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与张爱玲
黄纪苏
我对《色戒》本来很生疏。平时就没有看小说的习惯,除非语言或才情让人一见钟情,否则我没有性子等到五六十页才入佳境。对张爱玲的淡漠还多一层原因,那就是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张的极口称颂。在八十年代,夏几乎就是“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化身,加之博极群书,他的《小说史》成为大陆几代读书人理解、欣赏和评论现代文学的定音哨。但逢共必反的立场拖累了他的见识,他对左翼作家鲁迅、赵树理,平民作家老舍等的评论,其“文宣”口吻跟中宣部的文件差不太多,显出他价值和审美视角的势力而狭窄,不过是旧上海租界区资产阶级客厅的一扇窗户而已。由于对夏的眼光失去信任,我对张不曾发生特别的兴趣,偶尔碰到翻上几页而已。不过平心说,张爱玲是有艺术才华的,像“蝴蝶是花的鬼魂,飞来飞去寻找前生”,奇诡的想象可追李贺;她对自己所在的那个寄生没落阶级的描述,既冷酷无情又饶有兴致,就像是干一行爱一行的专业遗容摄影师,还筹划着个人作品的巡回展呢。张才高而德微,日本人打过来她便说还是喜欢日本文明,日本回老家后她见到国民党的符号就热泪盈眶,共产党得了天下她便讴歌解放区,待她移民香港挣上美国领事馆的工资又揭露解放区,你不知道她哪段儿算是真心实意。“义”“节”“气”“志”这类传统书生的人生功课跟她一点不沾边。她行囊里只有“才”,却进入文学这样一个历来崇尚“德”的领域,赶上抗战这样一个特别需要“德”的时代。俗话说,“不是一家人儿,不入一家门儿”,他的夫婿胡兰成也是同类人物。胡若早生一二百年,以其才子情调、布衣生涯,或不失为沈三白式的有趣文人。但命运不幸把他们放在民族危亡的大局里,结果双双绊倒在是非忠奸的“大节”上。“一白遮百丑”,一黑也会失百媚。像周作人辈,若换了承平之世,何尝不会沿着“渐近自然”的花蹊柳径一直走到功德圆满?但多事之秋只一个急转弯,就把他们翻在“寿多必辱”的沟里。时代为每个人造了一张人生收支表,收支相抵后的总得数,或为盈余,或为负债,全看每个人的修行了。
《色戒》讲了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起码有一半是在张爱玲的身世里。有些自以为智商高的人劝我们聚精会神只读文本,少牵涉其他。对有些作品是可以就事论事的,如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但同样是老杜的《闻冠军收复河南河北》,就不能不联系作者的身世和时代了。其实,说这类话的人,大都嘴不对心,他们平日衡人论事,串联并联、上纲上线的功夫炉火纯青,只有在给别人扣“文革”“大批判”帽子时,才临时摆唯美唯艺术的造型,摆完了依旧红娘似地忙得不可开交。还有些人读张爱玲读成张迷,那就等于做了问题少年的亲妈,死也不相信自己的心头肉能跟坏人坏事有任何关系。好在并非所有人都被张氏迷倒麻翻而丧失正常的思想和批评能力。在全民抗战的形势下,别的人抛妻别子投身抗日,别的作家或投笔从戎,或刷标语写快板鼓舞士气,别的青衣花旦蓄了胡须不为日本人载歌载舞,而张爱玲却只争朝夕向文坛窜红。以当时的价值环境,为日本人帮忙帮闲是件丢脸的事,张爱玲并非如众张迷所愿,眼里不见家国,心中唯有艺术,而是权衡了利弊得失,打定“出名要早”的主意,自己先合适了,至于国家或大家的利益,先一边歇着去吧。她有句话说极为凶险: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毁灭了,成就了一段恋情。这种极端个人利益至上,没有哪个月白风清的社会可以容忍,更别说一个月黑风高、就算齐心协力同舟共济都未必能抵达彼岸的苦难民族了。如果日本人最终赢了,就像元、清,张爱玲、胡兰成自可以其“先知先觉先行”笑傲遗民们的迂腐甚至虚伪(就算遗民自己终身不仕“伪朝”,他们不照样赋诗送甥侄们应乡试会试么?沧海桑田、陵谷易处,太炎先生立于抗战前夕的遗嘱“倘若异族入主中国,子孙尤须洁身”,虽极沉痛决绝,但真又能贯彻几代呢)。可惜日本人输了,汉奸们做不成“三先”,只好做丧家犬。不过就在女法奸女意奸髡首裸行于街头巷尾的时候,中国内战又起,国共双方都放松了对卖国分子的法律追剿,使其中不少人成为漏网之鱼。虽然漏网,他们道德上依然是过街老鼠,苦捱着昼伏夜出的黑暗日子,胡兰成在台湾被揭露而再窜日本,张爱玲在大陆也极不风光。汪伪人物用全部身名买进如日中天的大日本股,熟料兵者诡也,绩优股转眼成垃圾股。这些乱世的“豪杰”大多不失赌徒风度,临命还能坦然――像易先生的原型丁默邨尿湿了裤子,应该说还是少数。没死的也都自认背运,苟活而已。但张爱玲不愧在没落世家锻炼过的上海女人,面对一把垃圾股,她不是一声长叹,而是想着翻盘。她拿出上海滩的商业精神以及五马换六羊的交易手段,先将汉奸倒成志士,志士倒成二百五,二百五倒成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倒成强权压迫;再把私欲倒成艺术,艺术倒成人性,人性倒成女性,女性倒成阴道,阴道倒成玄之又玄的非常道。这样七倒八倒,她终于把一个无良文人,一个附逆国民倒成了一个艺术至上者,一个爱情殉难者。把垃圾股倒成绩优股,由于难度大,过程便长得出奇,用了几乎三十年的光景。当这只股七十年代末在海外上市时,光景惨淡,非但没什么人认购,反而被华人批评家迎头指出它的垃圾本质。又过了近三十年,随着国际当红导演李安的参股,《色戒》才真正时来运转了。
《色戒》与李安
黄纪苏
李安拍《色戒》的动机,想必跟张爱玲不大一样,因为他毕竟不是张爱玲。李安的电影我原来只是听说过,没见过,从偶尔读到的报导和听到的议论所获得的浅淡印象其实颇不坏:他似乎是个处世低调的谦谦君子,跟比着“闹妖”的大陆影视名流形成反差。2005年夏天复演《切·格瓦拉》,记得演出过后没有太久,就听说汤唯要去演李安的什么“色戒”,当时听了挺高兴。我们的演员多属“北漂”群体。户口、工作、收入、事业全都漂泊不定。演《格瓦拉》这样的戏,他们得不到什么实际“好处”,能有机会到大片里演主角,是件让人宽慰的事情。总之,对李安和他的电影,我一直相当陌生。有所认识还是通过这次《色戒》。先是见几个友人在电子邮件中的议论,感到兴趣便去读有关材料,包括张爱玲的小说和郑萍如的事迹。后来,一群学农大学生来访,对即将上演的《色戒》表示了义愤,并说他们要上书有关部门。到这时,广大纸媒体对《色戒》的讴歌已一浪高一浪了。其实最先把《色戒》跟历史、政治挂钩的并非我们,而是跟李安深谈过的龙应台。龙女士把《色戒》当成一篇历史翻案文章来读,抗战八年忠与奸的鸿沟被她读没了。而且龙应台这些人并不拘泥于抗战那几年,他们继续“上纲上线”。影片一上映,明眼人马上从“群/己”或族权/人权的角度赞不绝口。《晨报》上有篇文章说:这电影太好了,好就好在用男欢女爱颠覆了家国的最高道德律令。这样看来,电影《色戒》并非偏离而是强化了小说《色戒》的主题,张爱玲碍于当年舆论环境吞吞吐吐说不痛快的话,李安以疯狂的叫床岂止是说清楚了。对于李安所干的这件事,有些人因为闹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干,便一口咬定他根本没干。这些人并非李安的签约门卫,却前后左右为他乱扑乱挡,说李导演埋头钻研艺术,对政治毫无兴趣,抗战不过是人性寓言的一道背景罢了。可李安毕竟是美国好莱坞的“大”导演,别说这些普通志愿者了,就是马英九误洒的“家国”泪,他也不给面子,而是由着性子说了实话:一提抗战大家就慷慨激昂热泪盈眶,张爱玲看透了这些,她冥冥中求我帮她把这段历史翻过来。最近他更是坦白心迹:我知道让王佳芝做的是件“绝对错误的事情”,但鬼迷心窍我就非让她这么做不可。李安的心思,和一般先锋艺术家肚里那点坏水真没多少区别,就是要到庄严的地方出怪声做怪相,以此完成艺术对权威的“反叛”( 龙应台在《南方周末》的文章里说到李安“离经叛道”、“颠倒黑白”的冲动)。别的艺术家顶多就是到小剧场耍耍流氓,或是在通县宋庄铺张毛主席像当席梦思,然后窜上去淫乱。而李安却成功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上实现了超级裸奔,而且,他有信心大陆有关部门没胆量拦他——“这个电影只有我拍才可能通得过”。其实要说李安有什么政治上的抱负,那也真高抬了他。他跟大陆多数电影人乃至“艺术家”一样,虽有这方面的感觉,但未必有这方面的自觉,不过是跟着人满为患的大思潮顺风顺水地漂罢了。这个思潮说到底,就是对中国失去自信心,其根源还是在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遭遇的根本危机,即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这股自轻自贱的潮流已汗漫百年,过去二三十年中尤为汹涌,吞没灵魂无数。不但大牌精英公然叫嚣中国就欠当三百年殖民地,就连有的小毛孩子也说要一直被日本占着今天该多好啊!这个潮流囊括了整个华人社会,李安不在波峰也在波谷。仅从这些年的电影来看,《大红灯笼高高挂》、《英雄》、《无极》、《满城尽带黄金甲》、《色戒》,无不洋溢着一种灵魂出窍后的肉体腐烂气息。
除了那股百年思潮,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李安说张爱玲冥冥中求他帮忙,李安不会是学雷锋光做好人好事,他一定也有更属于他个人的冲动。这部电影除了美化汉奸的历史观、重个人轻家国的价值观,再就是颠鸾倒凤的方法论了。如果说《色戒》是多家合资(张爱玲、李安、上影等等),李安则主要以色情入股,他的最大手笔在于床戏,他对床戏非常自负,说那才是“终极的东西”。他对色情的表现相当变态,从中可以窥见到表现者压抑的人生和病态的人格。据说李安的父亲是位中学校长,中学校长属于社会中最“正统”的一群。而李安从小对“正路”的学问却格格不入,只对学习表演心有灵犀,属于典型的“别才”。对于“别才”,社会需要另立标准承认,另辟蹊径接纳。而投奔这个标准、寻觅这个蹊径的过程,要比胖人买到加肥裤子困难多了。别才与父母、学校、就业市场、婚姻制度、等级体制——简单地说与社会——多有摩擦,这摩擦也许上小学就开始了,要到威尼斯获奖是才算结束——据说李安获奖时父亲已去世,无缘收回对儿子的失望,这在李安是一件人生恨事。李安留学美国不进机械系或商学院,而是进了作为第一代移民的平民子弟应绕着走的舞台表演系,这有点像宁夏来的贫困大学生不当家教不挣外快,却成天在什刹海后海酒吧一带出没。他毕业后果然好多年等不到上岗的机会,只好专门在家烧火做饭。中美两国的性别文化大同小异,都是男尊女卑,男外女内。而作为人夫的李安却和妻子互换了角色,过起女耕男织的生活。据网上报道,李安的母亲曾给儿媳妇下跪,说太委屈她了;而丈母娘也力劝女儿弃暗投明,“天下比他强的男人有的是嘛!”好像有一回,系着围裙的李安为丈母娘端上热腾腾的饭菜,老太太却冷嗖嗖地来了一句:我说李安呐,菜烧得这么好,我投资开个店,你来当大厨好啦。这样的场面让人看了心酸,一个漂泊异乡、敏感而又潦倒的书生,不会有人在乎他心头的重压,肚里的苦水,至于苦水七折八徊将流到哪儿,就更没人关心了——除非有朝一日流到艾奥瓦大学开枪的卢刚,或前不久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杀人的韩国青年。多亏了李安的妻子,网上看她的照片相当周正,真不知哪儿来的“妇德”,硬是不离不弃,从一而终。相比之下,当年大陆女留学生无论美丑,囚犯越狱似地在新大陆竞相跑散,被抛荒的丈夫或男友就像没了脚的鞋,横七竖八,空空如也。李夫人铁肩挑起的不是半边天而是整个天,这样的女强人对于老公,名义上是老婆,实质上是老板。迄今人类男主女从、男强女弱的基本模式,虽然受到社会变革的剧烈冲击,但依然坚守着两性关系以及性心理的无数细节。例如,小女子依在大男人肩头如泣如诉,大家会觉得自然而然;若是男科长坐在女局长腿上撒娇,则当事人心里都会别扭。李安夫妇之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应属女领导/男员工型夫妻关系。这种关系具有两面性,它既为“不争气”(李安岳母的话)的丈夫提供粥棚,又为想出轨的男人钉上镣铐。李安的基本身份是艺术家,艺术家的基本特征是多情浪漫——当年谢冰心这位中国文艺界的老奶奶就曾感叹,文艺圈里只见过巴金一个不二色的。李安不会是巴金第二,他曾说,一个漂亮女间谍色诱特工头子,这够让导演摄影激动一年半载的了。其实,就连抗战这样的道德长城他都要“撕开”个口子伸头探脑,一夫一妻的篱笆墙他难道不想随时翻进翻出么?只是李安当年在北美大社会和家庭小社会里全都一沉到底,“人性”的色被“家”“国”的戒逼到墙角,无路可走,又不甘休,只好原地化作病灶。这病灶像胡同深处的小酒馆,边缘的社会地位、颠倒的夫妻关系、压抑的浪漫冲动则像醉醺醺的酒徒,在昏黄的灯影里划拳骂座,还口齿不清地为“苟富贵”的未来赌咒立誓。其实到此为止,李安的人生和内心经历都很值得同情,就像所有挣扎在社会底层或边缘的人都值得同情一样。记得从前读侯宝林先生的传记,看他艰难惨淡的早年岁月于心不忍,老想快些翻到峰回路转的一章。李安首次获奖后打电话向老婆疯狂报喜的那幕,又何尝不让人顿觉华灯齐放、满心芬芳呢?从苦难向成功、从边缘向中心那衣不蔽体、一瘸一拐的进军,从来就是个体故事或历史长卷中最动人心弦的场面。但人的境界也在这其中和其后分道扬镳,各奔东西:有的能够推己及人,向弱者伸出援手,小我的苦难于是升华为大我的美善;有的则得志猖狂,配了加快轴似地行凶作恶。侯宝林先生当年也是社会丛林中拼杀出来的成功人士,却能知恶向善,以其绝代的天资和过硬的本领改良当时的相声,使其融入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平心说,比起大陆近三十年剧变中杀进东京大掠三天的各路豪强,从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走来的李安,显得平和从容不少,但也仅此而已。他当社会北漂时所经历的苦闷和压抑——无论是社会的还是情欲的——翻身后并未得到改造和升华,老病灶略加包装就搬上了公共大屏幕。对成功和色欲的渴望在漫长的孤独中被挤压成暴力性的幻想,终于在众目睽睽下的也不知交欢还是交战中得到喷发。这类病态的发泄本自常态的人生,虽不足道,但也不必特别责备李安,因为黑色的恶之花早开满了艺苑内外了。李安的可耻之处在于为虎作伥,在于用自己半生遭际和一腔愤懑去帮张爱玲颠倒、混淆历史的大是大非。李安作为一个曾经的弱者被压迫者,或按他说的,一个曾经的边缘“艺术家”,确有挑战社会规范的原始冲动。但他选择的对象,并不是压迫他的社会等级体制,而是世界等级体制中弱者或被压迫者对压迫的反抗——他选择了中国人民血流飘杵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和象征性,如今正遭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及其御用意识形态的不断侵袭。李安并非政治上的糊涂虫,他在这场对峙中选择了自己的立场,一种被强暴者对强暴者疯狂叫床并向其他被强暴者强力推荐SM巅峰体验的立场。这样的立场选择其实司空见惯:这个强暴体制年深月久、坚如磐石,不是李安的这样的骨头可以碰的。对体制的曾经不满和最终归顺使李安在人格上一分为二(在潜意识的世界里有时不会分得那么清,混为一谈的情况也不排除),两位李安荡悠悠飘上那张潜意识的绣榻,一个变成男主人公的阳具,血脉贲张地“忆苦”泄愤,就像当年翻身光棍专地主小老婆的政;一个化作女主人公的阴道“思甜”,气喘吁吁地宣讲强暴即必然、必然即现世、现世即甜蜜的社会法则、“人性”奥秘。其实李安这套SM社会观或历史观对于大陆一点也不新鲜。诸如中国早三百年就该成为殖民地,租界是现代文明桥头堡,鸦片战争教会中国人自由贸易等等,大陆精英早就“凤鸣楚楚,龙吟细细”,叫床声二十多年不绝于耳了。他们之所以面对强暴选择站在强暴者一边,并隆重推出打是疼骂是爱的SM美学,是因为他们看明白强暴者还在强势。李安说这个片子只要他拍就通过,正是出于站队站出来的优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