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一百年：想想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黄纪苏

　　话剧入中国一百年了。这一百年是中华民族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左冲右突、由衰败走向复兴的一百年。话剧有幸以《黑奴吁天录》、《放下你的鞭子》、《雷雨》、《屈原》、《茶馆》、《丹心谱》等戏剧行动参股这一再造中国的宏伟事业。如今，眼看着中华已成龙飞凤舞之势，话剧与这项事业的其他持股人如电影、现代小说、现代学术等等，前脚后脚地分红百年的荣光。难得电视、报纸、杂志一片孝心，凑了份子为话剧操办生日的盛宴。

　　在摩挲了老照片、吃过长寿面、送走众媒体之后，话剧关上门该想想今后的日子么过了。

　　先说说此前的日子。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话剧由大三居搬到小一居，“人生的路越走越窄”。那“国”字头、“省”字头、“市”字头的院团人吃马喂之外，排戏演戏的钱就不一定够了。他们一年一度甚至两年一度的进京演出，若纯从功能上说，只演给部里负责拨款的几位领导其实就行了。现而今，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上升，国家财政每年新增几千个亿，国家院团得到的拨款理应一年多似一年。豪宅都盖了，墙上还挂不起画么？院团戏剧之外，不靠拨款靠票款的商业话剧演出也开始成为事实。陈佩斯、刘晓庆还有最近的葛优，他们的脚比小释迦牟尼的脚还妙不可言，踩到哪块地皮哪块地皮就变得有利可图——我纳闷中央扶贫办何不押着他们把广大中西部的山山水水都走上一遭。说到话剧现状，这是舒心的一面。但还有窝心的一面：院团制作出来的戏剧倒是“高雅”“精致”“地道”“品位”什么都不缺，可就是缺少生香活色，缺少与社会生活火花四溅的碰撞，缺少对时代精神刻骨铭心的言说。这放在文景乾嘉承平之世不算是短处，但对于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时代来说，这样的戏剧不像是上岗倒是像待岗。不过平心说，我们没有理由指责院团的艺术家们，上级领导尤其没有。至于曾被市场主义寄予厚望的商业戏剧，它的“成功”倒让人欣赏起“失败”来，因为满台小钢蹦滚进跳出的戏剧把满场的观众简化成一块块你不逗它也乐得乱颤的痒痒肉——我有回坐在剧场里看上面怎么都不能笑，但环顾了左右却不能不笑。有的商业戏剧实践家兼理论家一高兴还公布了他的成功配方——其实哪个地下歌厅、哪个脱衣舞会都是那几种配料。敢想敢冲的先锋戏剧自打投奔了见钱眼开的商业戏剧以来，无论从侧面、后面还是正面看，都更像芙蓉姐姐了。总之，话剧目前的生存状态跟觥筹交错的吉庆场面并不怎么协调，不过冲冲喜肯定没有坏处。

　　话剧要把以后的日子过好，需要面对并解决一些问题。上文涉及了内容的问题，再来说说形式。在全民交谊舞后来又举国卡拉OK的二三十年里，文艺风水先生一直强调要把“话”剧改名换姓为“戏”剧，他们的用意当然不坏，无非是强化非语言元素，让舞台吹拉弹唱载歌载舞起来。话剧也确实照着做了，有的甚至做到一言不发。如果本来没有什么思想或意思可表达，我也同意唱完歌跳完舞就谢幕，哪怕观众由演员带着打坐入定一个半小时，也比听他们胡言乱语收获大。不过，真要参与人生，真要批判现实，真要改造社会，而不是真要到外国戏剧节上去接轨，母语仍然是最直接、最有力的表达手段。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剧烈转型过程中，话剧就是以“话”而成为一个响亮的社会论坛。当然，作为外来剧种，以翻译语言和日常口语为主体的话剧语言，的确需要通过汲取传统语言的营养而完成美学上的升级换代。问题不是让语言离戏剧远点儿，而是让戏剧语言比生活高点儿。

　　体制上，话剧要想在院团戏剧的暮气和商业戏剧的戾气之外另辟新机，需要民间戏剧的成长壮大。民间戏剧本来是相对于院团戏剧而出现的，它是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产物，因此常常与商业戏剧混为一谈，有的商业戏剧怕报了真名实姓有志青年不来买票，于是便拿“民间戏剧”当幌子。但民间戏剧不同于商业戏剧。商业戏剧赚钱是最高原则，最高统帅。记得九十年代初商品大潮开始汹涌的时候，北京某些大报下午清样出来后急忙送到报社门口，请报贩子们裁定哪篇应放头版，哪段该摆头条，然后再送工厂连夜赶印。后来倒是不麻烦报贩子当总编了，因为编辑记者都超过了报贩子。商业戏剧从创作到演出的各个环节也都能感受到那只看不见的手——我就知道有部剧写到后来，负责市场营销的那位亲自动手大删大改。民间戏剧则不同，它虽然也追求少赔或不赔，却以爱好为本位。它尊重市场逻辑，但绝不把那当最高指示。春阳下大妈大姐在街边走成圈拊掌而歌，广场上玩滑板的男孩在众人尤其是女孩惊异的目光中尝试更高难的动作，这都是民间戏剧乃至民间文艺的起点。但光有起点不够，它还要能达到旧时代票友演剧的美学高度。民间戏剧的背景是在国家与市场两大板块的碰撞中缓缓隆起的公民社会。在一个三足鼎立的混合戏剧体制下，民间戏剧如果能通过戏剧基金、戏剧银行等制度设计而在经济上达到可持续，在思想艺术上与院团戏剧以及商业戏剧形成强有力的竞争（大学生戏剧还做不到这一点），或催着他们焕发青春，或逼着他们把眼光放得比票房远个一尺半尺，那话剧的日子肯定好过今天，再辉煌一次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