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从“Дом”到“领带”
----苏联解体二十年祭 之一
王中宇
罗曼诺夫王朝
工商文明的冲击
“解放”与暴乱
“斯托雷平的领带”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宣布独立，苏联解体过程进入倒计时。次年，格鲁吉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顺次宣布独立。这年的8.19政变是遏制解体进程的最后努力，然而政变显然得不到起码的支持，仅维持3天便宣告失败，当时的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叶利钦随即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就在这个月，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苏联解体已不可逆。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当天19时32分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降落！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若干个世纪后的史学家们，在写二十世纪史时，或许会用“苏维埃世纪”来表征它。这个世纪的开端是苏维埃政权的孕育与成立。在它的中期，“社会主义阵营”几乎扩展到半个地球，还有大量的不发达国家同情、向往社会主义道路，至于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潮一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大量的青年则成为激进的抗议者。然而，在这个世界的末期，却看到了苏联的崩溃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
如果说历史就是人类对自己集体生存方式的不断探索，那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就是探索中的一次巨大的实验。现在实验结束了，而对实验留给我们的“数据”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民网曾发文总结了《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十说》（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49163/4264644.html）。至于讨论苏联解体的书籍更是汗牛充栋。
“横看成岭侧成峰”，分析这些议论，笔者注意到，它们大体可归为两类：其一，站在维护政权的立场上，总结经验教训；其二，视英美的历史演化轨迹为“标准弹道”、“参照系”，来观察俄罗斯的演化轨迹，并据以评价历史事件。
在视力相似的条件下，决定你能看见什么的是视角。笔者喜欢Google Earth，它虽然不能让我看清街上的香车宝马、靓女俊男，却能让我变换高度俯视大地，并可从不同的视角随意观察。
用类似Google Earth的视角观察历史，我们能看见什么？如果不囿于既有的理论和概念，直接观察被称为“现代化”的进程，我们能看到什么？
这片土地的统治者，原是成吉思汗留下的金帐汗国，金帐汗国分裂后是大帐汗国。1480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击败大帐汗国，使得俄罗斯从大帐汗国独立出来。此后历任莫斯科大公对其它大公国发动一系列兼并战争，驱逐了鞑靼蒙古人。1613年1月，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被推举为沙皇，开始了罗曼诺夫王朝在俄国的统治。1721年莫斯科大公国改称俄罗斯帝国。这是俄罗斯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王朝。
中国的历代王朝被称为“家天下”，罗曼诺夫王朝在俄语中称被称为Дом Романовых，这里的дом的本意就是“家”，俄汉词典对дом的另一个解释是：“大家庭(指由共同利益或共同的生存条件联合在一起的人们所处的地方)”。
由此可见，人类的社会组织是从家庭发育出来的。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有天然的共同利益，其家长本能地为家族的整体利益着想。从家到王朝，社会结构复杂化了，社会成员间除年龄、性别、辈分之外更增加了身份的差异。从基层生产者到社会管理精英，社会分化出了明显的层级。它们之间必然出现利益的对立，这不可避免会导致相互的斗争。社会必须找到一种结构，调节这些矛盾，遏制内部的斗争，否这它将在内斗中崩溃。
观察中国历史，我们的先人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形成了意识形态的儒家正统、经济形态的自耕小农、和政治形态的中央集权郡县制。金观涛在《兴盛与危机》一书中详细分析了这种社会结构的稳定性。
观察罗曼诺夫王朝，我们能发现类似的稳定机制：基督教本来不利于王朝的稳定。教权、王权分立，是西欧小国林立，纷争不止的重要原因。但俄罗斯信奉的是东正教，沙皇和百姓都是东正教教徒。
“在俄国，政府和各级行政当局做事不分世俗与精神的范畴。例如政府下令在一些地方举行宗教仪式消灾免疫，或在天灾荒年祈神求助，而且行政官不但下令，实际上还组织举办这些宗教仪式，而宗教人士只是跟着行政指令扮演次要角色。又如在赎罪仪式中，省长手捧圣像和圣骨匣游行，这些圣像遗物都是由莫斯科当局挑选然后发交各省，以保证这类重要公众服务得以举行。”（拉伊夫《Understanding Imperial Russia》，中译本书名为《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俄罗斯帝国二百年剖析》）。
西方教会人士攻击其为 “国王兼教宗制度”，指其教会事务完全顺从皇帝的管理，教会实际上成了政府的一个部门。而支持东正教的神学家则辩称这是“和谐”，整个社会是由神眷顾的，教会让信奉基督的领袖管理国家，国王是由神“膏立”的，结果是宗教和政治权力互相支持。（“膏立”：希伯来人的宗教仪式，被膏油浇灌的人被认为是由神所定、所选、所立的，而非由人选的。）
小农经济缺乏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交换，单个农户生产的剩余价值极小，因而天生具有自给自足的倾向。先秦的击壤歌形象地表明了这一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最大的困难是如何从基层生产单位汲取财富与劳力。所得与征收成本之比，限制了国家的规模。
罗曼诺夫王朝的社会结构是：农民属於公社，公社属於国家。国家把农民公社赐予贵族。贵族把自己及随从交给国家，在军队或政府机关中服役。政府只向公社收税，不向单个农民收税。这样既解决了劳力来源又解决了财富来源。这种公社体制中，贫困农户交不起的税，由富裕户补上，还习惯于定期重新分配土地，这缓解了农民两极分化的速度。
在中国，学者们早就发现了“家国同构”，皇帝是整个国家的大家长，而皇后则需“母仪天下”。帝、后的这一形象非常重要，它在社会底层造成了“经是好的，给歪嘴和尚念歪了”，“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维惯性，使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不至于恶性爆发。一旦“家长”被国民视为“暴君”、“昏君”，王朝的末日就到了。
同样，俄国君主传统上扮演亲民的形象，向来强调“抑强扶弱”，被视为“富人与穷人之上公平的仲裁者”、“弱者的沙皇”、“老百姓的沙皇”，被广大农民视为整个Дом的“慈父”，甚至视为人间耶稣的化身。直到1905年沙皇的军警向高举圣像和沙皇肖像的请愿者开枪，这一形象才破灭。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儒家和俄国的东正教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然而，仔细观察，却能发现他们有着一些意味深长的共性。
比如，它们都鄙视财富。在圣经上载，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眼，比富人进天堂还要容易呢!”儒家显然比耶稣宽厚，没有一股脑地将财富划归原罪范畴。但也强加了不少限制，最大的限制是“有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再就是“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此外还有“君子周急不继富”、“富而无骄”、“富而好礼”。总之富人必须是道德楷模。
又如，它们都限制物欲。儒家在这方面的典范是颜回：“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自己的主张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儒家从“乐”与否的视角观察物欲，在儒家看来，“乐”与物质享受无关。孔子对理想人物的描述是“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基督教对物欲的态度比儒家更严厉：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尘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斗、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凶杀、醉酒、荒宴等等，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凡属基督酥耶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加拉太书》）
“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罗马书》）；
为了消除原罪，基督教主张实行禁欲主义。它认为人类天性粗糙而鄙下，必须以神为最高价值，靠严格的内在自我控制加以改造。作为基督教的“正统”，东正教盛行禁欲主义，通过各式苦行活动弃绝、蔑视身体。民间教派中有鞭身派，在娱神活动中集体唱歌，用两指向上帝祈祷，用树枝鞭打背部。甚至视婚姻为“淫乱”。在知识精英中，托尔斯泰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我们的一切痛苦，不是从饥饿里来的，不是从爱里来的，也不是从恐惧和愤怒里来的！这世上的恶，实在是从我们的肉体里来的！大家仔细想一想，因为我们有肉体，然后才有饥饿、爱、恐惧和愤怒的呀”（托尔斯泰《恶的出处》）
主流意识形态如此，社会倡导的必然是道德、精神。而开发资源、积累财富必然被放到第二位，甚至被视为上不得台面。故“心性之学”、“理学”在中国始终压到“实学”。而俄罗斯人不崇拜金钱，不喜欢西方小市民习气，认为物欲横流的欧洲已经腐朽。对治国目标而言，“稳定”始终压到“发展”。
然而，17世纪左右，这样的传统社会遇到了一个异样而强横的文明—工商文明。
传统社会将稳定放在第一位，其背后的深层因由是：意识到对人类的欲望而言，资源是有限的，纵欲必然导致对资源的无节制争夺，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13世纪末西欧兴起的文艺复兴，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或许是最重大的突变，它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科学和技术的成功发展与巨大效用，使理性凌驾于信仰。基于祖辈世代集体生存经验的宗教信仰被质疑，被解构。这方面，哪个国家先行一步，哪个国家就会拥有巨大的优势，对此，国人的深切体会是“大刀长矛对洋枪洋炮”。
第二，“地理大发现”打破了西欧人空间有限和资源有限的观念，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已经觉醒的理性，为征服这广阔的空间和开发这似乎无尽的资源提供了条件。
第三，社会发展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已不是有限的资源，而是被宗教束缚的心灵。于是在“人文主义”的旗号下，开展了对人性的解放，文艺复兴的文学三杰中，但丁批判中世纪宗教压制人性，彼特拉克提出以“人的思想”代替“神的思想”，薄伽丘主张“幸福在人间”，他的代表作《十日谈》中，淋漓尽致地描写着性欲、财欲和权欲。
第四，在被唤醒的人类欲望面前，知识增长和生产创造力显现出指数增长的态势，昨天的神话成了今天的现实，今天的奢侈消费成了明天的必需品。而创造这一切的，是一个崭新的政治经济体制。
这样一个变异的政治经济体制从西欧诞生后，就强势地向全球扩张。大清朝是在十九世纪中叶，才痛切而被动地感受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而紧靠西欧的罗曼诺夫王朝则早在十八世纪初就主动地向它靠拢。西方国家变异后显现出的富强，对俄罗斯冲击巨大。俄罗斯精英集团开始接受西方的学术思想。1697至1698年间彼得大帝化名下士彼得·米哈伊洛夫，率领了一个大约由250人组成的“庞大的使团”，考察了英、荷、德等国。访问了西方国家的议会、工厂、学校、博物馆等，甚至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当了一个时期的船长，还在英国造船厂工作过，在普鲁士学过射击。
于是18世纪初（康熙、雍正之交），罗曼诺夫王朝开启了向新体制的转变。
据拉伊夫的《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俄罗斯帝国二百年剖析》，彼得大帝开启的改革进程，以来自德国的cameralism为主导思想。cameralism的词根是camera，指罗马教廷的财政部（中文常译为“官房”）；或法官的私人办公室（中文常译为“密室”）。cameralism"s被译为“官房主义的”。
官房，在欧洲的中世纪原指国家的会计室，中世纪以后指国库或泛指国王的财产。官房学是有关政治、经济知识的总称，包括财政学、国民经济学、私人经济经营学和产业行政学等科学。
当时德国各大学设官房学一科，主要是培养财务行政官吏和君主的财政顾问，故名官房学派。为了加强国家对财政经济活动的管理和控制，扩大财政收入，促进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官房学派以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阐明财政与国富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与英法重商主义思想有所不同，其基本思想是用政治权利谋求国家的经济统一，增加财政收入和增加朝廷经济实力。
以cameralism为主导思想的俄罗斯改革，其原动力就是政府。增加朝廷实力，与欧洲各国争雄，是罗曼诺夫王朝主动转向现代化的基本动因。改革大体围绕三个主题展开，其一是强化中央集权，提高官僚系统的效率，其二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获取超越小农经济的财力，其三是开疆拓土，打开海上通道。
改革的重心是：令原来基于农耕文明的上层社会转而适应工商文明。换而言之，改革是要在传统文明的基础上制造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自由劳动力，原有的农村公社就成了最大的障碍。
1861年俄历2月19日，俄国颁布了解放农奴的法令，共由17个文件组成。其一号文件是《1861年2月19日宣言》，《宣言》标榜：
“在对农奴们揭示出新的未来的时候，农奴们将会了解和感激地接受高贵的贵族们为了改善农奴的生活所做的重大的牺牲。”
宣言辩称：
“如果没有相当多的赔偿或者自愿的让步，地主就不可能从农民那里取得法律上规定让他们得到的权利。如果使用地主的土地而不因此履行相应的义务，则是违反任何一种正义性的。”
看来解放农奴是地主向农奴单方面的让步，人们理应期待一个“翻身农奴把歌唱”的和谐局面。然而，次年掌管高级警察事务的沙皇政府第三厅却报告：
“根据所获的资料，1862年一年内，共有400处领地上发生了最严重的农民反抗事件。在193处领地上动用了军队；其中93处领地上的农民起来暴动，4处领地上的农民袭击了兵士，44处领地上的农民抵抗对罪犯的拘捕或用暴力释放被捕人员。”
再次年第三厅又报告：
“1863年一年内共有386处领地发生了最严重的农民反抗事件。其中有1/3的领地动用了军队；30处领地上的农民起来暴动；11处领地上的农民袭击兵士，39处领地上的农民抵抗对罪犯的拘捕或用暴力释放被捕人员。受惩治者计有1280人；其中223人交法庭审判；26人被放逐到外省去。”
与之对比，“解放”前的1858～1860年，爆发的农民暴动和起义总计也不到290次。如此仁慈的让步和牺牲却换来了暴力对抗的急剧升级，令人错愕。迫使人们到法令深处和社会现实中寻找原因。
《一般法令》规定：
“每个农民可以遵照自由农村居民有关法规，获得不动产和动产为私产，可以转卖、抵押和把它们作一般处理。”
不动产有两种：一种是宅园地，农民可以赎买；另一种是耕地及其他土地（牧场、森林等），地主在保留对这些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作为份地分给农民使用。份地数额不等，非黑土地带，最高数额为3～7俄亩，最低为1～2.33俄亩；黑土地带，最高者为2.75～6俄亩，最低为2,200平方沙绳至2俄亩；（注：1沙绳≈213．36公分；1俄亩≈1.09公顷，合16.35市亩）草原地带根据各省农作物性质来定。农民可将份地赎买为私产，但须向地主缴纳大大超过土地价格的赎金。
同时法令还规定，如果现有份地超过最高数额时，地主有权割去超过的部分。据统计，在非黑土地带，割地占改革前农民使用土地的9.9%，而黑土地带21省则26.2%。
《地方法令》则规定，当农民使用的份地超过“法令”规定的数额时，或者分给农民份地以后，地主剩下的好地不到全部土地的1/3时，地主有权向农民割地，即剥夺农民原种地的1/5～2/5。
于是，地主获得了原公社全部土地的1/3以上，且为良田和整块的土地，剩下的零星土地和沙地分给农民，农民可将份地赎买为私产，但须向地主缴纳大大超过土地价格的赎金。
根据改革后的1877—1878年的统计，在欧俄49省的9,150万俄亩私人土地中，贵族占有7,300万俄亩以上的土地，约为总量的80%。
同时法令规定在农村建立一系列管理农民的机构，如村社、乡理事会、乡法院以及选出的村长、征税官等。
如果说，“解放”前，地主和农民同在一个дом（大家庭）中，作为家长的地主在改革中获得了дом中最丰厚的资产，还获得了农民对自耕土地的赎金。而农民一方面是实际耕地减少，一面是资金流出，同时依然在村社等机构的管制之下。这与其说是解放了农奴，不如说是解放了地主。在村社这个大家庭里生活了两百多年的俄国农民，他们的感受只能是：家长席卷了大量家产而逃，子弟们却被束缚已败落在大家庭中。
从宏观上看，这场改革使广大农民群众丧失了土地和牲畜，成为半无产者，而拥有大地产的贵族地主农场开始转向市场经济—生产商品粮。与此同时，在自己庄园范围内，贵族地主仍维持着对农民封建统治。俄国的经济基础开始了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俄国的知识界对这样的“解放”做出了激烈的回应。赫尔岑在《钟声》上公开宣称“解放是一种欺骗”。奥加廖夫认为这是“旧农奴制被新农奴制所代替”。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支持者，用通俗的群众语言，写了一份革命传单《领地农民同情者致领地农民书》，对农民说道：
“你们不会从沙皇那里得到你们所想要的那种自由。你们是地主的农奴，而地主是沙皇的奴才，沙皇是站在地主之上的地主……”。
1862年沙皇政府逮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政论家皮萨列夫。用暴力镇压了农民的反抗，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预期的那样“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1861～1881年间，布匹的生产增加了两倍，织布工厂排挤了手工织布业。1860～1890年，生铁的产量由2,050万普特增至5,660万普特；钢产量由1,250万普特增至5,2000万普特；煤的产量由1,800万普特增至36,700万普特。（注：1普特=16.38公斤）1866年俄国的工厂不到3千个，1903年已近9千个了。
1865～1895年，俄国的铁路已由3,374俄里增至31,728俄里(注：1俄里≈1.0668公里)。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俄国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了继英法美之后的一大工业强国。走上了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道路，
然而对这辉煌的盛世，国民的真实感受却呈现出显著的两极分化。
改革后的半个世纪中，贵族和地主已逐渐西化，有明确自我意识的资产阶级出现在俄国历史舞台上。这个集团只占国民人口的零头，但却拥有绝大部分的经济、政治和知识资源。
而国民的绝大多数—农民，除了日渐艰难的生计外，感受不到丝毫的盛世辉煌。他们拥有的经济、政治和知识资源微不足道。在日渐强盛的工商文明中找不到自己的生存空间。19世纪末，俄国中部地区形成了巨大的农业人口过剩，有一半的农村劳动人口成了“多余的人”。19世纪最后l6年中有6年发生了饥荒，仅在1891年的饥荒中就有7O万人饿死。人口过剩以及由此引发的饥饿，使俄国农民争取面包和土地的斗争延绵不绝。数百万忍饥挨饿的人开始闹事，演变为1904—1906年的农民革命。
罗曼诺夫王朝用暴力镇压了这次革命，1905年1月9日冬宫广场的枪声，彻底粉碎了沙皇作为整个Дом大家长的形象。这个社会的精英集团开始义无反顾地迈向自己的既定目标。总理维特被视为过分温和而被沙皇解职，代之以主张警察统治斯托雷平。斯托雷平提出“先安定，后改革”的口号，将行刑队和“战地法庭”派往俄国各地，专门审判参加了“土地恐怖”的群众，而且要求法庭48小时内结案，24小时内执行判决。1906年8月19日到1907年4月20日，“战地法庭”共判决死刑五千起，实际执行三千五百起（见金雁《二十世纪初俄国的改革、战争与革命》）以至于绞索在俄国被称为“斯托雷平的领带”。
“斯托雷平的领带”带来了恐怖的安定。在这安定的局面下，斯托雷平强行实施第二次土改,其目标是摧毁村社土地制度。
1906年11月22日，公布了《关于对农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现行法若干补充规定》的法令，准许农民退出村社。每个农民可以取得村社的份地作为私产，并允许出卖。1911年6月11日，公布《土地规划条例》，规定份地不论是否预先确定为私产，凡是实行土地规划的地方，都自动变为私产。1906～1915年期间，有200余万户农民退出村社。在退出村社的农户中，60%左右的农户低价卖掉了自己的份地。
为了鼓励土地流转，实现集约经营。政府立法规定农民银行的主要任务是为土地交易提供贷款。根据1906年8月12日和27日的命令，农民银行出卖土地给富农时，售价必须比标价低20%，且买银行土地的人可首付1/5的款项，余款在55年内分期还清。1906～1916年农民银行出卖土地4116168俄亩，其中的78.7%卖给了独家农场和独立田庄。1915年还出卖国有土地231736俄亩，其中90%卖给了独家农场和独立田庄。
可见，斯托雷平的政策倾向是大规模扶持富农--农村资产阶级。这项政策极为成功，土地迅速向富农的农庄集中，而贫农则因出卖土地而倾家荡产，沦为穷光蛋。为应对这一局面，斯托雷平当局广泛实行移民政策，强行将破产的农民迁往西西伯利亚远东和突厥斯坦草原等边远地区，迁徙条件极为恶劣，导致无数人冻饿而死。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被称为“轱辘监狱”。自1906～1910的五年间，共迁出了250万人。其中许多人“回流”，这些移民回到家乡已无立锥之地，只能涌入城市，成为“农民工”，甚至成为无业可就的“盲流”,结果造就了一个一贫如洗，看不到希望，因而极度不满的社会群体。
村社土地制度的摧毁为农业打开了资本主义道路，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改革的第7个年头，俄谷物产量达到8600万吨，这个纪录，即使到了1953年的苏联，也没有被打破。到了1913年，俄国生产的小麦占世界产量的1/4，黑麦占世界产量的1/2，大麦占1/3，俄国农业生产的粮食超过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国的粮食产量的总和。成为世界最大农业出口国与第二大农业生产国，被称为欧洲谷仓。
在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农业中，商品性越高的作物增长越显著，巨大的粮食产能瞄准了国际市场，1901-1905年俄国农产品的出口值是7.01亿卢布，1911--1913年已增加到12.26亿卢布，仅谷物出口一项，每年就可以多得5亿多卢布，谷物出口运输几乎占铁路运输量的一半。
粮食出口成为俄国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之一。斯托雷平改革的几年间（1907——1914）俄国资本投资总额即从26亿卢布增至51亿卢布，其中外资由9亿增至19多卢布，都翻了一番。1913年与1900年相比俄国人口增长22.35%，而煤产量增长121%，棉花加工量增长62%，出口总额增长112%，国民总收入增长78.8%，制造业国民收入增长83%，农业国民收入增长88.6%。
罗曼诺夫王朝迎来了史无前例的盛世。与人口相比，它拥有的物质财富显然正在“极大地丰富”起来。从国际上看，它成了世界强权之一。从精神文明上看，它拥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音乐家、艺术家、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柴可夫斯基、列宾、罗巴切夫斯基、巴甫洛夫、门捷列耶夫、托尔斯泰、索洛维约夫至今仍是各领域的典范。以至于人们将这个时期称为“白银时代”——仅次于希腊神话中的“黄金时代”。
斯托雷平认为“哪里富足了，哪里就会有文明和真正的自由”。然而就在这繁花似锦、令人陶醉的盛世，在几乎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1917年2月，罗曼诺夫王朝轰然崩溃。事变的诱因微不足道：首都的几家商店因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却发生了哗变，工人与士兵逮捕了政府大臣、将军。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正如当时任彼得格勒第一届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苏汉诺夫所说：
“没有一个政党直接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当时谁也没有把这一天当作革命的开始，这一天所发生的运动似乎与前几个月的运动没有区别，这种骚动在人们面前已经出现过几十次了”。
对历史的这一大转折，史家众说纷纭，笔者以为拉伊夫的视角最具启发性：
“任何负责的政府都应该把全付精力首先放在国内人数最多的阶级上。拿俄国来说，这个阶级就是农民。”（拉伊夫《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俄罗斯帝国二百年剖析》）
而斯托雷平的改革以暴力破坏村社、抢劫村社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正如其前任维特所说的，这场改革“注入了浓厚的警察色彩”，实际上成为有权势的私有者对“无权的或半无权的私有者——农民”进行的掠夺。
斯托雷平改革证实了“不讲道德”的经济学的明效大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唤醒巨大生产力。而社会现实却展现了问题的另一侧面：当斯托雷平以权贵为利益本位，用他那著名的“领带”去套农民时，实际上套住了罗曼诺夫王朝的脖子。
在罗曼诺夫王朝的废墟上，俄罗斯将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