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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之:“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作者:宪之   来源:红色文化网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阿娇泣血化作弱势姐妹屈辱与尊严的“代表”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巴东,一个偏僻山区的贫困小县;“5·10事件”,一件普通的命案;邓玉娇,一个“服务消费”场所的贫贱女子和“故意杀人嫌疑犯”——居然引发一场网络地震,牵动了千千万万人的神经,这一事件的意义,怎么说也远远超出其自身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马加爵事件、杨佳事件、瓮安事件、习水“嫖宿幼女”事件……与各地频发的矿难事件一样层出不穷——“建设和谐社会”,离开对这些事件的正确认识和处置,无异于缘木求鱼——其善者,至多也不过是就事论事、治标不治本,其劣者,只能是积累矛盾火上浇油。  

问题的本质在于:邓玉娇事件早已符号化,双方当事人已经化为民众心目中不同社会力量的代表:弱势阶层与强势阶层冲突的“代表”。——不是“三个”,而是“两个”。  

邓贵大:邓大人,贵而且大,作为“公众人物”,已经不讲级别,他扮演的是“贪官一般”的角色,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化为符号和代表,提起他人们就像起诸如:财势,淫暴、权钱勾结、钱权黑勾结、公款消费、灯红酒绿、一掷千金、骄奢淫逸、蹂躏女性、横行霸道、保驾护航、无法无天、等等。  

邓玉娇:受侮辱与损害的弱势女子的代表。提起她,人们就会想起千千万万三陪女,生存所迫操持休闲服务生涯,受尽欺凌备尝辛酸,豪无尊严可言。在强势阶层面前,他们只是“消费”对象:只要老子有钱,你就得提供“特殊服务”。她们只能默默流泪,打掉牙齿往肚里吞。如今,邓玉娇拍案而起,向横暴摧残者举起了自卫与复仇的刀,阿娇身上更寄托了弱势大众守护尊严的愿望。——作为符号人物,这是邓玉娇较之以往同类代表所多出的东西。  

巴东猿啼,杜鹃泣血,阿娇的悲剧决不是个人的悲剧和性格的悲剧,它是当代中国时时刻刻发生的悲剧之一,所以,才能震撼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心。  

“5·10事件”出现后,巴东政府的处理方式令人诧异。  

公务员进入“梦幻消费”场所,暴力要求“特殊服务”,受害人被迫进行正当防卫,只要不是弱智,是非原不难判断:一个治下的弱女子,又没有持刀跑到招商办行凶,她面对的是几个“父母官”是“上帝”且又是壮汉,无论如何都与“故意杀人”挂不上构!这样一个正当防卫案件,真凶逍遥法外从未见侦查,却将自卫女子强行送进精神病院,警方执法真是无法无天!  

不过,这一切又在人们意料之中,司空见惯,早已见惯不怪——它也具有很高的普世性,已经符号化。  

网络反映的强烈,群众的激愤,势所必然——也很典型。  

   

网络炒作,民粹主义——右翼也许会骂。  

生活自身长期酿造出来的苦酒,不是谁人能够炒作出来的。先生们垄断着霸权话语,妖魔化毛泽东30年无所不用其极,你们不是一直在“炒作”吗,结果又如何?   

中华网有个帖子说到点子上了:“官员落得一个皆曰可杀的地步是谁的悲哀?”  

人民网强国论坛转贴时的一个跟帖:“一个让多数人站了起来、少数人趴了下去的伟人,他的事业开天辟地,却又后继无人。一个让少数人站了起来、多数人重新趴了下去的,这项事业的后继者,摩肩接踵。”  

   

网络传闻常与事实出入会误导公众。  

网络新闻也许与事实有所出入,但与霸权媒体的可信度不可同日而语,“5。10事件”巴东政府和警方的发布前后自相矛盾,有多少可信度?然而,问题症结不在这里——万州群体事件、池州群体事件、瓮安群体事件,一个误传就能轻易激怒公众,万州事件欺负路人的还是一个冒牌的公务员,一个假官犯了众怒造成了包围政府火烧公车的“群体事件” ——我们的政府和司法的公信力,不是更为可怕吗?真正“执政为民”,面对这类事件反应应如醍醐灌顶才是。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奉劝诸公读读《红楼梦》中的这副对联。  

有关当局如何应对“5·10事件”,举国拭目以待。  

   

记得60年代中苏两党大论战,听说苏修将反对者送进精神病院,还感到有点不可思议。想不到如今也会出现在中国的巴东和不少地方。  

北大精英教授不有言乎:上访者99%有精神病。是的,把他们关进精神病院不失为治理上访的一个“民主化”的好办法。《雷雨》中的繁漪,也是被矿老板丈夫周朴园当作“精神病”的,周朴园们从“专制主义”下解放出来成了“先进生产力”,其赫赫炎势远非当年可比,自然,繁漪式的“先进文化”也要与时俱进与日俱增了。好好的人,都会被逼成“强迫症”;没病的人,关进精神病院更易逼疯。鲁迅笔下的“狂人”不就是精神病吗?“五四”90周年了,“狂人”和繁漪也该重焕光彩了。“狂人”和繁漪们还都属于白领和绅士阶层,邓玉娇们只能与《日出》中的“小东西”相仿佛,市场经济为他们设计的道路是三陪二奶或“鸡”,邓玉娇不安于命运安排,于是就变成悲剧。  

庸医误人,伪医杀人。小医医身,大医医国——邓玉娇式的“精神病”乃是社会病,只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疗救。“减员增效”“下岗分流”MBD之类,是致病之源,不是疗方——要是,也是邓贵大们的“雄风”春药!  

1930年代有过著名的“七君子案”,抗日有罪关进监狱,舆论一边倒,连国母宋庆龄都赶赴苏州要求与七君子一起坐牢,弄得官方十分尴尬——倒与今日颇为相似。  

还是《红楼梦》中语:“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用来奉送给巴东当局。一切利用权力歪曲事实的作法只会“越描越黑”,枉法妄行都只会适得其反。遭到损失的是共产党的威信,是政府与司法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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