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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埃及剧变后，穆斯林兄弟会成为埃及政坛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它通过组党、组建政治联盟、引导过渡期政治安排等措施，巩固了其在政治格局中的优势地位。由于穆兄会在组织结构、经济实力等方面的优势，以及世俗政治力量的弱小，它旗下的自由与正义党有望在未来的议会选举中胜出。穆兄会的政治议程尚不明朗，但政治现实将促使其趋于务实。穆兄会的经济政策与穆巴拉克政权相似，使其难以领导埃及实现经济转型。穆兄会的崛起将对埃及与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带来较大负面影响，但对中埃关系的影响有限。
2011年1月，在突尼斯剧变的影响下，埃及爆发持续18天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最终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由于穆巴拉克执政期间，反对派力量弱小，加之前执政党已被解散，政治伊斯兰①组织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巴拉克时代埃及最具实力的政治力量，在埃及政坛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拟回顾穆兄会的发展历程和意识形态的演变，分析其在当前埃及政局中的作用及其影响。
一、穆兄会的发展历程
1928年，哈桑•班纳在埃及伊斯梅利亚市建立了第一个政治伊斯兰组织－－穆兄会。它是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政治伊斯兰组织，成员人数约60万。其影响不仅在埃及国内，还遍及整个伊斯兰世界。其意识形态和组织模式被后来的政治伊斯兰组织接受和效仿，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政治伊斯兰组织均与埃及穆兄会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或受其思想影响。
穆兄会属宗教性的政治组织，是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运动。穆兄会意识形态兼具改良性和保守性。改良性体现在它致力于推动社会变革，实现民族复兴。面对伊斯兰世界近代以来的衰落，西方对伊斯兰国家的殖民统治和文化渗透，穆兄会以“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次的伊斯兰化，作为伊斯兰世界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案，倡导正本清源，回归《古兰经》和“圣训”，恢复穆斯林“乌玛”。在创立之初，它侧重于宣教，致力于实现个人和社会的伊斯兰化，主张以伊斯兰教抵御西方文化对伊斯兰世界的侵蚀，将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视为离经叛道和道德沦丧，表现出强烈的文化自卫意识。保守性体现在其意识形态源于对伊斯兰“黄金时代”浪漫主义的追忆，以及对伊斯兰世界前景“乌托邦式”的憧憬，具有“向后看”的历史主义取向。穆兄会将伊斯兰世界历史上的辉煌，简单地归结为遵循伊斯兰传统，将伊斯兰世界的衰落归咎于背离伊斯兰传统。它反对世俗主义，主张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国家”。它为埃及和伊斯兰世界复兴提出的解决之道，集中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强调捍卫宗教和文化纯洁性，但缺乏系统的和可操作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议程。
1954年以后，穆兄会一直是埃及世俗权威主义政权最具实力的政治反对派。它以宗教为工具，对抗世俗政权。葡萄牙学者玛利亚•皮尼特指出，“政治伊斯兰是阿拉伯国家唯一有实力的政治反对派，是对无力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阿拉伯国家政权的回应。”在纳赛尔时期，阿拉伯民族主义成为埃及主流意识形态。纳赛尔坚持政教分离，以严厉手段打压穆兄会，导致穆兄会转向激进。在赛义德•库特布激进思想的影响下，穆兄会内部发生激进派和温和派的分裂。激进派被称为“库特布主义者”，其思想主要体现在反世俗主义和反西方，主张通过暴力手段推翻世俗政权。温和派秉持渐进式的伊斯兰化路线，谋求成为正常的政治力量，积极参与政治生活，通过政治手段上台执政。
在萨达特时期，为增加政治合法性，填补阿拉伯民族主义式微留下的意识形态真空，解决埃及与以色列媾和导致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埃及政府通过修宪将伊斯兰教作为立法溯源，并对穆兄会采取怀柔政策，使其获得宽松的生存空间。为使埃及经济走出困境，萨达特摒弃纳赛尔时期的国有化和进口替代政策，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实施公共服务私有化改革，导致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水平下降。萨达特的经济政策为穆兄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一方面，它兴办企业，壮大经济实力；另一方面，通过社会服务和慈善事业，它代替政府提供公共品，扮演“第二政府”的角色，在底层百姓中的影响显著扩大。在这一时期，穆兄会正式宣布放弃武力斗争。
萨达特被伊斯兰极端分子刺杀后，继任总统的穆巴拉克开始打压穆兄会。20世纪80年代，埃及“伊斯兰集团”、“伊斯兰圣战组织”等以恐怖主义手段，反抗世俗政权，招致穆巴拉克政权的严厉打击。穆兄会也成为反恐的牺牲品，遭到残酷镇压。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在个人和社会层面上，穆兄会进一步扩大宣教、慈善事业和社会服务。除了吸引底层民众，还得到中产阶级、青年学生、专业人士的支持，其影响力和民意基础不断扩大，成为一个民粹主义组织。在政治层面上，穆兄会谋求作为正常政治力量，参与政治生活。1984年起，穆兄会开始参加行业公会和议会选举。1994年，穆兄会公布了一份关于其政治路线的文件，明确组党和参加议会政治的战略，标志着其正式转向温和化、务实化。这份文件倡导政治改革，实行民主等现代政治理念，使穆兄会赢得包括部分世俗主义者在内的更广泛的支持。在穆巴拉克执政后期，穆兄会根据埃及政治现实，积极调整斗争策略，日趋灵活务实。除传统的宣教、社会服务和慈善事业，穆兄会将重心放在参与和领导公民社会组织，先后控制多个行业公会。同时，穆兄会加强政治参与，在议会选举中取得良好成绩，成为执政党以外埃及议会的第二大政治力量。在意识形态方面，穆兄会主流思想日益开放，吸纳了较多现代性因素。其内部涌现了以艾布•福图赫为代表的改革派，他们对自由民主持积极态度，主张淡化穆兄会的宗教色彩，接受世俗主义，不再谋求建立实行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国家。虽然本届训导委员会中保守派人士占多数，总训导师穆罕默德•白迪阿亦被认为是“库特布主义者”，但其仍秉承上届训导委员会的路线，并未采取更为激进的政策。
二、后穆巴拉克时期穆兄会的政治参与
埃及民众抗议属自发性的群众运动，政治剧变并非在特定政治力量领导下完成。虽然穆兄会不是这次剧变的主导力量，却是穆巴拉克政权倒台的最大受益者，一跃成为埃及最具实力的政治力量，并将在未来埃及政坛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穆兄会能够在未来埃及政坛发挥领导作用，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1．穆兄会实力雄厚。穆兄会是一个成熟的组织，迄今已有83年历史。在与前王朝和世俗威权政权的较量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运作和社会工作经验。穆兄会组织严密，运作有效。其组织结构与政党相似，设有职能相当于中央委员会的“训导委员会”和相当于党首的“总训导师”。在埃及各省均设有分部，以“家庭”为基层组织，由“家长”负责管理。
穆兄会财力雄厚，成员中不乏大企业家和商人，其财源主要来自自营企业和捐赠，还获得来自海湾国家的捐助。凭借雄厚的财力，穆兄会投身慈善事业，通过兴办资费低廉的医院、学校，提供小额贷款等惠民措施，赢得底层百姓的支持。目前，它是埃及最大的医院经营者，有160多家医院。
在2005年埃及议会选举中，穆兄会作为“非法组织”，只能作为独立候选人竞争1／3的议席。穆兄会最终赢得分配给独立候选人的160个议席中的88个，占55％，占全部444个议席的20%，足见其雄厚的实力。
2．策略得当。作为前政权主要反对派，穆兄会在这次民众抗议中采取低调跟随策略，“不组织、不当头”，对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游行示威“不反对、不鼓励”。
原因是它担心一旦充当领导力量，将为镇压提供口实，并引起西方疑虑，最终导致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崛起及其影响民众抗争夭折。
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穆兄会迅速采取一系列行动，将政局发展引入对自己有利的轨道。如成功推动修宪、迅速组党，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放弃总统选举，全力投入议会选举。2011年4月30日，穆兄会在位于开罗穆卡特姆区的新总部，召开16年来首次公开“协商会议”，宣布成立“自由与正义党”。该党宣布了较开放的政治纲领，称其并非伊斯兰党，而是全民党，宗旨是建立民主、民权国家，无意建立伊朗式的伊斯兰国家。其初始成员中有100名科普特人和1000名女性。
为广泛团结各派政治力量，确保赢得埃及剧变后的首次大选，自由与正义党牵头组建了由新华夫脱党、中间党、明天党、尊严党、劳工党等20余个党派组成的“民主联盟”，包括左、中、右各派政治力量，该联盟将作为一个整体参加大选。该党还任命科普特人拉菲克•哈比卜为副主席，要求参加民主联盟的各党派按比例推出科普特人和女性候选人。
3．其他政治力量弱小。穆巴拉克执政时期，埃及有20多个合法注册的政党，但这些党派在前政权的压制下，沦为执政党增加政权合法性的工具，势单力薄。如老牌政党新华夫脱党，在2005年议会选举中仅获得6个席位。这次民众抗议的中坚力量，如“一•二五联盟”、“四•六运动”等青年组织、巴拉迪领导的全国变革委员会等自由民主派组织，内部派别林立，整合困难重重，无法有效参与选举。截至2011年10月3日，埃及有42个正式注册的政党，但剧变后成立的自由埃及人党、埃及自由党、光明党等新政党，知名度低，无法对穆兄会构成实质性威胁。且世俗政党多属精英型，缺乏群众基础。
4．政治安排有利。埃及军方决定通过修宪而非重新制宪的方式完成政治过渡，宪法修正案已在全民公决中获得通过。大选将按照先举行议会选举，制订宪法后举行总统选举的顺序进行。这一安排对穆兄会十分有利，意味着穆兄会可趁其他政治力量，特别是自由民主派立足未稳之机，轻松赢得埃及剧变后首次议会选举。
穆兄会还凭借其民意基础，向军方施压，将政治进程引入对自己有利的轨道。埃及军方拟按照旧选举法，将三分之一的议会席位分配给独立候选人，这遭到以自由与正义党为首的“民主联盟”的强烈反对。该联盟以抵制选举相威胁，迫使军方修改选举法。2011年10月5日，埃及军队总参谋长安南与各派政治力量谈判后，宣布将废除选举法第五条。该修正案将阻止前民族民主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选举，有利于穆兄会赢得更多议席。11月1日，埃及过渡政府副总理阿里•赛勒米公布“宪法基本原则文件”，其中第9条和第10条赋予军队特殊的政治、经济特权，如自主管理，独立编制预算等权力。军方授命过渡政府公布此立宪原则，意在试探民意，显示军方谋求保护自身利益，确保其能够继续左右埃及政局的意图。此举引发以穆兄会为首的大多数政党的强烈反对。在穆兄会的压力下，过渡政府宣布将修订第9条和第10条。
（二）穆兄会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然而，穆兄会也面临一些不利因素，主要有：
1．宗教性组织所具有的局限性。作为一个伊斯兰组织，它将难以获得占人口约10％的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以及世俗主义者的支持。2011年10月9日，发生在开罗国家电视大楼前科普特人与军警的大规模冲突，显示科普特人对穆兄会崛起的忧虑。埃及电信巨头纳吉布•萨维里斯组建了以科普特人为主体的自由埃及人党，并与埃及民主党等世俗政党组成选举联盟——“埃及集团”，以抗衡自由与正义党领导的民主联盟。
2．所处的政治环境已发生剧变。在穆巴拉克时代，穆兄会作为主要反对派，是许多选民除执政党外无奈的选择。许多选民选择穆兄会，并非认同其思想，而仅出于对执政党的反感。穆兄会遭到穆巴拉克政权严厉打压，众多成员被捕入狱、遭受酷刑，为穆兄会蒙上悲情色彩，使其赢得部分选民的同情。在穆巴拉克时代，选举投票率极低，当时的选举结果不能充分反映民意。在今后的选举中，投票率将大幅上升。因此，不能以当时的选举结果衡量未来的选举。此次政治剧变使埃及民众自由民主意识增强，作为保守势力，穆兄会的支持率将下降。
3．穆兄会将遇到其他伊斯兰势力的挑战。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政治伊斯兰获得宽松的生存环境，目前埃及已有17个正式注册的伊斯兰政党，分属穆兄会、赛莱菲派、苏菲派和赛莱菲一吉哈德派。宗教保守派－－赛莱菲派势力扩张迅速，该派意识形态与穆兄会不尽相同，首个赛莱菲政党光明党已具有一定影响。该党曾参加民主联盟，但在大选前退出，与另外两个赛莱菲派政党传统党和美德党联手参选。伊斯兰教苏菲派成立了埃及解放党和自由之声党，埃及有约1500万苏菲派信徒，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代表伊斯兰集团的建设与发展党和代表伊斯兰圣战者组织的安全与发展党，属于激进的赛莱菲一吉哈德派。20世纪末从穆兄会分离出去的中间党也具有一定实力，该党历史较长，知名度较高。上述伊斯兰政党的出现，使政治伊斯兰阵营分化。它们分头参选，将分走自由与正义党的选票。
4．穆兄会内部发生分裂
埃及剧变后，穆兄会内部出现分裂迹象，积极参与抗议示威的“穆兄会青年”与主流派产生分歧。部分穆兄会成员组建了埃及潮流党、先锋党、复兴党、社会与和平党，吸引大批穆兄会青年加入。著名伊斯兰宣教者阿姆鲁•哈立德正在筹建的政党，也得到部分穆兄会青年支持。
穆兄会虽决定不推出总统候选人，并禁止其成员以个人身份竞选总统，但前穆兄会训导委员会委员艾布•福图赫不顾禁令，已宣布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总统选举。民调结果显示，他的支持率与另一位总统候选人前阿盟秘书长穆萨旗鼓相当。这意味着艾布•福图赫是总统职位的强有力的竞争者。艾布•福图赫参选引发穆兄会进一步分裂，总训导师穆罕默德•白迪阿已宣布将其开除出穆兄会，并禁止穆兄会成员支持其竞选。此举导致穆兄会进一步分裂，众多成员特别是穆兄会青年不顾禁令，支持艾布•福图赫和著名伊斯兰学者穆罕默德•阿瓦竞选总统，使穆兄会力量被分化和削弱。
穆兄会内部运作缺乏民主和透明度，遭到穆兄会青年的批评。在选举法修订风波中，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尔西代表该党与军方谈判，并签署协议，这遭到穆兄会青年的反对。他们认为，穆尔西未经过民主程序征求党内意见，擅自与军方达成协议。
选举前夕，围绕各政党提名候选人比例问题，民主联盟发生分裂。2011年10月7日，新华夫脱党指责穆兄会企图超比例推出议会选举候选人，宣布退出“民主联盟”，独自参加选举，光明党、中间党、纳赛尔党等党派也已宣布退出，民主联盟党派数骤减至10余个。这使该联盟实力严重受损，显示其脆弱性。
综合以上因素，以自由与正义党为首的民主联盟有望赢得议会选举，自由与正义党也将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埃及《金字塔报》2011年4月22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56％的被访者认为穆兄会将成为议会最大政治力量。10月8日，埃及内阁信息与决策支持中心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有21％的埃及人反对穆斯林兄弟会，35％的被访者表示支持穆斯林兄弟会。至于可能获得的议会席位数，穆兄会确立的目标是获得45％－49％的席位，多项民调结果显示其有望获得40％左右的议会席位，民主联盟则有望获得50％左右的议会席位。如果埃及制宪后，实行内阁制，自由与正义党将与其领导的民主联盟其他党派组成联合政府，上台执政。
三、穆兄会崛起对埃及政局走向的影响
穆兄会的崛起及其将在未来埃及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引起埃及国内和西方国家的疑虑。埃及科普特人和世俗主义者担心，穆兄会参与民主进程的终极目标是建立实行“沙里亚”的伊斯兰专制国家，它将通过投票箱上台，“劫持”民主。穆兄会迟迟不能提出明确的经济纲领，使其治国理政能力遭到质疑。美国和以色列则担心穆兄会上台后，将推行激进的反以、反美政策。穆兄会崛起将从民主化、经济转型和外交政策等三个方面影响埃及政局走向。
1．民主化
穆兄会对民主的真实态度一直备受质疑，部分世俗主义者认为穆兄会参加民主进程是机会主义的行为，它不可能真正“拥抱民主”，放弃“沙里亚”。中东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认为，有政治伊斯兰参加的选举是“一人、一票、一次”，即政治伊斯兰利用民主机制上台，并将终结民主。2007年，穆兄会曾倡议建立一个教法学家委员会，全面审查埃及现行法律是否符合伊斯兰教法。虽然，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穆兄会暂时收回了这个倡议，但在新的政治环境下，穆兄会可能再次提出这个要求。然而，对穆兄会将“劫持”民主的判断并不符合穆兄会和埃及政治的现状。穆兄会的意识形态和斗争策略已经趋于务实。自20世纪70年代起，穆兄会便逐步放弃了激进伊斯兰化政策，以便与埃及政治现实相适应。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于2004年3月和2005年3月两次发表了有关埃及政治改革的声明，明确提出民主要求，承认妇女的政治权利，并淡化其建立伊斯兰政府的目标。美国学者罗宾•怀特在论及穆兄会意识形态的发展时指出，“当今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也吸收了许多现代性。虽然伊斯兰运动在西方都被称为’原教旨主义运动‘，但实际上，他们的议程却不尽是原教旨主义的。”国际危机小组（ICG）的中东问题专家认为，“伊斯兰主义者在继续要求实行沙里亚的同时，承认需要考虑当代的社会现实，需要用创制和协商在社会进步中发挥他们的作用。如今再用原教旨主义或者彻底的保守主义来形容这些运动已经不恰当了。尽管伊斯兰主义运动仍在一些问题上坚持保守立场，但是这些运动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们复兴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伊斯兰现代化运动的理念，而这些理念衰落已久。”
在阿拉伯世界剧变的背景下，政治伊斯兰呈现向“自由伊斯兰”转变的趋势。温和的政治伊斯兰运动已接受民主等现代政治理念，试图实现伊斯兰教与现代性的融合。如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领导人拉希德•加努希认为，“民主、人权、国家职能、多党竞选和宪法规章都是新伊斯兰思想的一部分，这种新伊斯兰思想可以从对伊斯兰原典的新诠释和重新诠释中找到它的根基和合法性。”加努希还指出，建立民主制度是伊斯兰国家全面改革的开端，他还批评那些武断地认为民主违反伊斯兰教法的观点。2011年10月，在突尼斯剧变后的首次选举中，伊斯兰复兴党赢得制宪议会41％的席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但该党宣布将坚持世俗主义，与其他政治力量组成联合政府，这为穆兄会的参政模式提供了样板。
自埃及剧变以来，穆兄会采取的政策和立场表明其已放弃激进伊斯兰化政策。以总统选举候选人问题为例，穆兄会认为其推出的候选人若赢得选举，担任总统，将引发埃及国内科普特人、世俗主义者的反对和西方国家的疑虑，埃及军方也无法接受一位穆兄会成员担任总统。因此，穆兄会决定不推举总统选举候选人，并禁止其成员以个人身份参选。自由与正义党领导的民主联盟并非伊斯兰党派联盟，而是吸纳了左、中、右各派力量的选举联盟。如果在选举中获胜，自由与正义党将以该联盟为基础，组建联合政府。这说明穆兄会“劫持”民主，全面实行伊斯兰化政策的可能性较小，自身身份和政治现实的变化将使其变得更加务实。然而，这些政策和措施尚不足以说明穆兄会已认同并接受民主，并已放弃实施沙里亚、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目标。或许这只是其为了赢得选举而采取的机会主义政策。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东问题专家认为，穆兄会在参政问题上立场一直较模糊。“穆兄会以何种身份参政，作为政治行为体参政，还是作为宗教行为体参政，并不明确。如果是前者，其目的是为了政治。如果是后者，则目的是宗教，为了建立实行沙里亚的伊斯兰国家。”
2．经济转型
穆兄会上台后，首先面对的是经济和民生问题。这些导致埃及剧变的主要原因，不会随着民主化自动得到解决。正如埃斯波西托和帕斯卡图里指出，“可以预见的是，当伊斯兰运动在中东国家上台，他们将遇到与该地区世俗政权相似的问题。”埃及经济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矛盾，如依赖石油、苏伊士运河等地租性收入，产业机构失衡，农业和制造业落后，财政赤字、外债、通胀率和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埃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导下进行经济改革。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埃及经济开出的新自由主义药方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成效显著，但同时也造成诸多问题，使埃及经济患上“拉美病”，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两极分化严重。埃及草率推出激进的私有化计划，部分接近政权的商人趁私有化之机，将大批国有企业划转至名下，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和寡头经济。
此次埃及政治剧变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缓慢，民生艰难，政局动荡使埃及经济雪上加霜。目前，埃及经济活动陷入半停滞状态，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负增长7qo，出口下降40qo．工厂开工率仅为50％，撤离外资额达180亿美元。主要经济支柱旅游业遭到重创，游客人数同比下降45％。旅游业占埃及国内生产总值约8％，提供10％的就业岗位，旅游业萧条对埃及经济打击巨大。2011年上半年，埃及外汇储备平均每月减少10亿美元，截止2011年9月底已降至240亿美元。股市市值缩水148亿美元，下跌近20％。2011年1－9月，埃及经济损失达97.9亿美元，其中国内生产总值损失42.7亿美元，公共财政损失55.2亿美元。
消除导致埃及政治剧变的经济社会问题根源，实现经济转型，实现兼顾社会公平，使全社会共享发展果实的包容性增长，将是穆兄会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当前，埃及正面临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抉择，埃及社会围绕是否继续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展开辩论。然而，穆兄会和自由与正义党迄今尚未公布其全面的经济纲领，说明缺乏治国理政经验的穆兄会，目前尚拿不出可行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穆兄会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拥护者和受益者，其经济路线与穆巴拉克政权相近。它们代表的都是企业主、商人阶层的利益，对劳工权利不甚关心，只是企图利用工人运动达到其目的。穆兄会将延续穆巴拉克时期的经济政策，坚持市场经济、私有化等政策。这将阻碍其提出全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以解决埃及经济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也将使其政治命运面临考验。
3．外交政策
外交政策方面，穆兄会将面临如何处理与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问题。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美一直是穆兄会政策的支柱，也是其群众基础的来源之一。因此，穆兄会将调整对以色列和美国的政策，埃以关系和埃美关系或将面临倒退。当前，埃及面临繁重的政治转型和经济建设任务，任何政治力量上台都将专注于国内问题。因此，预计穆兄会将不会采取激进的外交政策，与以色列和美国正面对抗，而将务实地对待美国和西方。除加大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外，它将不再过多关注泛伊斯兰事业。
穆兄会一向持反美立场，美国也一贯对穆兄会持负面评价，将其定位为“敌对”和“反动”组织。通过对美国政府发布的有关政治伊斯兰运动政策的文件的梳理，突尼斯学者塔里克•卡赫拉维认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美国对穆斯林兄弟会等政治伊斯兰运动的政策是一成不变的，充满怀疑，有时甚至是敌意。”他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于1947年10月16日发布了一份关于穆兄会的报告，它是美国政府就政治伊斯兰发布的最早的文件之一。在这份报告中，穆兄会被描述为‘反对一切对阿拉伯世界的外来干涉’的组织。在中情局于1955年11月15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穆兄会被描述为‘反动的’、‘从事恐怖活动’的组织。在美国国务院于1979年1月1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穆兄会被描述为‘右翼力量’、‘在政治压力下，将转变其立场，向自由主义转型’。”
埃及剧变后，美国被迫调整对穆兄会的政策，准备接受其崛起的现实，以务实态度开始与其沟通和对话。2011年6月30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表示，美国将启动与穆兄会“正式、直接、无限制”的对话。事实上，美国一直保持与政治伊斯兰运动的接触。美国前驻埃及大使弗朗西斯•里赛尔多恩指出，“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始终保持同政治伊斯兰的接触。”他本人就曾与穆兄会总训导师泰勒迈萨尼及其高级顾问马蒙•侯代伊比会谈。美国对穆兄会态度的转变，取决于其能否摆脱“阿尔及利亚综合征”，即支持阿拉伯国家民主化，但不接受通过选举上台的政治伊斯兰。美国的这一立场在阿尔及利亚、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等国的选举中均有体现。
四、穆兄会崛起对中埃关系的影响
穆兄会崛起将对埃美关系和埃以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但对我国的影响有限。
首先，中国与包括埃及在内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在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上，中国从未与阿拉伯国家交恶，也从未伤害其核心利益。这与曾对阿拉伯国家发动战争和实行殖民统治的西方国家，有着本质区别。因此，无论何种政治力量上台，都没有理由不继续发展中埃传统友谊；其次，作为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国，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埃及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中国的发展经验对现代化进程屡遭挫折的埃及十分宝贵，可资埃及借鉴和效仿。即使穆兄会执政，也必须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再次，虽然在此次政治剧变中。中国采取中立立场，但这不会成为今后中埃关系发展的阻碍。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一贯立场，在阿拉伯世界众所周知，并得到阿拉伯国家政府和人民的理解和尊重。
在我国驻埃使领馆与自由与正义党高层的初步接触中，该党领导人表达了愿意与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愿望。2011年8月20日，我国驻亚历山大总领事刘爱忠访问了自由与正义党亚历山大支部，与负责人侯赛因•易卜拉欣进行会谈。后者介绍了埃及大选选情，表示愿意借鉴中国发展中小企业的经验，这是中国与穆兄会的首次官方接触。9月26日，我国驻埃及大使宋爱国前往自由与正义党总部会见该党总书记穆罕默德•萨阿德•凯塔特尼。凯塔特尼在会见中表示，自由与正义党重视中国在国际和地区的作用，希望与中方加强交流，学习和借鉴中国在发展经济方面的经验。
然而，穆兄会毕竟是一个伊斯兰组织，意识形态、宗旨、纲领均有鲜明宗教色彩。它关注全球泛伊斯兰事业和穆斯林利益，对我国的宗教和民族政策一向持批评态度。它曾对1997年新疆“伊犁事件”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镇压”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2001年9月29日，穆兄会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拘捕并杀害新疆维吾尔族领袖”。穆兄会网站上至今尚刊登有10余篇文章，谴责中国政府“践踏穆斯林权利”。
埃及是发展中大国和人口最多的阿拉伯国家，也是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国家，在中东政治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埃及位于我国大周边地缘位置的关隘，中埃关系对于我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引领和示范效应。因此，我国必须做好应对穆兄会上台执政的准备，以使中埃关系免受此次政治剧变的冲击。
结论
穆兄会等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崛起成为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政局最突出的特征。埃及剧变后，穆兄会组建政党，建立选举联盟，成功迫使军方接受对其有利的政治安排，目前在埃及政治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埃及政治是威权政权和政治伊斯兰的二元结构，世俗主义党派力量弱小，穆兄会作为埃及剧变的直接受益者，有望赢得议会选举，进而成为埃及政坛的领导力量。
穆兄会的政治前途取决于其如何与现代性融合，赋予自身更多的现代性，成为促进社会变革和进步的积极力量，带领埃及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虽然穆兄会在实施沙里亚，建立伊斯兰国家等问题上立场仍不明朗，但在埃及政治转型过程中，政治现实将促使其采取务实政策，成为民主化进程的参与者和推动者。经济和民生问题将是穆兄会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埃及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穆兄会与穆巴拉克政权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决定了穆兄会难以在经济和民生领域有所作为。
穆兄会崛起将对埃以关系和埃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但尚不至于急剧恶化。穆兄会崛起对我国影响有限，我国应正视其在埃及政坛的地位和作用，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搁置在意识形态、宗教政策等方面的分歧，与其开展交流和对话，使中埃友好合作关系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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