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大军官”
欧洲金靴
毛主席曾经就关于国民党与群众的关系，有过两条论述：
“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我觉得，在无论哪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都有一部分缺乏群众观点因而脱离群众的工作同志。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
“到底谁是父母？是官老爷，还是人民群众？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恭恭敬敬孝敬父母的义务，绝不能有骑在父母头上作威作福的权力。现在党内许多人已经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把主仆关系搞颠倒了。国民党就是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最后被赶到一个岛子上去了。如果共产党把这个关系也搞颠倒，我看，迟早有一天，也会被人民群众赶到某个小岛子上去的。你相信吗？你不信我信！”
1.
“大军官”，这个存在于旧制民国时期国民党治下的社会中的历史垃圾话术，竟然重新被加热闷熟、端上了新中国新时期的餐桌，也是蛮让人错愕的。
在民国，百姓面见国军军官，大老远就堆笑叩首、腾街避让，对其一口一个“军爷”、“官爷”得点头哈腰，这是蒋记国府统治下军民关系的日常写照。
在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三《关山夺路》中甚至有记载，在民国时期，“老百姓”一词当时为国军军官的骂人词汇。
王鼎钧认为，“那时国军士兵所受的训练就是要把‘兵’从百姓中分化出来，与百姓对立，以‘老百姓’为耻。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得到百姓支持？拿什么去打共军呢？共军的背后全是群众，你永远打不完。而国军的背后只有皮鞭！和一座座竖着蒋委员长头像的临时军法处！”
史载，1943年，刘峙转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后，长官部四周的农民“大遭其殃”，花、果、菜蔬时为官兵强取而去，例不给值。农人有来诉苦的，而国军长官部里的人却说：“我们一向是这样的。军人为国抗战，难道吃点水果、菜蔬，还要花钱买？”
在东北，在我军发动辽沈战役解放群众之前，东北的老百姓给国军军队取的一个外号是：“五强”。
“五强”本来是个荣誉称呼，二战结束后美英苏并称“三强”，后法军和中国国民党方面——这两支二战时期东西两线的著名降军，强行加上法中，于是合称为“世界五强”。
然而当时在东北，“五强”这个词逐渐变味、成为百姓讽刺国军军官在民间“强买、强卖、强借、强住、强娶”的“五强”作风……国民党军队治下的军民关系可见一斑。
2.
在黑泽明执导的日本经典电影《七武士》中，极度鄙视农民的武士精英阶层曾这样说：“你们把农民当作什么？以为是菩萨吗？简直笑话。农民最狡猾，要米不给米，要麦又说没有，其实他们都有，掀开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储物室，一定会发现很多东西，米、盐、豆、酒……”
可是即便是借武士之口痛斥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黑泽明依然在电影中通过台词说清了武士与农民的关系、尤其是谁让农民变成这个模样：“是你们！是你们武士！你们为打仗而烧村、蹂躏田地、恣意劳役、凌辱妇女、杀反抗者……你叫农民怎么办？他们应该怎么办？”
姜文在《让子弹飞》中也通过“谁赢他们跟谁”，描摹过底层农民在被压迫状态下的摇摆性。
当胜负难分时，跟着部队进碉楼的只有一群鹅。
可是一旦张麻子将百姓心头的枷锁毁掉(杀了黄四郎)、将社会阶级秩序砸碎——“去碉楼，拿回你们自己的东西！”——农民们立刻群情汹涌，一举攻陷了“固若金汤、易守难攻”的碉楼。
在《关山夺路》中，王鼎钧不但详尽描写了国民党军的种种不堪，也观察了当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军队是如何赢取民心：“正在国军班长殴打虐待新兵、辱骂他们是‘老百姓’时，也就是这个时候吧，八路军走出解放区、蹲在收复区农家的灶门，竟然亲亲热热地叫着老大娘老大爷……”
3.
七年前，2013年4月，经大大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正式下发《规定》，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团以上领导和机关干部下连当兵、蹲连住班。
《规定》明确：“领导和机关干部下连当兵，就是要戴列兵军衔，以士兵身份，与连队官兵实行‘五同’；蹲连住班，就是要蹲在一个连级单位，一般住在班排，搞好对所在连队的指导帮带，并进行‘解剖式’调研。”
“干部下连当兵代职”这项制度，源于1958年9月经毛主席指示、解放军总政治部作出的规定。当时毛主席要求全军各级干部除年老、体弱、有病和连队干部、科研人员外，每人每年至少用1个月的时间下连当兵或代理连排干部职务。
“官兵无鸿沟、军民鱼水情”，这是我军作风建设的两条主线，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灵魂之一。
1946年,当白崇禧们还在沾沾自喜地欣赏着张灵甫精良豪气的第七十四美械师、并得意讲评“共产党哪经得起咱们现代化武器的攻击？”时，毛泽东却在手把手地指挥土改、“将土地还给农民”、“不得多拿农民一根萝卜”。
一年后，张灵甫殒命孟良崮，装备豪华美械的国民党第七十四师被我军全歼。
4.
等级化、阶级制，这是国民党军队的标志之一，由内而外也就发展成为面对群众的高高在上。
战争时期的国军内部存在严重的官兵对立，导致其军令不一，故只能靠法西斯纪律来维持秩序，驱使士兵和下层军官卖命、直接服务于大小军阀，从而各买办军头的利益。
在蒋介石治下，国军内部普遍实行效仿意大利军队墨索里尼式的“肉刑”，军阀作风明显，对士兵、下层官兵非打即骂，对败兵处罚更是残忍，刀砍、枪杀、分尸、打死煮汤令其他人喝下等封建军队式惩律层出不穷。
根据高戈里的研究：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获最高荣誉的有172人，其中职衔基本明确的：将校以上文武官员占96.51%，将军及省部级以上官员又占83.72%;
“国光勋章”在抗战期间国府仅授2人，即蒋介石本人和傅作义;
“青天白日勋章”在抗战期间共授170人，其中将官以上136人(含美军4人：马歇尔、史迪威、魏德迈、陈纳德)，占80%;校官20人，占11.7%;尉官3人，占1.7%;军士2人，占1.1%。
士兵，则为0。其他9人，占5.2%。
而毛泽东与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获得最高荣誉的有183人，除4名营团职干部外，占97.81%的都是基层指战员、民兵和普通老百姓！
5.
1956年，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向国务院报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警衔条例(草案)》，他前往毛主席处汇报工作时也谈到准备实行警衔制一事。
结果毛主席登时大怒：“你们警察也要挂牌牌了？！肩上扛了牌牌，还怎么帮老百姓挑水、担粮食呀？”
气氛之余又对贺龙说：“我看到那个牌牌就不舒服！过去没有牌牌打胜仗，现在有了牌牌，我看要打败仗了！”
1975年的国庆，孟锦云曾亲自问过毛主席：“主席您年轻的时候，想到过要建立一个共和国，当主席吗?”
已经有些口齿不清、言语乏力的毛主席，听后笑答：“我可不是刘伯温，能前知500年，后知500载，那时候，既不晓得建立一个什么共和国，更不曾想到要当什么主席，当时想的只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人不过是匹夫而已。很多事情都是水到渠成的嘛。”
这话仿佛在呼应着二十年前、1955年评大元帅时他的那句：“我就是不当大元帅，你们别逼我！”
跋.
“大军官”，这样一个侮辱我军政治纯洁性、也给我军军魂泼污的词汇，如此堂而皇之的用在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做出关键贡献的解放军身上，我不知道《最美逆行者》导演在想些什么，在谋划些什么。
也许是个人失误?也许是受到某些指令与氛围的影响?
如果是前者，我希望这个导演遁地自宫、以后不要再拿你的脏手触碰涉及我党我军的题材；
如果是后者，那我就没话说了……
1960年12月23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曾说道：“有些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国民党统治那么久，土改只不过几个月，就搞得那么干净？国民党是不容易消灭干净的。”
今天，很多东西都渐渐给人一种“靠不住”的感觉，而解放军是我们最后的底线和依靠，麻烦不要再搞这种阴嗖嗖的蝇营狗苟，妄图去污化人民军队。
去年的军运会开幕式，是我们的军队多年以后第一次在祖国大地上重新唱出《歌唱祖国》的完整版：“我们领袖毛泽东，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请永远记住，在新中国——毛泽东和解放军缔造的新中国，没有什么“大军官”、“军老爷”，只有“解放军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