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蛰的春雷 人民的心声 ——兼论长诗《惊蛰雷》的人民性

　　 刘国震

　　著名的“七月派”诗人绿原，写过一首题为《诗人》的短诗，读来催人警醒，令人过目难忘：“有奴隶诗人/他唱苦难的秘密/他用歌叹息/ 他的歌是荆棘/不能插在花瓶里//有战士诗人/他唱真理的胜利/他用歌射击/他的歌是血液/不能倒在酒杯里” 读完著名诗人唐德亮的长篇政治抒情诗《惊蛰雷》(中国戏剧出版社2013年6月版)，激动之余，我有一个清晰的感受：这是一部思想上深邃、艺术上精细的抒情长诗，它“不能倒在酒杯里”，它甚至不能默然诵读或低声吟哦，它必须全身心地高声朗诵，如屈原之《雷电颂》，如高尔基之《海燕》，让这与人民的情感息息相通、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的黄钟大吕唤醒沉寂的诗坛，并昭告世人：在当下的这个时代，依然有血性的诗人和战斗的诗篇。

　　长诗《惊蛰雷》是一部与以往的政治抒情诗迥然不同的一部作品，既不是单纯的歌颂，也不是一味地暴露。忧患意识和思辨色彩，是这部长诗的一个鲜明特色。1991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宣告解体，克里姆林宫顶上那面飘扬了70多年的铁锤镰刀图案的国旗黯然垂落。面对这一举世瞩目的事变，诗人唐德亮与一切有正义感的真正共产党人一样，感到困惑、震惊与痛苦。“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一下子就垮了?这一个又一个的历史悲剧是怎样发生、为什么会发生的?”这是20多年来诗人不断大胆拷问和苦苦思索的一个严峻问题。他从苏联，联想到中国，从历史联想到现实，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联想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联想到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当下仍在进行着的改革开放。《惊蛰雷》就是诗人长期孕育和思考的艺术结晶。它以4600多行的篇幅，以汪洋恣肆、一泻千里的宏伟气势，以独立思考的勇气，以爱国诗人的赤诚与共产党人的党性与良知，一吐胸中块垒，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中国会不会重蹈苏东的覆辙?几千万先烈的鲜血会不会白流?革命导师关于党变修国变色的忧虑会不会成为现实?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的图谋会不会成功?诗人“忠于历史，忠于现实生活，忠于自己的心灵”(唐德亮：《惊蛰雷》后记)，从文化、思想、政治、经济与古今中外历史人物的角度切入，深入思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漫步阡陌大地/心中悬着疑虑重重/千条大路哪一条/能通向真理的黎明?/小溪万道哪一脉/能流向春的海洋?/繁星满天哪一组/是指路的北斗?/哪一颗 是不灭的恒星?/哪里寻找/能识别妖雾的孙大圣?/哪里有持斧罗摩/敢闯十八层地狱/吹灭那点点鬼火/让西天地狱/忽喇喇地坍塌?”这一连串的探问，表现了诗人上下求索、寻觅真理的执著精神。“我看见一间间血汗工厂/盛产五花八门的商品/也盛产肺病，再生障碍盆血/盛产断臂，断指/一根根，四万只/只是一段时间的数字/开胸验肺/一把手术刀剖开身体/让谎言无处遁逃/一些苯,一些化学物质/钻进工人们的皮肤,血液/在他们体内淤积/红润着脸进去/青瘦着脸出来/榨干血汗 吸干骨髓……/如麻的矿难，死亡的数字/压得人喘不过气/嗜血的资本家与暴发户们/正与被铜臭熏黑了心的官员/在酒店庆祝他们的‘成功转制’/或‘互利双赢’/高贵的酒觞里/不知是美酒、鲜血、金钱/还是骇人的骷髅?”这滴着血泪、燃着怒火的的诗句，是对野蛮发展方式和带血的GDP的控诉与拷问，犹如一声声惊蛰的春雷，催人警醒，发人深思。

　　这部长诗开篇即写了震惊华夏的吉林“通钢事件”：“隐隐地，我听到了/一声巨响/那是东北方向/传来的弥天雷声/跟随雷的足迹，/我越过巍巍五岭/穿过滔滔长江黄河/来到长白山下/雷声响起的地方/一家沸腾的钢铁大厂/上万沸腾的工人/气息奄奄的资本家/魔鬼正把它的魂/一缕一缕地收去……愤怒的工人/吐火的眼晴/怒射那嗜血的新贵/两位老工人紧拉着我的手/愤慨地控/‘可耻呀，那些共产党败类……/以重组为名，实行私有化/要把这间大型国企/卖给暴发户/资本家叫嚣:/要给工厂换血/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让你们全部下岗……’”面对大批国企被掠夺、贱卖、奉送，腐败官员中饱私囊、几千万工人下岗失业的严酷现实，诗人发出了悲愤的呐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又是什么主义?”在私有化狂潮席卷神州，中国出现两极分化、环境污染、资源流失、信仰迷失、道德沦丧等种种严重社会问题时，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者毛泽东，假如在天有灵，将会怎样俯瞰脚下这片他曾经毕生为之奋斗的热土?请看诗人浪漫主义的描摹与抒写：“东方。北京天安门/红云与乌云交集/世纪伟人毛泽东坐在沙发/神色凝重，双眉紧锁/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想起杜勒斯的幽灵/第一代第二代变不了/第三、四代又如何?/‘难道真是甩不脱的魔咒?’/他忧虑重重，推门而出/要去工厂、农村、军营/倾听工人农民的心声//他来到北方的煤窑/乌黑的尘灰将明亮的太阳遮蔽/矿工们的头是黑的/脸是黑的，衣服是黑的/“主席，我们外表虽黑/但心不黑/黑心的是矿主/这里的白天/堪比当年安源的黑夜”/在东北，在江南/竟出现了多个‘大小地主’/他们巧取豪夺 强占民地/万亩，十万亩，百万亩/好大的胃口呵/恨不能把天下的山野田园/都变成自家的财富/千万富豪，亿万富翁/有多少个靠勤劳的血汗造就?/亦官亦商，卖掉国企/自己收购，一夜暴富/蕴藏着多少玄机奥妙?/‘走资派还在走’/竟成为某部书的一个标题/向天下炫耀/‘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是否已成活生生的现实?’/你主持的‘九评’檄文/绝不是无的放矢/改革开放，富了中国/可贫富差距却在拉大/公平的缺失/正义的失衡/早拉响了一串警报……”这是诗人站在时代制高点上的拷问，也是触目惊心的活生生的现实。“走资派还在走”/竟成为某部书的一个标题。——这是哪本书?我没有见过。但我相信这绝不是诗人的面壁虚构。早在90年代中期，我就在一部颇为著名的出版社推出的一部书中看到这样一句十分露骨的话：“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可以称作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由此可见，某种势力歪曲改革开放的科学内涵，改变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将改革引向“改旗易帜”邪路的图谋，不仅迫不及待，而且明目张胆。假如由这股势力来主导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伟大改革事业就会遭受失败、毁于一旦，“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就不再是一句戏言，“劳动人民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就不是一种警示而成为残酷的现实，改革就会成为“复辟”和“鲸吞”的代名词、“压榨”和“掠夺”的同义语，旧的剥削制度就会卷土重来、死灰复燃，中国就会走上“富一家而穷万家的老路”。《惊蛰雷》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部充满共产党人浩然正气和爱国诗人革命激情的战斗诗篇，是鼓舞我们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维护共产党的宗旨、捍卫社会主义正确方向和道路的钟鼓与号角。

　　人民性是《惊蛰雷》的另一个显著特征，也是它最能撼动人心的亮点。文学艺术的人民性是文艺作品与人民的关系，也是作家艺术家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人民性应该成为作家的道德理想和自觉追求，是最大的真和善，是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文艺的重要特征。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邓小平同志也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2卷)屈原的《离骚》、《九歌》，杜甫的《三吏》、《三别》，这些富有人民性鲜明特征的古代诗篇，彪炳史册，世代传诵。在当代中国文坛，曾经出现过《放声歌唱》、《雷锋之歌》、《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一月的哀思》、《小草在歌唱》、《现代化和我们自己》、《祖国呵，我要燃烧》、《将军，不能这样做》、《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光的赞歌》、《东方神话》、《人民万岁》、《我骄傲，我是中国人》、《中国人，不跪的人》等传诵一时的富有人民性的政治抒情诗。唐德亮的《惊蛰雷》继承了前辈诗人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并做了新的艺术探索，做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人民性与党性的统一。他生活在人民大众中间，站在人民的立场，表现人民的疾苦，反映人民的心声，传达人民的情绪与愿望。作品中洋溢着对祖国、对人民的真挚、炽热的感情，渗透着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以及人民福祉的关切，充满了对一切与人民为敌的腐朽、丑恶势力的深恶痛绝。“纪念碑在寒风中肃立/我感到了它的基座/在微微颤动/顺着碑身往上望去/我看见无数的星星/盯着我，与我的目光相遇/倏(?shū)地，我想起/那一定是几千万烈士的眼晴/在闪烁，在沉思，在忧患/‘警惕啊，有人正勾结/奸侫、魔鬼、汉奸/悄悄地挥锄挖掘/纪念碑基石……’”这些奇诡而灵动的诗句，表现的正是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民大众的共有心声。

　　政治抒情诗通常是指强烈地触及时事、歌咏重大社会政治题材的抒情诗。它以诗的形式来表达对重要政治事件、社会现象、社会思潮、生活热点的评说和情感反应，把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表述有机结合，深入开掘其中的历史意义和思想内涵，把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上升到一个充满诗情和哲理的艺术境界，具有强烈的激情、铿锵的韵律、鲜明的政治色彩，富有感染力与鼓动性。政治抒情诗作为一种诗歌形态，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念和中国文人的济世情怀密切相关。文学只要不脱离人民，它也就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因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终还是要以政治制度来得以保证与实现。谁能说，像李绅的《悯农》、张俞的《村妇》这类抒情小诗当中没有政治?正如叙事诗不是故事与诗的简单勾兑、爱情诗不是爱情与诗的生硬苟合一样，政治抒情诗也不是政治与诗歌的随意叠加。它首先是诗，具有诗的特质、韵味与魅力，然后才称其为政治抒情诗。它不是对政治概念的图解或政治事件的演绎，而是对政治生活的诗意歌唱。有人质疑和责难：“诗人，你懂政治吗?还什么‘政治+抒情诗’!”自恃清高地对政治抒情诗冷嘲热讽。诗人不懂的可能是那些下三滥的“政治”手段，但一个爱国、正直的有良知的诗人，特别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应具备坚定的政治信仰、政治立场，严格的政治操守和敏锐的政治嗅觉。决不能丧失灵魂、随波逐流，对人民的疾苦和国家的命运漠然视之。有人说，伟大作品的胜利都是文学观价值观世界观的胜利。作家浩然的成功就得益于他有整体的人生观价值观。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唐德亮及其《惊蛰雷》，也很贴切。作家要反映社会生活，自然就包括了政治生活。民生不就是政治吗?它是党和政府施政的最高准则，从某种意义上说，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一个不关心国家民族命运，不关心人民疾苦，也没有坚定政治信仰的诗人，能成为大写的诗人吗?诗人不必是政治家，但不是诗人不能有忧国忧民的政治热情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历史责任感。《惊蛰雷》这种有胆识有担当有风骨有精神的诗作，与时下流行的那种哼哼唧唧无病呻吟不知所云的病态宣泄，判若云泥，不可同日而语。他把战斗的情思与艺术的独创性结合起来，把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与现代诗歌的艺术手法结合起来，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使这部抒情诗呈现出靓丽鲜明的艺术特色。诗中大量生动真实的情节与细节的成功运用，对古今中外众多人物的传神勾勒与生动扫描，更是使它独具摄人魂魄的艺术风姿。

　　著名诗人贺敬之说：“诗，像所有文艺创作一样，应当与时代同步，和人民同心，应在多样化的发展中唱响时代的主旋律。(致易仁寰的信，《贺敬之谈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惊蛰雷》就是应运而生的一部“与时代同步，和人民同心”的优秀诗篇，是当代文坛政治抒情诗的一个可喜收获。它犹如一声惊蛰的春雷，回荡在神州大地，唤醒我们的灵魂，焕发我们的青春，给沉寂的诗坛带来一抹新绿，让多难的人民看到希望的曙光。它昭告我们：无论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少艰难险阻，光明的彼岸永远属于人民。因为我们相信——

　　总有真情不会退色

　　总有滚烫的热血不会凝滞

　　总有不屈的头颅

　　勇于抗争横暴的黑暗

　　总有正义的激情

　　不会永远囚禁在胸腔

　　总有真理的声音

　　不会永远被毒雾湮没

　　2013.12.1 草成于牛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