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于洪君

　　2011年是苏联解体20年，本刊特开辟专栏，约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产生的后果和影响撰文，以飨读者。

　　苏联解体差不多已经过去了20年，这段时间里，国际社会一直没有停止对苏联解体问题的思考。我们看到，直到现在，苏联解体的后果依然对俄罗斯和独联体以及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产生着重大影响。

　　苏联解体造成的伤痛和阴影仍然在俄罗斯和独联体大地挥之不去，折磨着这些地区的国家和人民

　　谈到苏联解体的后果，2005年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过一句被经常引证的话，即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悲剧。实际上，苏联解体的影响远不限于此。

　　从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轨迹看，苏联共产党这个党龄达90多年、执政74年、鼎盛时期党员人数曾达1920万的大党，到苏联解体前夕只剩1200余万党员。苏联解体后，经过20年风雨涤荡，其继承者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党员人数持续萎缩，已经从重新登记时的50多万下滑到目前的17万人左右，在国家杜马中的议席从首届杜马中位居第一的120多个缩减到目前的57个，政治影响力不断减弱。在可预见的将来，俄共基本上不具备重新上台执政的机会和前景。而在其他独联体国家，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曾执政八年，但目前不得不为重新上台执政而苦斗。乌克兰共产党在议会尚有一定数量的席位，但地位和影响远不及20世纪90年代。除此之外，其他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共产党的力量日益微弱，有些国家根本不存在共产党人合法活动的政治气候。总体上看，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左翼运动在独联体地区陷入低潮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从经济和社会上看，苏联曾是与美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1976年苏联的钢、石油、化肥、水泥、棉织品的产量及各种货物运输量等，均超过美国。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和经济地位一落千丈。普京1999年底就任俄总统前夕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坦承，“90年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几乎下降50％，仅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尽管近10年来俄罗斯实现了强劲复苏，经济实力逐渐恢复到苏联时期的水平，但受2008年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近两年来俄经济再次严重下滑。目前俄罗斯的GDP总量依然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社会和国内安全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两次车臣战争后，俄国内不断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北高加索地区依然是俄罗斯流血的伤口。其他独联体国家也与俄罗斯类似，面临的经济和社会政治问题同样复杂严峻。

　　从地缘政治上看，苏联解体给独联体国家内部和彼此间关系留下许多问题。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归属权问题上的争端依然无解，摩尔多瓦与德涅斯特左岸地区围绕统一与分离的斗争仍在继续，中亚国家之间因领土、水资源而导致的潜在冲突随时可能爆发。尤其是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因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归属问题发生战争，继而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后，独联体国家间的关系更加微妙。有俄罗斯学者认为，苏联解体的进程远未结束，今后还要持续多年，领土纠纷和边界变更还可能引发战争或局部冲突。鉴于独联体作为前苏联国家“文明离婚”的“善后机构”在协调彼此冲突方面作用有限，各成员国之间存在盘根错节的利益矛盾和尖锐复杂的领土、资源纷争，苏联解体进程远未结束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说有其合理成分。

　　从安全环境上看，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独立兴国曾对西方寄予厚望，但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实行西化改革的举动不仅没有得到善意回应，美国和西方国家反而趁俄国力衰弱之机，积极推动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两大进程，不断蚕食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全力压制和削弱俄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美还利用打恐之机，打进俄拥有“特殊利益”的中亚和外高加索，千方百计扩大美和北约在俄战略后院的军事存在，不遗余力地诱拉和撺掇部分独联体国家加入北约。近年来，随着双方关系的“重启”，俄美争端有所缓解，关系有所改善，围绕着美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的争拗暂时平息，两国还在安全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合作，但俄罗斯与美西方关系的警报并未彻底解除，其安全环境好转与否的主动权如同苏联解体之初，依然掌握在美西方手中。

　　两极格局瓦解，美国的霸权主义和西方国家的强权政治大行其道，国际安全体系依然严重失衡

　　1991年苏联解体，这个横贯欧亚大陆的超级大国作为“国际政治主体和地缘政治的现实”寿终正寝，二战后形成的东西方冷战状态和世界两极格局最终结束。但是，东西方冷战结束和两极格局瓦解并未给世界带来普遍安全与和平。美国和西方势力凭借其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和外交优势，继续奉行冷战思维，把军事干预和战争作为实现其价值观和利益的重要手段。如果说冷战时期，美苏主要通过“代理人”进行战争，彼此直面有投鼠忌器之顾的话，苏联解体则使美国和西方失去了牵制和掣肘。它们公然破坏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肆无忌惮地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外用兵，直至赤裸裸地进行侵略战争。在这些战争行动中，1991年海湾战争以匡复正义、解放科威特、惩罚侵略为旗帜，多少还有一点“合法性”。其他几场战争，大都是为美国和西方的一己私利，因而备受质疑。

　　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美国利用南斯拉夫境内的民族问题，推出“人权高于主权”理论，擎起“人道主义干预”大旗，并以该地区出现“种族清洗”为借口，依靠北约打了一场体现美国价值观、实现美国战略利益的高科技战争，一举除掉了桀骜不驯的米洛舍维奇政权。正是通过这场战争，美国一石二鸟，同时借机打掉了欧盟试图用欧元与美元对垒的勃勃雄心，强化了美在欧洲和全世界推行单边主义、构建一超霸权世界秩序的地位和野心。

　　2001年开始的阿富汗十年战争，则是美国借“9?11”事件后世界各国对美世贸中心大楼被炸的同情和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憎恨，以“反恐自卫”为名进行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虽然推翻了庇护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塔利班政权，恐怖主义大亨拉登在被追捕十年后在美国的军事行动中被击毙，但美国并没有完全实现其反恐目标，今后仍将借反恐之名，在中亚实现驻军并全力开展各种形式的军事行动，推行图谋深远的大中亚计划，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2003年4月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它一开始以“替天行道”为名，以伊拉克境内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随后转向推翻萨达姆政权。这是美国不经联合国授权发动的赤裸裸的单边主义战争。这场战争违背了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开创了无视联合国权威的恶劣先例。

　　2011年3月，法英美战机空袭非洲国家利比亚，依然采用西方惯有的逻辑，即假借联合国授权，以“保护”平民免遭当局涂炭为借口。所谓的联军，主要是北约部队，一方面对卡扎菲政权的军队大打出手，另一方面对利比亚反对派给予各种形式的支持和援助，甚至公开讨论出动地面部队介入利比亚内部冲突的利弊得失！这种假借联合国授权介入别国内战，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多个层面明显偏袒反对派的行为，再次暴露了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双重标准和强权政治本性。美国在对利比亚的空袭行动中没有冲在前面，而是有限参与，显得“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毫无疑问，美国是这次对利军事行动的重要推手。冷战后美国之所以在世界上到处用兵，最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与之抗衡的另一超级大国苏联已不复存在，美国因而有恃无恐。它处理国际事务、应对地区战乱与国别冲突的根本原则，绝不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此次参与对利军事打击，也绝不是基于那里的“人道灾难”，而是旨在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维护西方国家在利比亚和西亚北非地区的霸权主义利益。

　　苏联解体后，美西方国家接连不断地发动战争遭到国际社会的质疑。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呼声日益增强，反对强权政治和战争威胁、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力量有所增长，这对美国和西方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形成重大牵制。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文化和政治渗透力等方面依然具有很强的实力，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当年的苏联那样率领东欧国家与西方集体对抗，因此，美国一超独霸地位暂时还不会动摇，强权政治也不会在短期内消失，弱小国家遭受战争威胁和霸权凌辱的可能性也就难以排除。

　　西方试图以其价值观和经济模式一统天下，发展道路和模式较量更趋激烈

　　苏联解体使人类的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在世界范围内陷入低潮。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只剩下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在原苏联境内和东欧中南欧地区，美国和西方社会的所有政治元素——多党制议会民主、意识形态多样化等等，成为俄罗斯乃至所有转型国家政治生态的标准符号。在拉丁美洲和非洲，许多原来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国家改变了政体，纷纷转行多党制、三权分立，政治多元化与经济私有化并行发展。一时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弹冠相庆。继美国前总统尼克松20世纪80年代即宣布西方“不战而胜”之后，美国国际问题专家福山在苏联解体后进而断言，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而自由民主制度则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在经济领域，美西方大力推广所谓“华盛顿共识”，妄图以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一统天下。

　　然而，西方的政治家和政论家高兴得太早了，也高兴得过头了。在美国霸权主义和整个西方的强权政治大行其道的同时，另一个崭新的进程即世界多极化进程也在潜滋暗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欧盟即已加快经济一体化、共同安全和防务建设，力求成为国际经济、政治中与美国旗鼓相当的一极。中国联合第三世界共同反霸，推动建立公正合理持久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美苏两霸相互抗衡为基础的世界两极格局发生动摇，世界已逐步走向多极化。苏联解体使两极格局彻底终结，世界多极化进程在美国一超独存独霸的复杂形势中艰难推进。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作为迅速崛起的大国，与世界上各主要国家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以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和平等互利为基础，带动国际关系形成一股新的潮流。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区域性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这对美国维持其霸权、对西方推行强权政治也形成了一定的牵制。当前，美国在许多国际组织中依然起主导作用，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依然拥有最大话语权，依然试图凭借“超强”实力维持其“领导”的单极世界，而中、俄、印、巴西、南非等新兴大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都主张构建一个多种力量并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多极格局，就连欧盟也不甘听任美国的“领导”和“指挥”。国际舞台上由此形成了“单极”与“多极”的矛盾和斗争。自然，由于实力对比和其他因素的制约，无论新兴大国还是各种形式的国家联盟或区域集团，目前还难以与美国全面抗衡，还难以有效牵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世界多极化注定还是一个充满曲折与反复的过程和趋势。

　　苏联解体后世界上另一个重要趋向，就是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化几乎齐头并进，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联系更趋紧密。伴随着新科技革命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早在20世纪80—90年代，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即已开始经济“起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高盛投资公司研究人员所说的“金砖国家”，即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2009年6月，“金砖四国”首脑在俄罗斯会晤，首次就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和看法，金砖国家机制得以形成。随着2011年4月南非总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三亚峰会，金砖国家机制进一步巩固和壮大。截至2010年，金砖五国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分别占全球的40%、16%和15%。与此同时，一大批中型国家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佼佼者，如被国际研究和投资机构命名为“新钻十一国”的韩国、墨西哥、越南、伊朗等，包括越南、印尼、南非在内的 “展望五国”，包括哥伦比亚、埃及、土耳其和南非在内的“灵猫六国”等。这些大大小小的新兴经济体实力不断增强，对以美国和西方强权政治影响下形成的世界经济秩序构成了强烈冲击。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认为，尽管世界经济正在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各国间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但发展的现代化绝不等于西方化，在经济模式、政治体制、文化生活、对外政策取向等方面，不应一切以西方为楷模，各国应根据本国的情况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与道路间的竞争更加长期性、复杂化。

　　2008年年底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发展的“冬天”。这场危机不仅使20年前全面转行西方发展模式的独联体和东欧转型国家雪上加霜，就连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同样也陷入经济、社会、政治矛盾积重难返的窘境。这场危机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危机，预示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可能破产。所以，连“历史终结论”鼓吹者福山最近也不得不哀叹：“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让一些发展模式受到审判的话，那就是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像美国那样先进的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他还不得不承认，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即使没有完全丧失信誉，最起码已不占主导地位。很显然，苏联发展模式完全失败后，美国和西方极力推崇的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也难以成为可以随意效仿的唯一模式。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勇对挑战、顺势而为、坚持不懈地走自己的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共同构建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和睦与共荣的共治机制，将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最优先的选择。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诱发“三股势力”，致使国际恐怖主义成为世界公害，国际社会共同反恐任重而道远

　　苏联解体后，尽管传统安全问题依然是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心，但原先两极对立格局掩盖下的民族矛盾、领土纠纷、宗教冲突、资源之争普遍激化，非传统安全问题，如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毒品走私、经济危机、资源短缺、非法移民、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两极格局瓦解导致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升级和霸权主义膨胀，导致了西方国家的强权政治愈演愈烈。它们不仅以种种借口和手段干涉他国内政，在人权、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等问题上推行双重标准，而且经常以武力方式打击弱小国家，以战争手段破坏别国的统一，瓦解一些主权独立国家的合法政权，在包括原苏联东欧在内的许多地方扶植民族分裂势力。此举一方面引起国际社会对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反对和愤慨，另一方面在伊斯兰国家中催生出广泛的反美反西方情绪。有些极端势力和恐怖组织就是这样应运而生并寻机滋事的。他们在反对西方强权，反对外来势力的口号下四处出击，导致重大恐怖袭击案件频发，大量无辜平民死于非命，整个人类社会深受其害。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的“潘多拉盒子”大口敞开，以“基地”为代表的头号恐怖组织与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恐怖组织彼此呼应，制造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事件。从西亚北非到中亚、南亚、东南亚，从俄罗斯腹地到西欧、南欧直至美国，世界各地无处不笼罩着恐怖主义袭击的阴影，任何国家都无法摆脱恐怖主义袭击的威胁。如今的阿富汗、伊拉克已成为全球恐怖主义袭击的演习场，就连白俄罗斯最近也遭受了恐怖袭击的血腥之灾。国际社会普遍意识到，在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问题中，最值得关注的威胁来源于国际恐怖主义，国际联合反恐问题由此提上各国政府的日程。然而，美国借反恐之机谋一己之利，在全球范围内投棋布子，调整战略布局，谋求强化军事优势，“防止潜在对手为赶超美国而扩充军备”。这就为国际联合反恐增添了复杂因素，同时也成为近年来国际反恐斗争越反越“恐”，恐怖主义势力越来越多、越来越猖獗的主要原因之一。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所在地区，特别是中亚地区，是“三股势力”即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主要聚集区和活动区。以分裂中国新疆、破坏中国西部地区安宁与稳定为目的的“东突”恐怖势力，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仅接受国际恐怖组织的训练、武装和资助，不时在中国境内开展各种形式的恐怖行动，竟然还得到了美国和西方某些势力的姑息和支持。中国人民深受包括“东突”在内的“三股势力”的骚扰之痛，对美国和西方某些势力在反恐问题上推行双重标准深恶痛绝。所以，中国努力参与国际反恐合作，加入了绝大多数国际反恐公约，并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缔结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积极参与并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开展相关活动。但是，应该看到，当前的恐怖主义与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相互交织、同生共长，它们不仅植根于某些国家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土壤，而且还受到美国霸权主义和西方强权政治的刺激，得到美西方双重反恐标准的庇护和怂恿。可见，反恐既需要国际社会的相互联手与通力合作，更需要摒弃冷战思维下形成的双重标准和利己主义目标。换言之，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彻底废止，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滋生的条件就难以消除，国际反恐斗争的双重标准和一己私利不最终打破，国际社会就永无宁日。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反思20年前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人类社会获得的最深刻的启示是，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大国的衰亡，不仅导致世界社会主义退入低谷，而且使世界格局演进和力量对比关系变得扑朔迷离。但是，时代在发展，人类要进步，在新旧世纪过渡的历史新时期，任何国际格局的构建都必须符合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利益诉求，任何大国都不可能持久包办代替别国的选择，更不能用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和价值观强加于别国。同时，各国的事情一定要由各国人民自己做主，各国的发展道路一定要由各国人民自己选择，国际上的事情应由各国以平等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只有这样，国际社会才能最终克服苏联解体留下的伤痛，才能全面消除两极格局瓦解造成的种种后遗症，才能消除因一超独霸、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而导致的种种矛盾冲突，才能使各国真正实现和平、安定和发展，使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变得和谐、合理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