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已寿终正寝

　　阿尔贝托•拉维洛塔 魏 文编译

　　我们已经分析过新自由主义鸟兽四散的征兆，现在审视所谓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实体经济经常存在的严峻形势，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开始承认新自由主义和紧缩的政策已经使资本主义处于防守的地位，在许多国家已存在引发社会爆炸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听到了统治阶级的声音，他们称“危机已经克服”，另外一些人提出进行变革以便保持已经开始颤抖的资本主义制度。

　　70年前，在分析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经济垮台的原因和后果的时候，卡尔•波兰尼当时写道，社会开始寻求面对自我调节的市场制度带来的危险如何保护自己，工业资本主义的每个国家各自采取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措施，但是政治上的分歧作为一种补偿，在新生的政权、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罗斯福的)新政之间有相似之处，它们唯一的共同点是坚持“自由放任”的原则。

　　市场已经使社会为经济利益服务，因此造成世界规模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灾难，它们对市场独裁的回答就是放弃“自我调节的市场”，采取国家指导的方针，在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社团主义”(注：社团主义又称为统合主义,在历史上是一种政治体制，在这样的体制里，立法的权力交给了由产业、农业、和职业团体所派遣的代表。与多元论制度相比较，多元制度里众多团体必须经过民主竞争的过程才能取得权力，但在社团主义制度里，许多未经过选举的组织实体掌控了决策的过程。这些社团主义的代表团与一般的商业公司或法人组织并不相同。社团主义又也被称为经济法西斯主义。)的形式维持特定的阶层和政治团体的利益与资本的经济部门如工业部门的利益的现状，由国家裁定这些关系，对经济提出计划，以便达到创造就业、发展工业(首先在“法西斯国家”，其次是在美国和英国是为了军备的目的)的目标，克服大萧条造成的贫困化。

　　“社团主义”服务于专制的政权-–纳粹德国，法西斯的意大利及其他政权—在美国由于实施罗斯福的“新政”，经济的计划有助于实行经济的、财政的和社会的变革，其性质是进步的，目的在于阻止民众阶层拥抱社会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新政”扩散到其他国家。在苏联的社会主义经验是1928年实施经济的五年计划，从1929年开始执行。

　　很明显，通过工业的发展和农村的机械化创造了数百万人的就业。在美国“新政”所实现的目标在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重现：机器人的“大军”取代了现有的领取工资的工人和应当接替他们的青年，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实。在某些国家流传的让工业“返回祖国”的建议也是不现实的，从几十年前起跨国公司一直在将这些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便剥削那里廉价的劳动力，占有市场，为华尔街和它的高管人员汇回利润。经常被忘记的是这些转移不仅是转移了就业，而且失去了积累和转让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知识和经验的能力，以及其他许多事情。

　　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根据经济学家、政治家和统治制度的官员们的意见和建议，他们承认新自由主义已经失败了，成为对资本主义的一种威胁，再次让他们提出国家指导的某种形式，即国家资本主义的指导形式--经济的计划从来没有注意到社会的利益，现在也是如此—或者说“社团主义”的回归包含着欺骗性的概念，比如称这是一种“全球管理的资本主义”概念。

　　经济学家们对我们说些什么呢?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将得主)认为，这是结构性的危机，我们正在忽视的危机—特别是气候变化—在2008年的大衰退之后加剧了，它将不会由市场解决。这是世界类型的危机，为了解决危机需要进行结构的转化，或者说“政府必须发挥一种更为积极的作用”。他的同事鲍尔•克鲁格曼的想法与他相似，尽管开始接近这场结构性的危机的问题的根本：“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我能说的最好的方式有两种可以接受的解释，直到某种程度上这两种解释可能都是真理。”一个真理是技术做出的转变使(领取工资的)劳动处于不利地位;另一个真理是我们正在看到垄断的权力净增加的后果。我们认为在这两种讲述中一个是强调机器人，另一个强调“强盗贵族”。

　　经济分析人士威廉•格雷德指出，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摇篮之一、设在华盛顿的佩特森研究所今年1月举行了一次关于“精英与全球化”的会议，会上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发表了他们的意见和论文。他们中的一些人把全球的制度说全球的制度处在严重的问题之中，他们警告说“如果事情没有变化的话”，将会发生民众的反叛，甚至是发生在美国。

　　格雷德指出，人们对自由贸易制度的承诺已经失去信任，“许多人正在回到政府方面，以便拯救全球的资本主义”。霍华德•罗森是佩特森研究所的访问学者，他指出了最近几十年的消极后果，结论是建议进行改革：在全世界有一个最低工资，增加与生产力提高有联系的工资，设立针对失业的保险，采取国际的劳工标准，推动工会化和华尔街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承诺，不向不接受这类改革的国家提供资金。

　　在佩特森研究所的这次会议上，英国达特茅斯大学的经济学家戴维•布朗奇福勒尔揭露了工人、青年和老人生活的可怕状况，因为他们“将永远不能从缺乏就业中恢复过来”，他警告说，在欧洲工人阶级正“情绪激昂”，正在面对一种“潜在的反叛”，这种事情也可能发生在美国。佩特森研究所的所长、美联储的前经济学家亚当•波森承认，全球化的政治基础存在问题，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令人吃惊的后果之一是广泛地损害了对资本主义本身的信任”。

　　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达尼•罗德里克将在发达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的自由主义”与亚洲新兴国家实施的重商主义相比较，结论是这种“幸福的共处已经到了末日”。由于不平等的增加和西方中产阶级所处的困难形势，加上解除调控造成的金融危机，自由主义的模式已经失去它的光泽。结果是新的经济环境在寻求自由主义道路和重商主义的国家之间将产生更多的紧张而不是妥协。也可能引起很久以来就潜在的关于“创造更多繁荣的资本主义”的类型的辩论。

　　对经济学家阿纳托莱•卡莱斯来说，从当前的危机将衍生出“一种新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模式，它不是建立在盲目相信70年代继续高通货膨胀的市场的力量的基础之上，也不是建立在因为大萧条引起的政府过分干预的基础之上”，他认为“2008年的悲剧在于对市场的盲目信任说服政府适当地操纵这些扩张—内部破裂的周期”，使共产主义消失，使危机成为过去的事情，爱说话的政治家和投票者承认不能让市场由它自己的工具引导：“经济应当受到管理。结果是一种新的受到管理的资本主义的模式正在演变，将逐步取代从里根—撒切尔时代直到2008年一直在统治世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

　　经济学家达隆•阿塞莫格鲁和分析人士詹姆斯•罗宾森在关于题为“国家资本主义正在获胜吗?”的文章回忆，某些亚洲国家“依靠管制经济的不同版本”在几十年里实现了快速和不断的增长，而与此同时自由的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2012年继续扮演它们贫血的角色，接着应追问的是更新经济学课本和研究“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的时刻是否还没有到来。

　　统治者和技术官僚们对我们说些什么呢?今年1月中旬将离任的欧元区经济和财政部长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对欧元区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提出批评，警告说如果没有变革，“我们将失去工人阶级的支持”。

　　后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教授、也将离任的意大利总理马里奥•蒙蒂在意大利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大使说，拉丁美洲今天赢得了中心的和积极的作用，令人钦佩，不说是嫉妒，因为“拉丁美洲善于建设一个以增长、社会正义、现代化和尊重环境为基础的发展模式”。

　　很难相信的是作为“三驾马车”(欧洲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使在意大利实施新自由主义的紧缩政策的蒙蒂，能够赞扬拉丁美洲国家实现体面的经济增长率、创造了必要的就业的政策，因为拉美国家拒绝了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要求，国家积极干预实体经济的部门，在必须实行国有化的时候将企业国有化，对更为严重的社会压力做出回答，控制货币政策，调控银行和金融的活动以便实施一项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

　　在蒙蒂阅历很广的简历中，在“三方委员会”和比尔德伯格集团(布鲁盖尔集团的创始者)中他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思想家，他还是高盛投资公司、穆迪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等大公司的顾问，是巩固欧洲委员会严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许多委员会的关键成员，他赞扬南美洲国家的干预不可能是意识形态的改变，但是也许是纯粹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或是对在自由主义制度的领导层中存在深刻分歧的又一种表示。

　　从“货币战”到保护主义……

　　了解容克和蒙蒂的人知道他们是坦诚的，是在恢复国家的干预，以便在政治上获得新生，继续日本新首相安倍晋三想把他的国家摆脱从20年前陷入的“巫毒崇拜”状况提出的处方。安倍晋三在大选中获胜是因为他以实行企业国有化相威胁，以至如果不接受他提出的“货币海啸”和使日元贬值以创造就业的话，他就要取消日本中央银行神圣不可侵犯的独立。

　　安倍晋三采取这项计划，尽管日本的债务很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底的统计，日本政府的债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37%)，因为他寻求降低日本出口的成本，以便与拥有高技术的韩国和德国竞争，顺便提高进口的成本，引起通货膨胀和创造就业。

　　我们不会忘记2001年日本是第一个大规模发行货币(数量上的灵活或“量化宽松”)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恢复经济收取很低的利率，但成果很小。这是抄袭从2007年以来美国、英国和欧盟其他国家执行的政策，当时它们为了拯救没有偿付能力的大银行和金融系统，将其货币贬值以便继续出口。这类政策并没有使实体经济恢复，但是提供了在新兴国家的金融和货币市场上进行投机的金融资本。

　　当新兴国家的货币升值时，这些投机的流动资金提高了出口的价格，降低了进口的价格，造成这些在传统上存在贸易和支付结算呈负面状态的国家更加不平衡，这正如2010年巴西财政部长古伊多•曼特拉所解释的情况，他揭露这些政策如同是进行一场“货币战”，造成了经济的灾难。

　　现在竞争性的贬值威胁作为“草原之火”在扩散：1月15日俄罗斯中央银行副总裁阿莱克谢•乌卢卡也夫指出，因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政策，世界正面临一场“货币战”的开始。让-克洛德•容克发表声明，抱怨欧元的价值已经“高度危险”，法国政府的部长们赞同他的看法。这些部长认为欧元的升值(最近6个月欧元对美元已经升值7%)在法国阻碍控制失业。从2011年9月起，瑞士一直在操纵它的货币，以便避免继续对欧元升值，现在北欧国家发出同样的抱怨：挪威的财政部长江森•约翰森和瑞士中央银行的副行长拉尔斯•斯文森表示，他们担心地看到本国货币的升值，这两个国家的经济采用很低的利率和更弱的货币将会运行得更好。韩国让人们知道面对韩元的竞争性贬值它将不会无动于衷。

　　离任的英国中央银行行长默文•金表示，“我们将看到加强对对汇率的积极管理”。澳大利亚中央银行行长格林•史蒂文斯认为，这种前景“在全球范围内做出政治决策的人们中间正在引起不安”。

　　从这里走向某种形式的“社团主义”

　　竞争性的贬值加上现有的保护出口的措施，威胁到对某些工业产品和外国的劳动力关闭边界，一旦这些措施在地区或世界范围内付诸实施，其后果将在贸易和金融中以及整个世界生产的链条中感受到，在这种紧张的时刻采取霍华德•罗森和阿纳托莱•卡列茨基建议的“受到管理的全球资本主义”将是可以接受的，总之，不言而喻全球的“社团主义”表现在现有的“自由贸易协议”中，表现在可以谈判的列车上，特别是在跨太平洋经济合作战略协议的谈判之中。

　　这种“全球受到管理的资本主义”的“社团主义”只能是尊重美国的法律框架，以便保护所有形式的知识产权的一种主义，这在跨太平洋经济合作战略协议中看得很清楚。卡尔•波兰尼在前面提到描写英国和以后美国保护工业和商业知识产权的历史的书中写道：从1748年由孟德斯鸠(法国启蒙思想家)创造的权力的分离以来，就被利用来让人民在他们自己的经济生活中与权力分离。

　　美国的宪法是在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间由跟随英国工业发生的事情的统治阶级制定的，将经济的领域完全从宪法的司法权孤立出来，将私人的所有权置于最高的可以理解的保护之下，在世界上创造唯一的合法建立的市场社会。尽管是普遍的选举制，美国的选民对反对占有者是无能为力的。

　　推出和过渡到卡列茨基的灾难的“全球受到管理的资本主义”的进程是怎样的呢? 2004年5月他在蒙特利尔会议期间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一起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让我相信芝加哥大学诺贝尔奖得主的稳重和可靠，那时他们的表现像是神圣的使者，其方法是为了在由资本主义社会接受激进的建议和思想，反对多数人的利益： 在一篇文章中或是一次报告中提出主题，可能将受到乌托邦式的不合理的评判，但是将摆到桌面上来，如果得到有影响力的人的支持的话。主题将重新受到左翼知识分子的攻击，但是那时会出现学者、专家和企业家维护这个主题的的声音，出现在智囊团、受尊敬的报纸的版面上和电视节目中。

　　这个周期将重复和扩大而成为一个有争论的问题，结果将是传统的问题，因此是可以接受的，最后将被接受和付诸实践。在最近几十年这曾经很多次起作用，我们就是这样提醒的。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59期，摘译自2013年1月23日西班牙《起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