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灾难资本主义”在世界蔓延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1月07日10:18 环球时报 微博
田文林
利比亚战争已然结束，虽然西方从中获得不少战争果实，但从宏观视角看，战争凸显了近几十年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失衡导致的后果，战争的暂时 “胜利”反过来又强化这种失衡，使未来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太平。
这场战争爆发是国际体系急剧转型的必然产物，也是垄断资本主义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金融化加速发展。然而，金融领域本身不创造财富，金融资本的谋利主要靠金融炒作和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品，演变为一种“空手套白狼”的“赌场资本主义”。因此，金融资本过度发展并不意味着英美资本主义找到救赎之路，而是病情加重后的“虚胖和浮肿”。金融危机爆发、美债和欧债危机加重及“占领华尔街”的兴起，充分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已到无法自我调节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制造灾难成了缓解自身经济危机的惯用手段。这里的灾难既包括由大自然引发的海啸、飓风、地震、干旱，也包括政变、战争、恐怖袭击等社会暴力行为。这种趁着灾难进行精心策划的掠夺，以及把灾难看成市场机会的观念，意味着资本主义已发展到“灾难资本主义”阶段。而这些灾难和暴力手段的首要经济效果，就是打开原本封闭的新市场。因此西方武力打击的重点对象，就是那些阻挡资本扩张、奉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政策的国家，以及市场体制落后、不肯与资本主义体系接轨的“化外之邦”。
冷战结束至今，西方发动的5场地区战争中， 4场在伊斯兰世界，3次直接针对阿拉伯国家。而伊拉克和利比亚恰好都是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这种战争既是争夺“中间地带”的地缘政治扩张，更是为将这些国家强行纳入西方经济体系的资本扩张。
“灾难资本主义”制造政治乃至军事灾难的严重程度，与其经济危机严重程度呈正比。当前欧美债务和经济问题日趋严重，不得不加快对外转嫁危机，乃至主动发动战争。利比亚国内动荡，无疑为这些西方国家开启战端、缓解经济问题提供绝好机会。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次战争中，越是那些国内产业空心化、金融资本过度膨胀的国家(如英法美)，参战态度最积极，而实体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如德国)，对战争则明显不热心，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赌场资本主义”更易演变为“灾难资本主义”。
反过来看，这场利比亚战争也是西方重塑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链条，因此这场战争的短期“成功”，无疑会加强西方经济和军事实力，刺激其发动新的对外战争。而对中国来说，这场战争看似距离遥远，但中东已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供应地，西方在该地区频繁进行军事干预，不断威胁、削弱中国的现实利益，并在事实上压缩中国实现崛起的外围空间。可以肯定的是，利比亚战争绝不是最后一场殖民战争。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潜在的被打击名单，但中东无疑仍是西方重点“关照”对象，西方将力图使地区秩序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利比亚战争刺激了西方武力干预他国的决心和胃口，世界未来将因此变得更不太平。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田文林：地缘政治·中东破碎地带·利比亚战争
发布时间:2011-08-26 13:58 作者:田文林
2011年以来，中东政治中最引人关注的一大事件，就是西方持续空袭利比亚。这场武力干涉从3月19日开始，至今没有结束迹象。从更宽视野看，从二战结束后，中东始终没有停止过动荡，仅阿以之间迄今就已爆发过6次战争，此外还有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而当前的利比亚战争仅仅是半个多世纪来中东持续动荡的缩影和最新体现。由此产生一个问题：中东地区为何动荡不断？阿拉伯国家为何频频成为西方武力干涉和打击目标？
在谈及中东为何动荡、西方为何频频在中东渗透扩张时，人们很容易被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所吸引，如争夺石油、民族教派分立、与西方文明差异等等。但实则不然。如果说中东动荡是“石油惹的祸”，西方是“为石油而战”，但这很难解释一个基本事实，俄罗斯同样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为何西方国家却不敢打俄罗斯的主意？因此，石油因素只能是促使中东动荡的诱因，而非冲突根源；有人认为是中东民族教派矛盾复杂，以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文明间冲突”所致，但这很难解释，中东早就存在多种民族宗教，为何过去可以相安无事，而现在却纷争不断？同时这也很难解释土耳其与欧美的亲密关系。用存在了上千年的宗教信仰，解释当前地区动荡和西方干预，实际是将现实世界神秘化。在这一问题上，基辛格正确地指出：“中东的冲突并不像人们常说得那样持续了几千年。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我们20世纪的产物。”[1]本文认为，中东地区之所以动荡不断，阿拉伯国家频频遭受西方欺凌，与中东地缘政治版图“破碎化”直接相关。
一、制裁分裂：阿拉伯世界灾难性的建国史
从地缘政治角度阐释国家权力由来已久。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麦金德的“陆权说”，马汉的“海权说”，斯拜克曼的“边缘地带说”等，尽管这些学说强调侧重点不一样，但无不将国家权力与地理因素联系在一起。地理位置、版图大小、资源配置等地缘政治基本要素，对决定国家权力大小有着持久性影响。“（国家）实力取决于与全部领土有关的大小、位置，以及它所拥有的必要的物质和人力资源等因素。”[2]如果将权力比喻成肌肉，那么地缘版图就是骨骼，一个国家实力能强大到何种程度（即能长多少肌肉），说到底还要受骨骼（疆域）大小限制，它决定着国家实力增长的极限。[3]从经济角度看，经济发展规模同样取决于国家规模。亚当·斯密曾指出，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主要是分工的结果。而分工的水平和程度取决于市场范围的大小。“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4]因此国家规模大小直接决定经济发展潜力。斯大林一向以铁腕著称，曾使苏联短期内由使用木犁的国度，一跃成为拥有原子弹的超级大国，但他仍感叹“对于地理，我们无能为力”。[5]
因此，在国际政治中，削弱对手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分裂领土，使其永久性失去国力增长的基本前提。西汉政论家贾谊曾说过：“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6]摩根索也曾指出：“减少较重砝码的方法典型地表现在‘分而治之’这一准则中。试图削弱竞争者或使之保持衰弱的国家，都采用这种通过分裂竞争者，或使之保持分裂的分而治之的方法。”[7]说白了，就是国家分得越小，越容易掌控。尤其对已经成为破碎地带，并深受其苦的欧洲列强来说，更是极度依靠这种战略手腕。英国本土面积不及殖民地面积1%，却建立起“日不落帝国”，凭借的就是“分而治之”的政策。英国殖民者A·拉其普特曾说：“我们的态度是尽力维护现存的宗教的种族分裂，而不是使之融合。”[8]而两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惩罚战败国，用得最多的手段，就是将其疆域分解，如一战后肢解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二战后将德国一分为二等。联合国刚建立时，世界只有五十多个国家，而现在国家总数已将近二百个。
而中东地区同样是这种地缘政治战略的牺牲品。西方殖民者的有意分裂，加上阿拉伯统治者的短视软弱，使中东成为世界地缘版图中最大的破碎地带，彻底消除了该地区出现世界性大国的可能性。
20世纪初，阿拉伯世界所属的奥斯曼帝国已成“欧洲病夫”，英国为了抗衡俄国，曾长期采取维护现状政策。一战爆发后，由于奥斯曼帝国愚蠢地将自己绑到德国、奥匈帝国等组成的“同盟国”战车上，因此英国改弦易辙，将奥斯曼帝国视为削弱和瓜分对象。当时，英国在中东主要有两大目标：一是在中东寻找和扶植盟友，确保战胜德国；二是将阿拉伯地区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由此造成英国对中东政策总体政策就是“分而治之”：在土耳其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制造裂隙，削弱奥斯曼帝国与英国作战能力；而在阿拉伯世界内部，则是继续制造矛盾，借此实现将其纳入殖民地的设想。
为此，英国一方面挑动奥斯曼帝国内阿拉伯诸省发动叛乱，英国看中了哈希姆家族首领侯赛因。从1915年7月15日到1916年1月30日，英国高级专员麦克马洪与侯赛因就划分势力范围及战后边界问题讨价还价，共交换了八封信件，史称“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英国承诺在战争胜利后建立一个北到亚历山大勒塔，东到伊朗边境，南到波斯湾，西接红海、地中海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人随后在1916年6月5日发动“阿拉伯大起义”，配合英军向奥斯曼帝国进攻。参加阿拉伯起义的英国人劳伦斯在一份秘密文件中说，阿拉伯起义有利于英国，“因为它有助于促进我们的直接目的，即瓦解伊斯兰阵营，打败、毁灭奥斯曼帝国；也因为它继土耳其之后建立的国家对我们没有危害，……如果我们措施得当，他们就会保持政治分裂状态，成为一个由一些缺乏内聚力的相互忌惮的公国组成的组织。”[9]不难看出，英国人支持阿拉伯人起义的真实动机，除了针对奥斯曼帝国，还暗含分裂阿拉伯人的祸心。据此不难理解，为何在与侯赛因达成协议不久，英国又与法国秘密签订了“赛克斯-皮科特协定”，暗中将阿拉伯世界划分出不同势力范围：法国得到叙利亚和黎巴嫩，波斯成了英国保护国，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则成为英国势力范围。
与此同时，英国还鼓励犹太人向阿拉伯土地移民。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发表讲话，称乐意看到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这就是著名的《贝尔福宣言》。“显而易见，该宣言与麦克马洪给侯赛因的许诺相矛盾，也与协约国就瓜分奥斯曼帝国而达成的秘密条约背道而驰。”[10]英国这样做，表面上自相矛盾，实则万变不离其宗。英国人十分清楚，阿拉伯民族注定将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其一旦独立建国，西方列强将根本无法掠夺当地石油。而安插一个犹太人国家，将使阿拉伯世界持久混乱与分裂，更易于西方进行控制。丘吉尔就认为，“巴勒斯坦的犹太国不但对犹太人有好处，而且能充当英帝国在中东的一个堡垒和盟国。”[11]（后来的事实证明，以色列确实成了西方防范阿拉伯民族实现联合的心腹大患。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纳赛尔、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曾风靡整个阿拉伯世界，并显示出巨大的政治经济能力。但正是由于1967年与以色列战争的失利，导致纳赛尔壮志未酬身先死，阿拉伯民族主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而当时阿拉伯人的主要领导人侯赛因，过分相信和依靠西方，更多考虑个人和家族利益，而不是国家和民族利益，因此在阿拉伯人建国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设计出一套“分家另过”的悲剧性战略构想：由他的一个儿子费萨尔统治叙利亚和伊拉克，另一个儿子阿卜杜拉担任巴勒斯坦国王，而他本人担任汉志国王。[12]这种战略构想，与当年欧洲遭遇十分相似。在欧洲历史上，查理曼大帝时期，欧洲一度实现了版图统一，但查理曼大帝去世后，其三个孙子就将“家产”一分为三，从此使欧洲日渐陷入版图碎片化和战争持久化状态。因此侯赛因的设想，正中西方分裂阿拉伯世界版图下怀。现代中东的边界，正是由一战的战胜国根据1916年制定的“赛克斯-皮科特协定”划定的。这种灾难性的建国史，使中东像欧洲那样，也患上了粉碎性骨折，为阿拉伯世界埋下羸弱、内部动荡和外部干涉的祸端，而始终难以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以说，当代中东问题中最难解决的那些冲突和矛盾，大多与英法“委任统治”有关。它是造成中东诸多问题的渊流所在。[13]
二、破碎型地缘版图为中东开启动荡祸端
地缘政治解析中东政治的总钥匙。按照亨廷顿的说法，文明集团往往要围绕一个“核心国家”，它能够行使维持秩序功能，就像家庭里一个年长的成员，为其他亲属提供支持和制定纪律。一旦缺少核心国家，文明内部或文明间建立秩序，就变得更加棘手。[14]这种分析实际完全适用于地区体系分析。中东地区冲突的内向型和持续性，就与该地区核心国家的缺乏直接相关。“核心国家的解体，一般都意味着混乱和灾难。”[15]奥斯曼帝国时期，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核心国家的长期存在，保障了中东的秩序与和平。其除了与欧洲基督教国家，东部的萨珊帝国偶有冲突外，内部各民族、宗教间一直保持高度和谐。
而奥斯曼帝国解体后，由于英国统治者有意制造分裂，实行委任统治，使中东地缘版图日益碎片化。阿拉伯民族凭借庞大的人口、宗教、历史纽带，本来有潜质建立统一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由于英法委任统治，使该地区最终被分裂为22个阿拉伯国家。而国家是一个自我生长的自组织，其一经建立，便自动将巩固、追求自身权力和国家私利列为首位，并开始依据领土概念进行统治，如统治生活在境内的居民、控制边界、建立官僚体制等[16]。黎巴嫩历史学家凯马尔·萨利比曾指出：“当有政治野心的人们开始为权力和地位，在各个国家中竞争时，并且当这些国家都各有其自己的统治机构和行政管理的官僚组织时，那些把他们分开的边界线，尽管几乎没有一条是天然的或是历史的，却开始加固起来。”[17]
由于这些国家实力相当，缺乏明显发挥主导作用的核心国家，因而谁也难以发挥支配性，形成“谁也吃不掉谁，但谁也不服从谁”的复杂均势状态。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聚合场中的力量中心越少，极性越单一，聚合场的总能量越大；反之，聚合场中力量中心数量越多，极性越复杂，聚合场的总能量越低。”[18]而阿拉伯世界小国林立，而且国家间政体、意识形态、外交政策乃至宗教教派差异甚大，各国间难以组建长久性联盟。相反，每个国家都唯恐地区局势不利于己，因此不约而同地采取“相互制衡”做法，导致地区内耗不断，地区安全困境加剧。如二战后，沙特害怕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在同属谢里夫家族的统治者下实现联合，而埃及一心想成为人所公认的领袖，继续充当许多小政府之间的仲裁者，也反对这种联合，因此与沙特联手阻止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三国联合。[19]同时，叙利亚和伊拉克谁也不肯依附对方，叙利亚害怕伊拉克吞并它，于是依靠埃及，甚至依靠俄国来保护它。而黎巴嫩则害怕被叙利亚吞并。在约旦与叙利亚之间，开始是叙利亚怕被约旦吞并，后来变成了叙利亚威胁了约旦。总之，由于缺乏综合实力强大、足以主导地区局势的“核心国家”，中东至今没有形成稳定的地区结构（包括地区安全机制），使其既无法实现自强，也无力阻挡外部势力进入中东，甚至主动邀请外部势力进入中东，从而使地区局势持续动荡。
首先，无力阻挡以色列建国和坐大，使中东增添地区动荡的永久性因素。阿以冲突是中东地区历时最久的地区热点，双方冲突不断是导致中东动荡不定的最主要因素。而所有这些问题的开端，就是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建国。前文已经提到，西方当初怂恿犹太人向中东移民，本来就有“掺沙子”，搞乱阿拉伯世界的用心。但阿拉伯世界由于内部矛盾众多，在对抗以色列问题上各怀心思，始终难以形成合力，因而使以色列屡次逃过劫难，日趋由弱变强，最终成为阿拉伯世界最大安全威胁。如第一次中东战争（1948年）爆发时，叙利亚为求得更多的武器而延误战机；埃及直到战前临时决定参战；外约旦则一心想抢在埃及之前占领耶路撒冷，并尽可能多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各怀鬼胎导致各国各行其是，“他们互不透露各自的计划，他们互不协作，只着眼于自己能控制的那部分地区。”[20]阿拉伯军队间也互不配合，甚至相互拆台，如埃及由于担心阿卜杜拉在巴勒斯坦的胃口太大，竟然截获英国运给外约旦武器弹药，结果造成阿拉伯军团被动。而在第二次开战后，当埃及军队处境危急时，阿拉伯盟国除了口头声援外，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援助，外约旦甚至不屑答复。埃及不得不主动提出停战谈判，其他国家也相继与以色列停火，使这场战争最终以色列胜利而告终。一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事后感叹道：“在敌人面前，阿拉伯人没有统一的国家，只有几个小朝廷、几个集团，而不是统一意志的民族整体。他们彼此心怀恐惧，互相监督，尔虞我诈。”[21]正是由于“分裂出来的众多阿拉伯国家各怀鬼胎，这才使以色列能够成功各个击破阿拉伯军队。”[22]
政治学中有个“猎鹿博弈”：几个猎人联手去围捕一只鹿，他们如齐心协力，抓住鹿的可能性很大。这时正好有只兔子从身边经过，其中任何一个猎人只要一转身就能抓到这只兔子，但鹿将乘机逃跑，其他猎人将一无所获。而持续几十年的阿以冲突，实际就是个典型的“猎鹿博弈”，即阿拉伯国家围猎以色列。但由于阿拉伯国家各行其是，将本国利益放在首位，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埃及为收回西奈半岛，减少战争负担，率先与以色列单独媾和，实际充当了率先脱离队伍、独自去抓野兔的猎人。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联合围堵功亏一篑。以色列前总理本·古里安曾经指出，“能保护以色列的不是原子弹，而是阿拉伯世界的四分五裂。”[23]前国防部长达扬说得更加形象具体：“如果你从车上卸下一个轮子，车就开不走”，“如果埃及不介入冲突，仗就打不起来。”[24]埃及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表面看似乎是萨达特赢了——他不费一枪一弹收回了西奈。但实际上以色列的收益要大得多，因为再也不会发生所有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战争了。而叙利亚和约旦对以色列根本不足为患。[25]
事实上，正是由于埃及率先倒戈，才导致后来约旦1994年与以色列建交。而摩洛哥、毛里塔尼亚、突尼斯、阿曼、卡塔尔等国，也先后与以色列建立不同级别的外交关系。阿拉伯国家联手围堵以色列的局面，日渐不复存在。而阿以冲突也逐渐变成以色列与前线国家的冲突，再后来演变为巴以冲突，乃至现在变成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巴勒斯坦人’逐渐成为故意跟以色列过不去，捣乱和平的恐怖分子的同义语”。[26]而没有了强大对手制约，以色列在中东的行为日趋肆无忌惮，成为阿拉伯国家安全的经常性威胁。迄今为止，中东地区几乎所有地区战争和冲突（除两伊战争），都与以色列有关。但由于阿拉伯世界内部分裂，尤其是埃及退出反以阵营，使阿以冲突几乎成了以色列一边倒的屠杀。如2006年，以色列仅仅因真主党绑架几名以色列士兵，就大举入侵黎巴嫩，造成5000多人伤亡；2008-2009年，以色列又因为哈马斯发射火箭弹，又对加沙地区发动武力清洗，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而主要阿拉伯国家反击乏力，基本丧失了反击能力。事实表明，阿拉伯国家各行其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客观上帮助以色列立足和强大。反过来，这又严重恶化了阿拉伯世界的地缘生存环境，并使这一政策的始作俑者埃及最终也受到损害——推行这一政策的穆巴拉克黯然下台。
其次，从国际范围看，阿拉伯世界成为西方渗透扩张和武力干涉的对象。中东地缘版图的破碎化，导致中东每个国家都国小力薄，难以在国际舞台充当棋手角色，而只能沦为大国角逐的棋子，其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力量。伯纳德·刘易斯认为，“中东地区发生的一切取决于来自别处的势力，中东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各种关系，是由非中东国家之间的敌对竞争状态来左右的。”[27]自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只需要很小的军队就能进入中东核心地带。而要去赶走这些西方军队，则需要另外一个西方国家的军队。
由于缺乏核心国家，阿拉伯世界中的主要国家，如埃及、叙利亚、伊拉克、沙特等明争暗斗，竞相争夺地区事务主导权，为此不惜引入外部大国做靠山。而疆域幅员更小的阿拉伯国家，更是离不开外部大国支持。阿拉伯世界内讧不断，由此使外力介入成为必然。20世纪30年代，沙特把它的石油特许权给了美国的康采恩，而阿布扎比则给了英国石油公司。“两个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把大国英国和美国也卷了进来。华盛顿和伦敦都对各自的盟国负有义务。”[28]纳赛尔希望将英军驱逐出去，但有些阿拉伯国家首脑（如伊拉克首相努里·赛义德）则欢迎英国军队。这样“既可以替他们保卫边疆，又可以帮他们保全自己的地位。”[29]从1930年伊拉克获得独立起，赛义德一直依赖英国的武器和指导来治理国家。他曾坦率地对埃及人说，要是没有英国帮助，伊拉克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就无法生存下去。[30]因此他反对纳赛尔将英军从阿拉伯世界全部赶走的想法。这样，纳赛尔前脚刚把西方列强从本国驱逐出去，那些所谓温和国家（伊拉克）后脚便将其重新迎接回来。而纳赛尔在面临西方围堵的情况下，也不得不另辟蹊径，与苏联日益走近。
“核心国家的缺席造成了中东地区的动乱，而动荡不定的局面与无能为力的状态，又为外来势力介入提供了借口和条件。”[31]中东内部纷争不止，使外部大国成为最大受益者。冷战时期，美苏都将中东当做实现世界霸权主战场，各自扶植代理人，借制造危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美苏既可以利用中东紧张和混乱的机会，使中东国家牢牢地依附于它们，从而巩固和扩大它们在中东的势力范围，又可以互相勾结，在必要时拿中东国家的利益作交易，避免因其直接对抗。”[32]冷战结束后，中东成为美国禁脔。而阿拉伯世界的分裂状况，使其基本丧失了自我保护和反抗能力，而成为任人宰割的地缘政治牺牲品。冷战结束至今，西方在世界上共发动了5场地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中，其中4场在伊斯兰世界，3次直接针对阿拉伯国家。而阿拉伯世界眼见西方大国在中东横冲直撞，损害阿拉伯权益、地区稳定和国际道义，却难以做出有力回击。正如萨义德所指出的：“美国政策一直都对阿拉伯人民的热望表现出轻蔑与公开的敌意，并且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自纳赛尔逝世以来，阿拉伯统治者凡事有求必应，其中反抗者凤毛麟角。”[33]
有人曾正确地指出，阿拉伯世界之所以任人欺凌，主要根源就是阿拉伯人不团结。但殊不知，阿拉伯人“不团结”，并非是其天性如此，而是源于中东地缘版图的“巴尔干化”，地缘版图碎片化直接导致各小国间利益诉求不同，从而在对外行动中难以同心协力。迄今，第三世界的其他两大地缘破碎地带——非洲和东南亚，已分别通过非盟和东盟地区性组织，很大程度实现地区联合，而中东至今没有地区性政治经济组织，即使囊括所有阿拉伯国家的阿盟，内部凝聚力也不断弱化，从而使阿拉伯世界始终难以摆脱动荡、孱弱状态。
三、从苏丹分裂到利比亚战争：中东地缘悲剧的新案例
我们知道，“中间地带”一直是西方列强谋求和维持霸权的根基所在。一位地缘政治学者曾指出：“大部分冲突出现在受大国挤压的地区。霸权国家的势力范围要超越其中心地区，以它们的权力征服较小的国家，包围次强国的势力范围，并相互蚕食对方的边缘地带。”历史上，英法曾仰仗庞大殖民地供养，长期称霸世界，二战后殖民体系瓦解使英法很快沦为美苏角逐的配角。冷战时期，美苏争夺的重点同样在“中间地带”。毛泽东曾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周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上进攻苏联的。”冷战结束后，西方大国对中间地带的争夺意图更加明显。布热津斯基曾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要成为欧亚大棋局的赢家，主要条件就是“棋盘的中间地带能逐步并入扩大中的、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势力范围。……如果中间地带拒绝向西方靠拢，而成为非常自信的单一的实体，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就将严重受损。”[34]因此不难发现，冷战后美国等西方先后发动的几场战争，全部是在欧亚大陆几大力量极（欧盟、俄罗斯、中国）之间的广大缓冲地带。
而阿拉伯世界因地缘位置重要，石油资源储藏非常，最关键是因地缘版图破碎而缺乏自我防护能力，因而成为西方觊觎和扩张的主要对象。反过来看，西方继续沿用“分而治之”的阴损办法，设法将阿拉伯国家进一步碎片化。2011年初，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苏丹通过南部全民公投，最终使国家一分为二。而这一国家分裂的种子，早在2005年苏丹南北达成“全面和平决议”时就已埋下。而这一和平协议正是在西方诱迫下签署的。2011年3月19日，英法等西方国家又借口卡扎菲政府镇压平民，迅速对其发动空袭。利比亚成为西方猎杀对象，正是因为其资源丰富（石油储量非洲第一，世界第七），国际处境孤立，加上已经“自废武功”，因此打起来不费劲。而当前“中东波”使地区局势大开大合，利比亚政局动荡，也为外力介入提供契机。
但不少有识之士指出，西方打击利比亚，同样有着深刻的地缘政治考虑。它一方面是阿拉伯世界地缘版图碎片化，以及内讧不断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制造新的地缘分裂、熄灭阿拉伯团结复兴火种的新开端。
我们知道，卡扎菲1969年通过政变上台时，正值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之际。可以说，那个时代是需要英雄也产生了英雄的时代。卡扎菲深受当时政治氛围感染，自视为纳赛尔的忠实追随者。据说他把纳赛尔的演讲背得滚瓜烂熟，碰到问题就到这些演讲中去寻找答案。在纳赛尔影响下，卡扎菲渐渐形成反对王朝统治、反对西方干预的基本政治理念。现如今，尽管卡扎菲政策主张尽管一变再变，如其基本轮廓仍清晰可见，其政治话语体系仍充满了对现行不合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严厉抨击，保留了大量诸如“殖民主义与反殖民”、“霸权主义与反霸权”、“国际体系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等政治警觉性甚高的政治语汇。“话语即权力”，这种政治语言蕴含的真理颗粒和思想闪光点，实际蕴含着巨大的政治动员能量。只要这种思想火种保存下来，就有可能动员产生自主性的政治力量。尤其在外交领域，卡扎菲曾长期以纳赛尔继承人自居，倡导阿拉伯民族主义。卡扎菲曾说过“普鲁士统一了德意志，皮埃蒙特统一了意大利，我觉得，我们这个小小的共和国也将扮演这样的角色，统一整个阿拉伯民族。”[35]卡扎菲之所以强调统一，是因为其深刻认识到，四分五裂的阿拉伯世界要想真正实现复兴、自强，就必须首先要实现内部团结。他在一次讲话中指出：“要想保护阿拉伯人民不遭敌人侵犯，就少不了统一。要想保护阿拉伯国家的成就，就少不了统一。要想保护自己和社会主义，就少不了统一。统一是阿拉伯国家进行斗争的可靠规划和最终理想。统一是对付犹太复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挑战的历史性的、决定性的范畴。”[36]
执政以来，他先后试图同埃及、叙利亚、苏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实现联合或合并，可是都中途夭折，他还因此落了个“疯子”的绰号。尽管如此，卡扎菲所指出的阿拉伯联合路径，至今仍是阿拉伯世界实现集体自强的唯一路径。而这种“异端思想”显然是令西方真正感到恐惧和不能接受的东西。
对西方国家来说，阿拉伯世界团结统一，西方将失去对该地区控制，而其保持分裂内讧、半死不活状态，最符合其战略利益。由此不难发现，凡是主张依附西方，包容以色列，奉行本国至上的阿拉伯领导人，如埃及的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约旦国王侯赛因和后来的阿卜杜拉二世，以及各海湾酋长国，普遍被西方奉为座上宾。相反，那些主张政治独立，谋求阿拉伯团结统一的领导人，如纳赛尔、阿萨德、卡扎菲，乃至武力统一者萨达姆等，总是自动被西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卡扎菲作为这批领导人的最后幸存者，西方自然巴不得他早点死去。而这次西方联手倒卡，无疑是其急于终结、埋葬阿拉伯民族主义时代的悲剧性事件。
而阿拉伯世界非但未强力阻止，卡塔尔和阿联酋还参与“围殴”，这种“兄弟阋于墙”的现象，表明阿拉伯世界内部分裂之深，已到无以弥补的程度。在丧失了一批有战略目光的政治家后，阿拉伯世界很可能更难形成合力。届时，阿拉伯人空有众多人口，广阔疆域和丰富资源，但只能充当西方大国的跟班，而始终难以走出战乱和衰退的恶性循环。
结论：
地缘板块的统一和维护主体性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地缘板块的分裂则是国家动荡的最终根源。布热津斯基认为“国家领土面积的大小也仍是衡量其地位和力量的主要标准。”[37]但中东由于缺乏核心大国，至今未形成稳定的地区结构体系（包括地区安全机制），由此造成两个结果：无力阻挡外部势力进入中东，甚至一些国家会主动邀请外部力量进入中东，从而使中东矛盾更加激化和复杂（如这次利比亚战争）。另一方面，中东是地缘政治中心，同时也是资源中心。二者合二为一。这种诱惑性很容易导致大国觊觎，不断加大对中东事务问题介入力度。
而对西方大国来说，中东地缘版图的破碎化，固然使其进入中东门槛和阻力较小，但与此同时，由于中东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政治力量林立，使外部大国很难找到可以依赖、长久稳固的战略支撑点。艾森豪威尔曾感叹说：“由于民族主义精神的觉醒和高涨，这个地区出现了一些独立的然而是不稳定的政权，它们彼此猜疑，并且都是朝不保夕地建立在反复无常、日趋贫困的民众基础之上的。……这样一口充满了政治动乱和频繁的‘边境’战争的沸腾的大锅，结果必然使美国很难把这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开展和坚持一项稳定而广泛的政策。即使是美国与各个个别国家的双边关系也要考虑到各种急骤的变化，因为邻邦之间的对立往往如此强烈，以致对某一国的友谊竟自动地造成另一国的敌意。”[38]在某种程度上，中东政治就像流沙一样，成为诱惑大国称霸，进而又埋葬大国霸权的坟墓。
本文刊载于《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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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第443页
[2]（英）杰弗里·帕克著，刘从德译：《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100页。
[3]这种规模差异导致的实力不同，就像老虎与猫的差异一样，同属猫科动物，同样有利爪尖牙，老虎可成百兽之王，但猫只能充当宠物。
[4]（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16页
[5]（英）乔纳森·哈斯拉姆著，张振江、卢明华译：《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222页。
[6]贾谊：《陈政事疏》，《治安策一》。
[7]（美）汉斯·摩根索著，卢明华等译：《国际综合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
[8]王家福：《世界六强国盛衰战略观》，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9]（美）迪斯蒙·斯图尔特：《中东：两面神之庙》，纽约，1971年版，第209-210页。转引自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10] （美）斯塔夫里亚诺斯著，迟越、王红生等译，黄席群、罗荣渠校：《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78页。
[11] （英）罗伯特·斯蒂文思：《纳赛尔传》，王威等译，1992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第35页。
[12]弗朗索瓦·马苏里耶著，李阳译，《中东危机》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3页
[13]王三义：《英国在中东的委任统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5页。
[14]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67-169页。
[15]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编译：《中东战火》，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
[16] Roger Owen, State,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3rd Edition, Routledge, 2004, pp.9-10
[17]（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天津编译中心译：《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99页。
[18]陈力：《战略地理论》，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页
[19] （英）约翰·巴戈特·格拉布：《英国和阿拉伯人：五十年情况研究（1908-1958）》，何新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285-286页。
[20]于江欣编著：《中东逐鹿：中东的战与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21]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编译：《中东战火》，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22] Raymond Hinnebusch,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Middle East,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56
[23]（俄）奥列格·格里涅夫斯基：《苏联外交秘闻》，李京洲等译，东方出版社，2003年，第64-5页
[24]（俄）奥列格·格里涅夫斯基：《苏联外交秘闻》，李京洲等译，东方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25]（俄）奥列格·格里涅夫斯基：《苏联外交秘闻》，李京洲等译，东方出版社，2003年，第99页。
[26]王小强：《史无前例的挑战》（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
[27]伯纳德·刘易斯：《中东》，载（英）约翰·格利宾等：《历史焦点》，朱善萍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页。
[28]（德）格哈尔德·康策尔曼著，康幼南译：《第四次中东战争》，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126-127页。
[29]于江欣编著：《中东逐鹿：中东的战与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页。
[30]于江欣编著：《中东逐鹿：中东的战与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页。
[31]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编译：《中东战火》，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页。
[32]于江欣编著：《中东逐鹿：中东的战与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页。
[33]（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唐建军译，涂险峰校：《从奥斯陆到伊拉克及路线图》，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15页。
[34]（美）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35]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编译：《卡扎菲和利比亚》，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6页。
[36]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编译：《卡扎菲和利比亚》，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67页。
[37]（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
[38] （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三），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