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生活方式与观念

——由《山南水北》引申的

李少君

    古人说：“文如其人”，真是在确凿不过，我这里则想将这句话再引申一下：不同的人写出不一样的文学作品，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会支撑不一样的写作。具体来说，我想从韩少功与他的《山南水北》谈起。

    有一个朋友对《山南水北》有一个在我看来非常合适的评价，他说《山南水北》是老少皆宜，朝野皆宜，村夫白领皆宜，书斋市井皆宜，有为无为皆宜，出世入世皆宜，修心养性和奋发图强皆宜。听得我有点发懵，细细一想，却有道理。

    关于这个，也许还是要从文学观来谈起。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在一篇关于西蒙娜·薇依的评论中反省说：现代以来，文化界推崇的英雄居然多是偏执狂、疯子、置人格于不顾者。而稳健的作家如歌德却被认为显得保守。苏珊·桑塔格对这种畸形的趣味不以为然，提出了自己的怀疑：一个追求健康的时代，却认同病态。苏珊·桑塔格颇具洞见。当然，仔细分析起来，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原因还有些复杂。苏珊·桑塔格所讨论的主要是西方社会，但由于西方在现代以来占据价值观念的主导地位，具有权威乃至主流的引领，这样的风气自然地影响到其他地方包括中国。近些年来中国诗歌界不断传来的诗人杀人或自杀事件，就值得思考。

    苏珊·桑塔格所讨论的文学观问题，在我看来，背后有两个背景，一是时代的不同，一是宗教的背景。西方启蒙时期也就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张扬其优美、高大、健康的一面，所以那时的文学艺术及其所描绘的人物，都是强调丰满厚重强壮的。而到了后来，一、二战之后，怀疑论消极论占据上风，上帝死了之后，信仰道德崩溃，人也无所适从，异化、萎缩、无聊的文学艺术与其所描绘的形象，成为主流，这也许也是人的一面，但显然不是全部；二是西方宗教基督教中，本就极易产生出决然对立区别的非此即彼、非正即邪的一元论价值观。在上帝与天堂的对立面，是魔鬼和地域，所以围绕这一基本母题，西方文学里充满上帝与魔鬼之争，天堂与世俗社会之争，灵与肉之争，精神与物欲之争，所以西方的文学作品总是描绘处于焦虑、紧张、不安、变态、绝望、虚无与抗争之中的人和生活，总是激烈的、暴力的。自杀、自残乃至杀人、虐待，在西方现代屡见不鲜。这也许是人类的一个基本矛盾和问题，但显然也不是全部。就我们的经验与日常生活真实情况就可以知道，“对抗”、“斗争”从来就不是人类社会或个人生活的全部，甚至不是常态。在这样的文学观的引导下，苏珊·桑塔格说到现代以来的的人的萎缩、卑贱的文学形象就不难理解。

    而中国古代就有一套不同的价值观，中国古代强调“阴阳互补”，“天人合一”，阴和阳、天和人虽然也有区别，但从来不是绝对对立的，更多是互相融合补充。所以中国价值主张是中庸和谐，强调外在与内在的统一，强调平衡协调稳定。中国古典文学强调自洽，自我和谐调节的理念，强调内在超越，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外在的宗教。强调入世实用的儒家就找到了强调出世超越的道、佛来平衡，所以有儒、道、释三教合一的说法。而文学也就承担了类似宗教的作用，发挥了其自我升华超越的功能。以至蔡元培有“以美育代宗教”的想法。关于这种文学观念，当代作家史铁生有个说法概括得很恰当，他说：文学不是拳击，要打倒对方；文学是跳高，是不断地自我超越。

   在我看来，中国的这一套文学价值观，表现得最为典型的要数苏东坡。苏东坡一辈子颠沛流离，却乐观幽默，随时随地寻找快乐，他总是能很快地适应环境，自我调节，而且，他从不消极堕落，他总是要做些事情。古人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苏东坡不，他“穷”时也决不限于独善其身，你看他在海南期间的表现就一清二楚了。他本是被贬来海南，但他很快沉湎于海南的秀丽自然风光：“贪看白鹭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晚潮”，“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风从海上来”；也很快融入当地的日常生活，“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他甚至着手开始设帐兴学，在他居住的“载酒堂”，渐渐出现了“书声琅琅，弦歌四起”的风气。以至《琼台纪实史》中称：“宋苏文忠功之谪居儋耳，讲学明道，都化日兴，琼州人文之兴，实自公启之”。苏东坡一生超脱开放，他视万物为友，“侣鱼虾而友麋鹿”。他凡事宽心，“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凡尽心，别无胜解”。在没有美食的时候，他甚至自己动手研制……苏东坡的乐观大度感染着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所以中国的读书人只要一说到苏东坡，就会会心一笑。

    在我看来，韩少功也是一个这样进取又超脱的形象。只不过他不是一个古代的士大夫，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所以还是有些不同。而据我所知，韩少功最欣赏的一个文学人物，就是苏东坡。韩少功与苏东坡的同与不同，可以在他的《山南水北》里找到根据。

    2000年，韩少功怀着向下发掘、寻找中国的“根”的想法——这也是他“寻根文学”理想的又一次实践，决定到乡下“隐居”。他也是很快地沉醉于自然的山水，“清墨是最远的山，淡墨是次远的山，重墨是较近的山，浓墨和焦墨则是更近的山。它们构成了层次重叠和妖娆曲线，在即将下雨的这一刻，晕化在阴冷烟波里”；他也与万物为友，他写植物，“你想象根系在黑暗的土地下滋滋滋地伸长，真正侧耳去听，它们就屏住呼吸一声不响了。你想象枝叶在悄悄地伸腰踢腿挤眉弄眼，猛回头看，它们就各就各位一本正经若无其事了”。”他写动物，“一只白鹭在水面上低飞，飞累了，先有大翅一扬，再稳稳地落在岸石，让人想起优雅贵妇”；至于他与邻里乡亲打成一片，书里比比皆是，就不用多说了；在乡下时，韩少功还到处“化缘”，与众乡亲一起为深山修了一条路，并写了一篇碑文，称：“自古危梯险径，一朝变通途”。在书里，韩少功也阐述了他关于万物循环的自然环保观，他对人情世故、风土民俗的体贴，他对时弊与习见的批评乃至批判……总之，韩少功的方方面面，在书里都基本上得到了展示。

   概括起来，我觉得苏东坡与韩少功最大的相同之处是他们都拥有健全的人格，拥有一种健康的心态与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一种开放的自由的全面发展的思想精神。虽然他们的切入点可能有些差异，但他们无疑都是作为人的理想楷模和榜样，这内里，中国的传统道德文明所起的作用是显然的。所以，他们的著作，才象我那个朋友的论断：老少皆宜，朝野皆宜，村夫白领皆宜，书斋市井皆宜，有为无为皆宜，出世入世皆宜，修心养性和奋发图强皆宜。不是那种我们读了，却不敢向他人推荐，尤其不敢向自家的孩子推荐的书。

    若说韩少功与苏东坡的不同，也很明显。苏东坡一生基本处于逆境，但他总能解脱，乃是他有一整套的相对稳定的人生观哲学观，比如他认为人不过是暂时寄寓天地间的一个过客，所以他到哪里都能随遇而安，但他又能于虚空中执着，所以每到一处，必留下一些人生痕迹。有了这么一套比较成熟的思想，那么，飞来横祸，外来的打击与攻讧，就都不能轻易将苏东坡打垮，因为他有一个坚强的内心。韩少功则不一样，他处于一个时代的转型时期，旧规已破，新规未立，所以他总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乃至左与右的冲突与矛盾中来回寻找，所以他有时还经常处于紧张、忧虑乃至急燥之中，试图探索出一条道路，这也是他大量的随笔及《暗示》等书给读者留下的印象。韩少功是一个现代探索者，前行者，也许还有点冒险，他是自觉而主动的，因为没有现成的结论和范式在等着他。他，也许还有以后好几代人都在努力的摸索着，寻找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而这也正是现代知识分子们的形象，从鲁迅以来就是如此，只不过以前比较激烈，如今相对平和，有些人性情执拗一些，韩少功相对宽容大度，使他看起来从容、淡定一些，尤其是到了《山南水北》，他似乎放下了很多东西，更加不慌不忙了，他是找到了他的“道”吗？那个“道”就是自然吗？我不知道，虽然古人说“道法自然”。

   不过，他找到的“道”与自然总是有点关系的，这在《山南水北》中隐隐约约不少地方有所透露，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你仔细读，会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