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新年：伟大时代的小丑之见
 

　　
　　
　　“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当1984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中文译本出版以后，几乎每一个中国小说家都会这样牙牙学语了。这真是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我们60年代人，生长在新中国的红旗下，我们躬逢阳光灿烂的盛世，我们仿佛不是在日月的变换之中，而是在日新月异的标语口号的大跃进中突然长大的。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新时期”和“后新时期”三个伟大的历史时代。遇到“关于我们这一代”这样堂皇宏伟的题目，应该赋得满纸辉煌。然而，不幸我脱离了作为公共仪式操练过的集体经验，作为农民的孩子，饥饿是我成长的粮食。这种饥饿的记忆，将我与那个甜蜜蜜的、幸福洋溢的时代清清楚楚地分开了。甚至因此我不相信任何所谓“集体记忆”。因为“集体记忆”很容易像舞台景一样被撤换。属于我的是那些从“集体记忆”边缘脱落下来的“个人记忆”。然而这些“个人记忆”不过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丑之见”。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要因此否认“代际的逻辑”，因为“代沟”这一个明显的裂痕就是随着“80级”这一代“最年轻”的大学生进入大学校园而开始出现的。我们仍然记得牛仔裤、喇叭裤、超短裙、披肩发和邓丽君的歌曲在80年代初的危险经历。忧心忡忡的革命前辈把我们叫做“垮掉的一代”。“垮掉的一代”是对我们“强加的关怀”。然而，“代沟”则是作为我们的一种自我意识，一种断裂的宣言流行起来的。“朦胧诗”是“新时期”的文学革命。“朦胧诗”——“令人气闷的朦胧”——是那个时代使革命前辈焦虑不安的一种秘语。然而，在另一方面，却从来没有哪一种诗歌语言产生过如此巨大的表达力量。它具有诗歌语言罕见的，至今仍然使人怀念的明晰和凝聚力。在今天，诗歌已经成为了一种“私人生活”，成为江湖上诡秘的踪迹。与今天这种“共识的破裂”相比较，“朦胧诗”可以说曾经建立了一个80年代的“精神国际”。
　　
　　从诸如“垮掉的一代”、“晚生代”和“新生代”这些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我们60年代人“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尴尬。正如“转型期”是对于处于过渡因而无名的状态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命名一样，我们这必然要被转型掉的一代，命中注定了是时代的一个余数，是一种历史的中间物，一些无名之辈。如果要写一部60年代人的“成长小说”的话，那么，开头的一句应该是——“给我讲个故事吧！”生命必须有个故事，才算有个架子；必须有了情节，才有高潮。正如胡适曾经为中国小说没有一个Plot（情节）而感到自卑一样，60年代人也因为失去历史支撑而“无地自容”。80年代，曾经有一首著名的流行歌曲叫做《迟到》。“迟到”，也就是说，沦为“晚生代”，“局外人”，“边缘人”。这就是60年代人的历史宿命。
　　
　　50年代人是历史的主人公。作为“晚生代”的60年代人则不过是历史的旁观者，他们处于历史边缘的无名地带，借用我的同学许扬的自传性小说的标题就是——“傻角”。我们只会面对戏剧般变化的历史发呆。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边缘化”已经成了一个人云亦云的主要话题。50年代人排练过从政统、道统，到学统的不同节目。总而言之，他们崇拜和捍卫过每一种正统。中国知识分子是最典型的自恋狂，其先祖屈原自媲为香草美人。“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他们精心打扮、不断修养的伟大理想和目标是做国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根据近人刘师培的研究，作为中华文明精华的八股文脱胎于代言体的戏剧。因此，在八股文这伟大的中华文明戏剧中操练久了的中国知识分子，做戏和表演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本能。
　　
　　作为与历史脱节的“晚生代”，作为无名的“转型期”人，60年代人位于一切正统之外，位于一切理论体系之外。他们在任何话语的边缘，在一切体制的边缘。他们不再“代圣贤立言”。他们失去了对于任何神圣事物的迷信与崇拜。因此，如果有人要使用“60年代主义”的话，我愿意它不仅是指60年代出生的芸芸众生，而且也指我们对于解构立场的共同分享。所谓解构，就是对任何既成的外在权威的拒绝，是对于一切权威、真理、结构、知识的讨论和评注活动。解构是对正统和确定性的否定，它不是破坏，却也不是固定和封闭。因此，它与其说是一个解构的时代，不如说是一个新的“启蒙的时代”，一个真正的“现代”。它不是以理性、个人、主体和现代化以及任何一种独断的目的与价值来终结历史与思想；而是相反，它要在思想终结的地方重新开始思想。
　　
　　一个由爱弥尔·左拉的“我控诉！”所展开的知识分子时代，最终同样是用法语来宣布：“知识分子死了！”1980年萨特的逝世标志着知识分子时代的结束。在经历了一个思想的、革命的、进步的、动荡的时代之后，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宣告形而上学的终结、乌托邦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历史的终结的“上下都很平坦”的时代。9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到来，世界历史进入了苍茫时刻。今天，我们似乎生存于思想、知识、制度、历史与时间的终结之处。我们进入了理查德·罗蒂所谓的“后哲学文化”的时代。它好比是恩格斯逝世之后的第二国际时代，一个没有思想扰乱的年代，一个无梦的和平繁荣的年代。这是一个思想和现实完美地结合的没有“他者”的时代，一个取消了想象的时代。正如鲁迅在《破恶声论》里所说的：“举天下无违言，寂寞为政，天地闭矣。”我们需要承受共产主义实践的失败，我们需要承担法西斯主义的后果。由于这些后果，很多东西已经变得无法谈论，不是因为它们当下的缺席，而是因为它们曾经被彻底可耻地出卖了。不仅青春和诗歌已经遥远，而且正义和真理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合时宜的东西。必须有足够长的时间，我们才可能重新意识到这种缺席所留下的空白。
　　
　　我们总是习惯性地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正如鲁迅所说的，我们从来就没有抚哭叛徒的吊客。作为“圣之时者”，我们从来就没有为权力、真理、知识、话语和制度留下反思与评论的位置。思想与现实的完美结合，其结果必然是想象的放逐和死亡。90年代文学和文化的一个致命之处，就是想象的贫乏与衰竭。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诗人转变成为广告人，诗歌转变成为“报告”文学。文学在本质上是浪漫主义的，雪莱曾经把诗人比作夜莺；可是，结果文学在今天变成了最势利的一种东西，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
　　
　　1980年，当我走进大学校园的时候，我似乎是站在一片生命的废墟上——满怀怆然。今天，这种感觉重临心头。对于极权主义的极端厌恶构成了我最基本的思想背景和思想立场。在这样一种意义上，乔治·奥威尔对于我是一个重要的作家。他的寓言小说《1984》暗示了他与我的一种思想缘份。奥威尔在《文学和极权主义》一文中说：“极权主义废除了思想自由，其彻底程度是以前任何时代闻所未闻的。而且认识到下面这一点很重要：它的思想控制不仅是负面的，而且是正面的。它不仅不许你表达——甚至具有——一定的思想，而且它规定了你应该怎么思想，它为你创造一种意识形态，它除了为你规定行为准则以外，还想管制你的感情生活。”“极权主义国家的特点是，它虽然控制思想，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确立不容置疑的信条，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条，因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但它不能避免变化，因为这是权力政治的需要。”今天，“经济发展的最高利益”以及无问题化的现代化主义使我们去重温奥威尔的智慧。
　　
　　关于90年代，一种普遍流行的看法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甚至有人将思想与学术割裂，并且对立起来。他们拾起了老调子：“少谈点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可是，岂不知，阉割“主义”，哪来“问题”？没有思想，何来学问？知识是珍珠，思想则是那串起来的线索。不然，岂止是“支离破碎”！后现代主义质疑元话语，取消大叙事。可是，又焉知，没有大叙事，又何来小叙事？事实上，思想或话语一旦改变，知识的面貌在顷刻间就会全然改观。90年代中国的学者使人联想到尼采《苏鲁支语录》中那个著名的智者——权力马车前的一匹小驴。90年代产生了多少吓人的伪学问！我们只要看一看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产下的谬种就够了。
　　
　　90年代，当贫穷和革命被认为是一种天生的罪恶，当马克思主义被改写成为了“吃饭哲学”，当经济学家和知识分子提出腐败是一种进步的时候，伯克和梁实秋们会从他们的坟墓中慨然惊醒，并且感叹他们曾经生不逢辰。伯克曾经宣扬：“贸易的规律就是自然的规律，因而也就是上帝的规律。”马克思因此把他斥为献媚者，可憎的政治伪君子。马克思讽刺他说：“他忠于上帝和自然的规律，因此无怪乎他总是把自己出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梁实秋否定阶级斗争，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声称“攻击资产制度，就是反抗文明”。他苦口婆心地教侮无产者说：“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争斗的手段。”鲁迅奚落他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蜕变成为了“文化白领”，他们的头脑已经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饲料”填满了，因此已经彻底丧失了思想的勇气与能力。摇身一变，“少年布尔什维克”变成了资产阶级的白领抄手，“梁效”、“罗思鼎”变成了“丝绸之路”上的国学领班。从“思想精英”们的精彩表演，我们可以看出，穿着制服的“思想”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思想。他们使我想起了马克思的教导：“在我们这个行为卑鄙、毫无气节并虔诚地信仰‘贸易的规律’的时代，我们有责任一再揭露伯克之流，他们同自己的继承者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才能！”在90年代，张承志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不可或缺的参照，表示这个时代思想和精神的巨大空位——对于人民、正义、平等和“清洁的精神”的记忆。
　　
　　在这样一个敌视思想和放逐了思想的时代，实际上，思想那只“看不见的手”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作用。福柯指出：“思想存在于话语的体系和结构之上。它经常被隐藏起来了，但却为日常的行为提供了动力。甚至在最愚蠢的制度中也存在着思想，甚至在沉默的行为中也存在着思想。”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在他那本引起了“凯恩斯革命”，并且创造了“凯恩斯时代”的经济学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结尾写道：“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这当然不是在即刻，而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理由是，在经济哲学以及政治哲学这方面，一个人到了25岁或30岁以后，很少再会接受新说，故公务员、政客、甚至鼓动家应用于当前时局之种种理论不是最近的。然而早些晚些，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在90年代，一套知识生产和消费的机制正在生长和形成之中，一个知识的拜物教正在建立。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在知识合理化的过程中，思想将首先被作为不合理的怪物而被排斥和消灭掉。在知识的超级市场上，知识的品牌与资本的竞争一目了然。正如在其它产业中，第一世界的商品具有竞争优势，占据着市场一样，在知识和文化产业中也是如此。90年代在对于思想的排斥中，中性化成为90年代知识分子的明显趋势。知识分子已经蜕变成为学者，他们拒绝大问题，在对现实的崇拜与神秘化的基础上，按部就班地经营一些小问题，逐步沦为大学体制的零件，成为技术科层制的齿轮和螺丝钉。他们失掉了灵魂和个性，为了生产而自动地生产更多的“知识”，并且通过品牌去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和社会地位。与作为思想的守护者的知识分子相反，学者是知识的看守。他们忠于既成的秩序，他们唯一的忧虑是找不到学术时尚的韵脚。
　　
　　我们是以身体和学术偶然相遇的，在我们这里，学术的巫术氛围早已经荡然无存，做学问就像扫大街一样是一种日常生活和工作。身内身外的幻觉与神话早已纷纷脱落，我们没有“学者的人间情怀”这种俯念人寰的高度。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此在”——“在世”——“在世界中存在”。
　　
　　我迷恋于所有无法命名的事物，我喜爱无法固定的境遇，可以不无限替换的可能性。我喜爱晚清由从体制中脱落下来的文人、小报、滑稽文、游戏文所构成的意义模糊的世界。在新与旧的世界和价值之间漂泊无归的文人，对于经典的戏仿，成了他们安身立命的方式。我喜爱晚明烂熟的文明，及其对天崩地解的感受，在破碎与混乱之中重建知识与秩序，也就是说，重建经验。我喜爱希腊悲剧——人与宇宙脱节的状态。我喜爱流浪汉小说广阔无序的世界。较之戏剧，小说明显地是一种现代文体，一种卑微的无名的修辞，一种低级的方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堕落的下流世界。按照黑格尔、卢卡奇和昆德拉的说法，小说是一个上帝退隐之后的成为了问题的世界。小说的出现意味着史诗世界的最终崩溃。现代小说和现代人同时诞生，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现代小说的主人公就开始在一个丧失了确定性、漫无边际和无法预知的世界上漫游与冒险。
　　
　　80年代文学研究的中心思想是“回到文学自身”，我不懂得文学，我所喜爱的是历史。与其说我关心中国现代文学的成长，不如说我更关心中国现代的形成。然而，所谓现代中国的问题，对于我来说，又是具有同样意义的现代自我的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突然暴露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上，因此感到不安，并且焦虑。它必须通过知识的阐释，重新确立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并且与这个陌生的世界建立一种经验性的联系。没有本质主义的中国，无论是政治的，还是文化的；只有“在世”的中国，只有一个在诠释中不断地变化的中国。
　　
　　我们面临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一个“精品”覆盖了“经典”的世界：《精品购物指南》代替了《毛主席语录》，“及时排除体内垃圾”代替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正处在一个高速的现代化过程之中——一个猛烈的城市化过程。从农村到城市，我们的经验突然瓦解、崩溃、脱节。作为转型，作为记忆的摧毁，正如邱华栋的小说所表达的城市经验——都市表象的轰击。城市是一种奇异的涂改液，它有力地抹去了历史。城市是变幻之神，城市是一种境遇。它与其说是一个实体，不如说是一座符号的迷宫。它与其说是自然，不如说是艺术品。城市是一个戏剧性的空间，是一种建筑的辩证法。城市是现代的神话，是能量的极度蓄积；但是，它又是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一个没有中心的自由游戏。
　　
　　城市迅速地消灭了农村，现代化迅速地摧毁了人类的家园记忆。然而，也许只有“新人类”才有可能与城市建立血肉相连的关系；可是，我们却生活在城市边缘。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撷取波特莱尔作为现代文人的典型肖像：波希美亚人，拾垃圾者，游手好闲者。从根本上来说，我向往于一种现代的游牧生活。报纸上秩然有序的广告，电视上蠢蠢欲动的物质洪流，城市街道纵横交错，商品橱窗琳琅满目，霓虹灯颠倒白天黑夜，立交桥扰乱四面八方，在灿烂迷乱的街头，漫无目的地闲荡：好奇，张望，品味，目惑神迷，从大众社会和物质洪流的边缘投去偶然的一瞥，不经意地写下一些笔记和评注。30年代，本雅明对于摄影和电影的伟大发现，鲁迅在上海“且介亭”写下的“立此存照”的新型文本，一些零散化的笔记和评论，对都市无意识的发掘。这就是所谓文化批评时代的到来，玄学式的文学批评的终结，一种新的知识的诞生：一种没有边界，也就是改变了传统的知识类型与知识面貌的再生的知识。
　　
　　福柯认为，批评就是使得自然的东西陌生化，表明事物并不是如人们所相信的那样不言而喻。如果说学者是知识的警察，那么，思想则是一场知识的叛乱。福柯说：“知识分子的角色并不是要告诉别人他们应该做什么。……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