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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旧书摊上买了一本《一个女记者的传奇》，是海伦·斯诺写的自传，封面很旧，纸页也已经泛黄，但是读着这本书，我却好像走进了一个生动活泼的历史世界。海伦·斯诺是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最早向世界讲述了中国红军与延安的故事，在海内外广为人知，相比之下，海伦·斯诺的知名度略有逊色。在读这本书之前，我虽然知道海伦·斯诺，但印象中只以为她是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和助手，并不知道她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是可以与埃德加·斯诺比肩而立的著名记者。后来我想，造成这一印象的原因，除了个人知识的贫乏之外，也有一些客观原因，一是海伦·斯诺的重要著作《红色中国内幕》在国内大多翻译成《续西行漫记》，既然是“续”，便会让人感觉似乎是依附性或后续性的作品;二是《红色中国内幕》虽然与《西行漫记》同样重要，但毕竟不是“第一部”，在原创性与开拓性上略逊一筹;三是此书发表时海伦并没有署名，而是用了一个笔名尼姆·威尔斯。如此，相比于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便有些边缘化，较少为人所知。而在1980年代以后，国内对革命史的热情顿减，对于外国人讲述中国历史的著作，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拉贝日记》、《明妮·魏特琳日记》(如在《金陵十三钗》和《南京安魂曲》中)、白修德《中国的惊雷》(如在电影《一九四二》中)等作品，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始终关注中国革命的海伦·斯诺便相对受到了冷落。
《拉贝日记》、《明妮·魏特琳日记》讲述的“南京大屠杀”，《中国的惊雷》记述的“河南大饥荒”，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悲惨的一页，是中华民族的“受难史”，如果只读这些作品，我们看到的便是一幅幅人间惨象，很难理解中国为什么能够浴火重生，为什么在遭遇如此深重的苦难之后仍然能够恢复生机?海伦·斯诺的著作恰恰回答了这个问题，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种新的“中国人”。这里的底层民众不再是逆来顺受忍死偷生的人群，而是组织起来掌握自己命运的大众;这里的社会组织不是如国民党政权那般充满了贪腐、内耗与倾轧，而是充满了理想、信仰与乐观精神，在这里，海伦·斯诺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与希望。我们可以想象，在暗无天日似乎看不到任何出路的中国，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对延安的发现，是怎样唤醒了中国青年的心，是怎样震惊了整个世界。
在75年后的今天，当我在暗夜里追随海伦·斯诺1937年的身影与笔触，走进一个新世界时，也仍然难掩内心的激动。然而令人疑惑的是，一个美国人，一个20多岁的青年女性，一个并不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为什么千里迢迢，从美国到中国，从北京到延安，到那么艰苦的环境中去采访一批陌生的中国人?即使在今天，这也是一件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而在战乱频仍、局势复杂的1937年，就更加充满风险了。只有意识到海伦·斯诺与当时中国的差异，我们才能看到她跨越了多么巨大的鸿沟。
海伦·斯诺1907年出生于美国犹他州锡达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24岁时，她乘坐“林肯总统”号客轮驶抵黄浦江上海码头，“这是1931年，离开家已三个星期，有5065英里远。我打算最多呆一年。直到1940年12月我才离开亚洲，很高兴能在前一年逃脱了珍珠港事件”，海伦后来写到。在一位美国研究者的眼中，海伦·斯诺最初到中国来，“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或利他主义，促使海伦产生到中国来的愿望，而是谋求自身进取的热望，才使海伦敢于冒险，进行了1931年跨太平洋的旅行。海伦来中国的动机，与建立自己的声誉，丰富阅历，以便当个‘大作家’的想法有关。”(凯勒·A·朗恩)这个读过赛珍珠的《大地》、E·T·威廉斯的《中国的昨天和今天》的青年人，怀抱着成为一个大作家的愿望，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是1931年的中国。
到中国的第一天，海伦·斯诺就遇见了埃德加·斯诺，两人一见钟情，开始了共同的事业。他们从上海到北京，又于1936、1937年先后到达苏区，在那里的采访让他们写出了震惊世界的《西行漫记》、《红色中国内幕》，第一次向世界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让海外媒体看到了他们的形象与精神，以及中国的未来。在今天，这是我们都已经熟悉的事情，因而我更感兴趣的是一些细节，是与我们通常印象中不同的斯诺夫妇的形象。
比如他们婚礼的盛大，“我不顾许多麻烦，坚持要在圣诞节的正午在东京的美国使馆结婚，由未来的大使约翰·阿利森和他的未婚妻珍妮特作证婚人。之后，我们在皇家旅馆穿上了日本的结婚和服。我穿的和服是手工印染的黑色绉绸的，有一条拖到地板上的裙子和袖子。上面有一半有大红色的丝的条子——在中国和日本，新娘一定要穿红颜色——还有一个红的和金色的织锦腰带。和服的下摆周遭是欺负的蓝色和白色波浪和白色海鸥在上面飞翔的图案。我觉得我似乎是从海上升起的希腊女神阿弗罗泰特，只是穿了冬衣。我们开始在日本各地小旅馆渡蜜月，坐在草垫上吃素烧。在滨海的热海我们发现了为完美的蜜月安排的纯粹好莱坞的不知：房间有纸糊的窗户，两边镶着竹壁，小旅店伸出到海面上，北斋画里的波浪在底下击荡着。……”
再比如他们在北京生活的“豪华”，“在北京，你可以设计你想要的任何东西，花的钱不比在商店买的多。我过着豪华的日子。……装置整所房子的全部开支大约是100美元，或400—500块银元，我们在北京期间，每个月日常生活费用是50美元——而且生活得像王子一样。……每个月房租15美元，两个仆人八美元，中国家庭教师费用五美元。……在北京，晚餐至少要有两种酒，甜味葡萄酒和红酒。我们得遵守这个习惯。……我由衷地赞成英国人的一个习俗，爱狗和马。我们的狗是白色的，漂亮的。它的名字叫戈壁，原因是它的祖先来自沙漠……”
再比如，在与斯诺结婚后，海伦仍有不少“追求者”，“我在中国的地位对我极其重要，绝不能毁于一件‘乱七八糟的事’。我必须是凯撒大帝的妻子，纯洁又纯洁。我可以有几个‘特殊的关系’，但是条件是无论外表也好，实质也好我必须忠诚于丈夫，而且一开始在我的爱慕者脑子里就得树立这些根本原则。我小心翼翼，航行在正确的航道上，埃德认为理所当然地我会那样做——但是骨子里却产生了嫉妒。”
这些层面的海伦·斯诺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因为在我们一般的印象中，斯诺夫妇是中国革命的同情者与报道者，是与苦难深重的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在抽象的意义上并不错，但我们常常会忽略了，他们是生活在具体现实中的人，他们有着美国人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也有着他们所属的中产阶级的道德伦理观念，在1930年代的中国，他们作为美国人是受到特殊保护的群体，这和中国社会普罗大众风沙扑面、艰难拮据的生活方式有着极大的不同。当然，指出这一点并非要否定斯诺夫妇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恰恰相反，我们是把这些贡献放在他们所生活的整体环境之中，这样在与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差异”中，我们就可以更加看出斯诺夫妇的可贵，也可以看到他们作为具体“个人”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这也正是历史的迷人之处。
尽管有着种种差异，作为追求进步的人士，海伦和斯诺却热情参与中国的学生运动与社会活动，也是在《一个女记者的传奇》中，我才第一次知道，斯诺夫妇不仅与延安、与共产党有关，他们还与中国现代史上的其他大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以及1972年的中美会谈。
在1935年底爆发的“一二九运动”中，斯诺夫妇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在学生运动爆发之前，燕京、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黄华、姚依林、龚普生、张兆霖、张淑义、陈翰伯等人，便时常到斯诺家中来，这里成了他们的一个据点，一个酝酿与讨论的中心，也是躲避军警追捕的避难所。在学生运动中，斯诺夫妇也参与了游行，以他们的特殊身份掩护学生，并且撰写稿件、翻译学生运动的宣言在海外发表，在舆论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一二九运动”对驻军在西安的张学良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一些参与运动的青年学生参加了他在东北军中组建的“青年团”，他们成功地使这位当时中国的二号人物从法西斯主义转变为“反法西斯主义”，他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消极对待，与红军停战，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最终发动了“西安事变”。
“从1935年开始，是这些燕京—清华的学生作了左翼分子和共产党同西方之间的联络员。他们是1972年和解的工程师，那时是埃德加·斯诺得到了毛泽东允许尼克松总统来北京的承诺，因此‘新中国’—美国的友谊是1935年12月9日在北京诞生的。”
在这些影响现代中国命运的重大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斯诺夫妇的身影，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他们仿佛翱翔在惊涛骇浪之上的两只海燕，是那么矫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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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苏区，是斯诺与海伦生命中最具华彩的段落，斯诺1936年到达了保安，海伦则在1937年到达了延安，一路上他们历经艰险，穿越了重重障碍。如果说斯诺进入苏区，是在东北军与红军停战的间隙，他的行动也出乎国民党政府的意料之外，那么当斯诺的文章陆续发表、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之后，海伦再一次进入苏区，则是难上加难了。另一方面，当时的政治局势也发生了重大而微妙的变化，时间正是在“西安事变”之后，“七七事变”之前，蒋介石对待抗日的的态度尚不明朗，国民党政府与东北军、苏维埃政府之间的关系微妙复杂，而又瞬息万变。在《一个女记者的传奇》和《红色中国内幕》中，海伦描述了她进入苏区的艰难历程，这简直像一篇历险小说一样惊心动魄，“……12点45分，墙缝里仍然看不见点香烟的亮光，我的心都沉下去了。但是我可不打算错过任何机会。我用尽平生之力吸一口大气，跳出窗外——居然没有扭伤脚脖子!这天夜里月色特别好，但我以全速跑过楼房和大墙之间的20码空地时，投下了长长的身影，很容易被人察觉。……可是，我房间的窗子太高，不能再爬回去了，也不会有人来接应我。只有试试这最后一着：我等院子里的巡逻队一过去，就向大门口冲去，想用命令式的语气强行通过……我得穿过大院的边缘，几次挣脱钉在一边的铁丝网，而我那高大清晰的身影，约有十码长，不住地在明亮的月光下上下晃动，好像故意和我恶作剧……我到了大门入口处，总算没有让大楼前的人看见，然后，以庄重的步子走向铁门。……我一直处于恐怖之中，惟恐招待所门口的警察到里面查问，或是侦探已经在追捕我了。我简直快要放弃一切寻找门路的希望了，这时我忽然看到一辆自行车飞掠而过。‘喂!’我大喊一声，认出这个人像是我那位朋友。”——正是在这位朋友的帮助下，海伦逃出了层层军警布下的落网，抵达苏区。在四个月之后，当海伦离开苏区进入西安时，经历了同样一番历险，她还要为这次出逃付出代价。
海伦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搜集素材，最终写成的《红色中国内幕》(又译《续西行漫记》)，究竟是是怎样一部书呢?我手头的这本书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版，2010年第三次印刷的，而距离海伦1938年9月完成此书，至今已经74年了。在这些年中，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红色中国内幕》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发生变化的根源与动力。全书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到苏区去”描述了海伦到苏区之路的艰辛，第二部分“中国苏区之夏”、第三部分“妇女与革命”、第四部分“从苏维埃走向民主”构成了全书的主体，描述了海伦对中国共产党重要人物的采访，以及她采访的经过，第五部分“中日战争”，主要描述的是海伦对当时中日战争形势的分析，海伦在对苏区采访的基础上，确定了中国必将胜利的判断，同时她也指出中国必胜的前提是变单纯的政府抗战为“全民抗战”，这是极具见识的，需知她去采访时，蒋介石政府尚未开始全面抗战，而她完成此书时，抗战正处于最初的困难时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华北、华东的大城市陆续沦陷，像她这样在中日力量对比中鸟瞰全局的分析与判断，颇具穿透历史的洞察力与预见性。
当然书中最重要的是主体部分，在这三章中，海伦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介绍了苏区的状况，尤为重要的是，她提供了34篇中共重要领导人的“小传”，包括朱德、周恩来、蔡畅、徐向前、叶剑英等，这对斯诺的《西行漫记》是一个极大的补充(《西行漫记》中只有毛泽东、贺龙等少数几个人的“小传”)，可以让人们更为清晰、丰富地了解苏区的整体情况，也让共产党重要领导的个人形象更多地为人所知。海伦之所以能够采访到这么多共产党的高级领袖，一是当时正值中日战争的关键时期，很多军队的领导人回到延安来开会;二是毛泽东、朱德等人高度重视她的来访，在她到延安的第二天，就亲自到她的住处去看望，为其他人接受采访树立了榜样。这些人物“小传”， 可以让我们从这些领袖个人经历的角度理解中国革命，更加形象、具体，更具说服力。这些“小传”的价值可以体现在这样一件小事上，当1970年代海伦再次访问中国时，她发现当时关于朱德“个人经历”的描述，仍没有超出当年她的记述。
关于海伦采访朱德，还有一件轶事，当时美国著名左翼作家史沫特莱也住在延安，她特别崇拜朱德(后来著有以朱德为主人公的《伟大的道路》)，曾对海伦采访朱德大发雷霆。多年之后，海伦见到朱德时还谈到此事，“你记得史沫特莱发现你把自己的经历简要地讲给了听了的时候，她发了多大的脾气吗?她对你非常崇拜，所以不愿意让任何别的外国人写你。听到海伦这番话，朱德朗声笑道：‘是这样’。海伦又解释说：当年史沫特莱毫无顾忌地对总司令大发雷霆，怪他不该在我刚到(延安)不久就把自己的经历讲给我听了——他的生平当然是我争取搞到手的第一个目标。史沫特莱的一通埋怨使朱老总大为惊讶。在延安，谁也不懂什么叫抢新闻，也不明白她何以希望完全垄断朱德生平的报道。她对我特大动肝火，不过我并没有把自己的参访本撕掉，尽管我同史沫特莱是好朋友，我很理解她的愤怒。”
或许是身为女性，相比于《西行漫记》，海伦在《红色中国内幕》中更加关注妇女问题，她不仅专门介绍了向警予、蔡畅、刘群先、康克清、丁玲等重要人物的传奇经历，而且对“红色共和国的妇女”的群像和她们的生活状态做了描绘，她认为在苏区妇女的地位大大提高，在政府部门、群众组织、各生产部门甚至军队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红星像一颗彗星在中国西北大地的上空掠过时，当地妇女所受的震动最大，她们从沉睡中觉醒，更重要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展现在她们面前。”
与《西行漫记》一样，《红色中国内幕》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书1939年在纽约出版后，《纽约先驱论坛》便在头版发表评论称赞，“她有写游记的天赋，有这种以殷实材料，源源不断地叙述幽默风趣、五彩缤纷的奇闻轶事的天赋”，该书“富有戏剧性，有声有色，充满激情，有新的材料，应当使它成为一本畅销书”，武际良在《海伦·斯诺与中国》一书中说，“……胡愈之，又立即将海伦的书稿组织翻译成中文，并把这本书秘密带往香港、新加坡、印尼等地在广大华侨、华人中广为传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许多华侨青年读到这两本书，返回祖国奔赴延安，走上抗日救国前线。”
1972年海伦重返中国时，在湖南遇到过一位当年读过此书的年青人，“李振军是一位老革命。他腋下挟着一本破旧的书，请海伦亲笔签名。海伦把书接过来一看，是一本中文版的《续西行漫记》。李振军队她说：‘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能够见到你。很久以前，我读了你的书，写得很成功，很漂亮，我看到了里面的照片。这本书不同于其他书，这是一本经典著作。我在延安抗大学习过，我一直把你的书带在身边，让别人读，一直很好地保存着，后来又让我的孩子读。我从延安到了冀北，一直作战。每当我们追击日寇时，我总是把你的书放在一个特别的地方。我把它藏在一户贫农哦家里，打完仗回来再取它。’……听了李振军的这一席话，海伦大为感动，她说：‘去延安，写那一本书，只为像你这样的一个人去读，也是值得的。许多年来，没有什么比我看到你拿着这本破旧的书使我更高兴的了。’”
作为一个作者，海伦是幸福的，而此书也使她与中国结缘，成为最著名的中国的报道者之一。即使在今天阅读此书，我们仍然会为书中流露出的对中国命运的关心、对人类解放与正义事业的热情所感动。在读这本书时，我心中时常会闪现出两个似乎矛盾的形象，一个是时髦的美国女郎，一个是苦难深重的中国及奋发进取的共产党人群像，后者是由前者表述出来的，我想海伦的重要性或许也正体现在这里，她的身份与形象，使中国苏区的故事在美国与世界、在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更容易传播与接受，而她之所以如此去苏区采访，恰恰是为共产党人的理想与文化所吸引，这看似一个悖论，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奇妙的力量。
3、
1949年海伦与斯诺离婚，在不少中国人看来，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两个人看上去那么和谐，又有共同的事业，怎么会那么轻易就分手了呢?事实上，1937年海伦返回北京后，一直与斯诺并肩作战，两人各自出版了《西行漫记》与《红色中国内幕》，并与路易·艾黎一起发起了“工合运动”，倡导工业合作社以支援中国抗战。1942年，海伦和斯诺先后回到美国，像英雄和电影明星一样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但是他们各自忙于事业，聚少离多，长时间不生活在一起，斯诺写到，“我同尼姆(海伦的笔名)在美国重逢时，爱情的影子已经从我们的眼睛里消失了。互相违约而不是互相信任，是问题的焦点;我们见面时，不再是清透清河，而是反目相眦。重温旧好的努力全部付之东流。”1945年，他们两人正式分居，斯诺在日记中写道，“只要遇到理想的女性，我想尽快地再结婚，生几个孩子，有一所有孩子的住宅，有农场，有花园，但是，我还没有遇见最合适的女人。”1946年春，斯诺邂逅了女演员洛伊丝·惠勒，很快堕入爱河。“1947年2月的一天，斯诺从国外采访回来，他提着旅行箱回到麦迪逊。当他悄悄地站在小农舍的后门口时，听见屋里传出海伦正在埋头写作，飞快地敲击着打字机键盘的咔哒、咔哒声，他犹豫着，几次举手想敲门，却又放下手来。最终斯诺迈着沉重的步子悄然离去，从此再也没有回来。”1959年，斯诺举家离开美国，迁往瑞士居住，1972年在日内瓦的家中病逝。
海伦与斯诺离婚后没有再婚，一直居住在麦迪逊那所小房子中。对于离婚，她虽然不无遗憾，但也接受了，多年之后，她写到，“我想到这两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多么勇敢，他们向人们要求的，甚至他们相互之间要求的，是多末少，而他们献出的，又是多末多!他们从不提起，连他们之间也不提。这个经验应有比1949年离婚更好的结尾，可是这样的结尾已寓在其中。没有委婉动人的情节，没有悲剧，没有冲突，没有善与恶的斗争，哪有好的戏剧呢?”《海伦·斯诺与中国》中分析，“海伦和斯诺在思想观念上对中国的事情志同道合，是在事业和工作上富有合作精神的令人羡慕的一对夫妻。他们都独立思考，目光敏锐，眼界开阔，有事业心，工作上配合默契。……但是，他们各自的性格、气质、作风和对个人生活上的理念和态度上却相去甚远。海伦热情好动，喜欢交际，爱争论，心直口快，做事麻利，追求事物的完美，并有点争强好胜;斯诺则生性文静，思考缜密，做事从容不迫，为人随和，有风度，个人生活随意，不修边幅，喜烟嗜酒，在小事上漫不经心。他们结婚十多年而始终未能磨合，谁也不想改变自己。这使他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时常发生争吵，最终只好分手。”
此后，海伦一直生活在美国，在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时，她由于与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关系，曾受到美国国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她的生活一直也很清贫。在写作之外，她没有正式职业，数十年她写作了近50部书稿，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与中国相关的，但是能够公开出版的很少，她靠为别人查家谱增加一点收入，但也很有限。1972年中美会谈之后，中美两国的关系逐渐正常化，海伦于1972—73年、1978年两次重返中国，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接见，她曾经采访过的共产党人此时已成为了中国的领导者，朱德、康克清、邓颖超等人与她亲切会谈，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与她有书信来往，她也被视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之一。更具传奇性的是，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她将一张毛泽东的纸条赠送给了邓小平，那是1937年海伦离开延安时，毛泽东亲笔写给任弼时、邓小平的纸条，内容是请当时在前线的他们给海伦以帮助。
在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海伦来中国的旅费是她自己筹措的，“黄华曾向海伦提出，中国有关部门愿意为她负担整个旅行的一切费用，海伦谢绝了老朋友的盛情。她说：不论是埃德加·斯诺还是我，从不接受任何政府或团体一分钱，如果接受了，我就失去了读者，我们是独立思考者。”海伦长期生活贫困，生活拮据，为筹措旅费变卖了不少自己的心爱之物，但是在她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品质，这也是海伦让人钦佩的重要原因。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初版于1984年，是海伦对自己在中国的岁月的回顾，这部作品的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既讲述了海伦个人的故事，也讲述了中国的故事，让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重新看待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在这部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外国人的视野，在谈到相关事物时，海伦总会以西方文化中的人物与事物做譬喻，比如在写到彭德怀时，她说，“他在红军中是最出名的最清教徒式和苦行僧式的人，奥利弗·克伦威尔和彭比起来，这方面还是大有逊色的”，再比如，“所有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谎言和怀疑犹如耶利哥的城墙在真理的号角中倒塌了，这真理就是一篇报道”，在今天我们很少看到这样的比较和比喻，海伦的独特视角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眼光，而“戴维以一种家长式的目光打量每一个人。五个人围坐一圈黑发的头都向前俯着，几乎碰在一起成一个圆圈，紧张地低声谈论着”，描述的则是一二九运动中学生领袖的秘密会议，这里的戴维是当时24岁的俞启威，如果不了解背景只读此段文字，或许会以为在读外国小说，这样的陌生感来自于海伦看待中国的眼光——她是在以西方文化的眼光看待中国，而我们通过她的眼光看待熟悉的中国，也获得了一种新鲜感。
关于这本书，还有一个小故事，此书在美国出版后，销路不好，“只有对中国有兴趣的人才肯买一本，还有2500册积压在仓库里，莫诺公司已将书的原价17.85美元降价为3美元，如果再卖不出去，就只好做纸浆了。海伦很着急，她写信给安慰，问可否为西安地区买一些，‘中国人拿到英文版做何用?也许可以作为课堂教材或课外读物，它是一本旅游指南性的工具书’。”这本书当然不只是“旅游指南”，而是记述了海伦的青春岁月及其与斯诺的爱情、与中国革命的渊源，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当年海伦生活的困窘。我手中的这一本，是新华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文本，印刷了17000册，但定价只有2.15元，不知当年是否付给了海伦版税，也不知这能否缓解她的困境?但这本装帧朴素也已泛黄的旧书，却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向海伦的窗口。海伦还有不少著作出了中文版，如《中国为民主奠基》、《中国新女性》《七十年代西行漫记》、《重返中国》、《毛泽东的故乡》等，一位海外研究者说，“海伦是幸福的，她的书在美国未能出版，在中国却一本接一本地出版，这对海伦晚年孤寂的心，是多么大的安慰啊!”但是海伦还有一些手稿未能出版，“其中不乏当年访问红区的一些口述实录，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希望看到这些珍贵的史料能够早日在中国出版。
我手中还有一本斯诺编辑的现代中国小说集《活的中国》，这是海伦协助斯诺在1936年编选的，书中收录了鲁迅、柔石、茅盾、丁玲、巴金、沈从文、萧乾等人的短篇小说，向海外推介现代中国进步作家的作品。海伦还为此书写了一篇《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介绍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斯诺在序言中评价此文说，“作者是研究现代中国文学艺术的权威。此文是在对原著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的，执笔之前又曾同中国几位最出色的文学评论家商榷过。我相信这是第一次用英文写成的全面分析的探讨。”在1983年出版的这本中文版的序中，萧乾说，“文中尽量详细而具体地揭露了、义正词严地声讨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左联作家的迫害和血腥镇压，……不管文章有多少错误，她的出发点是明确的：为了使世界进步人士了解、注意并重视中国新文艺运动。”
海伦于1997年去世。在那之前，她获得了来自中国的一些荣誉，也在她的小屋中接待了很多中国朋友。海伦对中国始终饱含深情，她在《永恒》一诗中写到：“我愿在墓中面向东方，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在去世之前，海伦曾有一个心愿，想将她与斯诺在中国的经历拍摄成一部故事片，但是这个计划却没有实现，原因一是在美国筹措资金十分困难，二是斯诺后来的妻子洛伊丝拒绝合作，她想拍自己的片子。在中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想如果以海伦与斯诺在中国的故事拍摄一部影片，将会是极富历史价值与象征意义的，这是一部真正传奇性的“史诗”：两个美国青年在1930年代来到苦难深重的中国，以他们的敏锐与正义感寻找到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动力，并融入了中国革命之中，而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又是那么动人心魄、荡气回肠。我想这样的影片，将会最终完成海伦的心愿，也将会为我们呈现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一种不同于《金陵十三钗》、《南京，南京》、《一九四二》等影片的“活的中国”，我想这将会是一部具有社会与市场效益的“中国大片”。当然相对于海伦所给予中国的，我们所回报给她的还是太少，我想，只有更多中国青年像当年的海伦与斯诺一样，为正义而奔走，甚至超越国族的界限，超越自身的局限，才能使他们真正感到欣慰。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海伦·福斯特·斯诺《一个女记者的传奇》
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又译《红色中国内幕》)
武际良著《海伦·斯诺与中国》
孙华主编《埃德加·斯诺：向世界见证中国》
埃德加·斯诺编《活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