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炸机”惊魂：美国反恐成为“神话”

发布: 2010-1-01 |  作者: 田文林 |  来源: 中国经营报

　　圣诞夜本是西方国家举家团聚、纵情狂欢的日子，但2009年美国人的过节气氛，却因一起未遂爆炸案而罩上巨大阴影。2009年12月25日，在美国一架从阿姆斯特丹至底特律班机上，一名尼日利亚籍嫌犯企图引爆绑在身上的炸弹，幸被同机乘客制服。该事件虽未酿成大祸，但唤醒了美国民众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可怕记忆。

　　表面上看，这次未遂爆炸是个孤立事件。嫌犯穆塔拉布承认“在也门接受过恐怖袭击训练”，也承认和“基地”有染，但这次袭击似乎并非有组织行为，而是他在互联网与某些伊斯兰极端分子交流后个人策划的袭击行动。但实际的答案显然没那么简单。

　　穆塔拉布的父亲时任非洲联合银行CEO，因此其生活、学习条件优越，算是标准的富家子弟。按常理推测，完全没理由从事这种恐怖活动。但联想到当年制造“911”事件和伦敦地铁爆炸案的恐怖分子也都受过良好教育，“恐怖大亨”本拉登更是亿万富翁，我们不得不回到那个老话题：美国持续数年的反恐战略到底效果如何？

对美式全球化的反击

　　表面上看，伊斯兰世界反美主义盛行，主要是受极端宗教思想影响。但如果仅仅将问题归咎于宗教信仰或所谓的“文明冲突”，显然说服力不够。人常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因此，这种恐怖主义之所以专门针对美国和西方，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种种不公平现象所致。

　　从国际政治角度看，它与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霸权扩张直接相关。20世纪前期，美国一直以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者自居，不像英法那样在伊斯兰世界搞殖民主义，因此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在中东名声不错。

　　但二战后，美国在中东加大渗透和扩张，颠覆伊朗摩萨台政权，拼凑巴格达条约组织，压制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尤其是偏袒以色列，使其近乎站到阿拉伯世界的对立面。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军进驻沙特，更是犯了穆斯林忌讳，使类似拉登这种怀揣伊斯兰圣战理想，从阿富汗战场下来的抵抗战士难以容忍。

　　从国际经济角度看，这种反美主义也是对南北矛盾日趋激化的一种极端化反应。我们知道，当前美国霸权的几大支柱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制度霸权。二战结束时美国悉心建立起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等经济制度框架，乃至当前竭力倡导“全球化”，力图将众多国家容纳其中。

　　英国学者彼得高恩在其《华盛顿的全球赌博》一书中指出，全球化并非完全是由学者鼓噪起来的，而是由西方的政治和商业精英有意为之的结果。历届美国政府都对全球体系加以利用，使之成为美国国家经济政策的强有力工具。美国实际是以由其主导、制定的各种所谓国际规则为平台和依托，主要通过商业和经济等间接方式，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掠夺发展中国家财富，这就是过去常说的“新殖民主义”。

　　由于这种掠夺方式较为隐蔽，因此短期内不易察觉，甚至有的国家被人卖了还替人点钱。但从长时段看，其负面效应一目了然：看似公平的自由贸易和国际竞争，实则使诸多发展中国家日益陷入依附状态，成为靠出卖资源、出售单一商品、依靠侨汇过活的下游国家，而美国则凭借微软和波音等公司生产的高端产品，肆意掠夺他财富，由此造成“资本主义绝对规律”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应用：一方面是南方国家贫困的积累，很多人终日辛苦，仍食不果腹，处在发展边缘；另一方面则是北方国家财富不断积累，人们饱食终日，恬然自得，廉价享受发展中国家创造的劳动成果。

反恐范围扩大化

　　“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政府把“反恐”锁定为全球战略重点。理论上说，美国在遭到外部恐怖袭击后，有权进行合理报复。问题是，中东之所以滋生反美恐怖主义，主要是美国长期奉行双重标准，推行单边主义所致。但美国没有对自身中东政策认真进行反思，反而希望借反恐谋取霸权，无疑会火上浇油。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反恐范围扩大化。

　　美国在反恐过程中，如果说打击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尚合乎情理的话，那么在无凭无据的情况下，推翻萨达姆政权多少有些借题发挥的成分。因此，伊拉克战争既是美国反恐战略的深化，更是反恐战略的泛化。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采取的正是“有罪推行”的霸道原则：先一口咬定萨达姆政权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再假定萨达姆居心不良，可能会对美国动用这些武器。因此，美国决定“先发制人”，把臆想中的“恐怖主义”消灭在萌芽状态。因此就出现了美国先开战，战后寻找开战证据的咄咄怪事。

　　在迟迟找不到证据的尴尬情况下，美国索性改口说，即使没有杀伤性武器，把萨达姆这个独裁者赶下台也是正义之举。最近披露的消息称，英美在战争前已经知道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公然以此为借口发动战争，就是明目张胆的侵略。

　　这里，美国自视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发动战争俨然已到了毫不节制、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地步。这种简单化做法固然短期有效，但也遗留下无穷后患：美国“911”后精心塑造的“悲情英雄”形象，逐渐还原为一介草莽武夫；充满正义色彩的反恐战争，沦落为一场功利色彩浓厚的谋霸之战。

　　此外，美国反恐战略还存在“以暴易暴”的简单化做法。恐怖主义本质上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它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类问题。英国《观察家报》国际新闻主编博蒙特曾撰文认为，反恐本质上是一场“思想战”，但布什政府在对付恐怖主义时，一上来就使用了“战争”一词，这就意味着美国决意要用武力方式对付恐怖主义，并接连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战争。但暴力手段的最大缺陷在于它的非灵活性，它只能用于惩罚，因此存在招致被惩罚者反抗的可能。伊拉克的现实证明，美国的暴力征剿政策效果有限，且其负面作用不容忽视。“把追缉恐怖分子搞成战争，势必会制造出若干无辜的受害人。无辜的受害人愈多，仇恨就愈大，某些无辜受害者摇身一变为行凶者的机会也愈大。”

“中东新政”VS“战争后遗症”？

　　总之，师出无名的反恐战争，以暴易暴的简单化做法，以及对伊斯兰世界的妖魔化，纵容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和加沙，都使中东穆斯林产生了难以言状的屈辱感和被剥夺感，由此进一步加剧了对美国的仇视。

　　在BBC的一次调查中，有71％的约旦人居然认为，美国比基地组织更危险。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敌意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这种普遍存在的反美思潮，为恐怖主义生存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在某种程度上，恐怖主义正是发泄这种极度不满情绪的一种极端化方式，而伊斯兰教义只不过是这些恐怖分子为方便起见，随手披上的一件外衣罢了。

　　因此，美国的反恐战略与其说是在根治恐怖主义，不如说是在培植恐怖主义：伊拉克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和濒临失败的国家，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或死于恐怖活动，从而将更多的民众赶到极端组织一边，使伊拉克成为恐怖活动的最大策源地。在阿富汗，塔利班激进组织卷土重来，大有使美国重蹈当年苏联覆辙的味道。基地组织也日渐恢复并扩大活动范围，本拉登更是逍遥法外，由恐怖活动策划者变成恐怖主义的精神教父。

　　由于美国过去几年的反恐战略始终没有触及滋生恐怖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根源，因此使美国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西绪弗斯一样，好不容易将巨石滚到山顶，但手刚一松开，这块巨石便又重新滚回原地。

　　当然，美国是个善于从错误中学习的国家。奥巴马上台后，在中东推行新政，竭力缓和与伊斯兰世界关系，使双方紧绷的关系有所缓和。但奥巴马中东“新政”要实现的目标太多，政策调整难以达到预期。而且布什时期发动两场战争造成的“战争后遗症”过于严重，因此双方敌意短期难消，而圣诞夜的这场未遂恐怖袭击，实际上就是这种反恐后遗症的体现。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