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毛泽东诗歌中的地域文化因子，比较容易发现和理解的是进入到诗歌意象中的地域文化符号，这典型地反映在湖湘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当中;而另外一些属于文化基因性的则不一定这么直接，更多地已经内化为精神或潜意识状态，这表现在齐鲁文化对毛泽东诗歌的影响。毛泽东的精神—毛泽东诗歌的精神—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这是一条声势浩大的河流，它奔流不息于现代中国的大地之上。毛泽东诗歌不仅仅存在于中国的文学史，更存在于中华民族的奋斗史和精神发展史。毛泽东诗歌的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20世纪初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其所代表的是时代最先进的文化与精神，毛泽东诗歌作为时代的产物，作为毛泽东个人和中国共产党成长历程的形象、生动的记录，深深浸透着这种先进的文化与精神。
文化是精神的母体，精神则是文化升华之后的硕果。有生命力的精神一定是建立在深厚的文化根基之上的。文化与精神在毛泽东诗歌中交相辉映。
在构成中华文化的诸多地域文化中，湖湘文化与齐鲁文化极具典型性，因为齐鲁文化是中国文化中影响力最持久的品种，渗透到中华文明的范围最广也最深远;湖湘文化则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上，经过广泛地吸纳和长期地酝酿，在近代大行其道，最终由湖湘巨子毛泽东在彻底改造传统文化，融合古今文明之后形成的，决定了中国的再造与复兴走向，湖湘文化已不只是湖湘的文化，毛泽东所创造的文化也不再只是一种文化，而是文化与精神的合体。
虽然我们以地域来界定文化与精神的品类，实际上，我们关注的是文化与精神的源地、影响时间和力度，尤其关注彼此的融合和融合之后与时代精神碰撞产生的活力。
本文将从文化与精神的载体毛泽东诗歌的视角来观察这一切，也将通过毛泽东的诗歌来观察代表当代最先进的文化与精神的中国共产党。
一、湖湘文化与齐鲁文化的平行线与交叉线
在中国历史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孔子和儒家学说的诞生地齐鲁大地的文化与精神一直处于主流地位，就像泰山一样高矗，如同东海一般宽阔，处于“五岳之尊”。
齐鲁文化是指先秦齐国和鲁国以东夷文化和周文化为渊源而发展建构起来的地域文化。齐鲁文化是秦汉以来中国大一统文化的主要源头。两汉时期所实行的礼仪制度与作为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的“礼学”基本上都是承源于齐鲁之学。
汉王朝开国伊始，鲁人叔孙通就根据儒家学说制定了一套规范社会政治生活的礼仪制度，并编撰《仪品》十六篇与《汉礼器制度》，不仅奠定了汉一代的礼制基础，而且为其后约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的礼制确立了基本模式。汉代的“封禅”与“明堂”制度也主要是在齐鲁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和确立的。此外，汉代的《仪礼》之学、二戴《礼记》之学与《周礼》之学也都与齐鲁之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齐鲁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齐鲁大地，人杰地灵，群星璀璨，数千年来，涌现出孔子、孟子、墨子、孙武、孙膑、诸葛亮、李清照、辛弃疾、蒲松龄等一大批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的杰出人物。还有众多文化名人客居山东，流下不少传世佳作。
“齐鲁”一名，因于先秦齐、鲁两国。到战国末年，随着民族融合和人文同化的基本完成，齐、鲁两国文化也逐渐融合为一体。因为文化的一体，“齐鲁”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圈，由统一的文化圈形成了“齐鲁”的地域概念。这一地域与后来的山东省区范围大体相当，故成为山东的代称。
湖湘文化，也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地域文化形态。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应该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先后产生了理学鼻祖周子，主张经世致用而反对程朱理学的王夫之，以及“睁眼看世界”的魏源等一系列思想家，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称之为湖湘文化。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湖湘文化在历经先秦湘楚文化的孕育，宋明中原文化等的洗练之后，在近代造就了“湖南人材半国中”、“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无湘不成军”等盛誉。
应该说，齐鲁文化与湖湘文化在汉代之前是两条平行线，前者是一条粗线、主线，后者则是一条细线、隐线，它们各自以自己的特色，沿着历史的发展曲线延伸，但前者的延伸渐渐打破地域，形成分叉，如同一条河流，不过它不是向东而是向西向北向南，到汉代以后便在全国形成网状，与其它地域文化形成交汇，并有同化之势，以齐鲁之人孔、孟为代表人物的文化，即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湖湘文化却长期在本土发酵，向本土扎根，而当中国的主流文化影响及于湖湘时，湖湘文化的广度深度大大拓展，至于近代特别是现代，终于横空出世，迈步走出湖湘，向东向西向北向南，中华文化与精神在近代湖南人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人影响下，在现代湖南人毛泽东、刘少奇这些人引领下，活力迸发，最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造的文化成为现代的主流文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精神，成为主要精神。至此，齐鲁文化早已不只是齐鲁大地的文化，湖湘文化也不再仅仅是湖湘大地的文化，它们完成了引领或激活中华文化与精神的使命。
二、毛泽东生命与诗歌中的湖湘与齐鲁因子
毛泽东诗歌中的地域文化因子，比较容易发现和理解的是进入到诗歌意象中的地域文化符号，包括景物或者直接用相关的地名，还有语言的表达方式，尤其是地域沉淀的神话、传说、典故，等等，这种表征，典型地反映在湖湘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当中;而另外一些属于文化基因性的则不一定这么直接，更多地已经内化为精神或潜意识状态，这表现在齐鲁文化对毛泽东诗歌的影响，因为这种文化经几千年的发酵，已化为中国的文化与精神，例如，拥有至尊之誉的泰山的崇高之美，又如齐鲁文化中的圣贤理想，再如日出东方的太阳与光明崇拜以及大海的广阔与包容(东海与黄海的交相融合)等等。这些自然、文化与精神符号，已内化为中国文化的图腾，也成为毛泽东诗歌中最本质性的精神内核。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生于湖湘，长于湖湘，他的诗歌有大量地直接化入诗歌的湖湘因子，而齐鲁的精神则是不着痕迹地融入到他的诗歌之中，成为他诗歌的精神，也成为极大地影响现代中国的精神。由于毛泽东乃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以后长时期里的领导者，特别是这个党最终成为执政党，毛泽东的精神和他诗歌的精神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的源细胞。
毛泽东诗歌中的齐鲁因子与湖湘因子，有时表现为各自平行，有时又表现为相互交叉，而最终则如黄河与长江一同汇入浩瀚的太平洋一样，最终汇合成中国精神。
湖湘是毛泽东的故乡，不管从肉体孕育还是从文化哺养的意义上来说都是如此，因此，它对毛泽东诗歌中精神因素的注入来得更加自然，而齐鲁文化与精神则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即文化典籍的学习和对齐鲁大地的亲历。文化典籍，主要是儒家典籍，但并不只是如此，还有诸如《山海经》甚至《水浒传》、《聊斋志异》这些非正统的典籍。少年毛泽东痴爱的水泊梁山就位于山东省西南部，隶属济宁市，可以说，毛泽东一生的事业也好，诗歌也好都深受梁山这个意象的影响，梁山与其说是毛泽东的一个文化图腾，不如说是毛泽东的一个精神图腾，因为这个图腾蕴含的精神含义深远地影响着从少年到晚年的毛泽东。《山海经》里对光明的东方世界和大海的向往，包括追日和创世的传说，都始于山东，在毛泽东诗歌中或显形或隐形，也有大量的精神状态的存在。至于为毛泽东多次谈到的秦王扫平六合后着人寻找东方海上仙山的种种记载，与其说是秦始皇意图求长生不老，不如说是他渴盼征服大海。这些都作为大的意象进入到毛泽东的精神领域包括诗文的领域。
一生有着打鬼情结(有时又讴歌正面的“鬼”)的毛泽东，对鬼的关注和时时把鬼的意象与精神化入自己的作品包括诗歌中，一生也以打鬼为己任的毛泽东，与一部《聊斋志异》绝对颇有联系，而这部奇书的作者正是山东人。蒲松龄(1640年6月5日-1715年2月25日)，字留仙，又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鬼圣。自称异史氏。出生于淄川(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城外蒲家庄。他听来和大量采入书中的鬼故事，毫无疑问主要来自山东，而这些故事对毛泽东精神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
如此等等，我们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何对齐鲁这片热土那么地神往，多次地前往，青年时如此，当政后更如此。
毛泽东对山东的关注，可能还有另一个内在的现实原因:近代以来，面向黄海和东海的山东经历了太多的外敌入侵!那是近代中国一系列耻辱的象征，尤其是发生在毛泽东出生第二年的甲午战争的耻辱，深深地烙在中国最早看到日出的这个地方，后来德国又把在山东的所有特权，全盘转让给了狼子野心的日本，毛泽东在《明耻篇》封面上曾写下这样愤怒的诗句: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
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此诗写于1915年5月7日，时隔4年，1919年，掀开了中国现代历史崭新篇章的五四运动，其导火线正是发生在山东的国耻，毛泽东也从这个时候开始正式走上改造中国与世界之路，也一步步走上为国雪耻之路。
一方面，毛泽东对山东有着对泰山和孔子的仰望，一方面却又深藏着改造旧文化，缔造新文化的憧憬，近代史则让他有一洗百年耻辱的决心，对山东的情感因此而让他五味杂陈。
1920年6月7日，毛泽东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京别以来，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处游览一晌，二十五天才到上海，寓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同住连我四人。”1936年，他与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保安长谈。毛泽东回忆1919年初，他从北京去上海送留法学生出国，途径山东时，瞻仰了孔子、孟子故里，他说:“在这次旅行中，我登上山东的神岳泰山，冯玉祥将军曾在这里隐居，并且写了些爱国的对联。”
他自豪地说我登了泰山，看了孔墓。这些事情，我在那时看来，是可以同步行游历湖南相比美的。
泰山情结在毛泽东从少年时代即开始的大量阅读中，更在他亲历过齐鲁大地之后日益浓厚，渐渐成为他人生与事业的一个显形或潜形的焦点(精神与审美上的“崇高”点)。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他引用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的话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句话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核心。
由于有着泰山和齐鲁情结，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去山东。仅在1952至1963年的12年间，毛泽东专程亲临山东视察即达10次之多;他的专列在南下北上途经山东的时日，更是不计其数。
最耐人寻味的是，1952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踏上济南这片热土;27日，他游览了千佛山、大明湖、趵突泉、珍珠泉、黑虎泉、四里山(今英雄山)，随后参观了黄河泺口大桥。28日，他途经泰安到曲阜、徐州视察。在曲阜，曲阜县委书记兼县长孔子玉为他导游，毛泽东参观了“三孔”。在大成殿前，毛泽东驻足观瞻了大殿正上方康熙题写的“万世师表”和光绪题写的“斯文在兹”匾额并兴致勃勃地来到诗礼堂，看苍劲挺拔的唐槐，硕果累累的宋代银杏。
毛泽东与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著名民主人士李烛尘等人途径泰安车站，下车短时间逗留，仰视泰山良久，并合影留念，此后，毛泽东又到过泰安3次。
湖湘与齐鲁地域给予毛泽东巨大的精神财富。首先，她们教给毛泽东立足中华优秀传统的精神。湖湘所代表的楚文化，以祝融崇尚火德、神农氏以身试药救民、三苗强悍勇猛、屈原舍身报国等为原始底色，后来由为国呕心沥血的贾谊、忠孝廉节的朱熹、张栻等将儒家精神传入，周敦颐的廉洁、王船山的气节，曾国藩的家国情怀、左宗棠的经略边疆、谭嗣同的勇猛血性……这中间蕴藏的深厚的精神与浩气，对毛泽东发生了最初的和最深厚的原生态的影响，这些精神营养都融入到了毛泽东的事业与人生，也融入到毛泽东的诗歌中。
齐鲁精神相对来说，影响毛泽东要间接和较晚，前期主要是通过中国传统典籍特别是孔孟学说的道德与精神，而后，则有毛泽东对齐鲁大地的许多次亲历，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前的亲历和晚年的许多次亲历。
齐鲁精神对毛泽东的影响最大的方面，应当是对以泰山为代表的自然的崇高和以孔、孟为代表的人文的崇高的交互影响，同时又有立于泰山观东海所能体会到的山之崇高与海之雄阔特别是海上日出的光明峻伟。
无论是价值取向还是审美取向，由湖湘文化生根，而由齐鲁文化壮大的理想主义与浪漫色彩，对于毛泽东的人生与诗歌，也通过他的人生与诗歌，对于他所在的和所引领的团队的精神凝聚，毫无疑问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传统的部分，即我们常说的中国精神与中国气派、中国特色。当然，中国精神与中国气派、中国特色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湖湘精神加齐鲁精神，但这两种地域的文化与精神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精神;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当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来源，即西方的精神与气派，核心是在对西方文化与精神加以消化、吸收与批判、改造之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的精神—毛泽东诗歌的精神—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这是一条声势浩大的河流，它奔流不息于现代中国的大地之上。
三、毛泽东诗歌:中国共产党精神的重要载体
毛泽东诗歌所承载的精神被人概括为“自信，坚韧，浪漫，务实”。此虽未必完全，却也揭示出毛泽东诗歌精神的原质。毛泽东诗歌中蕴藏的精神，无疑是中国当代精神的一座富矿。
毛泽东诗歌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载体和观照。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奋斗历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彰显政党性质、反映民族精神、体现时代要求、凝聚各方力量的伟大精神，其中包含了理想主义、国际主义、实事求是和为人民服务等等。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当然是在1921年党诞生之后才产生、成长、成熟的，但它无疑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精神与20世纪的新时代、新潮流、新思想、新文化、新精神相激荡的产物(这个“新”主要地来自西方)，同时，更是组成该团队的成员在经历多方摸索、挫折、失败之后从正反两方面的累积的结晶，毛泽东诗歌即是这种结晶之一。毛泽东诗歌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成长的历程，虽然并不完全等同于这个历程，却是这个历程当中奏出的一个强音;毛泽东诗歌的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一样，在开始或者在一定的时候，可能表现出地域性、个体性，但最终却形成了国家性、人民性，原有的个体性与地域性则退到其次。这是一个不断融合不断提炼与成熟的过程;在完成对个体性、地域性突破的同时，毛泽东诗歌的精神也完成了对时空的突破。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我们可以从内容上去解读，也可以从时空上去解读，例如我们可以将其根据时空划分出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或者以更多更细的时空符号(包括英雄符号)来命名这些精神。毛泽东的诗歌也能够大致地根据毛泽东人生与革命的足迹分出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时期里，我们会看到，毛泽东诗歌的精神也表现出不同形态，随着时空的转换，呈现着阶段性或地域性。当然，在时空的种种转换中，诗的精神与党的精神发生着关联，有平行，有同步，有交汇，但其根本性的精神原质并没有改变。
2012年11月30日，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习近平同志又说，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他强调，回首过去，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审视现在，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展望未来，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要把蓝图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参观同一个展览，两次引用毛泽东的诗歌，意义深远。习近平同志与毛泽东主席从年龄上看，属于隔代的人物，但从他们所担负着的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光荣使命上来看，却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从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中走来，又从中国共产党所带领的人民进行过的浴血奋战中走来，终于迎来新中国的横空出世;习近平同志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虽然他不必再为中国人民站起来而奋斗，但他历史性地担当起继续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使命。显然，习近平同志对毛泽东时代有他特别深刻的理解，他对毛泽东诗歌的引用和解读也就是从精神的传承上进行的，从他的解读中，我们能够感觉到中国共产党精神的血脉依然在向前奔流不息，直到现在和未来。
2013年1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讲话结束的时候，又一次引用毛泽东的诗歌，他带着感情色彩地说:“这里，我想起毛泽东同志当年写下的词句:‘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辉煌成就已载入民族史册，美好未来正召唤着我们去开拓创造。”为什么在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重大成果，中国正在阔步走向复兴之梦的时候，习近平同志要引用中国革命经历重大挫折之时毛泽东写下的诗句呢?毛泽东曾对自己的诗歌注曰:“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时隔差不多80年，习近平同志郑重其事、满怀激情地引用毛泽东的“风景这边独好”，这难道不是基于对现实的深刻思考和对新的使命的厚重担当?毛泽东诗歌成为了历史，但在现实的大树上依然郁郁葱葱;毛泽东的诗歌，早已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诗歌，也早已超越诗歌本身!毛泽东的诗歌属于个人，更属于一个团队，属于一个民族;毛泽东诗歌不仅仅存在于中国的文学史更存在于中华民族的奋斗史和精神发展史!毛泽东诗歌的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间的内在的必然联系，值得我们更深入地去发掘与研究。
（作者简介：龙剑宇——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副馆长，研究员，研究方向:毛泽东生平、思想、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