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7日-9日，主题为“为生态转型和经济转型而努力”的2013年度纽约全球左翼论坛在位于曼哈顿下城的佩斯大学举行，来自全球的将近5000名左翼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政府官员等与会。论坛采用全体会议、专题研讨、左翼书刊展览等形式，突出论坛主题，反映左翼呼声，凝聚全球左翼力量，成为全球左翼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共同舞台。
一、2013年度纽约左翼论坛的主要特征
基于当前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突出问题，2013年度纽约左翼论坛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热烈研讨。从总体上看，今年的论坛具有持续性、开放性、现实性、针对性等特征。
第一，持续性。2013年度纽约左翼论坛继承了以往历届左翼论坛的传统，其前身可追溯到由美国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主办的、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召开的“社会主义学者大会”。这一会议是为西方左翼学者(他们通常被称为新左派，以区别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左派)构建的一个跨国交流的学术平台。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3年，每年春天“社会主义学者大会”都在纽约召开，但随着新社会运动组织的积极参与，其过浓的学术性色彩有所淡化，参会人员形形色色使其内部左、右翼力量的对立逐渐凸显。2004年社会主义学者会议之后，会议的组织者之间发生分歧和摩擦，以致于2005年的会议停办，自2006年起一年一度的纽约全球左翼论坛取代了社会主义学者会议，一直持续到现在。
第二，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论坛参与机构的开放。本届论坛由佩斯大学主办，另有65家左翼组织、左翼政党、左翼刊物和左翼出版机构积极参与。其中，知名左翼组织和左翼政党有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民主和社会主义联合委员会、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联盟、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同盟、布莱希特论坛、美国共产党、美国社会主义党、美国革命共产党等，知名左翼刊物有《每月评论》、《科学与社会》、《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历史唯物主义》、《纽约书评》、《国际思想评论》等，左翼出版机构有劳特利奇出版社、柏拉图出版公司等。二是参会人员的开放。2013年度左翼论坛参会人员将近5000人，有将近1500人次在370个专题研讨会上作主旨演讲，参加讨论和提问的人数更是不计其数。参会人员身份各异，既有耶鲁大学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曼·乔姆斯基、纽约新学院大学教授理查德·沃尔夫等左翼知识分子，也有包括环境保护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工会主义者在内的社会活动家;既有玻利维亚副总统阿尔瓦罗·加西亚·利内拉、希腊议会议员艾利尼·豆柔等政府官员，也有为数众多的学生、普通民众。
第三，现实性。历届论坛的主题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性，本届论坛也不例外，其主题“为生态转型和经济转型而努力”突出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正如论坛宣言所指出的：“是时候行动起来了!人类乃至人类所处的星球都身处险境。气候不断变暖，冰川不断融化，海平面持续上升，旱灾愈发严重，诸多物种濒临灭绝，一切都源于不可持续的发展与过度消耗自然资源。与此同时，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危机是继大萧条之后最为严重的一次。这场危机所引发的失业人数简直是天文数字，收入水平大幅降低，严酷的缩减预算政策让世界范围的工人们都严重受挫。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与这些错综复杂的危机关联不大的人们却首当其冲，遭受其害，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占生态难民绝大多数的是女性以及黑人。孟加拉国所遭受的洪涝灾害，工厂大火，都是活生生令人痛心的例子。两种危机——实质上是一种生态自杀——暴露了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发展动力本质，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是可以明码标价的，然而包括人类生命在内，人的一切都是没有价值的。同时，新形式的反资本主义以及横向民主抗议活动随处可见。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谁应该拥有我们的地球是一个亟待探讨的问题。参加今年的左翼论坛，探讨应对环境问题，从而创建一个新的世界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第四，针对性。围绕本届论坛的主题，全体会议、专题研讨、左翼书刊展览等论坛交流形式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在全体会议中，沃勒斯坦、乔姆斯基、《每月评论》主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分别阐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美国绿党总统候选人吉尔·斯泰因批评了奥巴马政府应对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相关政策，玻利维亚副总统利内拉阐述了拉美社会运动的概况。在370个专题研讨会上，大家都针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主要矛盾作了有针对性的探讨，其议题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与社会运动、文化与日常生活、美国政治、种族、性别、生态环境、社区组织、食品、医疗、住房与教育、劳工、宗教、艺术、拉美问题、中东问题、全球劳工联盟与国际团结等。在左翼书刊展览中，主要展览了左翼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的相关论著，使人们对资本主义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有了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
二、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中的资本主义
本届论坛围绕主题进行研讨，产生了丰硕的成果。现将一些知名左翼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的主要观点整理如下。
1.资本主义制度终将走向没落
沃勒斯坦在全体会议上谈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他认为，任何制度与体系都必须遵循一系列规则，以使体系得以生存发展。实事求是地说，资本主义制度终将走向没落。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家实现其目标的根本驱动力是无止境的资本积累，而不管这种积累发生在哪里和以何种方式得以实现，由于积累需要占有剩余价值，资本家积累的动力加速了阶级斗争的爆发。粗略估算，到2050年，资本主义制度将会被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取代，新的制度优越与否，我们无从得知。尽管无法保证新的制度一定优于现有的，我们还是可以努力争取一种相对民主的制度。
美国加州大学的迈克尔·皮尔曼、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大卫·麦克纳利、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的迈克尔·赫德森在题为“当前紧缩政策冲击下的原始积累”的专题研讨会上探讨了紧缩政策对经济和社会的危害，并对马克思提出的古典原始积累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由于其残暴性，古典原始积累在促进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的发展方面有一定作用。与古典原始积累相对，其现代变体几乎是完全采掘，通过吸收本可以滋养生命的包括为人类服务的一些公共部分以满足贪婪的金融资本。
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的皮革·拉普、美国异端经济学会的苏珊·帕斯可夫在题为“妇女贫富差距——我们真的取得了可观的进步么?”的专题研讨会上指出，男女之间的个人工资差距是用于定义妇女迈向平等的最标准指数。与此相对，女性贫富差距是指一个女人所挣得的财富总值，减去任何通过遗产继承或配偶所得的财富值。在整体的贫富差距中，女性所占有的财富为男性的8%，这远远高于工资差距所显示出来的不平等性。由于贫富差距受多个变量影响，贫富差距是分析妇女所受压迫一个更有效的指标，它不仅可以用于分析个体工资，还与父权婚姻和家庭制度、阶级、种族和帝国主义相关。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父权制度并不能有效应对资本主义市场之外的社会需求，帝国主义国家将女性、黑人以及低收入工人排除在资本主义工资劳动范式之外，从而带来大批深受压迫的女性工人。他们讨论了女性如何为争取社会安全网络，即由社会资助的安全看护工作，如免费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儿童照顾与老人看护而斗争，结果却发现他们正在全球范围内将妇女劳动再私有化，以使资本主义社会免于支付妇女在市场外的劳动成本。
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导致全球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
乔姆斯基认为，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问题将是未来人类生存的重大威胁之一。工业化加剧、碳排放加速是造成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近年来北极地区冰山、冰盖的融化，导致甲烷大规模释放，这比二氧化碳对全球气候造成的威胁更加严重。一些世界性的环保组织呼吁富裕的国家需要支付环境费用并针对已经出现的环境问题进行修复，来挽救一些受到环境威胁的国家。世界各国领导人已经开始关注生态环境问题，不少民间建立的公立性组织也发起了各种游行或运动，他们都试图使人们加强对气候变暖问题的意识，并希望可以改变世界能源的结构，利用降低能耗或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的技术来解决环境问题。工业革命的确为世界带来许多福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同时为地球环境增加了压力。他还批评了一些大公司致力于将短期收益最大化而忽视环境带来的灾难的倾向，认为这些公司的高层人士的目光过于短浅，这种做法意味着他们必定忽视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可持续性的问题，在将不良影响转嫁于他人的同时，也要让公众忽视市场系统中的一些问题。
沃勒斯坦谈了他对环境危机的看法。他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整个环境问题，但是完全可以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治理环境危机。人们对于气候变化的速度以及对于该变化应做出的补偿有着多种不同的观点。以丹麦为例，在19世纪中期，丹麦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落后小国。然而它在短短时间内的飞速崛起却令世人瞩目。可以说，很多国家与地区都想仿效之，成为第二个丹麦，然而世界已经没有多余的地方再发展另一个丹麦。我们应该做出一种文明的改变，发展速度的标准得降一降，步子要缓一缓，换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做出彻底的改变，而不仅仅是略微的调整。
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与环境保护之间的根本性矛盾。他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就是追求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是一种必须持续扩张的制度，其海外扩张投资的目的就是寻求原材料来源、廉价劳动力和开发新市场，而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会面临自然资源有限的现实。所以，世界经济就是一个巨大的泡沫，只追求利润增长的经济制度便不可避免地超越了地球的承载能力。资本主义要求增长的必然规律、刺激人们的消费、海外扩张、滥用自然资源而不为子孙后代考虑、超越地球的承载能力等特征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对环境产生危害的直接原因。在资本主义制度背后还隐含着种种社会矛盾和社会不公，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不公成为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障碍，比如资本主义是集经济、政治、司法和社会于一身来进行财富积累的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然运行产生了财富和幸福的重大差距，周期性经济衰退对穷人造成了永久伤害。只有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找到一种人类与自然相互协调发展的方法，才能够有效地解决地球和人类共同面临的巨大环境问题。因此，需要社会主义革命，而今天的社会主义不同于20世纪社会主义的地方在于，它不仅应更具有人民性，也应更具有生态性，必须同时也是一场生态革命，其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
美国佛蒙特大学的布莱恩·托卡、英国开放大学的莱兹·莱维多在题为“生态资本主义与‘绿色经济’的神话”的专题研讨会上认为，“绿色经济”曾经由环保主义活动家在世界范围内倡导，旨在推进经济生态化，如今更多地被那些企图控制、掠夺并将自然界一切物品商品化的人所选择。这一议题已经在最近的几次国际会议中提出，是一种积极的“绿色经济”的发展议程，是对自然资源的经济评估，利用新的金融工具开发市场。支持者认为，经济增长与当前消费水平可以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通过更高效的资源模式与更加灵活的资源分配，实现环境可持续性。他们从多个角度进行新生态资本主义批判，关注如何在全球范围内组织人们对此发展议程进行挑战，提出替代发展模式。
布莱恩·托卡、南非夸祖鲁-纳塔尔大学的帕特里克·邦德、美国佩斯大学的克里斯·威廉姆斯在题为“气候正义：一个新兴的运动所面临的挑战与前景”的专题研讨中指出，“气候正义”已经成为对人类固有权利、种族公平与资本主义的替代品等等的统一呼声，其总体目标是强调全球气候危机的社会维度与其潜在的不平等性，促使一种真正以公正为核心的解决方案，沿着反体制的方向对更广大范围内的气候运动产生影响。
布莱恩·托卡在题为“社会生态的革命性的项目”的专题研讨会上指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生态学家就作出了一种革命性的展望，探讨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阶层和自然世界之间的棘手关系。三代社会生态学家从历史、哲学和政治方面讨论了社会生态问题，重点是社会生态的政治策略，这种策略植根于一种联盟式的直接民主。他认为，我们应当追溯社会生态在反核运动、生态女性主义运动、改变全球化运动以及占领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 3.资本主义社会运动为革命性的过渡奠定基础
本届论坛对拉丁美洲的社会运动进行了声援，特邀玻利维亚副总统利内拉做了一场专题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自西方国家推行以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来，玻利维亚历届政府大力实施，但这一模式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玻利维亚贫困落后的历史状况。由于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和政府社会公共服务投入不足，贫困现象日趋严重，贫困人口竟占全国人口的70%。玻利维亚现任总统莫拉莱斯从切身经历出发，认为资本主义只会伤害拉丁美洲，而社会主义则意味着公平和公正，能够使拉美不再“像过去那样被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者统治”。新自由主义绝不是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玻利维亚绝不走新自由主义的回头路。利内拉认为，我们不反对自由市场，我们建立的是一种具有玻利维亚资本主义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所有碳氢化合物的生产利润将被分配到农村等其他地区，我们的农村人民至今仍在使用西班牙人带来的埃及耕具耕种土地。这一新模式的目的是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和公正，我们正在建设后新自由主义社会，这将是一个拥有共产主义经济的多元文化社会。资本主义还将继续，市场会延续，同样外国投资也会存在。自2011年起，玻利维亚逐步废除规定新自由主义措施的法律。利内拉认为，一些行业推行的国有化政策表明，政府决心实施收回国家的财富和造福民众的经济政策。
美国犹他大学的艾尔·坎贝尔、《科学与社会》主编大卫·莱卜曼在题为“选举政治：复原沼泽或社会转型的战术?”的专题研讨中指出，工人阶级运动在早期就曾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代表的性质与参与国家选举进程的期望进行过辩论，作为政治权力较量的一种形式，为革命性的过渡奠定了基础。他们在研讨中对工人阶级运动在政治经济方面要达到的目标有了一个系统的认识，并探讨了是否需要从新的视角考察19世纪中叶以来的资本主义选举制度，扩大讨论的框架，包括当前全球资本主义、金砖国家、跨国化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等。
美国精神分析协会的马里奥·伦登和《每月评论》杂志社的道格拉斯·格林在题为“别无选择和占领——两种社会结构的两种意识形式”的专题研讨会上指出，“别无选择”和“占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两个口号，代表伊什特万所谈的基于两种社会结构的两种意识形式。“别无选择”始于黑格尔，由哈耶克和其他人不断发展，认为世界“别无选择”，只有新自由主义。它代表了绝望，所表达的是一个垂死的社会有机体。相反，占领运动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它认为通过阶级运动进行的活动都有进步性。它的基础是辩证的。“别无选择”所代表的虚假意识在思想上及生态上都产生了不可逆转的破坏性。
美国农场工人激进领导人布鲁斯·纽伯格、纽约工人正义中心的卡莉·福克斯和《每月评论》长期撰稿人弗雷德·马格多夫在题为“农场工人与农业的抗争视角”的专题研讨会中，从三个独特的视角，围绕农业产业化和农场工人的斗争进行了讨论。《生菜战争》的作者布鲁斯·纽伯格，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他在加利福尼亚州作为一名农场工人与激进的组织者所度过的十年，卡莉·福克斯讨论了当前农场工人的抗争，弗雷德·马格多夫作为农业专家讨论了农业的深远影响。
4.资本主义国家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者
乔姆斯基尖锐地批评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对外政策，认为美国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美国开始从世界权力之巅走向衰败。从美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影响、美国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权力向金融资本集中等方面可以说明美国的衰落。对外奉行霸权主义反而对世界越来越失去控制，对内受制于金融资本，以及政治民主迅速萎缩等是美国衰落的主要因素。近年来，美国依然维持冷战思维，在中东一些国家制造事端，威胁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乔姆斯基认为，美国只是在其经济和政治的首要事项进行调整时，才支持民主。他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害怕在中东实行民主，因为这将使中东成为一个更难控制的地区。西方“不想要反映公众舆论意志的政治，因为这种政治认定美国和以色列是真正的敌人，而非伊朗”。他认为，美国对中东的控制虽然在衰落，但还没有被触动。美国作为霸权主义大国的衰落是真实的，但不是最近才发生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其霸权达到顶点时，就开始衰落了。美国试图要控制全球大部分的能源和资源，这样才能对全世界产生实质性的控制权和主导权，美国才能成为世界秩序的规划者，而这并不现实。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尤尼斯·阿布尤比、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穆罕默德·瓦齐尔和美国锡拉丘兹大学的霍勒斯·坎贝尔在题为“北约在利比亚的灾难性失败”的专题研讨会上考察了北约在利比亚战争中的新模式。该研讨会探讨了北约干预的理据，并将对军事演习的讨论置于2011年突尼斯和埃及大规模叛乱的背景下。他们探究了北约干预的外在形式，特别是与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关系，并指出北约对利比亚的干预主要以轰炸行动、军事信息战、第三方国家和私人承包商为特点，说明北约在进行一个新的实验。他们强调这个实验已经失败了。
三、辩证地分析纽约左翼论坛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一年一度的纽约左翼论坛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北美左翼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舞台，发挥着毋庸置疑的积极作用。一是团结了世界各国的左翼力量，使左翼学者、政党和社会活动家有一个深入探讨和交流的平台。左翼论坛将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左翼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聚集一堂，它的普遍性和无派别为左翼人士提供了一个聚集地，促进了更加统一、公平的动态对话。这一点从参会人数的增加、讨论话题的扩展等方面可见一斑。二是论坛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尤其是处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左翼学者，就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未来的社会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不断地促进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政治觉醒，并对各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抗议活动进行了声援。这从总体上展现了左派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使得左翼组织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总体上看这个论坛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值得注意。
第一，组织上不太明确。虽然2013年度纽约左翼论坛以“为生态转型和经济转型而努力”为主题，但由于参会人数将近5000人，研讨的议题达到370个，涉及的学科也较广，这就使得参会学者不能就一个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从而达到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共识。
第二，思想上不太统一。这个论坛总体上来说算不上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论坛，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不占主导地位。虽说是左翼论坛，历届论坛也由近20家左翼组织和期刊协办，但各种思想流派鱼目混珠，各行其是。比如，号称是社会主义、但是却主张以局部社会改良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社会改良主义，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和关注个体的自由平等的无政府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断裂、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过时的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和主张在历届左翼论坛中都有一定的市场，需要我们警惕。
第三，理论上不太彻底。由于西方左翼组织和左翼学者在资本主义的夹缝中生存，在理论认识上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也使得他们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显得不够彻底。比如，左翼人士在资本主义面临的严重危机中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和蓝图，提出了“以大多数人进步为基础的建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图景”，一些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与工人控制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并讨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选择问题。但从总体上看，他们提出的理论和政策，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调整与改良，一些学者并不主张否定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只是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实行一定的社会改良，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不小的差距，还属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范畴，表明他们不是真正的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体现了他们在理论上的不彻底性。
第四，行动上不太协调。当前，北美及世界各国的左翼仍旧处于破碎和混乱的境况之中，并且渐渐脱离了其原有的劳工基础。虽然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欧洲传统左翼政党近年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将很多传统的左翼选民推向了极左或极右等边缘性政党，给激进左翼政党联合各种社会力量组建反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统一阵线提供了一个契机，一些激进组织和左翼政党也在历届左翼论坛上探讨过建立统一组织的问题，并达成了一些意向。但是，由于这些激进组织和左翼政党在自身定位上尚不十分明确，内部各派系在行动策略和目标上存在巨大差异，使得左翼组织没有统一的指挥，行动上不太协调。左翼力量要想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经济伦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