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东亚新秩序与台湾问题之解决
龚忠武
一、序言
台湾为什麽要回归祖国？除了台独分子、皇民分子和极少数偏激的民运分子之外，对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根本是个多馀的问题。
但是, 要想把这个3万6千平方公里的大岛，像港澳一样，完璧归赵，和平收回，而非收回一个废墟，却是一个难题，一个需要高度智慧、耐心、毅力甚至还需要一点机运，才能完满解决的难题。
它究竟难在哪里？其难点在於：
一、涉及到海权，以及与海权密切相关的海洋意识，海洋文化。而这正是陆权文化的中国人相对比较淡薄的； 二、涉及到东亚秩序以及周边国家的利益。东亚现正处于旧秩序瓦解，新秩序正在形成的过渡阶段，因此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动荡不安的热点。
由於这两个问题都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条件，而且又密切相关，所以使台湾问题存在着许多变数，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分析。
二、台湾与东亚的地缘政治关系
台湾固然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也是东亚的一部分；如果把东亚看成是一盘棋局，台湾就是一枚棋子，虽然是枚很重要的棋子。
东亚，有狭义的东亚和广义的东亚；狭义的东亚仅指中国、朝鲜和日本。广义的东亚，也即大东亚，除了上述三国之外，还包括印支各国（越南、柬埔寨、泰国、老挝、缅甸）、菲律宾、马来西亚。日本军国主义时期，他们的大东亚甚至还向南延伸至新加坡、印尼和马里亚纳群岛，也就是包括中国南海周边的所有国家。
谈到中国最南端的海疆，南海或南中国海，台湾已故的人类学家凌纯声教授把它叫做亚洲的地中海（参见〈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载於凌教授所著的《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
当然这个概念，来自於欧洲的地中海。欧洲的地中海介於欧、亚、非三大洲之间，所以叫做地中海。而中国的南海，大体上介於亚洲（菲律宾、帝汶、爪哇、苏门答腊、马来西亚形成的岛弧）澳洲和大洋洲之间，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称之为地中海。这是狭义的地中海。广义的地中海，可以向北延伸至台湾、琉球、日本、千岛群岛、阿留申群岛的广阔海域。台湾适处其中，将亚洲地中海分隔为南北两半，於此可见其地略位置之重要性。
确切地说，台湾介於中国陆权和美国海权、中国大陆文明和西方海洋文明的衔接点上，而且是扼控日本南方千里海上交通线的枢纽。台湾这种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的独特战略位置，决定了台湾近现代坎坷的历史命运；明末做了荷兰38年的殖民地，战前做了日本50年的殖民地，战後又做了美国五十年的半殖民地。这种特殊的历史关系自然使美日形成了一种若即若离、「剪不断、理还乱」的台湾情节；加上现实的国家利益，从而深深卷入台湾问题的解决进程。
当然，我们可以义正辞严地说，美日真是岂有此理，竟然要插手中国人的家务事。但这就是冷酷的政治现实。就拿香港回归来说吧，英国已经是个过气的海洋老大帝国了，但你在解决香港问题的时候，也不能对他说，「对不起，租约到期了，我要按期收回，请你卷铺盖走人。」总还得照顾它的残馀利益，同它耐心地谈判吧。
台湾问题，那就更加复杂了，涉及的国家，一个是当今的唯一超强和最大的海霸美国，一个是当今东亚的经济强权、东亚的小海霸日本。台湾就在他们大小两个海霸的翼护之下。你不是要收回台湾吗？美日反咬一口说你威胁他们的利益，威胁他们的重大国家利益。这就是「中国威胁论」的本质。
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麽2001年4月1日发生中美南海的撞机事件了。你说美国人无理，他却说你在向它在西太平洋的传统海权挑战
。准此类推，如果你收回台湾，那岂非更是向它在西太平 洋或东亚的海权挑战
了。无疑地，美国讲的是霸权逻辑，因为它所依托的是举世无敌的海上霸权。中国在朝鲜、越南两次依托陆权打败了美国的海权，但台湾孤悬海外，位於美日的海权势力范围，所以美日和他们利益的代理人台独分子和皇民分子才会那麽有恃无恐，那麽嚣张！
简言之，台湾问题涉及的主要是中美、其次是中日在东亚的海权争夺，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东亚经贸支配权，也即美日所谓的重大的国家利益（vital national interests）。
三、海权与海洋文化
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分析一下海权。什麽叫做海权？简单地说，就是对海洋的控制支配权，这可以是军事上的，也可以是经贸上的，文化上的。一个海权强国，不仅在军事上、经贸上支配海洋，还同时具有深厚的海洋文化传统。例如古代的希腊、罗马，近代的英国、美国，都是典型的海权国家和海洋文明强国，虽然美国同时具有陆权国家的性质。
同美国相较，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陆权强国和大陆文明强国。所以当人类历史於15世纪末、16世纪初进入海洋时代，海权时代，中国的陆权和大陆文明就日益显得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以致不断挨打，终至国弱民穷，丧权辱国，丢掉了港澳、台湾，造成了今天盘根错结的台湾问题。
是的，中国拥有1万6千公里长的海岸线，6千多个海岛，3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海，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海洋大国，但却不是一个海洋强国，至少在近代如此。套句汉学权威费正清的话说，中国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大陆中国，一个是海洋中国。但是由於我们自然地理条件的特殊配置，使陆权与海权、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发展失掉均衡，海权和海洋文明的主要发展范围只局限於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特别是福建和广东的狭长滨海地带。
不仅如此，中国沿海的港湾配置太过单调，缺乏曲折变化，远逊於欧洲。拿地中海来说，面积广达250多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於两个黄海、东海，与南海面积大致相当。而且地中海中，海中有海，有爱琴海、亚得利亚海、爱奥尼亚海、蒂勒尼安海等。在北欧，有北海、波罗的海。而且还有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港湾、岛屿，散布其中。
这种得天独厚、极尽曲折变化的海湾、海岛的自然条件，形成了典型的欧洲海洋文明格局。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是这样描述海洋与欧洲文明之间的密切关系的：
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限、浩瀚无际和浩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中感到自己的无限时，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促使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活动.....。
他便是这样从一片固定的土地上，移到一片飘忽不定的海面上，随身带着他那人造的小地盘，船――这只海上的天鹅，它以敏捷巧妙的身手，破浪前进，凌波而行.....。（第90-91页）
海洋造就了西方海权和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发挥了海洋的无限潜力，谱写了海洋的伟大乐章；阿基里斯、奥德修思、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哥伦布、麦哲伦、威灵顿（被他打败的拿破仑是欧洲陆权英雄）、邱吉尔、罗斯福，都是西方海洋文明谱写的雄浑的英雄乐章。
就拿西方海洋文明的发源地，希腊来说吧，她就是这种地缘配置的杰作。黑格尔虽然是个重视精神因素的历史哲学家，但他对希腊的海洋地理配置与希腊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之间的物质因素，曾经作过极其深刻的分析：
希腊半岛这片土地以千变万化的形式，伸入海中――岛屿星罗棋布，大陆部分也形成隔离状态。伯罗奔尼撒半岛仅靠一个狭窄的地峡与大陆相连：整个希腊被海湾切割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总的地貌特徵是，这块国土被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地区，同时又通过大海连在一起。在这里，看不到高山、大峡谷、大溪流；没有大河，没有大平原；山川使地表多样化，以致无法形成清一色的地貌。在这里，看不到像在东方那样的庞然大物的自然景观：没有恒河、印度河（黑格尔竟然忘掉了中国的长江、黄河）那样的大河，生活在这种大河平原上的民族，单调贫乏，不思变革，因为其地貌永远不变。相反地，地貌极尽变化、分割独立，倒是同希腊民族的多变生活和希腊精神的多姿多采相一致。（《历史哲 学》，第225页）
黑格尔的分析得到世界文明史家威尔·杜兰特的印证，他说：
从地图上看，希腊像一只巨大的干枯的手，其弯弯曲曲的手指伸入地中海中。.....你看见无数锯齿形的海岸和隆起的陆地；到处都是港湾和入侵的海水；大地嵌入高山和丘陵之中。大海和陆地的天然障碍将希腊切割成支离破碎的、各不相属的孤立地块；古代时彼此之间的来往交通，不知要比今天困难危险多少倍；因此，每个流域都发展了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建立自己的主权政府、制度，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哲学史》，第5页）
我们能在中国大陆沿海找到这样的地理配置吗？根本找不到；辽东半为找不到，山东半岛找不到，束南沿海找不到。而且，我们正拥有比恒河和印度河还要长的河流，比恒河平原、印度河平原还要广阔的大平原。
大陆造就了中国的陆权和大陆文明，大陆文明发挥了大陆的无限潜力，也谱写了大陆的伟大英雄乐章：孙子、秦皇、汉武、韩信、卫青、霍去病、张骞、班超、诸葛亮、唐宗、成吉思汗、康熙、乾隆、毛泽东，都是中国大陆文明所谱写的伟大英雄乐章。
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海洋文明只是大陆文明的附属文明而已，没有独立的生命。但即使作为附属文明，也确曾有过辉煌的历史片断。秦汉水师活跃於渤海、东南沿海和南海，唐初水师三次横越渤海，讨伐高丽、百济，并开拓通向阿拉伯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元初（1274－1281年）两次派遗庞大水师，远征日本。两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更加蓬勃发展，欣欣向荣；更值得中国人感到自豪的是，明初（1405－1433年）郑和率领规模庞大的舰队（船员两三万人，船舰两百多艘），7下西（南）洋，并跨越印度洋、红海，直达非洲东部海岸。
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代表中国海权的鼎盛时期；哥伦布发现新航路比郑和晚了87年，将近一个世纪。
然而，主要由於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和儒家根深柢固的农业文明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制约，致使郑和舰队，曼花一现，迅速从历史上消失。纵令如此，明末17世纪中业兴起於东南沿海、以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为代表的海商
，其船队的势力也仍甚为可观；甚至建立自己强大的舰队，不但力足以与清政府的水师相对抗，还能击败荷兰，收复台湾。後来，潸初派遣施琅率水师讨伐台湾，统一中国，也还能够显示中国海军的规模和势力。然而，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权和海洋文明的发展，终因受到大陆中国压倒性的陆权和大陆文化的强力制约，从此一蹶不振。此後中国的海权和海洋文化彻底走向衰微，长达4个世纪，一直延绩到今天。中国错过了一次成为海权大帝国的历史机遇，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然而，西方海洋文明的命运正好相反；始於地中海，然後移至北海，再移至大西洋。而且当中国海权於明朝中叶走向衰微时，西方的海权和海洋文明却正在这个时候崛起，後来居上，取中国而代之，成为海上的霸主。到了20世纪初叶，更移至太平洋；根深枝繁，欣欣向荣。海权专家彼得·帕德菲尔德（Peter Padfield）在他的《海上霸权和西方思想的开放》（the Maritime Supremacy and the Opening of the Western Mind）一书中对海洋同西方海权和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有深刻的分析：
我们（西方人）的文明，我们的信仰，我们的霸权，不是源於我们思想的优越性或者特别勇敢，特别狡猾，特别贪婪，或者特别残暴――这些是人类共同的属性――更不是源於基督教，或「新教伦理」；更不是由于运气。而是源於海洋和大陆之间的特殊配置关系。这种特殊结构，使得我们（西方人）具有可以利用和支配海洋的能力。（第1页）
这就是西方文明得以在近代後来居上、称霸数世纪的秘密。所以到了1840年，已於1750年经历过工业革命的英国人来到中国时，它早已称霸海上，练了一身海战本领。所以在鸦片战争中，中国曾经称霸海上的传统木船水师面对英国的铁甲利舰，岂能不败？中国近代的国耻岂能幸免？
四、加紧建设中国的海权与海洋文化
到了近代，特别是20世纪中叶，美国更集西方海权和海洋文明之大成。这就是我们现在台湾问题上面对的主要对手。简言之，如果我们说，要解决台湾问题，主要就是如何有效对抗美国在台澎海域甚至是在东亚的海权，
丝毫没有言过其实。
这个严酷的政治和军事现实，许多中国军方的有识之士当然都看得很清楚。例如中国前海军司令员刘华清即曾表达过「必须将中国海军建设成可以抵抗任何从海上入侵敌人的强大海军」的决心。解放军海军技术装备部长郑明呼吁说，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全面发展海洋经济，已刻不容缓。他还特别强调，解放军必须加快海军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尽快从海洋大国迈向海洋强国。
有此认识的当然不止军方，民间和学术界对此也有全面深刻的认识。例如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语重心长地指出：纵观世界各国历史，重海则强，轻海则衰。特别是近代，凡海洋强国都成了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无一不是海洋强国。
也许人们想不到的是，孙中山竟然早在1917年也就是95年前，就敏锐地看到了海权与一国的国力及其与中国国运的密切关系，他说：
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优胜者其国力常优胜........。 （《孙中山全集》，卷2，第 564页）
何谓太平洋问题？即世界之海权问题也。海权之竞争，由地中海而移於大西洋，今後则由大西洋而移於太平洋矣。.........
惟今後之太平洋问题，则实关於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的命运者也。盖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耳，谁握此门户，则有此堂奥，有此宝藏也。（《战後太平洋问题序》，同上，卷5，第119页）
由此看来，孙中山不仅看到海权与一国国运的关系，还预见到今天太平洋时代的来临，甚至还隐约预见到今天中美两国为争夺太平洋海权而争夺对台海的控制权的斗争，因为台海正是中国通向太平洋的门户。孙中山作为一位政治家其洞见机微、高瞻远瞩的真知灼见，真是令人钦佩不已！
所以，在此举国上下日益认识到海洋和海权的重要性之际，中国自80年代起，大力加强海军建设。同时，积极规划维护中国海洋领土主权的策略和措施。据美国东北亚问题专家瓦伦西亚指出：
在重建「大中国」及其主宰亚洲大国历史地位的努力下，北京决心巩固边界以及对它宣称拥有主权地区的控制。北京希望先在其周边海域建立一个保护圈，同时积极展开行动，取得而且发展尖端武器，用以控制南海岛屿，最终控制整个南海地区。
当然，建设海权，不是只是建造几艘潜艇或舰艇甚至几艘航空母舰就够了，更需要提高国民的海洋意识，加强中国的海洋文化建设。也就是说，除了硬件之外，更需要与之相称的海洋文化、海洋意识。成功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张健对记者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中国人喜欢的往往只是登山、徒步穿越沙漠等陆上活动，然而现在，中国人更应该走向海洋.......。另外，海洋可以给人以更大的挑战，大海变幻莫测，而挑战大海方面，中国人在历史上总是欠缺的。我希望通过我的活增强国人的海洋意识。（ 《 人民日报》，2001年7月31日）
张健的这番话，可谓切中时弊，希望能够唤醒国人对海洋的重视。
当然，发展海洋经贸，也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总之，在此建设海权的势头下，中国成为东亚海权强国的日子应该不是遥远的事。一旦成为事实，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也就不远了。
五、台湾问题与东亚新秩序
当我们说，建设中国的海权和中国的海洋文化，并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而是必须在东亚的总体框架内进行的。台湾问题也势须在这个框架内来解决，
那麽，这是一种什麽框架呢？
所谓框架，也即秩序。过去东亚依次曾出现过中华帝国的朝贡秩序、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秩序、日本军国主义秩序和雅尔塔冷战秩序。这些秩序都是不平等的，自私的，剥削的，不文明的。
实行了数千年的朝贡秩序，虽然不平等，但在儒家王道思想的指导下，中华帝国以天朝自居，富甲天下，不但不剥削附属国，还给予丰厚物质利益；更重要的是，在朝贡秩序之下，中国的文化不是强加予人的，而是让周边国家心悦诚服，自愿地引进先进的中国文明。例如日本大化革新时期从唐朝引进中国的文化，就完全是日本人自动自发的，不是唐朝以武力胁迫的。
反观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却是以强大的海权为依托，利用船坚炮利，将他们所谓的先进文明强加予人；如果抗拒，轻则将之征服，重则灭族，美洲的印地安人，便是惨遭欧洲殖民者的残酷屠杀，而且还把这种灭族行为说成是白人的「天赋使命」。日本战後引进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是吃了美国两颗原子弹後而被迫接受的，不是心悦诚服引进的。就这点而言，朝贡秩序的王道思想要较以后几个秩序的霸道思想，文明得多。
君不见，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宣传说，他们的皇道大东亚新秩序是要代表东亚和亚洲被剥削压迫的有色人种，抵抗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白种人。但结果却是以暴易暴，只是利用亚洲人和东亚人反殖反帝的强烈愿望，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海洋大帝国，做他们驯顺的臣民。
关於这点，战後参加东京战犯审判的名荷兰籍的审判官罗林 （Bernard V. A. Roling） 揭露了日本东亚新秩序的真面目，他说：
东亚新秩序序的另一面是经济领域，所谓「共荣圈」和「独立」这类口号一样，并没有诚意去实现。日本还公然主张带给东亚繁荣是自己的天赋的使命。但是，日本的意图主要在尽力谋求日本帝国的利益。至於共荣圈及其他参与国的利益，则在其次。
罗林批判日本军国主义者高唱的「亚洲人的亚洲」，骨子里不过是「日本人的亚洲」，所以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是要剥削压榨东亚各国的资源、财富，来促成日本帝国一国的繁荣昌盛。
换句话说，亚洲和东亚人民赶走了剥削压榨的欧美帝国主义者，却迎来了更残暴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中国人、韩国人、菲律宾人、印尼人、印支半岛的各国人民，都已经亲身品尝过这个皇道秩序的苦果了。
可是今天日本的右翼分子，加上台湾的一些新老皇民，却还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皇道秩序，津津乐道，夸夸其谈，引以为荣。近年来发生的日本教科书和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证明今天的日本右翼分子竟然恬不知耻，还要重温皇国旧梦，要他们年轻的一代在教科书里，缅怀他们祖辈大东亚皇道秩序的可耻历史。
与日本军国主义相较，在冷战秩序下的美国帝国主义，更是精於包装，他们假借民主自由之名，对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实行控制支配之实；例如在日本，美军的性质是不平等的占领军，不是平等的协防军，这与美军在欧洲和菲律宾的性质正好相反。所以当菲律宾叫美军从苏比克湾撤出时，美军就得撤出，但日本不能，因为它是美国的被征服国。日本的这种军事附庸地位，最好让狂热的日本民族主义者石原慎太郎自己来说吧：
在美国主导下，（日本）自卫队已经同美军一体化了，要想让自卫队从美军的控制下立刻摆脱出来，恐怕相当 困难。....也许有一天美军将从远东撤走，我们有必要探寻这种可能性，把修改宪法也纳入视野，渐渐地使自卫队摆脱美军的控制。
所以，严格地从国际法来说，日本只是个半独立国家，不是一个主权完整的独立国家，因为它不能自由行使其主权 。
同上述四个旧秩序相较，中国目前所宣扬和主导建立的东亚新秩序显然要进步得多，文明得多。例如2000 年7月24日，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印尼从事国事访问时，曾经将中国所构想的这个新秩序勾画出一个轮廓，他说：
和平共处五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没有过时，它们与《联合国宪章》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应当成为维护亚洲新世纪稳定的基石。要确立平等、对话、互信、合作的新安全观，建立新安全秩序，真正做到相互尊重而不是以强凌弱，相互合作而不是彼此对抗，协商一致而不是强加於人，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只有这样，国与国才能和睦相处，各国的发展才有保障。
这个新秩序将是真正公平的、平等的、正义的、互尊的、互惠的、和平的、发展的、繁荣的。江泽民在2001年7月1日的党庆讲话中又加以阐述和肯定。他说：
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友好交往、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不断向前。
他接著说：
我们一贯主张，各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各国的事务应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个政府和人民平等协商，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我们将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的世界而努力。
同年5月10日，他在第35届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上表达了中国对亚洲的善良友好愿望：
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永远是亚洲国家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永远是维持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
於此可见，中国对国际多极新秩序和东亚新秩序，已经日益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2001年江泽民、李鹏、朱鎔基、李瑞环、胡锦涛在德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国从事国事访问时，又不断加以宣扬和阐述这种思想。
在这种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会利用台湾回归损害周边国家的利益吗？中国会因此威胁东亚的和平、安全与繁荣吗？当然不会。港澳回归後，不但没有损害周边邻国的利益，威胁它们的安全，还促进东亚的和平、稳定
与繁荣。所以，台湾回归後，肯定将会对此发挥较港澳更大的作用。
六、结论：和平统一的时机
那麽，在这样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如何才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不是非要同美国或日本在台海打一战呢?
综上所述，对於这个问题，可以从积极和消极的两个方面来分析；积极方面，必须加强军备，建设强大的海权，没有强大的海权，就不可能具备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前提，也就是实力基础。
当然，无庸讳言，目前中国的总体海军实力虽然快速增加，但较诸美国、日本仍然有段距离，更比不上美日加在一起的力量。但台湾处於中国陆基海权的有效投射范围之内，中国目前的陆基海权加上强大的近程和中程导弹部队，足以有效遏制台独分子的可能盲动和吓阻美日两国海军在台海的无理挑衅。
而且，假以时日，短则五年，长则十年，中国的近海海军实力将会更加强大。届时美日迫于形势，必将知难而退，从台湾撒手。形势比人强麽。
最後但不是不重要的，就是在消极方面，友好睦邻，表达善意，不断在各种外交场合宣扬中国对东亚新秩序的原则、指导思想和具体设想，以消除周边国家对台湾回归可能产生的疑虑和不安；而且让他们了解到，中国统一，不但不会威胁东亚的安全，还会促进东亚的稳定与繁荣。如果能够相机向全世界庄严承诺，台湾回归後，保证台湾海域对外开放，并保证无害船只的航行安全，也许更能赢得周边国家的友谊、信任与合作。
当这两项积极和消极的条件都具备了，水到自然渠成，此时就是和平统一中国的最佳历史时机了；当然，其前提条件是在此过渡期间，台独分子不得宣布独立建国，甚至不得搞缓进的法理台独例如入联公投，美日更不得在台海以武力介入中国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