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山东影视集团推出大型历史剧《老农民》，由高满堂编剧、张建新执导。这部剧在中国当代史的大背景下讲述北方农民60余年沧桑巨变的历史，是高满堂近些年创作的“工农商”三部曲的完结篇，前两部分别是呈现工人故事的《钢铁时代》(2011年)和商人故事的《温州一家人》(2012年)。不过，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的《老农民》却没有跌宕起伏的历史感，反而剧中的“老农民”看起来是如此的“老”。这不仅在于用两位老戏骨陈宝国、冯远征扮演青年时代的农民难免“未老先衰”，更重要的是《老农民》所使用的历史观是如此的老旧。
作为创作过《家有九凤》、《大工匠》、《闯关东》等多部热播剧的知名编剧，高满堂擅长用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来展开故事，《老农民》也不例外。这部剧的典型环境是黄河边上的麦香村，典型人物则是“皇帝专业户”、硬汉陈宝国扮演的老农民牛大胆。这种以某个乡村为原型来展开历史叙述的方式来自于四五十年代的土改小说，如《暴风骤雨》(1948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年)、《三里湾》(1955年)、《红旗谱》(1957年)、《创业史》(1960年)等都是如此，这个具体的乡村就是乡土中国、现代中国的隐喻。与土改小说中工作队发动贫下中农进行“暴风骤雨”般的土地革命，以及随后展开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对乡村社会的翻天覆地式的改造不同，《老农民》很大程度上描述了一个相对静止的、保持着传统伦理秩序的原乡式社会，“波云诡谲”的当代史无法撼动以牛大胆为代表的老农民们的世界。这体现在该剧六十多集的篇幅中最核心的戏剧冲突建立在牛大胆与三个女人的感情纠葛上。
故事从1948年牛大胆向老驴子的女儿灯儿求婚失败开始，详尽展示了牛大胆的父亲牛三鞭与老驴子比武的场景以及两家结下的旧怨新仇。而地主马大头在从北平回来的儿子马仁礼的劝说下主动向农民分地，翻身后的牛大胆成为农会主席，搬到地主马大头的房子里住，还娶了马大头未过门的儿媳妇乔月。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被描述为地主的行善以及泥腿子睡地主家炕、娶地主家女人的荒诞剧。之后，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主要是牛大胆与积极改造的马仁礼分别带领合作社成员比赛种地的故事，如到城里偷粪、建水车、预设天气等。与此同时，婚后没有文化的牛大胆与只会唱戏不会种地、不会做饭的城里女人乔月的矛盾越来越大，两人后来离婚，乔月怀着牛大胆的孩子又回到已经提升为公社社长的马仁礼的怀抱。而牛大胆则与另外一位吃苦能干的劳动模范韩美丽结合。如果说乔月是风花雪月的小资产阶级女性，那么韩美丽则被描述为讲政治、冷酷无情的革命干部。显然，韩美丽的形象来自于80年代中期反右电影《芙蓉镇》中只会搞运动、整人的负面女人李国香。“文革”后，失败、失势的韩美丽悄然离开麦香村，乔月也去美国投奔有钱的舅舅。改革开放时代的麦香村又重新在两个能人牛大胆和马仁礼的带领下走向富裕之路。新世纪以来，国家废除农业税、颁布《物权法》，让农民获得对土地更大的支配权，此时已经步入老年的牛大胆和灯儿终于结婚，历史仿佛又“循环”到60多年前牛大胆向灯儿求婚的时刻。从这里可以看出《老农民》所传递的历史观不仅吻合于七八十年代之交出台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80年代以来的各项农村政策，而且吻合于80年代以来在反思革命的背景下形成的“告别革命”式的写作规范。麦香村里没有真正的敌人和坏人，就连唯一的阶级敌人地主儿子马仁礼也在有知识、懂得科学种田等情节安排下变成带头人，所有的历史风暴都来自于外部，麦香村的村民只是无奈、无辜地被动应对，期盼历史风暴早日结束。这种把传统伦理秩序支配下的乡土中国作为现代中国历史叙述主体的方式来自于80年代末期出现的新历史小说，如《白鹿原》(1993年)等。
在6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作为老农民代表的牛大胆没有发生过任何性格上的变化，他有三个鲜明的特征。一是，他对土地怀有朴素的感情，认为农民的本分就是把地种好;二是，他是一个孝子，遵守父亲的遗嘱，认同父亲、祖父所代表的父权秩序，同时还是牛姓家族的主心骨;三是，他带有农民式的狡黠和聪明，如果符合自己或本村的利益就听上级领导的指示，如果不符合就顶撞和敷衍上级。牛大胆的性格更像是一种自然经济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这也是80年代农村改革的产物。对于他来说，不管是从城里逃难的女人乔月(有文化、有知识，懂文艺)，还是外乡女人韩美丽(劳动模范、革命干部)，都会离开麦香村，只有任劳任怨、懂得伺候男人的贤惠女人灯儿才是最终的归宿。1949年以来妇女解放、“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历史被淹没在牛大胆的大男子主义和男权封建的乡村伦理中，恰如无法自力更生的乔月只能依附于相对有权势的男人。
相比《老农民》中没有性格变化的老农民，作为有着悠久农业历史、至今依然有近半数农业人口的大国，农民不只是一种“背朝黄土，面朝天”的古老职业，也是20世纪风云激荡的现代史、革命史的主角。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更占据着特殊而重要的位置，这一方面指土地革命、“农村包围城市”以及“工农联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另一方面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是几亿农民深深卷入的社会实践。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在五四时期鲁迅笔下作为落后、愚昧代表的农民，变成了斗志昂扬、“当家作主人”的新农民。80年代的新启蒙论述再次把革命化的新农民打回了原形，变成了前现代的、需要被启蒙的“老农民”。《老农民》也毫无保留地延续了这种农民想象，尽管通过麦香村的故事来展示或赞美了当代历史变迁中农民之所以为农民的精神品格，但问题在于这种跨越时代与历史的“老农民”精神建立在一种把历史非历史化的想象之下。因此，这部剧不仅没有打开当代中国农村历史的丰富性，反而概念化地塑造了农民形象以及教条化地理解农村与当代中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