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aration是一个忧伤的词，也是一个残酷的词。导演阿斯哈·法哈迪选择这个词作片名，本身已向观众传递了足够的暗示。单线叙事，白描手法，纯粹的表现风格，把电影艺术的记录性挥洒到淋漓尽致。一对夫妻的婚姻危机，两个家庭的冲突风波，遍地可拾的日常故事，却成功蕴涵了多重寓意……就电影的技艺发挥而言，在这部影片里，法哈迪无疑达到了一流的境界。至于思想立场的模糊暧昧，……或许恰恰正是这一点，使他成功规避了国内审查部门和奥斯卡评委会双重的明滩暗礁？
2012年的早春，就在伊朗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将落未落之际，传来伊朗电影《A Separation》（中文译名《一次别离》）折取第8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消息。尽管事情看上去有些吊诡，事实也可能并不像绝大多数影评人众口一词所说的那样“毫无悬念”，但毕竟已经发生了——阴差阳错也罢，法哈迪已经抱回了那个令东方国家的无数导演无比艳羡又每每懊丧的“小金人”。
——谁都会有走眼的时候，何况面对阿斯哈·法哈迪这样狡猾的对手。
奥斯卡视角下的《一次别离》？
“奥斯卡”究竟有多神？我们离好莱坞太遥远，无缘感触。截止刚刚落幕的84届颁奖仪式，中国大陆尚无一部影片问鼎奥斯卡，是为中国电影导演集体性的不能承受之殇。了解奥斯卡，宣扬个人成功和底层奋斗神话的《美丽心灵》、贴着“反战”标签为侵略战争辩护的《拆弹部队》等获奖大片，都是基本教材。换个角度，从一些立意冲击奥斯卡的大陆国产影片中，同样可以对奥斯卡的评选价值窥见一斑：例如在本届评选中志在必得的《金陵十三衩》，讲述的一个一群妓女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奋起救国、却又被一名冒牌的美国白人神父救了的故事。这个影片的主题，能否这样提炼：“妓女救国—美国救世”？大抵如此罢。我们向来只说共产主义极权国家和宗教神权国家奴役艺术为政治服务，殊不知自由世界的国际大奖也讲究意识形态先行，民主国家的艺术也得扛负宣扬“American spirit”的重任。
且不论奥斯卡的评审标准里是否渗透了美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此次获奖的《一次别离》里面，本身就充满着暧昧的暗示：如影片开头Simin在婚姻法庭上陈述移民的理由时，面对法官的诘问：“难道这个国家的其他孩子都没有前途了么？”以及当她反复表示“我不愿我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而法官反问她：“什么样的环境？哪种环境，夫人？”时，导演安排她皆已沉默回避，留下只可意会的回味空白。以及：Nader的父亲所象征的衰老、痴呆的国家形象，几乎全数拍摄场景皆为局促、狭隘的室内空间，覆盖整部影片的黑、白、灰三色搭配，营造了笼罩全剧始终的压抑氛围……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处处潜伏着矛盾与冲突、处处充满了苦闷和无望的社会——所有这些，再符合不过一个美国（西方）审美视角下的宗教极权国家了！
垂死的传统，叛离的暗示，反抗的潜流，蓄积的不满，毁灭的征兆……这样的理解，不知是否符合奥斯卡评委们的口味儿？
从这个角度来审视，一部《一次别离》，无疑就是一部给伊朗国家的咒语。这就不难理解：精心筹备4年、投资6亿元、从男一号到特效团全面好莱坞化的史诗巨制《金陵十三衩》，何以败给一部只花了区区30万美元、基本用手持摄像机拍摄完成的《一次别离》。谁说艺术不讲政治？那只是个玩笑。怪只怪我国的导演讲政治的艺术水准还欠些火候，讲得不够含蓄、不够艺术、不够American——过于赤裸裸了。
但是且慢，此处似乎有个悖论：众所周知，伊朗不仅是一个宗教神权统治的国家，而且还是美国的宿敌，设若《一次别离》果真是一部思想如此反动、立意比十三衩更下流的影片，那么它是如何通过国内严格的审查关的呢？须知，导演阿斯哈·法哈迪能够从“敌国”抱得金人归，是要经受冰火不容的两种意识形态淬炼的。——这正是《一次别离》能够在伊朗与美国（西方）的关系跌至冰点、战争阴云密布的国际气氛下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吊诡之处。
《一次别离》获奖之前，法哈迪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看《一次别离》时，会有个人的感受和疑问。但我不能说观众应该产生什么样的疑问，我只能说，希望每个观众都会有自己的观点和问题，而这取决于你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这部电影。”——借高超的技艺隐蔽自己，法哈迪把观赏的视角交给了观众自己，这是他的狡猾之处，也是他的无奈之处。
那么，抛开意识形态的立场预设，用我们自己的视角去观察，《一次别离》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呢？
成功的政治暗喻
观看《一次别离》之前，时光论坛上的一条网友微评吸引了我：“（《一次别离》）基本上是截取了一个电视剧的片段，来表现伊朗社会宗教、家庭、阶层的诸多问题。唠家常的片子平时最讨厌，这片子是大爱，人物性格都有血有肉……来来回回的争吵根本不显枯燥，简单的一场法庭纠纷，原来这就是当下的伊朗。”“当下的伊朗”，这才是《一次别离》的市场卖点。神秘面纱遮蔽下的古老国度，究竟是一幅怎么样黑洞洞的景象？
影片序幕甫一拉开，立即呈现出一个充满紧张气氛的场面：男女主人公Nader和Simin在婚姻法庭上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展开激烈的争辩……为全剧铺设了争执与冲突的基调。矛盾伴随始终：夫与妻，父与女，雇主与女佣，成人与儿童，当事人与法官，失业者与富人，甚至债务人与债主之间……每一种矛盾都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每一次冲突都绷紧到了观众心理承受的边缘。但这仅仅才是矛盾最表面的一层。每一种矛盾的背后，都牵涉着传统、道德、伦理、人性、世俗法律、宗教禁忌、乃至生存的残酷逼仄——如此，多条、多层矛盾纵横交错，紧紧围绕着故事的主线而延展、深入……
事实上，电影所讲述的故事本身简单极了：一对夫妻因为在移民问题上意见相左而诉诸离婚，中间穿插了丈夫与女佣之间的一场冲突纠纷——这就是全部。没有战争也没有阴谋，没有大事件也没有婚外情，甚至没有反面角色……每一个人都不是坏人，每两个人之间都充满矛盾，除了Nader年迈痴呆、丧失了语言能力的父亲——但他又是全部矛盾的根源。就是这样，《一次别离》里面，只有日常脸谱的人物，随地可拾的情节，平淡无奇的场景，真实自然的对白——但就在此中，却蕴涵了多重暗喻：传统与现实的两悖，道德与利害的撕裂，良知与亲情的冲突，宗教信仰与现代（西方）文明的激搏，社会阶级之间的紧张对峙，包括儿童心灵与成人价值之间的惊心交锋。
就是在这众多暗喻的叠摞和支撑下，《一次别离》于不动声色中成功搭构了一个最大的政治暗喻：伊朗正处在某个“Separation”（分离）的历史节点。
导演法哈迪在某次接受采访时回答说：“‘Separation’涵盖了诸多层面，如何去理解，这个问题需要留给观众自己。”影片所涵盖（或揭示）的“Separation”中最重要的层面大抵有：跻身中产阶级、代表某种现代价值观的女主人公Simin不愿自己和自己的孩子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积极谋求移民，而她的丈夫Nader却割舍不下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父亲而拒绝移民，构成了伊朗社会里现代价值与传统亲情之间的“Separation”；雇主Nader在女佣Razieh一家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自私冷漠、傲慢虚伪及对对方人格的藐视和道德的不信任，与Razieh一家代表的底层民众为维护精神尊严和生存权益而进行的无力斗争（Razieh的丈夫、失业者和债务人Hodjat代表了其中一个最激烈也最鲜明的抗议者形象），彰显了伊朗国内不同社会阶层间的“Separation”；在严酷的生存压力下，作为宗教信仰为核心的传统道德的形象代表，Razieh违心地隐瞒了自己曾被车撞过的事实，在法官面前说了谎……但当她被逼到面对古兰经发誓的最后底线时，她终于崩溃了，她与剧中的其他同类人物和矛盾，共同表现了伊朗社会里宗教道德与世俗规则、生存逼迫与精神恪守之间的“Separation”……够了，如此多重的“Separation”的合力推动下，伊朗社会必然进入一个几乎是全面的“Separation”（分崩离析？）界点。或者不如说，这些“Separation”本身就构成了伊朗社会的精神维度和物质面。
然而，全剧最具有隐喻意味的两个人物形象还是Nader年迈痴呆的父亲，和他的11岁的女儿Termeh，这祖孙二人都可以视作伊朗国家的象征。前者代表的是一种衰老、僵化、落后、迟滞甚至痴呆失语的国家形象，不再贡献，成为年轻一代的沉重包袱——所以Simin、Nader夫妇才会围绕着这样一个国家发生去留弃守的矛盾选择；而后者，小女孩Termeh虽然年青、光彩照人，但她更多展示的是一个忧伤、沉默、茫然不知所措的形象，始终在父母双方的两难选择中苦苦挣扎。全剧结尾处，一家三口又回到了开幕时的婚姻法庭。法官将选择跟随父母哪一方生活的权力交给Termeh自己——一段长长的对白之后，导演的镜头摇向法庭外的长廊，一个意味深长的长镜头，剧终。
带着观众穿越了漫漫122分钟撕离的痛感，割舍的无奈，放弃的不甘，选择的茫然和沉重，以及对前景无法把握却不能拒绝的迷惘与伤痛……之后，导演阿斯哈·法哈迪却采用一个开放式的结尾，把谜留给了观众。
吵架的辩诬艺术
伊朗？嗯，听到这个名词，我们中国人的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形象，若不是神秘的黑罩袍，便一定是大胡子宗教法官严厉可憎的面孔。时光微评上的一条评论颇有意思：“《一次别离》让我知道了：1、伊朗可以离婚；2、他们的公寓比我的大；3、伊朗很现代化，法庭挺特别；4、有信仰是一件很好的事情；5、伊朗女人好美。”（其实从《一次别离》中，我们看到伊朗不仅允许离婚，而且女人可以主动提出离婚。）另一条微评则只有一句话：“想不到伊朗人讲话这么文雅！”——事实上，《一次别离》的对白，从头到尾几乎都是在吵架！
对了，吵架。“吵架”正是《一次别离》的面孔：夫妻之间吵、劳资双方吵、当事人跟法官吵、家属和医生吵、男人和女人吵……吵架是矛盾激化的表现，是冲突的一种形式，吵架是争执——但吵架也是争论。而争论，需要一个民主许可的空间——法哈迪想表达什么呢？一部对白基本以吵架为主、从头吵到尾的电影，却得到一个“伊朗人讲话这么文雅”的评论。Nader在盛怒之下、准备吵架之前，不忘先把孩子哄走、隔离在另一间房子里……除了传统道德的教养、宗教信仰的约束，还有什么力量能让一个仓廪并不实的民族在日常冲突中做到如此彬彬有礼——法哈迪又想表达什么呢？《一次别离》的吵架，是一种艺术，单单从对白语言的角度来欣赏，也是一种享受——你有理我比你更有理，每一句对白都能够巧妙有力地反驳对方的上一句，例如Simin在反驳Nader不肯移民的理由时质问：“他（Nader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父亲）认得你是他的儿子么？”Nader接口回击：“但我认得他是我父亲！”不用特技，不靠配乐，单纯依靠吵架式的对白来推动情节前进，是法哈迪艺术技巧的高超之处，也是《一次别离》全剧充满张力的秘密所在。
还有，《一次别离》中的吵架，绝大多数时候被约束在语言的层面上，而不上升至肢体暴力。诉诸肢体冲突的只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Nader家里，暴怒的Nader为了赶走Razieh，而将她一把推出门外；第二次发生在医院里，Nader夫妇前去看望流产的Razieh时，Nader与Razieh的丈夫Hodjat发生推搡。其中第二次“肢体暴力”，作为两个男人之间的冲突方式，随时可能发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街头，所以它只能增加影片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但第一次，却就大有深味了。当女佣Razieh将Nader的痴呆父亲绑在家中擅自外出、以及她被怀疑偷了钱之后，Nader回到家中看到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父亲和抽屉里的钱被偷走，盛怒之下要赶走Razieh并拒付当天的工资，而Razieh坚持辩白自己没有偷窃并坚持要拿到工资才肯离开，在这种情况下，Nader一把将Razieh推离门口，关上了门。这是影片后半部分全部剧情的起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Razieh流产，Razieh夫妻起诉Nader，Nader一家三口被官司困扰得焦头烂额，夫妻冲突加剧、父女信任产生裂隙……影片临近结尾时揭开了真相：Razieh流产，并非因为Nader推了她一把，而是因为被车撞过（而之所以被撞，是为了追回Nader走失的父亲）。——抛开全部这些剧情是非不论，单从一名女佣被雇主推了一把而造成的一连串司法和社会反应来观察，影片展示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伊朗形象？别忘了，此前我们眼中的伊朗，是一个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毫无地位可言、备受歧视虐待的宗教男权主义国家。而这个被妖魔化了的形象，主要来自欧美西方的话语体系。揭示真实，辩诬丑化——借着纷纷扰扰的剧情掩护，被法哈迪深深埋藏的这一层，是否才是他的真意？
如果吵架可以被视作争论，而争论又能够被约束在语言的范围内——那么，争论就可能是变革和新生的前兆。一个处处存在“吵架”（争论）并且被允许的社会，说它是一个具有民主的社会可能喜剧了些，但能否说明它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社会呢？有生机就有希望，就不会崩溃或死灭。对于伊朗的前途，《一次别离》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想象：小女孩Termeh究竟将会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呢——爸爸，还是妈妈？坚守，还是离弃？传统，还是现代？无论如何，小女孩Termeh的所象征的国家形象是年青的，是美的，是善良而充满活力的。或许这就是法哈迪自己的答案。
法哈迪在颁奖致辞中总结该片获奖的意义时说：“……在政治家们谈论战争、威胁和入侵的时候，伊朗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国家辉煌、丰富、古老的文化而被提到。”待看完这部影片之后，不能不说这个“总结”显得有些乐观了。更准确的说，借着奥斯卡的无限传播神通，这部影片使伊朗社会里多个层面的真实镜像、这个国家所处的尴尬的历史节点，以及未来的命运可能，被揭示在更多人眼前，引诱外部世界对它的现况与未来进行更多的关注和想象。
不管怎么说，法哈迪是严肃的。《一次别离》借着两个家庭之间的矛盾，将今日伊朗社会中个人层面的精神冲突、家庭层面的伦理裂变、社会层面的阶级矛盾以及文化方面的隔阂差异纵横交织，客观地展示出来——直觉告诉我们：这些都是真实的。而在这些矛盾的背后，我们看见的是导演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关怀和冷静思考。如果说，成功“欺骗”了伊朗国家审查机构和奥斯卡评委的眼睛，法哈迪靠的是娴熟高超的艺术技巧；那么，对国家命运的真诚关怀和严肃思考，则是《一次别离》轻而易举打败十三衩的根本力量。
我们中国的文化阶级对伊朗的关注和理解，其实从来也不比上文中那位通过电影才知道“伊朗人可以离婚”的网友多一点儿。一个在当代“落伍”了的文明古国的智慧，要进入我们这个如今发达了的“新兴”国家的文化阶级的法眼，是必须经过奥斯卡们的质量认证：欧玛尔的柔巴依，必须要经过菲茨杰拉德译成英文、被世界追捧成潮流；鲁米的诗歌，非得等到登上了当代美国图书畅销排行榜的榜首……差距不仅仅在电影，波斯的智慧，我们还离得很远。
2012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