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纳人科菲·安南被认为是联合国历史上最富改革精神的秘书长，在任10年他力推改革，重塑联合国作为最大国际组织的权威性。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 者，安南自称“与时间赛跑”，巴以冲突、非洲战乱、阿富汗危机、叙利亚内战，到处可见他与团队斡旋的影子。安南骄傲自己在“战争与和平”中斡旋的岁月，但 也为未能阻止伊拉克战争倍感痛苦和遗憾。日前，笔者对已经卸任近10年的安南进行了专访，他就联合国改革、中国崛起、中东乱局以及冷战后世界秩序变革等热 点话题做了深入回应。

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

世界已经变化，联合国须随之而变

杨锐：您1997年上任联合国秘书长，正好是冷战结束5年后。上任后，美国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是否给您的工作带来很大压力？

安 南：的确如此。联合国秘书长的工作总是要受到多方面压力，这些压力来自于政府、多边组织或者非政府组织。美国正处于这样一个极为特殊的位置，但这样也不是 没好处，因为冷战结束也终结了世界在重大事件上的分歧、紧张和冲突。突然间我们看到，原先因意识形态分歧而根本不可能在安理会通过的提案现在可以通过了。 美国得到了更加强大的地位，但世界也随之而更加开放，各成员国的合作也更好。

杨锐：您被称为“改革的秘书长”，怎么看待联合国改革？

安 南：当世界已经发生改变，联合国要想适应必须随之而变。我们不会坐视这个组织的权力基础发生萎缩，世界出现了很多新兴国家，我认为有必要对安理会进行改 革，让其更民主和更具代表性。如果做到这一点，安理会会更具有合法性，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我也持有相同看法。

杨锐：冷战结束时，老布什有一段话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新的世界秩序已经建立起来了”。全球化进程中，旧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需要改革。这对于新兴经济体比如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安 南：中国现在是世界重要的经济体，而中国所在的亚洲拥有全球50%的人口，这些是无法忽视的事实。当时世界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抱民主和人权，从某种 程度上来说，就是拥抱西方生活方式。但那是20世纪90年代，现在情况有所不同。亚洲就像一艘行驶的巨舰，世界必须适应这种变化。现在管理世界事务必须采 用全球机制，你无法忽视那些正在崛起的国家，比如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印尼。这些国家都想要更大话语权。如果想要合作，必须给他们有实质性内容的合作 方式。做不到这点，可能只会得到破坏性的合作。

杨锐：中国让几亿人摆脱贫困对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有何意义？

安南：千年计划已经成为消除贫困的共同框架和目标。中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让数亿人摆脱贫困，而且因为中国的经济项目和投资，中国也帮助数百万中国之外的人口摆脱贫困。

杨锐：中国签署了联合国人权宪章。为何美国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指责中国的提案总是被驳回？

安 南：我推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改革成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如您所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已经成了两个不同的团体每年例行开一两次会的论坛， 两个团体之间互相谴责和自我辩护，就像美国指责中国那样。但在新框架设计下，理事会建立的一个前提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权纪录是完美的，没有任何一个 国家可以声称他们的公民是天生的好公民，天生的民主派。在新建立的人权理事会，每个国家的人权纪录都要被审查。47个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的人权纪录是第一批 被审查的，所以你既可以审查中国的人权纪录也可以审查加纳的，也可以审查美国、法国和英国的，这种审查将会一直持续下去。这改变了人权理事会的氛围，是一 个积极的进步。

要非常小心地对待街头运动

杨锐：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如何看待目前的世界形势？

安 南：联合国正是为了防止人们再次受到战争摧残建立的，但从中东到非洲再到乌克兰，有太多战争正在发生。从历史角度说，与之前相比，当今世界的战争数量已经 减少，已经没有大国之间的战争。战争中死亡的人数也更少。这同时也要求加强各国际组织和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对地区冲突施加更积极影响。战争形式也发生变 化，国家间战争越来越少，但内战越来越多，而且也并不总发生在有组织的团体之间，有时发生在政府和松散的民兵组织之间。

杨锐：怎么看待《查理周刊》遭袭和“伊斯兰国”？如何应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安 南：这些是非常残暴的组织，使用野蛮的行径去恐吓和威逼人民，用恐惧使人们屈服来实现统治。任何理由都不能作为他们残暴和杀戮的正当借口。我很高兴您没有 使用“宗教极端主义”这个词，因为有时这些人隐藏在宗教的背后，以宗教名义来掩饰自己的目的。无论伊斯兰教、佛教还是基督教和犹太教，都教导我们杀戮是错 误的行为，对邻居要友善。怎么能够以教导人向善的宗教之名来行杀戮之实呢？问题并不在于宗教和信仰，而是那些人践行信仰的方式。没有任何人可以将极端分子 的行为合理化。在现在的中东，叙利亚和伊拉克几乎成了戏院，暴力冲突天天上演。如果真想控制住这些冲突，需要一些核心国家为共同的目标来制定策略，限制冲 突，稳定中东局势。在我看来，这些核心国家应当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地区国家，比如沙特和埃及。

杨锐：“阿拉伯之春”后，中东更加安全了吗？

安南：无论对身处冲突周围还是对身处外围的人来说，当前局势并不安全，因为当今世界的联系已经非常紧密，极端主义转移、扩散的速度非常快。从不爆发世界大战的角看，现在的确更加安全，在医疗、教育、经济上，我们比过去200年进步了很多。

杨锐：怎么看待发展和民主的关系？是否应该鼓励年轻人利用社交媒体走上街头抗议，实现政权更迭？是要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还是要能发展经济的强人政治？

安 南：我鼓励和期待年轻人去领导国家。关于人们走上街头改变政府(杨锐：特别是关于颜色革命)，关于“阿拉伯之春”，我的立场一向很清楚，我们必须得十分谨 慎地去避免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街头政治可以替代民主选举。选举建立的是一种有秩序、和平和民主的领导权。如果造成了“街头政治等于民主选举”的印象，可 能有一天一个亿万富翁让百万人上街游行来改换政权。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变化，比如说一个有着四五千万投票人口的国家，300万人上街游行，政权就垮台了，不 能把这个叫做民主。你可以把这些叫做自发的革命。我们要非常小心地对待这些所谓的街头运动。街头政治应该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发生的，不应该被鼓励。

丑闻没发生在联合国，而在华盛顿

杨锐：怎么看待您因为批评某个超级大国导致在“石油换食品”计划中被当做替罪羊来指责？

安南：很 高兴您提到这个问题。当时那个针对我的“运动”是由在华盛顿的黑暗势力支持的，随着调查的进行，事实也逐渐水落石出——如果真有所谓的丑闻，这个丑闻也不 是发生在纽约，不是发生在联合国，而是发生在华盛顿，是来自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与萨达姆有着来往的商人为了获取合同在“石油换食品”计划中进行了贿赂。美 国和英国下达指令在伊拉克设立了禁飞区，是他们偷偷从伊拉克走私了数十亿美元的石油到约旦和土耳其。联合国组织了“石油换食品”计划，所以他们为诋毁我和 联合国的形象而把这个计划变成对联合国不利的行为，这是不可饶恕的。我很高兴大多数成员国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并不相信这些诋毁。你可以去查查当时的 资料，一般来说演讲人在联大发言后并不会获得起立鼓掌的待遇，但在我发言后，人们长时间起立鼓掌。这可以看做人们对于美国如此对待我和联合国的一种回应。

杨锐：您被认为是最成功的一届秘书长，您认为继任者潘基文仍然面对着来自黑暗势力的威胁吗？怎么看待美国对于联合国是一个空谈俱乐部，缺乏执法力量来贯彻决议的指责？

安 南：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我们缺乏解决方法，我们的有些决议并不是强制性的，所以有些强大的政府会选择是遵从还是不遵从。有一段时间我们的确是一 个“空谈俱乐部”，但同时我也告诉人们会谈和会议并不总是没用。如果你是一个试图发明某样东西的科学家，要首先建立一个假设，做100次实验可能只会成功 一次，然后有所发明创造，但是失败的那99次就是浪费吗？还是说这99次是创造性冗余？我们说了很多，有时也会拿出积极的成果，比如千年发展计划。会谈也 是创造的一部分，让人们互相交流，总要好过让他们自相残杀。我们看见一些自以为用枪杆子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人的下场，看见他们都对这个世界做了什么。如果 让我选择，是只会动嘴皮子的联合国，还是军事干预？我还是会选择动嘴皮子的联合国。

(杨锐为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主持人、清华大学客座教授，采访稿由葛云飞翻译。)

(原标题: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黑暗势力曾诋毁我和联合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