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窑奴工与“伤痕文学”的末路

新时期文学是以“伤痕文学”为标志走上历史舞台的，长盛不衰30余年，时至今日犹然以对“专制”和“体制”的不断升级的声讨和回忆随想之类的形式继续深化着。纵看中外转型文学，对于“专制年代”的颠覆声讨，一直是“历史终结”时代文学的一个最基本的母题，也是 “去意识形态化” 问鼎诺贝尔奖的意识形态大方向，无论是外国的大师级的如索尔仁尼琴等，还是中国的卢新华、莫言之类，他们的历史使命和追逐目标，都跳不出这个框框。

伤痕文学是真正的文学，是“人性”“人权”“民主”以及人类良知的载体，等等……，至今仍是文学史书写的不刊之论。历史上，人们都爱将既定之势看成说成万古不覆万世长存的“历史终结”，同时把对方钉在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其实，历史哪就这么简单！

不过30年，《那儿》问世，同时就出现了《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的石破天惊的声音——它虽然不够“主流”，但毕竟出现了，打破了主流的一统天下。

在文学的书写上，精英“伤痕”依然主流；生活中，大众的“伤痕”早已主流，且成为社会的主要关注点了。

都有“伤痕”， 都是“伤痕”：两种完全不同的“伤痕”。

一种是上智、劳心者的“伤痕”，也即少数精英的“伤痕”；一种是下愚、劳力者的“伤痕”，也即多数大众的“伤痕”。前者清算了30余年，虽然控诉仍在不断深化，但其“伤”不仅早该抚平，而偿还早已过本过利，“暴民专制”的历史早已被颠覆过来了。后者，在粉碎了“民粹主义乌托邦”之后，随着“杨白劳欠债还钱”生存法则的复归和喜儿傍黄世仁大款脱贫致富精神的高扬，随着资本给劳动创造就业机会、工人靠资本家养活富人经济学的“主流”，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工农大众，变成了打工仔或者下岗待业者，变成了包身工、三陪女和“鸡”，山西黑窑事件的曝光，又将当代奴工浮出水面，“伤痕文学”也遮不住人们的联想，想起“大国崛起”时代贩卖的黑奴和种植园的奴工，日本北海道矿山煤井里的支那战俘和劳工。

民族灾难深重革命涨潮的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多数皈依无产阶级，先觉精英，更毅然背叛上层阶级，不惜抛头颅撒鲜血，投身民族独立和劳动大众解放的斗争，其艰苦卓绝，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就这样，书写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史诗。不过，有着数千年积累的“体制”动摇起来太难，更何况它有着全球化的跨国垄断资本的全力支撑，随着苏俄飘扬70年之久的斧头镰刀红旗的落地，旧世界一片狂欢，纷纷向“暴民专制”清算旧账。——“伤痕文学”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深仇大恨的与冒充苦大仇深的，从权威大师到先锋新秀，扬眉吐气的前朝遗老和日伪汉奸到为误入歧途而痛哭流涕的革命忏悔者，他们或以激烈的声讨切齿的控诉或以杂忆回想的形式，无所不用其极地妖魔化“专制年代”的一切。在这一大潮流、大背景和“大趋势”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举起了“告别革命”的旗帜，他们纷纷向劳动大众说“拜拜”，争先恐后地皈依权势阶层，其最先锋最露骨者就是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就这样，他们再一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性的“转型”。

 “伤痕”，并不是那一个国家、那一个政党、那一个领导人在那一段时间或在那一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一瞥历史即可了然：它不折不扣的是一切无产阶级政党所具有的先天的“原罪”：只要他不“告别革命”和放弃执政，他就是“专制主义”，就是“暴民专制”“民粹主义乌托邦”，就会带来“伤痕”。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斯大林还是列宁、拉科西还是卡达尔，无论有没有文革和肃反扩大化，他们都逃脱不了这“专制”和“伤痕”——这是曾被伤害的旧世界的剥削阶级给定他的“原罪”！明白了这一点，你对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形形色色文学现象，无论是德高望重雍容高雅的大师，还是颠覆一切骁劲痞俗的新锐，无论他们笔下的苦难多么动人，忏悔多么真诚，他们的历史定位也不过如此。

“天有十日，人分十等”、 “上智下愚不移”、“劳心治人劳力治于人”，“无小人莫养君子，无君子莫治小人”， “天不变道亦不变” 自古而然……黔首小民，作为怜悯同情的对象，给他们施舍点“人文关怀”则可；但造反不行，想颠覆传统世界，那就变成“极左暴民”，罪在不赦了！

对于劳动大众的解放事业，鲁迅永远是知识精英的典范。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他的溃灭，后来才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一两年或几个月的“五七干校”生活，没完没了地式控诉了30年，冤犹未已，“伤痕”似乎永远难于抚平。是的，让士君子“蹲牛棚”有何尊严可言！不过，毛泽东的女儿不是也是蹲过这“牛棚”么？

诸如此类的“苦难”，与千百万的“包身工”、“三陪女”、“鸡”以及“奴隶窑工”的伤痕和血泪，能够相提并论吗！

而欣欣然于自己地位与尊严的复归，对旧日伤痕耿耿于怀津津乐道，而对大众的“伤痕”却熟视无睹——这难道就是知识精英的良知！

在黑窑奴工、在三陪女和“鸡”面前，“牛棚”式的“伤痕文学”就现出它的苍白无力来了。尽管它目前依然主流，但是，他对于弱势大众早已失去了当年的吸引力。“忆苦思甜”云云 早已成为精英诟病“极左”的套话，其实，当年杨白劳们“忆苦思甜”满打满算也不过30年，而今日主流媒体依然不断深化的“伤痕”叙说不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忆苦思甜”吗？也已30余年了。当下，这种背离现实的“忆苦思甜”，除了情绪的宣泄需要之外，它更是强势精英的一种宣传策略，借助于这一“忆苦思甜”，可以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传统”的颠覆，同时掩盖因为官僚买办暴发户的疯狂掠夺的实质，以及因此造成的越来越尖锐的社会矛盾。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以颠覆社会主义为旨归的“伤痕文学”已经走到自己的末路，劳动大众的“伤痕”一定会越来越成为有责任感的知识精英关注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