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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连载于《收获》2005年第1、2期，随后由作家出版社于2005年4月出版。这是贾平凹试图真诚面对故乡、面对当下农村现实的一部力作，它试图通过一个村庄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全面表达作者对中国农村历史与现实中诸多现象丰富、复杂、细微的感受。这样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成功，但成功的主要因素来自于作者真诚而具有反思性的态度、细致而全面的观察，而并非在于艺术上的表现。就艺术上而言，这篇小说颇有些不足，一些地方拖沓、罗嗦，叙述线索不清晰，风格也不如贾平凹早期作品鲜明，以致许多读者感觉难以进入。本文将以《秦腔》为中心，联系其他作品，对中国农村的现实及其艺术表现做出一些分析。
一、传统的湮灭？
在《秦腔》中，如果说夏天义联系着20世纪50—70年代农村的社会主义传统，那么夏天智则代表着儒家文化传统，热衷占卜的“中星的爹”代表着迷信或民间信仰。在小说故事展开的改革开放时期，以上三种“传统”处于逐渐湮灭的过程中，小说也以这三个人物的去世为结束，表明了作者对处于瓦解状态的乡村政治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凭吊。
“夏天义一辈子都是共产党的一杆枪，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土改时他拿着丈尺分地，公社化他又砸着界石收地，‘四清’中他没有倒，‘文革’里眼看着不行了却到底他又没了事。国家一改革，还是他再给村民分地，办砖瓦窑，示范种苹果。夏天义简直成了清风街的毛泽东了，他想干啥就干啥，他干了啥也就成了啥，已经传出县上要提拔他去乡政府工作了。”
在这一段以及小说的其他地方，对毛泽东不无偏见。但在对夏天义的具体描绘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社会主义传统较为肯定的态度。这表现在夏天义在村民中所拥有的崇高威望，以及他处理事情的政治才能。在村里演秦腔出现乱子后，现任村领导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天义叔请来”，在村中大旱、水库拒不放水的情况下，也只有夏天义出面，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我们说夏天义代表着社会主义传统，不仅在于他在50—70年代是清风街的村支书，而且在现实的发展思路上，他仍延续着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传统，与现任领导产生了分歧。这突出地表现在村里的主要工作是放在“淤七里沟”还是放在“建农贸市场”的争论上。“淤七里沟”是夏天义的发展思路，将七里沟淤平，可以为村里增加几百亩土地，这项巨大的工程因天旱等原因，当时失败了，但夏天义却一直坚持这样的想法。“建农贸市场”是夏君亭（夏天义的侄子）的工作方向，他“拿了树棍在墙上划着算式给大家讲：以前清风街七天一集，以后日日开市，一个摊位收多少费，承包了摊位一天有多少营业额，收取多少税金和管理费，二百个摊位是多少，一年又是多少？”在这里，夏君亭所考虑的是短期利益与物质利益，这是市场经济社会的逻辑。
主张继续“淤七里沟”的方案也被搁置了，“建农贸市场”则付诸了实践。不过夏天义并没有放弃“淤七里沟”设想，他无法通过村集体的力量来做，便独自去七里沟垒石方、筑坝，跟他一起做的只有受到他精神感召的一个哑巴和一个“疯子”引生（小说的叙述者）。在小说中，“建农贸市场”获得了一定的成功，给清风街（少数人）带来了物质利益，却也使这里的风气变坏了，夏君亭住在酒楼不回家，被老婆找上门大骂，一个外来商人的马正中成了这个市场的主宰者，连夏君亭也要求他寻找买主，失去了自主性；而夏天义“淤七里沟”因劳力过少没有得到成功，但他以年迈之身亲身去背石头，却具有一种悲壮的精神。
夏天义不仅仅是社会主义传统的代表，也代表着村民的利益，正是由于代表着村民的利益，他所代表的“社会主义传统”才具有活力，而不仅仅是国家意志的传声筒。在小说中他恰恰是由于不同意修312国道、保护四十亩耕地和十多亩果园而撂挑子的。
在小说中描写的“抗税”事件中，夏天义和他所代表的社会主义传统又一次表示出了与农民血肉相连的精神。当乡干部暴力征税，往外拉粮食、铐人时，群众起来反抗了，这时夏天义出现了，他对乡干部说，“你还知道我是老主任呀！那我告诉你，我从四九年起就当村干部，我收了几十年税费，但像你这种收法，还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你娃年轻，没吃过亏，你这么胡来，引起众怒了，你还在乡上干事不干事？”但他的劝告没有收到效果，自己反倒被乡干部推的架子车撞跌在地上，锁骨撞断了，疼得晕了过去。这引起了群众极大的愤慨，数百人包围、冲击了乡政府。
这里的两条发展思路以及两种与人民关系的态度，我们在50—70年代的《三里湾》、《创业史》、《艳阳天》等作品中也可以看到，但与这些作品相比，《秦腔》并非以这一矛盾为核心组织起来的，矛盾也并未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地步。但与新时期的作品，如比较起来，小说则更倾向于“社会主义传统”，即使社会主义的集体事业（“淤七里沟”）最终没有取得成功，但它在精神上的感召力却是重要的遗产，而新时期的改革使群众得到了温饱，但过于注重短期利益与物质利益，也使得当下农村陷入重重困境。
小说中有着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这不仅是对“50—70”年代文学、新时期文学的同一主题的延续，同时也是贾平凹的自我反省。在贾平凹早期歌颂改革开放的作品，如《腊月·正月》、《天狗》、《浮躁》中，改革开放具有天然的正确性，是人们摆脱愚昧生活方式的唯一选择。但在《秦腔》中，问题便不再这么简单，改革自身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凸现了出来，而社会主义集体化的一些优越性也开始为人们认识到。在小说中，作者表达了自己对现实弊端的反思，以及对乡村政治的希望。
儒家文化的传统，在《秦腔》中主要表现为夏天智作为长辈的尊严，以及对家族事务的处理，而其式微，则表现为夏天义的五个儿子、妯娌之间为了利益的争执。在小说中儿子们给夏天义摊粮食、吃过年饭等段落中都有着真切、细致的描绘，在对乡间伦理的刻画上显示了作者高超的功力。而有趣的是，仅从小说人物的名字来看，也能读解出作者的态度。夏天智一辈四个弟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分别是：仁、义、礼、智。在小说开始的时候，夏天仁已经去世了，而在小说进展的过程中，夏天礼、夏天智、夏天义也先后去世了。伴随着“仁义礼智”的消逝，中国文化的传统也衰落了。夏天仁的儿子名字叫君亭，就是上述的村支书。夏天义的五个儿子分别名为：（庆）金、玉、满、堂和瞎瞎。从“仁义礼智”到“金玉满堂”，传统文化的追求从精神层面转到了物质层面，而这也正和资本主义的利益追求达到了巧妙的嫁接。小说中伴随着传统文化的解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显示出了注重实利的残酷一面，对此，作者的态度平静中透出了苍凉与无奈。
对风水、占卜等民间文化和信仰的表现，一直是贾平凹小说的重要特色，这使他的小说具有一种神秘色彩与传奇性，在《秦腔》中也有这样的表现，“一个地方得有一个懂风水和阴阳的人，不知怎么，中星爹就充了这个角色，清风街上红白喜丧都是他选定的日子，盖房、拱墓、修灶、安床，也都是他定的方位。”但在小说中，中星爹的预测却常常不准了，他常做的是对自己病情的占卜，留下了不少内心惊慌的记录，他预测自己死后肉身不坏，但又一次失算了，“他全身的肉都腐烂了，就像是红烧的猪肘子，一挪动，肉是肉，骨头是骨头。那分离开的头颅几乎是个骷髅。”这里失败的中星爹显示了民间信仰的破灭，这是现代社会“合理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二、农村的荒芜
《秦腔》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莫过于农村的荒芜了。这里的“荒芜”，既包括土地的荒芜，也包括人的荒芜——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都离开农村到城市去了，在农村里剩下的只是老人和孩子，整个村庄暮气沉沉。
小说中村里不少土地都撂荒了，夏天义心疼荒了的地，为此以较高的成本租种了俊德家的土地，但他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后来村里两委会收回荒地和另作他用的土地，由村里人承包，而又由承包人转租给外乡人，从中收取租金。但在由谁承包上没有明确的规定，村里仍有不少荒地，后来夏天义在仔细丈量后，拿着材料，请夏天智写了一份建议书：为了使每一寸土地都不荒芜，使每一个农民都有地种，公平合理，贫富相当，建议重新分地。
他拿着这一建议，征求村里的人签名，但大部分村民不愿意签名，这里有涉及到自身利益者，也有对“分地”甚至对夏天义的历史抱有偏见的。“重新分地”联系着“土改”、“合作化”、“家庭联产承包”等历史记忆。夏天义作为以上三次运动的村领导，直接经历过政策的反复与变化，这使他的威信受到相当大的挑战。但也使他深深知道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在新的时期正是对土地重要性的认识，也使他敏感于时代的变化与土地的撂荒，从而提出了“重新分地”的建议，不过这一建议却被搁置了。
与土地同样重要的是劳动力问题，夏天智去世后，在东街甚至找不够抬棺材的人，“君亭说，‘还真是的，不计算不觉得，一计算这村里没劳力了么！把他的，咱当村干部哩，就领了些老弱病残么！东街的人手不够，那就请中街西街的。’庆金说：“打我记事起，东街死了人还没有请过西街人人抬棺，西街死了人也没请过中街人抬棺，现在倒叫人笑话了，死了人棺材抬不到坟上去了！’”
从此处不难看出农村中的劳力少到了什么程度，那么这些人到哪里去了？无疑是离开农村到城市里去了。离开农村的方式有很多种，一种是夏风，他是省城里的作家，成了文化名人，通过文化教育的方式离开了农村；另一种是夏中星，他是通过参军以及进入仕途离开了农村。像他们两个这样离开农村的是少有的，更多的村民则是通过外出打工离开了农村，而与他们两个一路风光相反，等待这些打工者的则是艰难的生活，“东华去了金矿，水生去了金矿，百华和大有在省城捡破烂，武军贩药材，英民都在外边揽了活，德水在州城打工，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听说还在危险期……”这是外出的男人，外出的女人回来后打扮得花花绿绿，谁也不知道她们做了什么，夏君亭说，“我听说有的出去还在乞讨，还在卖淫，谁爱低声下气地乞讨，谁爱自己的老婆女儿去卖淫，他们缺钱啊！”
不只是在小说中如此，在《秦腔》的后记中，贾平凹说，“村镇出外打工的几十人，男的一半在铜川下煤窑，在潼关背铜矿，一半在省城里拉煤、捡破烂，女的谁知道在外边干什么，她们从来不说，回来都花枝招展。但打工伤亡的不下十个，都是在白木棺材上缚一只白公鸡送了回来，多的赔偿一万元，少的不足两千，又全是为了这些赔偿，婆媳打闹，纠纷不绝。”可见不仅在文本中如此，在现实中也是如此。
对劳力纷纷外出打工，小说中的夏天义颇为愤慨，他说：“‘清风街啥时候缺过劳力，现在没劳力了，还算是农村？！’君亭说：‘过去农村人谁能出去？现在村干部你管得了谁？东街死了人抬不到坟里，恐怕中街西街也是这样？西沙湾、茶坊也是这样。’夏天义说，‘好么！好么！’竹青见夏天义和君亭说话带了气儿，忙过来说，‘劳力多没见清风街富过，劳力少没见饿死过人。’夏天义说：‘咋不就饿死人呢？！你瞧着吧，当农民的不务弄土地，离饿死不远啦!’”
在这里，引起争议的依然是历史，在今昔对比中，君亭与竹青认为现在外出打工虽然不够好，但现在“能出去”、“没饿死过人”，而夏天义则认为这样下去，将使农村更加荒芜。农民之所以出去，正如上引君亭所说“他们缺钱”，他们为什么缺钱呢？不仅仅是具体的生活环境让他们缺钱，同时社会也寻唤出他们对钱的一种匮乏感，这是建立在金钱交换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的必然结果，而这样的社会正是夏天义所反对的，他反对的出发点，既有“社会主义传统”所赋予的精神资源，也有农民的本位意识，即对“当农民的”这一称谓的本质化理解。
土地撂荒与劳力流失是造成农村荒芜的重要因素。在改革开放后农村的发展思路上，农民是否离开农村有很重要的不同，“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是著名的口号，在这一方针下发展起来的乡村企业、乡镇企业曾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活跃的因素。而90年代以来，伴随着城市改革失败导致的乡镇企业的不景气，使大量农村的劳动力涌入了城市。这是造成城乡对立，进而出现农村荒芜的重要原因。
在这里我们应该认识到，“农村的荒芜”并不必然是现代化的结果，而不同的现代化方式，有可能改变这一可怕的状况。夏天义不断提及的“社会主义传统”，以及“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都是可能的思路。而中国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情，也不允许所有的农民都离开农村、进入城市，那么如何在不进城的情况下，增强农民与农村的活力，提高农业以及农村工商业的生产能力，便是必然要考虑并迫在眉睫的问题。如果对这一问题不能够解决，农村的荒芜必然会继续，农村的荒芜达到一定程度，城市也肯定不会继续繁荣。
三、文化衰败与精神分裂
农村中另一种“荒芜”，就是精神层面上的衰败，小说中对“秦腔”有浓墨重彩的描写，并将不少曲谱写入正文，这是一种将音乐与文字融为一体的尝试，颇具新意。但在小说中，寄托着老一辈农民精神的秦腔，也处于衰败的状态了。这首先表现在县剧团的解散，剧团曾经兴盛过一段时期，但到最后，缺乏观众使它无法维持下去，剧团的人只能三三两两结伴，在村里人家红白喜事的时候进行表演，以维持生存。新一代的年轻人不喜欢秦腔，他们开始喜欢上了流行歌曲。
在小说的结尾，夏天智去世时，出现了大段大段的秦腔曲谱，这是在为热爱秦腔的老人送葬，同时也是在为秦腔送葬，当这些深蕴着民族无意识的曲调悲怆地响起，我们同时也是在告别一种传统文化，一种精神的生活方式。此后被全球化文化生产哺育出来的新一代，再也无法领略这样的文化了，他们的精神生活在时间上与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但在空间上却与本乡本土失去了血脉联系，同时这也使他们失去了精神的自主性。
与秦腔的衰落类似的是“社火”，在小说结尾处出现的“社火”描写，更像是一出敲鼓的闹剧，虽说在清风街出了“抗税”事件之后，很多人都没有心情闹社火了，但敲了一通鼓，没有引来人，这样的冷清却也反映出了社火吸引力的衰落。秦腔和社火都是民间文化的代表，当这些都处于衰落的状态时，我们可以看出农村文化，尤其是农村自身文化的衰落。农村文化上的衰落既是相对于过去的，也是相对于城市的，这是农村政治、经济上衰落的结果也是其反映。而之所以如此，既是我国国内现代化与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全球化的必然要求。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内部在市场等方面的统一，而伴随着交通、通讯、教育等各方面的整齐一致，各地的“地方性知识”必然会逐渐消泯或者整合为其他形式，而“传统”如果要生存，也必然会改换方式，并将失去以往的支配地位，仅成为现代化之后的某些因素。全球化建立在民族国家内部的整齐划一之上，并追求将民族国家也整齐划一。在这双重“整齐划一”的制约下，中国农村的民间文化消失乃是必然之势。
面对这一境况，作家的内心必然是矛盾的，表现在小说中，就是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分离。小说的叙述者引生是一个有些疯疯癫癫的人，他爱慕白雪，为了这一爱慕，在小说开始后不久便将自己阉掉了。此后他对白雪仍有爱意，但他的爱意是精神上的，贯穿了小说的全篇，也与贾平凹的《废都》中无处不在的世俗之爱、肉体之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与《秦腔》中不断发生的偷情事件形成了对照。引生（及以其“疯疯癫癫”）联系着清风街上各种的人物，并使叙述具有一种神秘的色彩。而小说并非完全是以引生的第一人称叙述的，作者的第一人称常常会在不知不觉中取而代之，这样两种叙述就互相交叉，直到最后融为一体。 另外，小说中的省城作家夏风的身上有不少作家自身的影子，但他却并没有成为小说的叙述者，而只成为一个被叙述者、一个归乡者，小说的视野没有延伸到他所在的省城，而只限制在清风街的视野之内。在这里，作者之所以没有将夏风设为小说的叙述者，而选择了引生，在于他不想以外来者（或作者自己）的目光观察清风街，而试图最大限度地以清风街的目光来观察自身，以及所有的外来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贾平凹所谓要以《秦腔》为家乡树一块碑的说法。但在《秦腔》中安排夏风这样一个人，一个作者自己的影子，却并非是没有意义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试图在以家乡的眼光来看自己，在家乡的眼中，夏风是成功的外来者，但同时也是无能的（对村里人的许多事情无能为力）、自私的（比如他对妻子白雪的态度），与家乡有隔阂的（比如无法理解父亲夏天智对秦腔的热爱）。我们可以将作者对这一形象的塑造视为对自我的一种反思。如果将夏风与引生联系在一起看，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对故乡态度上的内心矛盾或精神分裂：一方面他试图以自己的眼光写出故乡，另一方面也试图以故乡的眼光写出自己；一方面对故乡的衰落深感惋惜，另一方面他也认识时代的变化使这一衰落成为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