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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前“德国之声”华人员工致“德国之声”广播委员会和德国联邦议院的公开信

我们是几个在德国之声中文部工作了多年的编辑。2010年年底，我们中的两人工作合同被拒绝续约，因而离开了德国之声；还有两人因为同样的原因很快也得离开。另外还有一人是自由职业者，从2011年1月开始，德国之声明显减少了和他的合作。

起初，德国之声把不续签工作合同、解雇我们解释为预算削减，但是这个理由很快就被证明是编造的。后来，德国之声又给出了其他种种理由。一些新招聘来的、没有工作经验的年轻人填补了我们离开所产生的空缺职位。

我们是2008年“中国论战”迟来的牺牲品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围绕德国之声的涉华报道发生了所谓的“中国论战”。其实我们被解聘并没有绝对的必要，而是那次论战的后续发酵，上面提到的5个人都是论战迟来的牺牲品。

2008年夏天，德国之声中文部的编辑和主管们卷入了一场公开辩论。一些生活在德国的中国异见分子、“法〇功”分子、两名自由记者和一个德国“作家团体”，以论战的方式批评中文部的报道“亲共”。

时任中文广播部副主编张丹红女士对这些批评做了回应，却使辩论演变成一场激烈的论战。批评的人认为，北京奥运会前，张丹红在一些脱口秀和访谈节目中过于美化中国，并且有意回避中国的人权问题。实际上，张丹红只是引述了当时德国媒体《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的一些观点。这种批评很快发展成一种对中文部全体华人员工的攻击。德国之声的管理层受到了很大的政治压力，台长埃里克·贝特尔曼先生不得不向德国之声广播委员会、联邦议院的专门委员会做出解释。

德国之声监督委员会仔细调查了整个事件的经过，并根据德国电视一台著名专业人士乌尔里希·维克特先生的独立调查结果，正式驳斥了对德国之声中文部的批评。维克特先生通过阅读中文部刊发的几千篇报道得出结论，“无论是中文部还是张丹红，都没有像其他人批评的那样，进行过有倾向性的报道。”

您肯定以为，这场“中国论战”的结果明显对德国之声有利，华人员工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同。从此，德国之声中文部在外人看来风平琅静。但内部又怎么可能相安无事呢?

那些人质疑中文部已被“红色渗透”，要求对华人员工进行政审，甚至要查查员工的父母（！！！）是否是中共党员。

那些人发表公开信，要求“德国之声中文部与人权组织定期进行交流，一起讨论广播节目和网络节目的重要策划”；要求“德国之声每年提交一份人权工作年度报告，出钱请一些由人权组织指定的专家和机构对此进行审核。”

表面上德国之声拒绝了上述要求。台长贝特尔曼先生在内部通气会上称这些要求“莫名其妙”。2008年，贝特尔曼说过，“对员工进行政审，是斯塔西（原民德国家安全部）的检查，就如同专制政权的观察员呼吸时喷出浓浓的意识形态气息，这恰恰不利于以价值为导向的新闻工作。”

无条件满足那些莫名其妙的要求

但实际上，德国之声不仅满足了批评者提出的各种奇怪要求，在内部对员工进行了审查，并且走得更远。后来人们才逐渐发现，德国之声中文网的所有编辑都受到怀疑，安插监督员、改组中文部领导层，各种措施一步步悄无声息地进行着。

这场“中国论战”前前后后的发展表明，德国之声的领导层在做决策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自保，根本不考虑什么记者的职业操守、德国之声作为公共电台的宗旨和任务。

事件过程中，德国之声上到台长，下到部门领导（主要是亚洲部的项目经理和负责人）都抱着同一种想法，即：无论如何要让那些批评者马上完全满意，以尽早结束这场论战。实际上早在论战初期针对张丹红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强烈时，电台的管理层就已经在敷衍推诿，并把张丹红调离了原来的领导岗位。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息事宁人。

还有，德国之声的领导层至今也没有公开维克特的鉴定报告，而这份报告恰恰可以帮助那些饱受批评和压力的华人员工洗清嫌疑。这份鉴定报告甚至在公司内部都没有流传过。原因是，领导层认为这份鉴定报告不仅不会让那些批评者满意，而且还有可能使论战再次升级。不公布鉴定报告的原因只能有一个，就是要避免出现任何可能导致论战激化的事件。

对那些受到批评的员工来说，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公平的。德国之声的管理层用他们看来合法可行的方式平息了争论，但是部分员工出于无奈陆续离开了德国之声。 

2008年年底，发生了一件与张丹红有关的事情，不仅导致中文部管理层改组，还造成中文网和中文广播部合井。在一次德国之声中文网的内部采访中，张丹红试图反驳一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异见人士对她的猛烈批评。这件事引起了德国之声管理层的不满，决定进行人事调整。

至今仍在担任德国之声亚洲部负责人的戈尔特·施罗德女士，当时代理中文部的领导职务。执行主编改由戴英（音）先生担任。这两人上台后马上按照异见人士的品味，对中文部进行意识形态清洗，调转了涉华报道口径，一切以突出政治与意识形击和批评中国为标准。由于戈尔特·施罗德不懂中文，所有报道的生杀大权完全落在了戴英和那位德国之声的编外监督员手中。

通过秘密“监督员”进行监控

从那时开始一直到现在，德国之声有一位带薪的秘密“监督员”在幕后审查中文部所有报道是否“政治正确”。此人的工作方式不公开，作出的判断不受其他主流中国问题专家的影响，对中文部稿件的评判也不需要与其他编辑交换看法。

这位“监督员”叫约尔格·鲁道夫，汉学家，高校教师，素以与中国异见人士关系异常密切而著称，但此人在中国问题学术研究圈中很有争议。鲁道夫是中文部管理层的委托，定期审查稿件在意识形态方面是积极还是消极。鲁道夫的意见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左右文章能否发表，或者哪些措辞“亲共”。如果稿件作者或者编辑对鲁道夫的鉴定结论有不同意见或者要求讨论，要么不获批准，要么被看作是恰好印证了鲁道夫的鉴定结论。

在鲁道夫的甄别体系中，凡是“亲华”的内容都会被标上-个心形的红色中国国旗，必遭“枪毙”。鲁道夫的工作并不是要避免文章语法或格式错误，而仅仅是要保证中文部不再出现任何在异见人士看来“亲华”的文章。

鲁道夫的鉴定结论对编辑和稿件作者都是保密的。2010年，曾经有三个月的时间，编辑们能看到鲁道夫的评价意见，编辑们对这些评价很有争议。后来，干脆又恢复成保密状态。

“讨论小组”仅仅举行过一次讨论会，与会人员站着进行了将近15分钟的讨论。鲁道夫明确提出，希望在报道中把台湾当作一个主权国家，尽管这违背了德国外交部的方针政策。这种观点让人不得不怀疑鲁道夫的客观性，怀疑他能否胜任德国之声的工作，能否确保德国之声履行职责。

毫无疑问，是德国之声自己把鲁道夫这样的“监督员”请进家门的。此人的言论证明，他对中国的所有看法都是挑衅性和敌视性的，毫无理性和客观。他的观点明显只站在中国异见人士阵营一边。在政治家和中国问题专家中却是饱受置疑。

对于一个公共媒体而言，德国之声秘密安插这样一位删改文章不需要解释、且极富争议的“监督员”，简直不可思议。这种做法就是“新闻检查”。从鲁道夫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言语中，可想而知他为什么会对华人员工一概冠以“亲共”之名，并认定华人员工的报道不客观。

德国之声中文部再无独立性可言

尽管德国之声台长在与异见人士座谈时强调，德国之声没有义务仅仅只反映异见人士的观点，但实际上中文部迅速变成了某种专供中国异见人士表达观点的平台。

中文部从中国请了一位十分活跃也挺有名的人权活动人士当记者。她到德国之声工作就是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包括促进中国的“莱莉花革命”。这位女士作为一位公民勇敢地投身于人权运动是合乎情理的，从道义上也值得称道，但却违反了《德国之声法》规定的新闻工作准则。按照《德国之声法》第5条的规定，德国之声的工作“应该独立、客观地表达吉论，不能一面倒地偏袒特定党派、政治派别、宗教团体、行业或利益集团。同时，还应当尊重听众的道德取向、宗教信仰和世界观。”

即便德国之声就是“人权之声”，那它也应当以符合新闻职业的方式来做事，而不是直接充当人权组织或政治异见人士的角色。

从意识形态考虑，排挤德国之声中文网

广播部和中文网合并改组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原中文网的全体编辑被系统性地排除在编辑部的核心工作之外。批评者强加给他们的罪名是对中国批评得不够，尽管这种罪名已经被台长驳回，并且早就被维克特的调查结论所推翻。

前面提到，德国之声在2009年2月6日与发起“中国论战”的批评人士举行过一场对话会。戴英对应邀而来的异见人士说，“德国之声以前经常用‘共产党的语气"发表文章。事实上德国之声有两个中文部，一个是中文网，另一个是中文广播，两家提供的稿件内容并不一样。现在这两个部门已经合并，各位尽可放心，原则上不会再出现以前的情况了。”

戴英把子虚乌有的亲共嫌疑全部扣在了和他所在的广播部有竞争关系的中文网头上。在当时异样的氛围下，纵容这种不负责任的对外言论是普遍做法，尽管它违反了员工不得在那场论战中公开表态的规定。

用工作安排来控制员工

在两个部门合并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中文部的工作安排是保密的，这种不透明为控制员工开了方便之门。在那段时间，服从领导安排的“听话”员工受到重用，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奖励。而“不合适”的员工则被打入冷宫，并被减薪。编辑部里很少有人敢公开顶撞代理主任戈尔特·施罗德和执行主编戴英。因为在中文部承担实际工作的多数都是“自由记者”，都不是正式员工，工作权益是得不到保障的，他们因不想成为被公开或秘密处罚的对象而选择了沉默和忍受。

即使是在工作安排得以公示的今天，安排工作量的多少还经常被用作“惩戒”，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无讨论，零容忍

即使是在那段人人自危的时期，仍然有人敢于按照新闻从业原则表达自己的观点。朱虹（音）女士是中文部资格最老的蝙辑。有一次她就西藏问题采访了一位汉学家，这位汉学家在某些异见人士看来有些亲华，这篇采访稿在审查时被“枪毙”。朱虹一再公开表示反对。于是，她先是被减少工作量，合同到期也没再续签。朱虹目前正在波恩的劳动法庭与德国之声打官司。

原中文网的编辑们一再被不合理地排除在终审定稿工作之外。2009年1月，在改组后的中文部每周例会上，原中文网编辑王凤波（音）公开对此提出质疑。戈尔特·施罗德不仅没做正式回应，反而称：“我是按照自己的感觉来作出决定的”。王凤波追问道：“您自己也承认，多数同事您都还不认识，那么您的感觉从何而来？”这个提问被当成有意顶撞。王凤波有关工作计划透明化的要求在会上也被戈尔特·施罗德否决了。会议记录间接记录了这次“对抗”：“人事问题将由主管亲自负责，且无须公开”。

会议是15点45分结束的。18点58分，王凤波收到了戈尔特·施罗德的电子邮件。在邮件中，王凤波被指责工作中出现了低级失误。王凤波次日被施罗德约谈。谈话中，施罗德向王凤波施压，要求他今后不得通过内部公共邮箱讨论编辑部的事情。

另一位自由记者王雪丁（音）先生，2009年3月与戴英因新闻从业者的专业性问题发生了争执。事情的起因是，王雪丁采访了德国笔会主席蒂尔曼·施彭格勒，并在后来撰写的采访文章中反驳了施彭格勒的观点。在一个民主国家，对一位专业编辑而言，出现意见分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王雪丁从此遭到了戴英的敌视，并跟朱虹一样，先是被减少工作量，后来聘用合同到期不再续签。

清除“异己”员工

在此背景下，2009年6月，中文部举办了一起培训研讨会，以解决员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讨会的主题是提倡编辑部工作提高透明度和公开性。王凤波利用这一机会，要求公开神秘“监督员”的身份。施罗德透露了神秘人的身份，因为她觉得如果继续隐瞒神秘人的身份，会让研讨会失去可信度。此信息的公开，再一次把施罗德女士置于窘境。

研讨会结束后所有中文部的员工都被要求签署一份“自律声明”。本来，自律声明的内容本身并无不妥，因为其中泛泛的原则性条文其实都已包含在任何一份工作合同中。但声明本身和其中一些条款还是令人生疑，例如签名是否是自愿的？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在出现争议时，谁是解释是否违反自律声明的裁判？被判违规的人会受到什么处罚？

由于有上述疑问，有5名员工没有签这份声明，当然大多数人还是在“游戏规则”上签了名。后来，签名表在办公室里公示了一周，这给那些不愿签名的“造反者”造成很大压力。

2009年7月14日，王凤波被人事处的乌苏拉·科尔女士找去谈话并被“提醒注意”。但是，经人事委员会和人事处审核，强制签署“自律声明”的做法未必合法，此事不了了之。

当年没签声明的5人，现在有3人已经被解聘。剩下的两人是朱尔宁女士（音）和曾多年担任“德国之声”中文部新闻发言人的薛成军（音），虽然还没被开除，但也都多少受到了处罚，两人的工作合同仍是“期限不确定合同”。2009年，薛成军因为反对将用户反馈进行审查式的分类，与戴英发生争执，随后被减少工作量。从2011年1月开始，他每周只需在德国之声工作一天。

中文部领导并不具备专业素养

2008年11月19日，台长贝特尔曼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称，“编辑部的领导层必须要有一定的语言基础，还要有自己的价值准则。”

事实上，2008年12月至2009年12月间担任中文部代理主任的施罗德根本不懂汉语，中文部报道的审批权落到了执行主编戴英和那位幕后的“监督员”手中。2009年12月接任该职的沃尔斯特多夫女士，更是既看不懂也听不懂汉语，更别提评判稿件的质量了。

由于语言能力不足，中文部的领导无法胜任工作。他们无法为稿件质量把关，于是就实行一种违反新闻从业标准的政策，即“政治正确”原则。甚至还有这样一条原则：如果语吉能力不足，宁可站在异见人士一边以保证道德和意识形态上的安全，也不能单纯按照新闻专业性和中立性所要求的那样去做事。所以，每当出现涉华重要新闻时，德国之声的台长、项目主管和编辑部主任们就会遵循这样一个原则：不做讨论就是最好的讨论。谁要是讨论，就会永无宁日，还有可能被踢出局。

每次招聘新员工来替换那些不受欢迎的“闹事者”，德国之声都会解释说“在语言能力方面需要注入新鲜血液”。秉持“诚实正直”之道的老员工当然被划为另类。实际上，记者的职业素质表现在能否对重大事件及内在联系进行尽可能客观准确的报道，而且语法要通顺，文笔要优美。

中文部显然有两把衡量语言能力的尺子。一些经常犯语法错误的同事，因为“听话”而高枕无忧。想要证实这一点，只要看看中文网每天发表的文章中有多少处明显的语法错误就够了。很多时候，很严重的文字错误也都被忽略了，根本不予追究。对编辑部的领导而言，如何对待错误取决于是谁犯了错误。领导的亲信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享有特权，他们的文章即使文字上错误百出，也不用担心后果。所谓的“质量为先”和“三人审核”，在实际工作中完全没有达到改进文字质量的初衷。中文部的一些文章，甚至就是直接从网上整段复制下来的。中文部领导对语言把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渎职做法，早就是编辑部内公开的秘密。

这不是价值观的差异，而是专业素质问题

作为“中国论战”和“张丹红事件”的旁观者，大家可能都很自然地认为事件跟政治取向、人权理念的差异有关。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所有相关记者都认为，中国的未来应立足于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以人权、民主为准则。在诸如对人权影响的看法，以及“批评中国存在破坏人权的行为”等问题上，被解雇的员工与编辑部的新领导层的看法是一致的。

今后，德国之声中文部还能否像以前一样理智、专业、客观地对中国进行报道，非常值得怀疑。事实证明，试图这样去做的人，不是事前遇到阻挠，就是事后遭到惩处。

德国之声中文部已经论为一种“御用”的政治工具，由官方资助，受官方委托，热衷于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持与中国政府对立的立场。凡是不能无条件接受这种对立立场的人，就会受到质疑。例如，如果中文部的人像多数德语媒体一样称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为“奸商”，就会被怀疑“亲共”，这仅仅是因为乔治·索罗斯曾经给人权组织捐过钱，并且支持民主政治。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德国之声的领导不是无所作为就是玩忽职守

作为在德国之声工作过多年的记者，我们对德国之声的畸形发展深感忧虑，一直试图与德国之声的高管们对话，消除他们对中文部的误解。但遗憾的是，德国之声高层没有兴趣倾听我们的想法。他们根本就无视媒体所应具备的监督义务和无党派倾向的中立义务。我们几个人因为坚守独立思考的立场和职业道德规范而受到惩罚。这在一个民主体制的法治国家简直是闻所未闻，令人气愤。我们抵制媒体成为政府的工具，而现在离职的却是我们。

对于德国之声而言，解雇我们的唯一原因就是“清除异己”。“缩藏开支和结构调整”不过是他们掩盖真相的借口。所谓的“能力不足”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德国之声搬出了“广播自由”来辩称解雇我们是合法的。“广播自由”是用来捍卫媒体报道不受外来影响，只有用这个借口才能更换节目策划人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仅仅是思想上有受外来影响的动机就被德国之声开除了。

德国之声的可信度已成问题

德国之声如果追寻的是一种“价值导向”的新闻原则，那么它自己必须首先示范遵守这些价值。如果德国之声不但没有包容多元化观点的勇气，而且还肆意践踏自己员工的基本权利，它就会在受众中失去公信力。

尽管中国仍有网络审查和缺乏新闻自由的问题，但对于今天生活在中国的人们来说，信息交流已经越来越多元化。在全球化和网络化的今天，德国之声所要面对的是一个有着更高要求的群体，他们并不会仅仅因为德国之声是来自西方的报道就会全盘接受。德国之声必须保证其可信度。一些关于可信度的讨论被轻描淡写地以一句“提得很好”一带而过，这显然有损德国之声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根据《德国之声法》的规定，新闻从业者的基本任务是“促进文化与民族间的相互理解”。理解与交流的前提是客观与对话。大批判式的单行道不是正确的交流方式。诚然，“中国论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例子。但正因为如此，德国之声的领导层才应具有这方面的能力。遗憾的是，德国之声的领导层选择了一种对他们来说最容易的道路，那就是粗暴地将讨论压制下去。他们的处理方式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违反新闻准则，而且也是反民主的。

德国之声多元、中立地报道中国，与客观反映人权状况，这两者并不相五排斥。也恰恰是因为雇用了很多外籍记者，才使得德国之声对其他国家的报道更具权威性、多样性和可信性。

我们的请求

我们请所有有条件的人去核查德国之声中文部在2008年“中国论战”后的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规行为。

您将为消除对德国之声中文部的偏见，使其在多元化的民主体制下发表符合记者职业操守的报道方面做出贡献。

因为您的力量，将会使德国之声慎重考虑并最终收回把我们视为异己并开除的决定。

我们并不是逃避现实。我们清楚德国之声的开支状况，我们只是要求一个公平、透明、具有杜会责任感的人事政策。倘若确有缩减开支的必要，也须公平对待所有员工。

请求您的帮助，以终结上述以及其他一些未提到的任意歪曲事实、编造理由解雇异己员工的做法。

德国之声能够为关挂中国民主改革的人们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来源。但前提是，其可信度急待重建。

签字人：

王凤波，2002年至2010年12月德国之声中文部编辑

朱虹，1987年至2010年12月德国之声中文部辑辑

李琦，2001年至2011年4月德国之声中文部编辑

王雪丁，2000年至2011年3月德国之声中文部编辑 

2011年3月于波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