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色戒》喝彩，为黄纪苏悲哀

江涌 

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就电影《色戒》所凝聚的是非价值争得不可开交，本人忙里偷闲看了凤凰帅哥主持的一席辩论，也看一些相关评论，我又惊讶的发现，自诩观念比较前卫我又落伍了，而且落得很多。

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电影《色戒》为时抑或为事，二者盖皆有之。但我琢磨那《色戒》主要是为钱而拍。用浓抹重彩的艺术来涂色，用挑战民族情感底线的“创新”来染色，都改变不了媚俗的实质，以赚取票房收入。影视作为一类产业，若不能生利，断无生存的可能。饱暖思淫欲，性色是影视长盛不衰的题材。因此，用浓抹重彩的艺术来涂色，无可厚非。但是，用挑战民族情感底线的“创新”来染色，则需要细致探究。

西方经济学集大成者萨伊提出个著名的“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命题。在工业文明起步的经济紧缺时代，该命题一度成了“法则”。想那可怜的《色戒》作者，长期徘徊于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中，游离于保守与自由的夹缝中，煎熬于理性之光与情欲之火的夹缝中，挣扎于艺术浪漫与现实残酷的夹缝中。长此以往，一个粉堆玉砌的旷世才女，活脱脱折磨成人格分裂的、顾影自怜的妄想狂。我们亲爱的《色戒》导演，与作者曾有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近似成长背景，只有他才能深刻领悟作者那分裂的、枯涩的内心世界。共同的灵与肉的志趣与爱好，超越时空，将导演与作者融合在一起，将一个封存多年历史故事，用现代艺术表现出来，当然有常人所难以理解、难以捉摸的方方面面。因此，我们不能过分地要求人格分裂的绅士、淑女在一个不和谐的世界里创作出一幅和谐的画面。

同样，经济学的供求关系可以提供另一个角度分析。随着工业文明兴盛，生产力极大进步，产品愈发丰富，相对于有限的购买力，需求越来越重要。于是便有了“凯恩斯革命”，即“需求会创造出自身的供给”。

三级片在大陆应当是紧缺的，而且是当红的华人大导演拍的三级片，能够在大陆公演，当然人们趋之若鹜，喜不自禁。本人比很多国人“幸运”，在香港时代广场看的《色戒》，没有任何剪辑，是道地的三级片，电影票上就是这么注明的，十八岁以下不得入观。但是，众多的大陆观众没本人那么幸运，没有看到那九分钟肉搏镜头，所以总把大导演的光环与高超的艺术结合在一起，努力从中寻找出别具一格的东西来。所以，才有艺术与真实、道德与人性的争论。我后来向一位香港的大学者提起这个话题，他的反映是，《色戒》，一部想提高点格调的色情片，大概内地的观众没有看到那肉搏镜头，所以他们有怨气，把注意力集中到所谓“格调”上来，硬要争出个是非。但是，问题是当红的大导演为何偏偏选择这个体裁，来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文化生活的需要呢？如果大陆观众尽是些追性逐色之徒，那么《色戒》至多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用不着凤凰帅哥拉一帮人马相互大吐口水。当然，不要忘记，凤凰卫视本身也需要炒作话题，来提高它的收视率。

挑战民族情感底线，为定论公案翻盘，是一般导演想都不敢想的。但是，拥有巨大光环的大导演，自恃这层保护色，而逾越了这一雷池。事实证明，李安这个“惊险的一跃”异乎寻常地成功。看凤凰一席谈的辩论，有那么多的影迷支持与理解，恐怕都超乎他的想象：大陆观众的艺术欣赏水准，早就跨越了一切民族情感与阶级性鸿沟。鲁迅若在世，当惊中国殊：贾府焦大同样可以为林妹妹爱得死去活来。我的北大朋友告诉我，当北大学子看到《色戒》中“中国不能亡”口号喊出时，哄堂大笑。我记得，香港观众对“中国不能亡”似乎没有什么反应。我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不同反应，只是感觉自己的落伍。是啊！能允许“芙蓉姐姐”露胸，为什么不能有“李安哥哥”开档。《无极》能流行，《色戒》为啥不能越界。洪承畴有了纪念馆，为什么不能给汪精卫立个牌坊。只要有需求，有市场价值，能够创造GDP，为什么不可以？

至于黄纪苏先生，迂腐，迂不可耐，腐不可拾。他不懂市场经济，不懂自由主义，不懂全球化。他纯粹就是个唐诘柯得，既不自知，也不自明。他是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非要在没有是非的地点与没有是非的时间，争论什么是非问题。黄纪苏之愚还在于，当多数人选择跪着的时候，他老兄偏要倔强地站着。当然，悲哀不止是黄纪苏，还有那个北大朋友，仅仅因为莘莘学子哄堂大笑而耿耿于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