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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林:“卡扎菲时代”彻底终结

作者:田文林   来源:红色文化网  

据10月20日最新消息,卡扎菲已被利比亚执政当局武装击毙。一代枭雄卡扎菲竟以这种国破家亡方式告别历史舞台,就不免令人不胜唏嘘,极感震撼。如何评价卡扎菲时代的功过是非?没有了卡扎菲的利比亚前景如何?这些问题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的。

    一、卡扎菲生平“盖棺”仍未“定论”。评价一个政治人物,通常做法是“盖棺论定”。但很多时候,“盖棺”未必能“论定”。记得列宁曾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换言之,评价历史人物,要将其放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看这些人物比他们的前人有了哪些进展。而不能简单地用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一味指责他们的缺点、弱点和错误。就笔者看来,评价政治领导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其上台前国家所处状态,与其下台时国家所处状态的对比。如果说国家总体状况变好了,那么这个领导人就是功大于过,反之就是过大于功。而卡扎菲自1969年上台至今,统治利比亚超过42年,使利比亚打上了鲜明的“卡扎菲制造”痕迹。当年卡扎菲接替伊德里斯王朝统治时,利比亚各方面情况都非常糟糕:国内有西方军事基地,石油生产基本被西方石油公司垄断,高级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多数民众生活贫困,百姓怨声载道。而到2011年3月利比亚陷入动荡前,该国人均GDP达1.38万美元,人均寿命超过77岁,民众充分享受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甚至免费公派出国,富裕程度位居非洲第一。只要不带偏见地看问题就得承认,卡扎菲领导这个大约六百万人口的国家不仅摆脱了贫困,而且成为非洲最富裕的国家。当年正是卡扎菲率先发起石油国有化运动,才使过去长期被西方石油公司攫取的巨额石油财富,真正回流本国政府和人民手中。同时,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军事基地被彻底赶出利比亚。可以说,没有卡扎菲,利比亚政治经济就无法摆脱欧美列强的控制。

而卡扎菲之所以毁誉参半,乃至最后“不得善终”,与其内政外交的迟钝与失误有关。在国内政治中,卡扎菲最终未能抵御权力诱惑、摆脱家族观念窠臼,走上了终身执政和家族裙带乃至子承父业的反潮流道路。据报道,卡扎菲八子一女,分别涉足石油、燃气、酒店、媒体、流通、通信、基础设施等产业,基本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由此引发不少民众不满和反抗。而在国际上,卡扎菲外交政策机会主义色彩浓重:其早期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在地区范围内,一直策动推翻阿拉伯君主国;在国际上,则简单地使用国家恐怖主义手段反击西方,结果四面树敌,无论在地区还是国际上均处境孤立。近些年,他又主动投靠西方,自废武功,背叛昔日阵营,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西方对其就像《水浒传》中朝廷对待宋江一样,都是将其价值榨干后,一脚踢开。

当前,正是在内外两股势力的合力作用下,卡扎菲政权最终被推翻。在这个信奉“胜者王侯败者寇”逻辑的时代,相信未来相当长时期,对卡扎菲的评价都面临着被“污名化”处境。然而,历史已然证明,对政治人物评价几经反复的不在少数。因为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会用不同评价标准去衡量领导人的功过是非。

在中东政治剧变中就存在这种情况。在伊拉克,在萨达姆被推翻数年后,由于该国安全局势、教派冲突、基础设施滞后、电力短缺、高失业等一系列问题日趋突出,不少民众开始重新怀念萨达姆时代的种种好处。而在埃及,尽管穆巴拉克政权刚被推翻不久,但一些民众因该国失业、贫困、通货膨胀等种种问题依然如故,甚至反而日趋加剧,因此也开始怀念起穆巴拉克时代的种种好处。相信在利比亚,随着时间推移,民众对卡扎菲的评价也会更加客观公正。

     二、“后卡扎菲时代”并不意味着好日子来临。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利比亚战争都算不上一场正义战争。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西方武力介入,利比亚反对派不可能赢得政权。就此而言,利比亚政局更替带有强烈“西方制造”痕迹。而西方武力干预利比亚,有着明显的“双重标准”色彩:同样是政府强力弹压民变,也门萨利赫政府动用安全部队镇压抗议民众,阿曼政府武力镇压抗议者,以及沙特、阿联酋派兵帮巴林镇压什叶派抗议,西方均“选择性失明”,轮到卡扎菲武力镇压抗议民众,英法等西方国家则跳出来大打出手。这些国家武力干预利比亚,显然是“无利不起早”,借这场战争实现地缘和资源的双重目标。地缘上,将利比亚纳入法国几年前设想的环地中海合作圈,使利比亚成为欧洲的资源供应地和产品倾销地。9月1日,利比亚战火尚未完全平息,“利比亚之友”国际会议就在法国首都巴黎开幕,在战争中表现抢眼的法英意等欧洲国家开始积极谋划布局,忙着瓜分利比亚石油市场。比及卡扎菲时代紧捂石油口袋、防止石油收益流向他国的做法,现在利比亚石油市场的乱相,对该国民众绝非什么好事。

  从利比亚国内看,反卡扎菲势力与卡扎菲间的较量,并非不少人认为的民主反对独裁,而更多是不同部族间因利益和权力分配不公而进行的内部争夺。卡扎菲的儿子曾说过,“利比亚是一个部落国家”。利比亚全国大大小小的部落有几百个,中等规模的部落有20多个,其中较大的有三四个。当年政治强人卡扎菲曾尝试加强国族建构,改变各部落间自成一体的传统社会结构,但其最终还是未能摆脱部族政治窠臼。而当前这场突如其来的利比亚内战,并非外人所想象的民主反对专制、自由反对压制,而更多是因政治经济权益分配不公平,而导致东部各部落最终奋起反抗,因此它带有浓厚的“部落战争”的成分。而部落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赢者通吃”。因此利比亚政权易帜未必意味着该国走入“新时代”,而更可能是开始新一轮的历史循环。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利比亚反对派主要靠西方鼎力支持才获取权力,加上该派势力内部有不少伊德里斯旧王朝支持者,因此,“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很可能推行与卡扎菲政策侧重照顾中下层利益、实现社会公平的政策截然不同的内外政策。简单说,就是对内推行新自由主义,对外奉行亲西方外交。而这类政策只会使少数人受益,多数普通民众利益受损,同时使利比亚丧失国家尊严,沦为西方大国附庸和跟班。因此,如果说当前战争已经使利比亚民众饱受了战火之苦的话,那么长远看,利比亚当前的改朝换代,很可能使普通民众“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如果说利比亚政权更替的最终结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卡扎菲之死无论从哪个层面上看,都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悲剧。

 
                               《中国网》2011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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