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全球通货膨胀的根源与应对
2008-6-18 《中国金融》
当前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内在的通货膨胀倾向。正是中心资本国通过大规模的游资输出转移金融泡沫，自己则相应输入实物资本，使得中心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与外缘国家的通货膨胀几乎成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梅新育
热门的通胀话题
通货膨胀无疑是当前中国经济的最热门话题。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通货膨胀率几乎可以忽略，1951～1979年，我国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不足20%，年均涨幅不足0.7%。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显著上升，大致形成了三轮较大的通货膨胀浪潮：1979～1985年，通货膨胀开始展露峥嵘；1986～1989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上年为100)依次为106.5、107.3、118.8和118，一度出现超过18%的消费价格指数年度涨幅，触发了横扫全国的抢购风潮；1992～1996年，消费价格指数依次为106.4、114.7、124.1、 117.1和108.3。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通货膨胀压力显著减轻，1997～2006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未曾达到 104，其中还有数年低于100，1998～2006年消费价格指数平均仅有101.1(表1)。
2007年，中国通货膨胀压力显著上升，全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4.8%，比上年提高3.3个百分点，且各季月平均同比涨幅分别为2.7%、3.6%、6.1%和6.6%，涨幅逐步扩大； 2008年3月消费价格指数为8.3%，已经创造了11年新高，4月CPI同比又上涨8.5%，环比上涨0.1%，特别是食品类价格同比涨幅高达22.1%，对普通居民生活冲击不可忽视。
至此，从2007年9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到6.2%开始，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已经连续8个月亮起了黄灯(即偏热)。与此同时，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预示着中国居民还将继续面对新的消费价格上涨压力，2008年4月，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8.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1.8%；在工业品出厂价格中，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9%，比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同比涨幅(5.4%)高3.6个百分点。此时，作为中国重要粮食产地和头号生猪养殖大省的四川省又于5月12日遭受了强烈地震破坏，更进一步给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增添了不确定性。
把眼光投向更加宽广的天地，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在中国，在整个世界，无通胀经济增长都已经成为过去，通货膨胀压力正与日俱增。本来，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在管理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通货膨胀率显著下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1980～1984年，世界通货膨胀率(年增长率)为14.1%，1985～1989年为15.5%，1990～1994年为30.4%，1995～1999年为8.4%，2000～2003年为4.1%， 2004年为3.9%，但目前通货膨胀率再次出现上升态势，各国(地区)通货膨胀率大面积超过2%～3%的适度通货膨胀目标，以至于5月末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声称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人口今夏将面临两位数的高通胀。
全球通胀缘起
全球通货膨胀压力上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最引人注目的大宗商品而言，尽管存在种种不确定性，但世界能源需求持续增长、供给却受到种种限制而难以快速增加、石油输出国有着维护油价高位的强烈意愿、新兴市场需求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弥补美欧需求增长的减缓等因素决定了能源价格将居高不下(尽管其间会有一定程度的回调)；而国内外粮食库存水平较低、能源价格上涨、生物能源生产扩张、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又为农产品（爱股,行情,资讯）价格提供了相当坚实的支持。在制成品领域，通货膨胀压力的上升与中国国内劳动力等成本的上升有关。上世纪 90年代美国实现了“经济增长＋持久低通货膨胀”的理想组合，其关键不是格林斯潘有神奇的宏观调控能力，而是中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参与了国际生产，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商品滚滚涌入西方市场，有效地遏制了西方国家通货膨胀的上升。然而，时至今日，“中国制造”的免费午餐终于要告一段落了。此前“中国制造”低成本的关键在于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严酷的就业竞争压力逼迫他们接受常常是很不合理的低工资。同时，中国的土地等成本也相当低(与西方相比)。然而，在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正日益逼近“刘易斯转折点”，加上政府开始重视改善民生和收入分配，中国工资水平开始显著提升。与此同时，土地等其他要素成本和进口原料、能源价格也在快速上升，导致中国出口商品成本上升。 2007年12月，中国出口商品价格同比上涨6.6%(进口商品价格同比上涨8%)。
在更为广大和深远的背景上考察流动性过剩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内在的通货膨胀倾向。正是中心资本母国通过大规模的游资输出向半外围、外围东道国转移金融泡沫，自己则相应输入实物资本，使得中心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与外缘国家的通货膨胀几乎成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20世纪70年代金德尔伯格的建议得到实施后，完全的信用本位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中心国家得以无限制地实施这种财富转移策略。
在这样的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半外围的发达国家、新型工业化经济体面临两难选择：要么维持规模较小的外汇储备，从而面临着国际金融市场巨大的汇率风险；要么付出高昂的机会成本和代价来维持庞大的外汇储备，这些机会成本和代价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外缘”东道国支付较高收益率吸收得来的游资，其中大部分又以低收益证券(主要是美国政府债券)形式回流“中心”国家，从而承担了这一回流过程中的利差损失。
二是流入新兴市场的资本以储备资产形式回流发达国家，开辟了一条新兴市场和成熟市场相互作用的通道，加剧了新兴市场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假如成熟市场的动荡导致利率下降，资本为追逐高利率而流入新兴市场，但结果是70%以上又重新投入成熟市场，对成熟市场的利率施加了进一步下降的压力，导致成熟市场资本进一步流向新兴市场，如此循环不已。相反，一旦新兴市场资本流动逆转，其中央银行开始出售储备资产中的债券，就会对成熟市场利率施加向上的压力，从而加速新兴市场资本外流。
三是巨额外汇储备使得外汇占款成为半外围、外围东道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一方面直接加大了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另一方面导致外汇储备增长的机制使得该国出口部门在资金供给方面赢得相对于国内其他部门的优势，从而进一步激励了出口部门的优先发展，外汇储备相应持续增长，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也随之持续加大。出口部门赢得相对于国内其他部门的优势，1997～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前)的中国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艰难的反通胀
中国政府已经将反通货膨胀列为经济政策头号目标。
但首先，我们不能低估反通货膨胀的难度。作为石油净进口大国，在油价问题上，我国更多地只是一个被动的价格接受者，这一点自不待言；作为一个粮食净出口国，就是在粮价问题上，我们也不可高估自己控制的能力。就中国国内而言， 2004～2007年粮食产量已经连续4年增长，在我们这个人均耕地很少的国家，这意味着粮食进一步增产的边际成本增长将日益显著。
不仅如此，倘若剔除通货膨胀因素，计算出来的国际市场实际粮价在过去半个世纪呈现明显的长期走低趋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商品价格数据库，目前大米价格约为160美元/吨，虽然比2001年不足100美元/吨的价格上涨了50%左右，接近1987年前后的水平，但比1957年的450～500美元/吨下降了约三分之二，与1974年超过1200美元/吨的峰值更不可相比。这一比较结果意味着世界市场粮价还有可能进一步上涨，回归其曾经达到的高位。
其次，我们的一些政策实际上是相互抵消的，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也存在不可忽视的漏损。这种漏损一方面从货币渠道侵蚀了紧缩导向的货币政策的效力，另一方面也从贸易渠道侵蚀了我国价格管制措施的效力。在货币政策方面，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反通货膨胀政策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外汇贷款的迅速增长、国内企业的海外上市冲动、引进外资的大幅度增长、变相的资本内流等，这一切都影响了从紧货币政策的效力。
在价格管制方面，必须承认，价格管制措施迅速出台和实施，确实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强大的行政能力；但在通货膨胀压力持久居高不下的条件下，价格管制措施又肯定要面临挑战。从2008年1月9日到14日一周之内，国务院为强化价格监管召开了两次会议，修改了《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对操纵市场价格、不执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的企业的处罚力度显著加大；提出了当前依法加强市场价格监管的四项措施，其中包括近期禁止提高成品油、天然气和电力的价格，不得提高供气、供水、供暖、城市公交等公用事业价格以及学校的学费、住宿费收费标准；明确了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及的临时价格干预措施所针对的具体商品，粮、油、肉、禽、蛋、饲料、液化气等重要商品被纳入，对达到一定规模的生产企业实行提价申报，对达到一定规模的批发、零售企业实行调价备案。当价格显著上涨情况消失后，及时解除临时干预措施。在当前的情况下，这些强化价格管制的措施都是必要的。如果全球性通货膨胀压力仅仅是中短期现象，强化管制也是惟一的最优选择；但我们也不可忽视这些价格管制措施必然面临的种种挑战和潜在副作用。
强化价格管制措施的最大挑战源于开放经济环境。在开放经济环境下，一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任何调控、对经济运行的任何管制都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漏损，合法与非法的贸易、资本流动对价格管制的效力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反通货膨胀将是我国今年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政策的主旋律，而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以一国之力应对这个全球性问题的局限性。
强化价格管制措施的一个潜在副作用就是对居民和企业单位形成错误的激励，这一副作用在能源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油价上涨的一个正面作用就是激励企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开发新能源，激励居民寻求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推动构建节约型社会。在油价上涨之时，无论是出于道义还是出于经济效率目标，我们都不应要求政府或石油企业补贴高收入居民的奢侈消费。
无疑，对农业和低收入群体的必要能源消费应当给予适当的补助。决策者应当充分考虑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保障，如果某些可贸易品国际市场价格长期居高不下，最好的办法不应该是人为维持其低价，而应该是提高价格，同时借助目前强大的财政能力补助低收入群体。
最后，应对全球通货膨胀的努力正在加大货币危机的风险。在应对通货膨胀的努力中，提高人民币汇率被列为选择之一，问题是这一选择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货币危机风险。越南当前股市指数业已腰斩，高通胀压力更使越南经济管理部门陷入两难：为了遏制高通胀(越南官方公布的5月份通胀数据高达25.2%)和避免货币贬值，需要加息，越南央行事实上也已经大幅提升基准利率至12%；但如此高利率又必然导致资产价格暴跌，并将重创实体经济部门。而且，越南当前的市场动荡有着深刻的根源，绝非一时一事所致：投资过高，2002～2006年投资占GDP比例依次为33.2%、35.4%、 35.5%、35.6%和35.7%；高投资导致其进口增长过快，从2002年以来经常项目收支便一直是逆差，且逆差额从2002年的5.98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67.22亿美元，占GDP比重从1.7%上升到9.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08年该项比例将上升到13.6%，而1997年泰国爆发货币危机时其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例为6.5%。越南货币危机正山雨欲来。尽管在经济领域越南不过是个小国，2007年GDP仅700.22亿美元，我国对其出口119.01亿美元，仅占我国2007年出口总额的0. 98%，从而决定了越南一旦真的爆发货币危机，通过贸易联系的危机传染效应并不大。但问题是发达国家的政策调整和所谓“唤醒效应”很可能使得这场酝酿中的危机传染力远远超过越南经济的分量，因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类似越南的问题，在这种“唤醒效应”下相继崩盘的风险很高。如果说越南是小炸弹，那么印度就是大炸弹。印度2007年GDP为10989. 5亿美元，相当于越南的15.7倍，1950～2003年仅有两年贸易顺差，2005年以来整个经常项目收支也呈逆差，且逆差额从 2005年的102.85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93.45亿美元，国际基金组织预计其今年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可达378.65亿美元，且其资本项目和金融市场开放度比中国和越南都高得多。与此同时，伯南克近日宣布美国降息周期结束，从2002年以来持续大幅度贬值的美元汇率走势将很可能逆转，这也进一步加大了新兴市场货币危机的风险。本来，资本流动逆转导致人民币走势逆转的压力就在日复一日地积累，周边国家的货币危机则很可能成为引爆资本流动逆转的导火索。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我们贸然大幅度提升人民币汇率，结果就很可能是给投机者创造套现出逃的机会，我们自己也将身陷危机。
作者单位：商务部研究院
张燕生：全球化与通货膨胀
2008-6-18 《中国金融》
——访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
本刊记者 赵雪芳
全球宏观经济出现拐点
记者：目前，全球各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面临物价上涨的压力，通货膨胀不同程度的存在，您如何看待这一轮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形势？
张燕生：从全球角度来讲，我认为，这一轮通货膨胀可以看作是全球宏观经济的一个拐点或者说阶段性变化。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宏观经济曾有几次重大的转变。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后出现的1934年的罗斯福新政和1936年的凯恩斯革命。后者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凯恩斯坚持认为市场机制不能自动创造充分就业，主张用需求管理的政策组合来干预经济，这其中包括通胀无害论和赤字无害论。也就是说，政府要多花钱通过制造一个宽松的货币环境(通胀的货币环境)来创造总有效需求，从而达到充分就业。这对整个西方经济来讲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这个变化既创造了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包括需求管理的政策组合，也致使大萧条以来的西方经济实现了相对平稳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熨平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幅度。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发挥了重要的稳定作用。但世界经济增长的这个黄金时期被后来出现的“滞胀”和美元危机所打断。
到20世纪70年代末，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带来了两个副产品，一是刺激需求带来实际产出稳定在长期潜在水平不变而通胀扶摇上升的“滞胀”和两次石油危机。二是国家干预经济在弥补市场失灵的同时也抑制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由此，整个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管理又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即由过去的通胀无害转向了严格的反通胀。在反通胀中，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政策目标。欧洲的目标是要在抑制通胀的同时实现欧洲一体化，并启动欧元，因此，其政策组合是“双紧”。在这种背景下，欧洲从1979年开始实施严格的反通胀政策，包括对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通胀率目标等实行了严格的限制。其结果，一方面是非常成功地控制住了通胀，但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20世纪80年代，欧洲的通胀率成功控制在3%以下，但失业率一直徘徊在10%左右，出现了长期低增长、低通胀率和高失业率并存的局面，其成就是1999年成功启动了欧元。与此不同，美国的目标是要在抑制通胀的同时重振美元的国际地位并提高在德国、日本企业强势竞争下日益衰落的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此，美国采取的是“一松一紧”的政策组合，即它的货币政策相对比较紧，以实现反通胀的宏观政策目标；而财政政策则相对宽松，是一种以供给管理为中心的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组合，有松有紧。比如，在大规模地降低企业税费的同时，减少了教育和社会福利的开支，增加了军费和军事研发的支出。在货币政策上，虽然提高利率反通胀，但同时也采取措施吸引外资的大规模流入来为它的赤字融资，即使带来长达5年的美元持续升值35%左右也在所不惜。美国的做法确实大规模地改变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减少了对经济的管制，提高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从不惜利用通胀刺激有效需求转向提高供给的效率和竞争力；从增加经济福利支出转向减少企业税费鼓励企业新增投资和创新。其结果是，美国从1991年3月开始进入一个长达十年的低通胀、高增长的“新经济周期”。作为美国宏观调整的一个代价，日本在这个时期基本上是“失去的十年”。从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到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然后用十年来完成其二元经济结构的调整，至今仍没有真正摆脱困境。
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出现了几个重大事件：一个是作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并通过IT革命和创新浪潮抑制世界通胀的美国“新经济”，进入到一个体制创新边际收益急剧递减的新阶段。其标志就是 2000年下半年美国IT泡沫的破灭并在2001年陷入经济衰退。另一个是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并导致信贷和信用危机。还有一个是2001年全球经济衰退中迅速崛起并以低成本要素为抑制世界通胀作出贡献的中国“新经济”也进入到一个工资、土地价格和其他要素价格、生态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大幅上升的新阶段。我认为，这几个事件意味着从1979年发生的宏观经济政策转变到21世纪前十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长期抑制通胀和促进增长的技术进步、全球化和金融创新、低成本要素供给等因素，都进入了一个长期结构调整的时期。这是不是表明全球要进入一个高通胀和低增长时期呢？从货币角度来看，全球出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产生了需求拉动的通胀压力；同时，油价、粮价、原材料价格等要素价格急剧上涨，出现了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需求端和供给端交织作用，形成了目前的全球通胀环境。上述抑制通胀和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发生了变化，决定了全球性通胀压力及预期不会在短期内发生趋势性逆转。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美国的“新经济周期”持续了近十年。在2000年下半年美国IT泡沫破灭的时候，我们以为美国经济会进入一个深度的调整期。然而，事实证明，即使IT泡沫破灭，美国经济的调整幅度也远远低于我们的预期。为什么 “新经济周期”的调整会延迟呢？我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虽然美国IT泡沫破灭，但其消费并没有明显下降，房地产业也没有相应衰退。其原因，一是全球化带来了全球金融一体化，美国通过金融创新，利用次贷方式使很多不具有购买住房能力的高风险的人群也拥有了自己的住房，并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创新出一种新的金融产品供全世界来投资。虽然IT泡沫破灭了，但金融泡沫并没有破灭，一直拖到2007年的次贷危机爆发。另一个原因，是巨额的东亚美元和石油美元为美国提供了低成本资金注入，导致美国可以在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中保持低利率以抵御衰退同时不用担心通胀压力。目前，这些因素都走到了尽头，那么全球要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就必须有一个大的调整。对这个调整，我认为，其特点就是全球会出现一个高通胀低增长的长期局面。
全球化对通胀的影响
记者：您曾经提到，全球化在这一轮的通胀中起到了较大的作用，能详细分析一下吗？
张燕生：全球化的特征，就是创造了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并日益市场化。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就是在相互依存的“地球村”里没有一个合理的全球治理结构。其结果，就是全球在分享开放收益的同时，也在分担开放风险。在缺少一个合理秩序并维护共同利益的力量的时候，就会出现“大国生病、全球吃药、小国住院”的情况。
从2003年开始，全球的通胀压力主要表现在需求端，如矿产资源热、跨境运输热、能源热并带来这些上游产品的价格急剧上升等。但这时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上游产品的价格上涨并没有传导到下游最终产品上。而直到2005年、2006年后，原油、粮食以及原材料价格的急剧上升才开始传导到下游产品，于是出现了明显的全球性通胀压力。究竟是什么抑制或延迟了全球性通胀预期的产生呢？
我认为是全球化。开放和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出现了全球性生产体系、全球性市场竞争压力，以及全球金融的一体化。全球化可以大大扩展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掉了一般价格上升的诸多因素。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新的国际分工形式，即工序分工。工序分工可以把产品增值链最大限度地在全球合理配置，从而大大降低生产成本。有人曾提出中国向全球输出了“通缩”，而实际上，是中国的低要素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平抑了全球的通胀压力。也就是说，全球化的前20年，全球确实享受到了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益处，它在相当程度上平抑了全球工资和生产成本的上涨，从而抑制了通胀的产生，同时也为某些国家让渡了相当大的消费者剩余和经济福利，支持了它们的过度消费和进口。如 2006年，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进口国和第五大出口国；是美国第三大进口国和第五大出口国；也是日本的第一大进口国和第二大出口国。这种贸易关系的发展，既有利于中国的经济进步和就业，也有利于欧美日的结构转型和就业增长。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上升了，很多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已经不复存在。这些因素释放出来就出现了通胀。
目前全球的油价、粮价的高涨等，是无法完全用供需等基本面因素来解释的。如粮食，目前是全球谷物产量较高的时期，也是中国粮食产量创历史新高的时期。然而在供给创新高的时候却出现全球价格如此大幅的上涨。有人提出用结构性因素解释，如分析粮食、石油的生产国与消费国地位不对等等情况，认为存在全球体系的不公平，存在全球供给的卡特尔等，但这样的问题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所以一定要把全球化以及金融一体化等因素放进去考虑。全球金融一体化以及金融深化使每一个国家或地区之间互相依存，达成从未有过的广度深度和影响速度，以致原油、粮食、铁矿石以及有色金属等价格的上涨都是全球性的。这其中必然有国际资本的炒作和投机，也会有美元贬值的机会主义行为。这是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出现的必然现象。
其次是全球化中的国际货币体系问题。在目前无序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全球化推进了金融一体化，很容易产生以美元为主体的货币体系的机会主义行为。在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形势下，美国为走出美元危机而采取与黄金脱钩的做法，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破产。80年代，为反通胀和推进结构性改革而提高利率，高利率导致高美元汇率，出现了1980～1985 年连续的美元升值。为走出困境，通过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升值。而今天全球失衡和通胀形势日益严重的背景下，美国为反衰退而采取了低利率和低汇率政策。低利率为美国创造了一个非常宽松的货币环境但明显恶化了采取高利率以反通胀的国家的宏观形势。同时低汇率政策也使大量持有美元资产的国家为它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由此可见，从IT泡沫破灭到次贷危机，美国一直在进行着新一轮的经济结构调整，为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创造体制软环境的基础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美元贬值还是采取大幅减税的其他措施，实际上都是在把它的经济向新的方向和新的结构推进。但是由此产生的原油和粮食价格暴涨、全球货币和金融形势紊乱、美元贬值带来的全球资产负债结构调整等问题，很可能是要新兴经济体来埋单的。越南出现的通胀和货币危机迹象很可能成为新一轮外部冲击的前兆。
反通胀的中国对策
记者：在全球性的反通胀中，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呢？
张燕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在“双防”的时候，必须同时应对可能出现的外部冲击或内部不稳定波动产生的经济下滑。一是我们的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已经不能再延迟了，应该尽快通过体制和结构调整来改变我们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但由此将产生农民工的工资、土地和水的成本以及其他资源的价格上升。一方面，在国际分工中，我们不再拥有这些低成本的优势；另一方面，这些改革一定会形成一个成本驱动型的通胀。二是国际输入型的价格上涨，如油价、粮价、原材料价格、服务价格上涨的影响。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政策组合来解决通胀问题。
首先，反通胀的大局是坚定不移的。从紧的货币政策方向不能变。货币要偏紧一些，游资的问题另外去解决。所有的政策组合在松紧之间要搭配好。当改变相对价格的时候，必须有紧缩的政策措施与之匹配，否则就是通胀性的，对从紧的货币政策就是一个抵消。同时，我们的工资政策和财税政策等政策之间的匹配也很重要。通过从紧的货币政策搭配上稳健的财政政策和其他相关的产业政策，来调整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
全球化对我国产生的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热钱的流入问题。热钱的流入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的反通胀不能够仅仅通过货币政策的紧缩来实现，必须要考虑跨境资本项目的管理。我认为，如何把目前全球高通胀环境中的风险在时间和空间上配置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其次，中国要立足于本国，把事情做好。在反通胀方面不要对经济大国的政策协调抱有任何期待。中国应当考虑从外向型的发展战略转向内需立国的发展战略，从鼓励出口和招商引资的贸易和汇率的激励机制转向一种比较中性、开放、培育内生性增长因素的机制，包括建立利率和汇率等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价格信号的市场体系等。
治理中国的通胀问题的确是很困难的。所有的问题都需要综合协调来解决。比如人民币升值问题、加工贸易方式调整问题、资本项目开放问题等等，没有一个问题是仅靠主管部门就能解决的。现在很多人提到要防止经济下滑，我对此比较担心的是，我们采取了比较合理的政策，但是由于政策出台的太急、太猛、太集中，最后出现了好政策没有产生好效果的现象。我们目前要素价格的结构和国际收支的格局，以及人民币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的程度，都是30年里形成的，不可能在2007年、2008年就能够把这种结构性问题解决好。因此，反通胀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从根本上讲，通胀还是我国经济快速转型和发展中的问题，是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协调出现了问题，也包括整个发展战略中存在的转换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下一步我们在全球化的反通胀环境中需要认真对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