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经济是怎样在改革中一步步走向深渊

张树华

叶利钦通过电视向全国表示，“休克疗法”过后，到1992年秋天老百姓的生活就会有好转。然而事与愿违。两周后物价上涨幅度便超过了10倍，黑市的价格还要高出许多。在一次电视直播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记者拿出一根香肠，提问主管经济的副总理盖达尔是否能说出香肠的价钱。盖达尔对着电视机镜头回答：1公斤香肠市场价是9—10卢布。当时舆论哗然。实际上，当时香肠的市场价已是90卢布/千克。

俄罗斯教材中给学生提问：你如何形容私有化？右面是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券，不久老百姓用它只能换20美元或几瓶酒或几斤香肠。

俄文：俄罗斯私有化是黑幕，老百姓全不知情。私有化的获利者是与新政权亲近的一小撮，他们即后来的财阀和寡头。

俄文：众所周知，俄罗斯私有化是在美国中情局的策划和操纵下进行的。俄罗斯国有资产委员会的一层坐满了美国顾问。打着哈佛大学旗号的中情局特工或“芝加哥学派”的青年人，分配着几十年苏联人民积累的财富，将工厂、油井私有化给他们指定的人。

当时的一幅俄文漫画：国有资产大卖场。问：有几种私有化模式可选？

答：那要看你想瓜分多少！

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解体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也就是勃列日涅夫掌权的中期，苏联发展达到“鼎盛时期”：社会生活稳定，生产发展较快，不仅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超过美国，而且与美国经济实力的差距日见缩小，在军事实力及尖端武器方面与美国不相上下，成为角逐世界霸权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

70年代中期以后，躺在“石油美元”上的苏共领导层觉得高枕无忧，变得不思进取，害怕改革，苏联体制逐渐僵化，社会发展陷入停滞。另一方面，苏共领导干部队伍严重老化，以权谋私及浮夸奢侈之风盛行，引起广大群众和干部的不满。

苏联社会凝固不前，人心涣散。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昔日的“集体主义、劳动竞赛”精神早已被淡忘。劳动者缺乏积极性，官僚机构不思创新。苏联社会普遍的情况是，生产劳动纪律散漫，缺少责任感。可以说，苏联社会丧失了激励机制，经济发展正失去内在的动力。勃列日涅夫时期广泛流传的一个政治笑话很有代表性：

一天，外国记者参观苏联某工厂生产车间。厂房高大，机器轰鸣，一片热闹景象。

【临别时，外国记者特意问在机床旁工作的工人收入多少。工人回答：25卢布。外国记者十分惊讶：为什么这样少？工人一笑：上面象征性地发工资，我们下面象征性地工作。】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病逝后，继任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听取苏联干部群众要求改变现状的意见，采取了一些“强化纪律，整顿涣散”的措施，并安排研讨经济领域改革的具体方案。然而安德罗波夫执政仅一年多便因重病离世。继任的契尔年科总书记循规蹈矩又年老体迈，于1985年3月去世。之后苏共中央选举54岁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在此后6年多的时间里，戈尔巴乔夫先后提出了“改革”、“公开性”、“民主化”和“新思维”等口号，宣扬其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戈尔巴乔夫先是提出经济“加速战略”，接着便在思想领域提出“公开性和多元化”，并以“民主化、多党制”等为口号着手推行全面的政治“改革”，在对外政策中宣扬“新思维”，对西方世界单方面地妥协退让，结果导致思想混乱、社会动荡、民族分裂、苏共丧失政权、统一的苏联国家分崩离析。

在1985年的四月全会上，苏共中央提出了“加速战略”（即“加速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战略”），主要目的是集中财力和物力，大力发展机械制造业，购买西方技术，实现工业部门的快速增长。“加速”口号反映了苏联人民要求发展经济，缩小与西方国家差距的愿望，但这一发展战略仍然是不计投入，只强调增长速度，忽视经济结构的调整，没有逃脱优先发展重工业和片面增长的老路。

1986年2—3月苏共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在批准“加速战略”的基础上，又推出了《苏联1986年至1990年及2000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反映了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层急于求成和好大喜功的心理：乐于制定宏大的战略，而不是艰苦细致、脚踏实地推进改革与发展。几年后随着政治斗争的激化，这些宏大的改革与经济发展战略便被束之高阁。

80年代中期以后，苏共也尝试过在农业部门实行租赁或承包形式，1987年准许个体农场经营合法化。198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6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又通过了《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同年底，又出台了关于计划、价格、财政、信贷、金融、物资技术供应、外贸等10个改革配套文件。这些文件的基本思路是“下放权力”，使企业实现“三自一全”（自筹资金、自负盈亏、企业自治，完全的经济核算）。1988年5月，苏联通过了《苏联合作社法》，1989年出台了《租赁法》。然而，这些改革措施和法律却有始无终：1988年以后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口号，将改革重心和目标转向政治领域。其结果是：经济管理失控、商品短缺、卢布贬值和通货膨胀。

戈尔巴乔夫并不熟悉经济工作，他热衷于政治空谈，并常常忽东忽西、舍本求末，在政府管理上甚至头痛医脚、脚痛医头。反酗酒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政策不得人心，财政损失惨重。戈尔巴乔夫喜欢出镜作秀，幻想左右逢源，政策朝令夕改。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在回忆录中这样说道：

【“在一个月前讲妥要优先发展机械制造业，现在又突然冒出了一连串儿需要优先发展的部门……短短的几个月，国民经济优先发展方向的清单不知填写过多少次。”[1]

回忆起当年情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成员奥·季·博戈莫洛夫讲：

【“当时我已经提出了改革不能从各行各业同时开始，总得有个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经验对我们有启示意义。首先应该把市场机制引进到农村和城市关系中，把农村和城市的经验结合起来。”】

戈尔巴乔夫听不进也不愿听不同的意见。唯意志论的决策和急躁冒进的思想，很快在苏共领导层占据了上风。

从1987年开始，苏联政府制定的计划与指标不能如期完成。原定1986—1990年用于消费和积累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3.5%—4.0%，而1986—1988年仅增长2.8%，低于改革前的速度。更为严重的是，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把经济改革的窘境归因于苏联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经济改革的窘境又为更加激进的自由化改革思潮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土壤。

经济改革裹足不前，造成新旧问题叠加，消费市场供应日趋紧张，商品“短缺”现象日益严重。在“公开性”和舆论开放的背景下，经济的失败严重损害了“改革”和苏共领导人的威信。急于在国内外树立形象的戈尔巴乔夫于是将目光转向了“外交和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认为，经济改革不见成效的根源在政治领域，而改革不力源自苏联社会的“停滞机制”和苏共党内的“保守力量”。

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吹响了全面政治改革的号角，从此拉开了政治变革的大幕。虽然会上有不少党代表提出应当讨论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但戈尔巴乔夫一意孤行。他坚持认为，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改革注定要失败。戈尔巴乔夫引证历史说：60年代赫鲁晓夫经济改组之所以半路夭折，正是碰到行政官僚的暗礁上。官僚的保守是扼杀创新的“祸首”。结果，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政治改革派获得了全胜，西方舆论也为戈尔巴乔夫战胜“保守势力”而欢欣鼓舞。戈尔巴乔夫幻想避开“经济改革”，害怕长时间艰苦的劳作，转而选择一条捷径，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希望通过快速的政治改革，就能收到预想不到的效果，还能换取西方的政治和经济的支持。实际上戈尔巴乔夫为自己埋下了一颗颗政治“地雷”，无异于落入了改革“陷阱”。

此后苏联社会围绕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等问题展开的思想斗争更加激烈。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受到猛烈的抨击，随后主张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潮开始大行其道，一夜间竟成为思想界和舆论的主流。

利用戈尔巴乔夫改革混乱而掘得第一桶金的暴富者趁机推波助澜，期盼着将手中的非法财富合法化，而掌管大量国有资产的特权官僚集团和蜕化变质的企业管理者更是蠢蠢欲动，欲乘私有化之机“近水楼台先得月”。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说：

【“当时党的高层精英群体最渴望的就是把国家的财富化为己有。在权力和财富之间总是存在矛盾，有一个不能逾越的界限。有人当上了州委书记，他就有各种各样的特权，就能控制那个州里几乎所有的财富。而一旦退了休，他就会失去这些权力和掌控的财富。所以他们就极力渴望把这些财富变成自己名下的合法财产。”】

面对汹涌而来的“非国有化”浪潮，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先是反对、观望，然后是调和、妥协，最后转为完全支持。1989年2月，戈尔巴乔夫说：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发挥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潜力。”】

他还说：

【“关心社会主义，相信社会主义，忠于这一制度，不接受私有制，不接受人压迫人的制度，因为所有这些宝贵的东西都与整整几代苏联人血肉相连。”】

然而到了1990年8月，还是同一个戈尔巴乔夫，以公有制束缚了人的劳动积极性为由，攻击公有制为主体是“经济垄断”，认为改革“主要而又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取消公有制的“垄断地位”，推行公有企业非国有化、私有化。他还以计划经济没有效率为借口，主张完全放弃国家的宏观调控。为与其政治改革即确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大力推行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公有制，快速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化的各项方针政策。

1989年下半年，苏联经济继续恶化，高通胀，高物价，失业严重，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从1989年下半年到1990年上半年，苏共高层和苏联政府仍在围绕不同的经济改革方案而争论不休。苏联政府方案以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为首，以阿巴尔金提供的材料为基础，主张改革在各行各业同时铺开，逐步用市场机制代替计划管理机制。雷日科夫认为：

【“我们建议渐进地推行市场经济。我们研究过中国的改革，希望我们也能逐步地推进。我计算后认为，这至少需要8年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另一种方案——沙塔林方案，经补充、修改形成“500天计划”。“500天计划”是沙塔林等人经戈尔巴乔夫授权，根据亚夫林斯基、叶利钦等人提出的方案修改、补充而成，目的是与政府方案抗衡。该计划主张在大规模私有化的基础上，从1990年年11月1日到1992年3月14日的500天内，分四个阶段将苏联从计划经济迅速过渡到市场经济。经济学家借用医学上的术语，称这一激进方案为“休克疗法”。这份由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谋士和美国情报部门共同参与制订的“500天计划”以上千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为诱饵，逼迫苏联采取激进市场化手段，目的是促使苏联全面放开市场，将苏联国有行业全面私有化，将苏联经济纳入西方自由市场模式的轨道。1990年前后，苏共高层内部以及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激进势力围绕选择和实施哪种经济改革方案展开了激烈的较量。1990年8月初，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达成原则协议，同意以“500天计划”为基础，快速向市场经济过渡。而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为代表的稳健派则反对以“500天计划”为代表的全盘自由化和全盘私有化的经济改革计划。

1990年10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由戈尔巴乔夫主持起草的《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结束了长达半年的经济改革纲领之争。戈尔巴乔夫的纲领表面上介于前两个方案之间，但实质上全盘接受了亚夫林斯基—沙塔林计划中全面私有化的内容。其主旨是推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以及私有化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经济。他提出“必须向经济非垄断化、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大踏步前进”。经济改革方案之争很快转化为尖锐的政治斗争，经济私有化也进入快车道。

自1988年夏天，苏联经济形势开始严重恶化。1989年，经济增长逐月下降，1990年开始出现“二战”后第一次负增长。据统计，1990年、1991年经济年均下降近9.5%，而在1991年就达到15%。[2]经济状况空前恶化，使绝大多数群众的生活变得十分艰难。1991年，日用消费品零售价格比1990年增长了1.4倍，集贸市场价格增长2倍，而黑市和议价贸易的价格则超过零售价格9倍。

1989年苏联的财政收入、社会劳动生产率、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大众消费品产量等计划指标均未完成。1990年8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开幕词中对经济形势做出如下描述：

【“消费市场的情况极为困难，经济关系严重失调，交通运输混乱，国家纪律显著松弛，围绕着所有权、自主权和职权范围划分问题的政治冲突有时具有极其尖锐的性质，犯罪持续增加——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目前危机仍在继续深化……”[3]】

1990年前10个月，国民收入、工业产值和社会劳动生产率分别比1989年同期下降3%、0.8%和2%。经济形势极度恶化造成社会日用消费品市场供应急剧紧张，各地商店货架空空如也，引发职工群众日益不满。1989年前7个月有500多家厂矿企业先后爆发罢工。

戈尔巴乔夫时期将经济改革完全寄希望于西方“七国集团”的援助，甚至为了获得西方的支持，不惜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政策上迎合西方的要求。戈尔巴乔夫执政的6年时间里，苏联政府外债从130亿美元增加到1130亿美元。随着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戈尔巴乔夫多次向“七国集团”的首脑乞求财政和经济援助。但西方国家却“口惠而实不至”，找出各种托词，始终不肯给苏联任何实质性的资金和贷款支持。1991年前后，苏联经济濒临崩溃。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又恳求英、美、德等国首脑，要求提供紧急贷款或援助，而西方国家政府和商业银行均借口苏联国内政局不稳而拒绝了戈尔巴乔夫。

当时报刊一针见血地指出：戈尔巴乔夫时代留给人们的印象，首先是称为超级大国的苏联分崩离析，其次是无节制的通货膨胀，再就是80%的人进入贫困状态，成百万的贫困者流落街头。普希金语言学院副教授德·尼·法捷耶夫说：

【“1990年、1991年开始发行各式各样的票证，有蓝色的、粉色的。当时我还小，记得排了大半天的长队。结果轮到我的时候，前边的妇女把最后半公斤香肠买走了，到我这儿什么也没有。我不停地哭，哭完以后，我发誓再也不去商店了。”】

1991年11月，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刚刚走过74年的历史，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交界的一处森林里，签署协议，宣布苏联作为一个国际地缘政治实体自此消失。随后1991年12月25日，苏联历史上第一位总统也是最后一位总统戈尔巴乔夫黯然宣布退职。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镰刀和斧头苏联国旗在漆黑的夜幕下悄然下落。

1991年12月27日，戈尔巴乔夫最后一次来到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收拾行囊，然而此时，叶利钦已经端坐在他昔日宽大的座椅上，令戈尔巴乔夫尴尬万分。

二、私有化的密谋与设计

时光倒流。1986年夏，在列宁格勒市郊外的森林里，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地的30多位年轻的经济学者聚集在一起探讨经济问题，形成了“经济改革秘密小组”。6年后，这些慷慨激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年轻书生，站到了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潮头”，成为俄罗斯政坛上的明星人物。他们是盖达尔、丘拜斯、科赫、阿文、瓦西里耶夫等。

几年后，在他们当中盖达尔曾两次出任政府第一副总理之职，负责制定和推行经济改革政策，被称为“俄罗斯经济改革之父”。丘拜斯也是两次出任政府副总理，被称为俄罗斯的“私有化之父”。科赫曾任政府副总理兼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席。阿文曾出任外经部部长。

1986年8月的列宁格勒郊外之夜，围绕在燃烧的篝火旁，这群未来俄罗斯改革的精英，一面饮酒高歌，一面高谈阔论。他们指点江山，抨击时弊，让人联想起沙皇时代的“十二月党人”，也是一群贵族知识青年，不满沙皇的封建统治和生活的沉闷，在沙龙聚会，探寻救国救民之路。不同的是，此时的盖达尔和他的同伴们谈论更多的是经济话题。但是话题和言辞已经突破了苏共意识形态的“禁区”：建立和发展资本市场，保护私有权利。他们为苏联低效率的经济做诊断，并开出了消除官僚经济弊端的药方。这些未来的经济掌权者提出，苏联经济的出路在于建立西方社会那样的自由市场，改变公有制，确立私有制。

当时这类“激进而出格”的观点和主张，并没有受到冲击和批判。相反，随着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的到来，激进的思想给他们带来了空前的荣誉和地位。他们昔日的师长、那些满腹经纶的院士已经被视为“保守势力”，退到了舆论的边缘。后来掌权的“自由派”势力将他们看作是“怀揣着经济妙方的神仙智囊”，叶利钦总统称盖达尔为“经济学神童”“经济天才”。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体，以独立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过去的苏共反对派被推上了前台。但人们发现掌权后的激进反对派除了反共、加快改革的口号外，并没有像样的、成熟的、详尽的经济改革方案。

1991年末，苏共垮台。突如其来的胜利，甚至于连激进派都未曾料到。正像一位俄罗斯作家形容的，政权突然地落在自由反对派的“脚下”，仿佛从天而降。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面对手中的权力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特别是怎样处理近乎瘫痪的经济，更是缺乏良策。他们原本想在一旁观看苏共怎样熬过经济改革的“痛苦”，现在却不得不“披挂上阵”。

在激进派眼中，戈尔巴乔夫改组的失败，印证了一条再简单不过的逻辑：既然苏联七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与西方国家的比赛中败北，既然改革、完善这种制度的努力也未奏效，那么只有完全抛弃此制度，全面采取和推行西方社会行之有效的制度。

苏联解体后不久，叶利钦又一次访问了美国。与上一次出访不同，他已不再是落难的苏共反对派，而是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在美国的演说中叶利钦谈到，他代表世界上最年轻的“民主国家”，来到了美国这一民主传统悠久的“圣地”。叶利钦承诺，共产主义的试验在俄罗斯大地“一去不复返”，所有文明世界具有的东西将会在俄罗斯“开花结果”。

在俄罗斯新一轮的改革派看来，一旦俄罗斯踏上自由市场的轨道，就会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应想尽一切办法，停止国家对经济工作的干预，让市场的“自然法则”发挥作用，为社会造福。俄罗斯新一轮的改革派庆幸甩掉了原苏联的“包袱”，现在终于可以轻装前进了。

当时一位自由派的女经济学家写道：

【“每当我思考俄罗斯复兴之路时，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战后德国阿登纳政府的经济奇迹。社会主义与市场、民主‘水火不相容’。俄罗斯应在最短的时间内，以革命的速度实施经济自由化。取消并禁止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将历史的罪人推上‘审判台’。俄罗斯社会要‘忏悔’，将列宁的遗体迁出埋葬。把所有共产主义的象征物搬进博物馆。俄罗斯人蕴藏的商业意识全部释放出来之时，就是俄罗斯社会的复兴之日。”[3]】

1991年“8·19”事件后，叶利钦终于宣布了一套经济改革方案。不难看出该计划正是出自那批年轻的经济学家之手。盖达尔、丘拜斯、绍欣等进入俄罗斯政府，并出任第一副总理等高级职务，执掌经济大权。

在《总统笔记》一书中，叶利钦回忆，当时之所以让盖达尔负责经济改革，是出自以下几种考虑：

早在很久以前，叶利钦就几次公开宣布，未来的政府成员的年龄一个也不许超过自己。身为苏联时期高级干部的叶利钦，已经习惯了旧时的官僚，他决定让年轻的人小试身手。

盖达尔能把经济改革讲得“头头是道”，这样完全能够同议会反对派“相互理论”。

盖达尔保证经济改革马上见效，物价上涨三个月后便能回落，这正合叶利钦的心意。

叶利钦宣布，明年也就是1992年秋天俄罗斯经济便会好转。叶利钦感觉到，人们早已厌烦了戈尔巴乔夫的“空谈”，希望尽快感受到经济改革的效果。叶利钦回忆说，他坚信自己的直觉，他说他和女儿两代人都深受盖达尔祖父写的红色故事的影响，他期望，眼前的这位年轻人定会继承先辈的聪明睿智，救俄罗斯于水火。

1991年10月，叶利钦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发表讲话阐述了全面推行经济改革的思想。之后不久盖达尔受命组建新政府，全面负责经济改革。昔日的一介书生一夜之间成为政府总理。

三、俄罗斯“休克疗法”

所谓“休克疗法”，原本是医学上临床使用的一种治疗方法。其原意是——对生命垂危的某些病例，通过对病体注入大剂量的药物，杀死带有病毒的细胞，使健康的细胞处于休克状态，然后得以复苏，使病人逐渐康复。

后来“休克疗法”这一医学术语被用来形容治疗经济危机“后遗症”——通货膨胀。此种经济药方的基本用意在于，采取严格从紧的金融货币政策，辅以压缩消费的手段，强行弥合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缺口，达到短时间内遏制通货膨胀的目的。由于上述经济措施具有很强的冲击性，社会经济会受到极大的震荡，甚至处于“休克状态”，故有了医学上“休克疗法”的比喻。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某些拉美国家受到通货膨胀和巨额外债的双重困扰，经济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境地。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年轻的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受聘于玻利维亚政府，出任该国总统顾问。萨克斯根据西方货币主义理论，制订出了一个激进的稳定经济计划。该计划的主导思想是，对通货膨胀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要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办法，采用“休克疗法”坚决给予制止。后来此方果然灵验，萨克斯名声大震。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国家政局突变。各国急切想要摆脱经济危机，尽快实现经济体制转轨。萨克斯教授应波兰等东欧国家之邀，开出了计划经济国家转轨的“药方”。

他认为，“休克疗法”的转轨战略应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政府努力建立一种由市场因素决定的价格体制，停止价格控制，削减乃至取消国家补贴，进出口贸易自由化。第二，取消对私营经济活动的限制。第三，通过私有化和对现有国有企业实行严厉的控制，约束国有企业。第四，实施紧缩的货币财政政策，削减赤字，平衡预算，以稳定物价。

后来萨克斯又将“休克式”的经济转轨战略概括为稳定化、自由化与私有化，并认为这是原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三大支柱”。

俄罗斯新政府组成后，萨克斯被邀担当俄罗斯政府“顾问”。与此同时，俄罗斯政府官员、智囊班子也经常飞往大洋彼岸学道取经。盖达尔政府的经济改革方案与萨克斯“休克疗法”的思路大致相同。不同的，是在俄罗斯，在价格改革与私有化究竟孰先孰后的问题上，以盖达尔为首的改革班子曾一度犹豫不定。有的意见认为，在经济非私有化之前，放开价格不会达到预计的效果，因为旧体制对市场的变化“反应迟缓”。最终，还是决定价格改革在先，而私有化亦不能“拖延”，否则将“错失历史改革的时机”。

以1992年初为起点，俄罗斯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为：全部放开价格；商业、外贸自由化；大规模私有化。其主要措施包括：一次性大范围地放开物价，形成自由价格制度，为经济市场化创建必要的条件；实施严厉的财政金融政策，紧缩银根；大规模推行私有化；实行外贸体制改革，外经贸活动自由化。

“经济自由化，确立私有制”概括了“休克疗法”的内涵。俄罗斯原国务秘书、叶利钦政治上的左膀右臂——布尔布利斯直言：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就是要建立起“私有制”，人类历史表明，人类社会还没有创造出比它更符合人的天性的东西来。私有制可能不是最理想的，但却是现实中最好的。这种制度存在于欧洲、美洲及东南亚，并无须任何民族性的修饰。经济自由化是为了彻底摆脱“官僚机构”的束缚，而私有化目的是使革命不可逆转。丘拜斯在一次电视讲话中宣称，正像民主一样，私有制是万能的。他坚信，市场和私有制是俄罗斯社会富足的充分保证，也是政治和精神自由的靠山。

四、紧缩货币、放开价格

1991年末，俄罗斯市场商品供给告急，食品等日用必需品几乎从货架上消失。居民紧张不安地等待着价格改革的出台。1992年新年刚过，俄罗斯政府宣布放开物价。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物价似脱缰之马，一发而不可收。

稳定而低廉的物价曾被认为是苏联社会主义的特征和优越性之一。

在原苏联，全社会实行免费教育、免费医疗。日用消费品、交通、儿童用品、医药、文化出版等都具有社会保障性质。在斯大林时期，药品等日用品价格还几次下调。国家严格控制物价也成了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一大特色。1992年以前，苏联生产的大部分商品干脆将零售价格直接标在商品的最显眼之处。药品的价格印在包装上，西装、大衣的价码缝制在里面，就连每个鸡蛋也都打上日期和价格。

几十年来，苏联的许多商品价格一成不变。例如，居民必需的通心粉、食用植物油、食糖等食品价格自20世纪50年代起一直未变。1962年以来，肉类、乳制品等副食品的零售价格从未上涨。1950年一个面包卖12戈比（0.12卢布），到1990年仍是12戈比。

戈尔巴乔夫时期，居民手中的货币增多。另外，生产和服务远不能满足居民的日常需求。居民所需的食品、农副产品和轻工产品严重匮乏。物价低廉，但却没有保障，出现了“隐形通货膨胀”，形成了俄罗斯特色的“黑市交易”。

在低物价、商品短缺的情况下，一方面造成囤积、抢购风潮，另一方面也浪费严重。苏联粮食和面包的价格“倒挂”，以至于集体农庄的农民将面包买回去喂牲畜。

俄罗斯新一代改革派决心放开价格，使商品回到“货架”。按他们的设想，商品零售价格充其量会上涨2倍，3个月过后，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生产厂家会根据市场的需求，生产出满足需求的产品。届时俄罗斯市场充盈，物价趋于平稳。叶利钦通过电视向全国表示，“休克疗法”过后，到1992年秋天老百姓的生活就会有好转。然而事与愿违。两周后物价上涨幅度便超过了10倍，黑市的价格还要高出许多。在一次电视直播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记者拿出一根香肠，提问主管经济的副总理盖达尔是否能说出香肠的价钱。盖达尔对着电视机镜头回答：1公斤香肠市场价是9—10卢布。当时舆论哗然。实际上，当时香肠的市场价已是90卢布/千克。

1992年，俄罗斯物价仿佛断了线的风筝扶摇直上，不断攀升。俄罗斯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1992年俄罗斯社会消费品的价格和服务费用比1991年高出26倍，而与1990年相比物价上涨幅度竟达6700%。仅一年的光景，许多商品的价格便上涨了100倍，甚至更多。1992年以前，这里曾有着世界上最便宜的地铁交通。当时乘坐一次地铁的价格为5戈比，也就是0.05卢布。当时的平均工资为250—270卢布。到1997年，地铁票价为2000卢布，平均工资为80万—100万卢布。面简单列举几种食品价格几年间变动的情况，以增加感性认识（见表6-1）。

表6-1　俄罗斯食品价格的变化[5]

为了便于比较，下面列出两组表格来描述俄罗斯几年间物价和居民实际货币收入的变动情况（见表6-2、6-3）。

 表6-2　俄罗斯物价上涨指数[6]

表6-3　俄罗斯居民实际货币收入的变化（为上一年的百分比%）[7]

1992年放开物价后，通货膨胀严重，卢布急剧贬值。特别是居民的银行储蓄存款，在1000倍的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下，顷刻间化为乌有。而当时银行里居民的储蓄总额相当于1990年居民总收入的一半以上。由于储蓄存款贬值，俄罗斯百姓损失惨重，不仅导致了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严重下降，而且使“吸引居民广泛参与私有化”的口号变为一句空话。

注释：

[1]尼·伊·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M].王攀，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88，89.

[2]大卫·科兹，等。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M].曹荣湘，孟鸣歧，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01.

[3]叶·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M].王尊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37.

[4]阿·彼娅舍娃。靠自由痊愈[J].祖国，1990(50)8.

[5]张树华。私有化是祸？是福？——俄罗斯经济改革透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37.

[6]同上37.

[7]张树华。私有化是祸？是福？——俄罗斯经济改革透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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