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大师和傍大师——说“大师现象”
市场经济时代与文化的关系也很奇特：它既使我们低俗化鄙俗化、是物欲空前泛滥、娱乐至死的时代，而同时又是各式“大师”频出的时代。大师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颇令人困惑。近日，季羡林大师的仙逝轰动一时，不免引起鄙人对“大师现象”的思考。
大师者，自然是有大学问者，或者文学艺术著作成就巍巍者。
自然不错。不过，问题也不是这么简单。
不闻李慎之“大师”有言乎：“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而在“小师”们多年前新编纂的“文学大师录”中，鲁迅和矛盾就被开除在外，而张爱玲和沈从文就赫然“大师”其中。——这是有来头的：美国的祖师爷就是这么认定的！
可见，“大师”也离不开时代，受着时代风气——也即政治的制约。
学问与成果，是前提条件，但不是决定条件。决定的条件是政治。
季羡林先生是北大的一位卓有贡献的著名学者，以造诣和影响而论，北大这样的著名学者可以排出一二十位，人文学科方面，语言学如王力先生、美学如朱光潜先生、文学史如游国恩先生、史学如翦伯赞先生、罗尔纲先生，哲学如冯友兰先生，他们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的贡献和影响，都与季羡林先生不相上下。要“大师”他们都该“大师”，而巍巍高帽单单落在季先生的头上，又被霸权话语不断加温閧炒多年，这就不是单纯的学术因素了。
风云际会，“大师”也是时代的产物。
大师热，乃批判“专制主义”的产物，是告别“专制主义”的明证——“大师”是时代树起来的。
颠覆“专制”，高标“自由”，“去政治化”，是“大师” 的一个必要条件——“去政治化”的政治条件。
陈寅恪的名言“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被奉为“自由知识分子”最高的普世境界。“独立”“自由”图腾的背后，大写的是“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他固守的乃是与马列不同的另一种“政治”，这一“政治”，在时势尚未“指鹿为鹿”之际，长期以虚假委婉的形式出之，到茅于轼公开亮出“我被准确地打成资产阶级右派”的时候，这“政治”的内涵，才露出庐山真面目。余英时说过，陈寅恪对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充满着明末遗民式的悲愁苦恨，认为陈寅恪晚年决不曾对中共存在任何幻想，尤其不会“靠拢”、“认同”，甚至认为陈寅恪后悔当初自己“没有投奔台湾”。以故，陈氏对 柳如是情有独钟也就不难理解了，是以《最后20年》和《柳如是传》高烧久盛不衰也。
陈氏自然是一位大学者，以对史学的贡献论，他至多不能超过郭沫若和范文澜，但陈氏“大师”之后，霸权话语极力贬斥郭范，而将陈氏捧上九天，这个中的原因只有到政治态度中去求解了。
大树陈氏大师地位的学术意义还在于颠覆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史学的贡献论，陈氏所操乃胡适式的考证史学，对象在局部；而郭范所操则宏观，以全新的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完成的是一次空前的史学革命。——二者的贡献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薄郭厚陈的学术意义，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鄙弃和颠覆，恢复1950年代被唾弃的以胡适为代表的学术思想的霸权地位，到袁伟时氏的买办史学的出笼，陈氏的“不宗奉马列”的“自由思想”才见端的。
与陈寅恪治学范式相似的是钱钟书。自然钱氏也是一位淹通中外的大学者，新时期学术地位之高首屈一指，以致形成热门“钱学”。一部在现代文学史上不过二三流的小说《围城》也被捧为无上经典。钱氏的学术地位同样也离不开政治因素。
北大一位学者不过委婉转述一下吴组缃先生对《围城》的实事求是评价， “钱学” 们马上鸣鼓攻之，而且政治气味很浓：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在所著文学史里高度评价《围城》，而在中国，最早对夏志清著作进行大批判的，就是这位作者（见《文艺报》1983年8月号）。有了这个历史背景，作者的心思到底是什么，就不用挑明了。”
夏至清何许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颠覆“封建专制”重建文化的“西天佛组”，大师的祖师爷也。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乃是中国“新时期”重写文学史的原经典。张爱玲和钱钟书的《围城》就是夏氏“发现”的。在这部小说史中，张爱玲从名不见经传到一下据有比鲁迅的还要多上一倍的篇幅；《围城》，夏氏称之为“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
有祖师爷的金口玉言，铁案如山矣，竟然敢质疑，太“极左”猖狂了。
日据时期走红的张爱玲的作品，重放光芒固然有其适应日趋殖民地的中国现实社会需要的内因，但其人大师地位的形成，离不开霸权精英的大树。追根溯源，也是来自“西天佛组”的金口。张爱玲“重新审视”的过程本身，就是买办文化崛起的标本。如果沿波讨源，张爱玲、《围城》、沈从文等的重新评价和高举，都来自海外，夏志清、李欧梵才是“重写文学史”的“总设计师“。中国学界权威不过是一些二道贩子，哈耶克、亨廷顿、夏志清、余英时、李欧梵、张五常等等，都是最高祖师。一切“以美国是非为是非”，亦步亦趋，一步步皈依，走向“普世”——这就是他们“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钱氏的学术，一位非左翼的青年学者有过这样的评价，倒不失为一个“独立之思想”：
钱钟书的东西说到底就像前人评吴梦窗词：炫目如七宝楼台，拆碎了不成片段。又或者如章学诚所抨击的乾嘉陋儒，有功力，没学问。（不少钱粉却指着功力当学问，就像指着粮食当酒。）
巴金文学地位的崇高，有似于学术上的钱钟书。奠定巴金在文学史上地位的，主要也就是《家》，《家》自然非《围城》可比，但较之丁玲的《莎菲女士》和《桑干河》，也不相上下。不是周扬因素造成的后期不幸，丁玲的文学史地位，不是不可以挑战“巴老曹”的。成就巴金崇高大师的地位的政治因素，无疑是一部《随想录》。巴金晚年在出版社要为他出版文集时，曾旗帜鲜明地表示：“我几次下了决心：除了《随想录》外，我写过的其他文章一概停印。这样赖掉那些陈年旧债，单单用《随想录》偿还新债大债，我也许可以比较轻松地走完我的生活的道理。”他把过去年代的作品都归结为 “为了保全自己，我只好不说真话，我只好多说假话。昧着良心说谎”——这位老人与时俱进，无尽地忏悔过去，他的政治敏感性也太强了。读读他在文革后期写的批孔文章，你会感到五味杂陈莫名其妙：老先生彼时不是也与时俱进跟得可以吗？
如果是成就巴金的是一部《随想录》，那么，成就季羡林先生的就是一部《牛棚杂忆》——这是决定条件，学术业绩不过是前提条件。不然的话，冯友兰会更大师一些的。
作为一位学者，季先生既不像陈寅恪那样固守陈旧立场，也不行多数学者那样淡泊，他一生都能主动“与时俱进”，以致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显得淡于操守。“二战期间，我被困德国，一呆就是十年”，今天虽然说得轻巧，但当年也曾是“黄金十年”。战后回国，应聘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心中有点洋洋自得之感”，对“适之先生”是感激涕零。步入新中国之后，他积极进步，并加入中共。文革中也曾参加造反。1976年，他也曾写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诬蔑》的白纸黑字，批判“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攻击”的“奇谈怪论”，称颂“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23年后，对同一话题，他却发出如下的议论：
我同适之先生在孑民堂庆祝会上分别，从此云天渺茫，天各一方，再没有能见面，也没有能通音信。
我现在谈一谈我的情况和大陆方面的情况。我同绝大多数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和教师一样，怀着绝对虔诚的心情，向往光明，向往进步。觉得自己真正站起来了，大有飘飘然羽化而登仙之感，有点忘乎所以了。我从一个最初喊什么人万岁都有点忸怩的低级水平，一踏上“革命”之路，便步步登高，飞驰前进；再加上天纵睿智，虔诚无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运动中。常言道“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群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觉自愿，决无半点勉强。对自己则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原来以为自己这个知识分子，虽有缺点，并无罪恶；但是，经不住社会上根红苗壮的阶层人士天天时时在你耳边聒噪:“你们知识分子身躯脏，思想臭！”西方人说:“谎言说上一千遍就成为真理。”此话就应在我们身上，积久而成为一种“原罪”感，怎样改造也没有用，只有心甘情愿地居于“老九”的地位，改造，改造，再改造，直改造得懵懵懂懂，“两涘渚岸之间，不辨牛马”。然而涅槃难望，苦海无边，而自己却仍然是膜拜不息。通过无数次的运动，一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关进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开肉绽，仍然不停地膜拜，其精诚之心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了。改革开放以后，自己脑袋里才裂开了一点缝，“觉今是而昨非”，然而自己已快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离开鲁迅在《过客》一文讲到的长满了百合花的地方不太远了。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冰炭不容，判若两人。简直是巴金“随想”忏悔的再版。
有人会说，过去是违心之言。
然而，北大老先生甚多，左中右都有，为什么偏偏季先生如此出头，出尔反尔，同样激烈？既有今日，又何必当初！“乡原，德之贼也”，“国学”讲究操节，“与时俱进“步子太大一点了，道德文章云云，未免得“为贤者讳”了。
周扬与丁玲后期的遭遇，更是“政治第一”的明证。
树大师是颠覆“专制主义”，体现尊重知识和和人才的需要。
作为标竿楷模，树大师还有体现新的时代精神的意义。
比如文怀沙式的大师，以学术和名声论，当属次“二级乙等医院”了，他不仅靠媒体蓄意包装，还得靠自吹自擂。即使如此，媒体的“大树特树”也离不开关键的政治前提。他不具备这样的前提，也得自己创造一个，以刑事犯冒充右派，编造骂江青和秦城坐牢的身份。——文大师是以假冒伪劣的方式入围的。
文大师被媒体誉为“十大最色老男人”，他的领风骚的形式，更能体现市场经济下大师文化的另一面，形而下的、欲与俗的一面。这一面的价值，在季先生的身后，以遗产纷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了。
市场经济知名度金贵，“大师”含金量高，自然会产生“傍大师”现象。
文化和国学大师之傍首先在文化界。
不同时代有不同风气。资本主义用一个冷冰冰的金钱关系横扫了封建时代以宗法等级为核心的形形色色的人际关系。以消灭剥削压迫为目标的的社会主义最终要“以传统的私有制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用崭新的人际关系也即“同志式”的人际关系取代以往的人际关系。这一点实行起来极为艰难，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发端，从建国初知识分子以破除崇美迷信和批判胡适思想起步，直到文革中的斗批改和“牛棚”——毛泽东的子女也无例外地进过“牛棚”也即“五七干校”。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曾极为有效地通过自我教育的方式使中国人民实现过一次了不起的精神革命，其中也包括知识阶层。这一天翻地覆的变化和了不起的建树，在毛泽东身后成了海内外右翼调动一切手段颠覆的对象。曾经被推翻的旧势力一致联合起来进行围剿，围剿的结果，不光是金钱也即资本的势力空前膨胀，各种前资本的历史沉渣也都泛滥飞扬，甚嚣尘上。劳资关系、贵贱关系、尊卑关系、主仆关系、主奴关系、哥们关系、宗法师徒门派关系、等等，无不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旗号下卷土重来。在文化界，演艺圈内传统的师徒关系和“先上床后上镜”的资本霸权关系双峰并峙；学术界，科举式的宗法门派关系和博士为导师打工现象二水分流。清算批判学阀30年，才体会到什么叫做“学阀”。只不过，这些现象受着这个霸权话语的蓄意保护和无耻粉饰，受害者还处于失语阶段，还不能以理性的方式反映出来罢了。学界，尊者和强者垄断着话语霸权；再上一层，政治上的崇洋迷信和西方的文化强势垄断以及种种基金会的利用贿买，更形成霸权的霸权。于是，后来者要想出道和生存，就非得傍霸权、傍大师不可。张艺谋就是靠着傍洋霸权起家的成功人士，按照洋人口味以丑化自己是他成功的诀窍。张艺谋作为演艺界最为辉煌的“大师”，他以自己的成功，为中国整个文化界树立了一面“走出去”的标竿旗帜。
是的， “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现在的确是“胡适的世纪”，在中国籍学者中，胡适自然是大师的大师，即祖师，傍胡适多年来就成为中国的大师和二师们的时尚。攀亲故，套近乎，以回忆标榜，以忏悔表诚敬，风气长盛不衰。说透点，季先生的《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亦傍大师之作也。学术成就并不亚于诸大师而人格要高的多的罗尔纲先生，当年写《师门辱教记》可以理解，1995年再版时增《胡适琐记》，一些有背史实的溢美，就不是一个误记所能解释得了的。罗尔纲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亦难脱俗，可为浩叹！
钱学的兴盛，亦不能离开此风也。
小师傍大师，中国大师傍海外祖师，层层傍去，除了竞相“颠覆传统”，实在看不出中国思想界有什么“创新”。悠然自得于二道贩子身份，以拾洋人牙慧为能事，就是他们的全部“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曾见某学界的一位大师级学者，一部文集巴巴地请美国“汉学家”作序，表现的都是这一心态。
傍大师不限于文化界，且可分不同层次。
最高境界是政界之傍。这里是“树”与“傍”兼有。政界傍大师也是形象工程。大师树起来了，形象巍巍，傍之既附庸风雅，又尊重知识人才，增加与精英阶层的亲和力，会提高转型接轨中个人普世素养的分数。傍大师较之“保驾护航”为软实力形式，它与弱势灾难面前洒几滴眼泪相反相成，谱成完美的和谐交响乐章。
此外的各界之“傍”，自然要俗一些。
报载，一位弟子写的纪念季羡林先生的文章，称晚年每想看望先生常难如愿，闻某房地产大亨常去拜谒，故感叹再三云。可见，社会各界都热衷于“傍大师”，而且权势者傍势亦强也。盖大师的价值在于很高的知名度和声望，作为“经济人”的算计，傍之投入既小而可收效益又可最大化也。看看季大师和各式大师名人的家乡，你更能体会“傍大师”的真实含义。
季羡林先生身后的遗产纠纷就是傍大师俗的一面的的继续，既已“指鹿为鹿”，季先生的“秘书”，用跪拜亦吸引眼球的钱某，他们对大师的尊重景仰的动机也就“图穷匕见”——其实，在大师供奉在301期间，季先生就已经作为国宝级“珍稀资源”，早已被有关人垄断起来，先生谢世，遗产可观，于是就大打出手了。
遗产之争还给出一个困惑难题：文革不是“浩劫”么？季先生劫后余生何以有如此可观的收藏？答案可以很多，不再妄测。
大师现象的内涵在文怀沙身上体现的最为全面。盖文氏既“大师”，又“傍大师”；品格雅俗兼具；走红之火与入围方式之奇等，俱得天独厚——他为人们解读大师现象提供了一个最佳典型。入围方式奇特，假作真时真亦假也。“师从章太炎，与鲁迅是同门师兄弟”，傍名人也。 “著名国学大师、红学家、书画家、金石家、中医学家、吟咏大师、新中国楚辞研究第一人”等与“十大最色老男人”并举；央视制作《人物》专栏《文怀沙：半为苍生半美人》，“大师”与“最色”齐飞，“国学”共“美人”一色，雅俗兼具也。《四部文明》急就章标价8万8千，财源滚滚，名利兼收也。
一旦大师，风光无限，名利双收，丑亦为美——叫人怎能不追逐！
（0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