关。在延安时，他写了纪念习仲勋的《难忘的历程：习仲勋延安岁月回访》、写了他在延安工作期间创作的百余篇散文《延安记忆》;挂职黑龙江省大庆市委副书记，他笔下就是这座石油城的发展与挑战，《大庆赋铁人铭》、《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后者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他主持编辑出版了《大庆文艺精品丛书》(十八卷)，并因此获得大庆开发和建市以来文化发展特别贡献奖……丰厚的生活经验和长期担任县、市地方官员的历练，为忽培元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他先后发表作品20多部，1000多万字，对于一个专业作家而言，这都是个大数字，何况这都是他的业余成果。

2015年，忽培元的三卷本传记文学《我想延安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其中《群山》，早在十多年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先期出版，获全国优秀长篇传记文学大奖。这部书的缘起，正是得益于忽培元1992年至2004年间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同志秘书的经历。这被文学界和党史界同时视为不可多得的鸿篇巨制，以老一辈革命家马文瑞为贯穿人物，生动深刻地梳理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90年的苦难辉煌历史，成功塑造了从毛泽东、周恩来到普通农民群众等数以百计的当代风云人物。为此，忽培克服种种困难，历经20年深入采访和潜心写作，终于创作完成这部150万字巨著，成为了评论界十分关注的新时期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这部以《群山》《长河》《浩海》三部构成的作品，被著名文学评论家何向阳同志评价为“是一部大书，大不只是体量大，而是内涵丰富，通过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马文瑞同志的一生来记述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建设和中国改革的完整里程。二十世纪的风云际会在这部书里有非常重要的完整体现。这部书还完整地通过一个人来言说了中国革命的产生源起，探讨了和张扬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出身和信仰”。

“把一个人的生活体验变成自己生活中创作的来源，我一直这么做的。我认为这样的作品迟早会成为珍贵史料。”这种写作在当下很寂寞，甚至被一些人嘲笑，忽培元却一直坚持着。已故著名作家路遥是忽培元多年老友，忽培元念念不忘路遥当年的纠结与坚守。《平凡的世界》全篇120万字，在当时也算大部头。开笔前路遥也曾焦躁，毕竟那是一个各种文学思潮席卷而来、不同创作手法百花齐放的年代，传统的现实主义写法被视为过时守旧，“但路遥重新体味巴尔扎克、雨果等著名作家的作品，最终选择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写实派”。

“有些人写作考虑市场，我就是考虑良心，考虑生活和时代。作家就是个愚人，要把六十年作为一个单元来奋斗”。在浮躁而匆忙的社会里，忽培元说，他想做一个愚人。《我想延安苍生三部曲》出版，忽培元得到十几万元稿费，他全都用来买了书赠送朋友。

忽培元曾撰文《雄关漫道从头越》记述自己的梦想——用手中的笔记录和讴歌生活，是我的终生梦想。从少年时代开始，这个文学的梦追求了几十年，总觉得还没有实现，或许是永远都不可能实现。我这才理解了作家海明威那句名言的真实含义与分量：“我一生都在学习写作，但总觉得永远都学不会。”好在年过半百的今日，我的追求美好梦境的热情竟没有丝毫的减退，连自己都感到了惊讶。是什么神奇的力量使得自己在如此繁杂而众多的功利诱惑之下，还没有“初梦惊醒”?连自己也很难说清。不过我却真正体会到了冰心先生那一句话的绝妙：“只要有了爱，就有了一切。”这是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我所深爱着的文学之梦给了我一切，包括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我要感谢文学，在没有多大功利，更没有鲜花与掌声的情况下，我清贫寂寞、自得其乐地坚守了这么长久，而且毫无倦意。

创作热情源于赤子之心

2016年11月30日，中国文联第十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代表大会，是在与会人员全体起立，高声唱响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的。在忽培元看来，雄壮响亮的声音是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背景音乐，他讲道：“国歌本身就是文学作品，是在抗日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建国后有人建议改掉这句歌词，毛主席没有同意，6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不改变它。因为在不同时期，随着进步和发展，民族面对不同挑战和危机，这句歌词对我们的民族有不断的唤醒和提醒作用，所以今天习总书记讲话和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一脉相承，当时的革命文艺和现在的社会主义文艺功能是一样的。”

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许多专业作家都放弃了阵地，为了利益随波逐流。一个官员为什么写作?还能在纷繁多变的现实生活中坚守着自己的文学立场和创作方向?忽培元以为，自己只是一个生活的记录者，把自己经历过的感情和生活记录下来，不为单纯的情感宣泄和表达的需要，而是一种情怀，一种责任。“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成长在六七十年代，脑子里装的都是对社会对集体的奉献，无论是工作还是写作都不会把自己的诉求放大。不是自己的思想境界多崇高，而是当时的客观环境造就了我们这一代这样的情怀，这样的责任感。”

20多年前，忽培元在一篇自序中写道：“苦恋文学，如同挚爱哺育过我的陕北土炕和米酒，那情分真正是与日俱增……”忽培元的生命之根、情感之根、思想之根、文学之根都始终深扎在延安，深扎在陕北这一块鲜血浸泡过的红色土地上。延安的土窑洞诞生、承载、哺育着他的文学之梦。

“我之所以坚持写作，就像一个陕北拦羊放牛的老汉，一出山就要开口吼喊信天游，就像一位吃苦耐劳的陕北老大娘，一生都舍不下手中剪窗花的剪刀。对于他们而言，歌唱生活与创造美好，那是与生俱来的喜好和发自内心深处的冲动。生活的美酒酿在心中，一张口一抬手，就要发散出绵绵醇香。我们陕北乡间，随处都有这样的民间艺人。在陕北浑圆的黄土山峁上，远远地看得见生长着一棵树，那是可供农民纳凉歇晌的杜犁树。它抗旱耐寒，根深叶茂，木质坚硬，春华秋实。特别是经历了秋冬冰霜以后，满树的叶子都会变红，本来又苦又涩的果实也变得像蜜糖一样甜美了。努力使自己成为陕北高原上一棵经霜的杜梨树，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人生目标。很希望自己能以文学的形式，在人生的秋冬季节，为养育了自己的苍天厚土奉献出一点火红一掬甜蜜。”当下，勤恳的忽培元在认真履行国务院参事职责的同时，仍然每天坚持业余文学创作。据说他正在完成一部反应新中国石油开发历史的大部头小说——《东方神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