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已经表明，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危机严重到了垄断资本无法正常统治的产物，而一旦法西斯主义成为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者执掌了政权，不仅这个国家内部的那些“替罪羊”会受到残酷的压制甚至大规模的屠杀，而且发生侵略战争的风险也会急剧加大。这将使人类社会再次陷入灾难性的境地。要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唯一的希望就在于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尽快组织起来，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尽快走出困境，联合各国无产阶级掀起一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

人类社会正经历着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近年来各种让人诧异甚至震惊的事件不断发生，有观察者戏称我们进入了一个“黑天鹅群飞”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民粹主义的兴起及其对所谓“自由民主”制度、战后国际体制以及全球化的冲击引起了广泛关注。其中，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和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无疑是令人震惊并影响深远的标志性事件。在入主白宫之后，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挑起了针对中国等国的贸易争端，2018年又挑起了针对中国的科技战、经济战，把贸易战升级为对中国的全面打压。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今年以来举全国之力打压华为公司的行为，再次突破了人们对于全球化的认知底线。德国前外交部长菲舍尔对此评论说，这意味着美国领导的全球化终结，也意味着我们所熟知的世界的终结。

随着民粹主义在许多国家兴起，甚至在一些国家登堂入室执掌政权，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也在上升，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现象愈发清晰地表明，世界资本主义正在陷入一场系统性的制度性危机之中。这场危机的走向将决定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并认真应对。

一、新自由主义激化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并导致危机

近年来，随着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断显现，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研究和讨论成为热点，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在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再把新自由主义仅仅看作一种经济学的流派，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从原子化的个人主义出发，从而重构世界资本主义的理论和主张。

（一）新自由主义实质上主张的是资本的自由和权力

学界普遍认为，新自由主义起源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当时的新自由主义者们面临着资本主义体系崩溃的危险。这种危险既来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也来自不受约束的市场所导致的大萧条，还来自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以及各国工人阶级的反抗和斗争。与凯恩斯主义者主张一定程度的阶级妥协和政府干预不同，新自由主义者在本质上拒绝阶级妥协和政府干预。他们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为了突破和反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和主张，强调抽象的个人自由、市场的有效性以及私人产权的重要性。归根结底，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是资本自由，即资本不受限制的流动，以便更大程度地剥削工人和实现价值增殖。为了实现这个自由，新自由主义主张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限制和打击工人的组织和力量。与很多人所理解的不同，新自由主义虽然抽象地反对国家干预，但并不反对资本所需要的国家干预，比如新自由主义主张赋予国家“守夜人”的角色，再如在经济危机时政府对资本——特别是大资本——加以救助。更进一步地说，新自由主义更不反对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大资本的利益而在国际上采取各种霸权主义的手段和措施。新自由主义事实上反对的，是国家为了大众的利益而进行干预，是影响资本自由的干预。从本质上讲，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是资本的专制，反对的是大众民主。正是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自由民主体制之下，政府总是要对于大众的要求作出某种程度的反应，或者说总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大众民主，因此新自由主义者才主张限制国家的作用。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自由高于民主。

与此相对应，新自由主义对于法治——特别是“独立的”司法——是比较推崇的。这里所说的“独立”，表面上是独立于政府的政治干预，实际上是独立于大众民主、独立于普通民众的监督。法律条文的制定和实施要求很强的专业性，需要由所谓的“专业人士”主导进行，普通民众难以参与，因而更容易受到资本的影响和掌控。不仅如此，新自由主义者还主张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拥有高于主权国家的权威。由于这些机构已经按照新自由主义理念进行了改造，其相关的规则通常已经渗透了新自由主义的原则，总体而言是有利于国际资本的；相反，主权国家的政府往往要受到大众民主的影响，从而不利于国际垄断资本。近期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引入了通常在双边条款中才会采用的“投资者一缔约国政府争端解决机制”(ISDS)，即允许投资者在其母国针对投资目标国提起仲裁。这实际上是剥夺了相关国家对于外国投资者的司法主权，而把相关的裁定权交由更容易受跨国公司影响的所谓的国际机构，这事实上是主张资本的权力高于主权。

（二）现实中的新自由主义是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工程

有学者指出，存在两个层面的新自由主义，一个是理念层面上鼓吹的自由市场的乌托邦，另一个是在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作为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工程的新自由主义。上文所述及的主要是理念层面的新自由主义。虽然在其内部也有各种分歧和矛盾，但确实存在着大部分新自由主义者所认可的基本理论内核和共识。理念层面的新自由主义已经存在近百年了，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都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直到20世纪70年代，为了应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为了打击本国国内工人阶级的力量以及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努力，国际垄断资本选择了新自由主义并使其成了资本主义体系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策导向。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国的传统和阶级力量的对比等情况均不相同，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内容和程度都有所不同。

为了在第三世界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不仅采用了文化渗透、经济制裁和政治胁迫等手段，还不惜采用军事政变甚至直接军事入侵等方式。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则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垄断资本——特别是金融垄断资本——对本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进程的控制。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使得所谓的民主制度变形，出现“代表性的断裂”，那些需要选举才能上任的政治人物在事实上越来越服从于垄断资本的利益。同时通过“旋转门”等方法，加强金融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人员流动，通过对学术界的渗透和控制以及对大众传媒的控制，在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全社会使新自由主义成为处于支配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于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绝大部分国家泛滥开来。

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工人的力量在资本主义各国受到严重打击，劳资力量对比越来越有利于国际垄断资本。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在交通、通信等领域大发展的基础之上，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重新布局了生产网络，许多产业转移到了新兴经济体，生产的组织也更加灵活，工人越来越去技能化，工人的组织性和斗争性都被严重削弱。

（三）新自由主义导致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化

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引发的一个基础性的矛盾是全球性的生产过剩。由于这些政策太偏向于资本，工人的工资和收入受到压制，导致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为了缓解这个矛盾，许多国家一方面鼓励大众借贷消费，另一方面借助资产泡沫所带来的财富效应拉动经济。这使得许多国家家庭债务急剧攀升，同时金融危机频发。在这个过程中，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导致越来越多的资本脱实向虚，经济不断金融化，包括金融化了的产业资本在内的金融垄断资本逐渐取代产业资本，主导了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进程。伴随而来的是金融投机、金融欺诈和金融泡沫普遍化以及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

凡是比较彻底地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都会出现两个现象，即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和贫富分化加剧。这导致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停滞甚至下降，必然引起广大普通民众的不满和反抗。在过去近40年里，各国民众围绕新自由主义进行了大量的抗议和斗争。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这些斗争主要集中在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对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冲击相对有限。但近十年来，矛盾开始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国家爆发，从而对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了严峻挑战。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西方发达国家应对上一轮危机的政策密切相关。危机爆发后，金融垄断资本让其所控制的政府在“救市”的名义下用巨额的财政资金挽救了自己，之后却通过削减福利支出等紧缩政策让中低收入阶层承担其代价，这必然引起大众的不满。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由于金融垄断资本的抵制，西方社会所急需的、也是西方大众所期待的限制金融投机和欺诈以及缓解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各种矛盾的改革措施无法推行。本来几乎整个社会都已经认识到，是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尤其是金融资本的肆意妄为导致了这一轮危机，危机之后应该尽快推行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以缓解相关矛盾。但是，由于金融垄断资本的力量在危机中并未受到重大打击，反而在危机之后进一步壮大，仍然牢牢控制着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新自由主义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的推行使得资本主义内在的各种矛盾更加激化，贫富分化加剧，中下层民众的生活继续恶化，民众的不满和怨愤不断增加。在此基础上，民众不仅对于政府政策逐渐失去信心，越来越多的人对于代议制民主也开始质疑。西方国家的金融经济危机逐步转化为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更为严重的是，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当前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制度性矛盾既无法解释，更无力解决，开始出现文化危机。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民粹主义在许多国家兴起。

二、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带来了民粹主义的兴起

虽然有学者把当前的局面和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的情形相类比，并认为这是一轮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但更多的人认为当前只是民粹主义的兴起。如历史学家弗格森就认为，今天的情况和1929年危机之后的情况并不相同，而是和美国在1873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情况更相似，应该被认为是民粹主义浪潮。

（一）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因

弗格森认为形成民粹主义浪潮需要有五个条件，即外来移民的增加、贫富分化加剧、民众感受到政治腐败、严重的金融危机和具有魅力的能够蛊惑人心的政客的出现。而罗德里克则认为导致民粹主义兴起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我们认为，民粹主义兴起的基础性原因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尖锐化，从而导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出现了系统性的制度性危机。金融垄断资本虽然仍能攫取大量利润，但其统治已经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和困难，比如不断给富人群体和大公司降低税收以及救助大资本已使西方国家的国债达到了难以持续的水平。这不仅使得西方国家维持国内运转开始出现困难，而且使得美国等国家维持所谓战后国际自由主义体系越来越力不从心。面对这种困境，即便是在西方国家上层统治集团内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对金融资本的统治危机有着更为深切的感受，从而对现有体制产生怀疑。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会或主动或被动地挑起和利用民粹主义，以转移中下层老百姓的愤怒，维护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这恐怕是民粹主义近年来在若干国家兴起的基础性原因，或者说，民粹主义的兴起是金融垄断资本统治危机的一种反映，也对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形成了某种潜在的威胁，金融垄断资本自然要试图去影响甚至操控这个浪潮。

（二）民粹主义的特点

当前西方民粹主义的主流是右翼民粹主义，是在事实上受到金融垄断资本影响甚至操控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内在地要求以民为粹，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维护人民的利益，因此天然具有反对精英主义的特点。当前西方民粹主义的特点之一是其下层具有强烈的反对精英主义和建制派的态度，但其上层更多的只是作出这两方面的姿态，毕竟这些民粹主义政客原本就是精英和建制派中的一员。这些民粹主义政客意识到了危机，提出了一套往往更加保守的政策，同时他们必须要强调和建制派精英的区别，甚至不惜指责后者是腐败的。双方之间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看起来剑拔弩张的紧张状态，比如美国共和党推动的关于希拉里•克林顿的“邮件门”的调查以及民主党推动的关于特朗普的“通俄门”的调查，看起来似乎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最后也多半不了了之。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悖论性的特点是，民粹主义浪潮中的普通民众对于代议制民主以及整个政治制度往往是质疑的，但民粹主义政客们又不得不利用现有的代议制民主体系来获得权力，在执掌政权后还不得不利用现有的政治体系和国家机器来推行自己的政策。

当前西方民粹主义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排外。为了避免成为矛盾的焦点，金融垄断资本必须要把普通民众的愤怒引向其他方面。于是，资本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而把若干生产环节转移到工资更低的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干脆外包给第三世界国家的企业，这被解释为第三世界的工人抢夺了西方国家工人的工作。为了逆转中心国家的去工业化进程，需要使相关生产环节回流至中心国家，这就需要对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增加关税。同时，来自第三世界的（非法）移民直接在西方国家内部对这些国家的工人形成了工作岗位竞争，并且占用了“太多的”福利，因而应该对他们严格管理并拒绝非法移民。再加上某些极端宗教分子和恐怖主义分子随着难民涌人以及西欧国家恐怖主义事件频发，更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排外情绪。以特朗普政府为例，其上任以来最引起世人关注的大概要算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在墨边境修墙以及遣送非法移民了。

于是我们看到，当前西方民粹主义似乎反对全球化，但至少从现有的已经执政的那些民粹主义政权来看，他们的政策只是部分地反对全球化。他们确实反对人员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反对（非法）移民，反对商品的自由流动，但似乎到目前为止并不主张反对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美国特朗普政府似乎还要进一步放松对于资本的管制，而英国的脱欧派对资本的自由流动仍然语焉不详。

（三）民粹主义解决不了资本主义的危机

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资本主义的危机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兴起，但民粹主义解决不了这种危机。正如弗格森所指出的，民粹主义注定会让其支持者们失望。历史地看，民粹主义往往可以让那些“替罪羊”们的生活变得更差，但难以让民粹主义的支持者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因为民粹主义的药方往往是错的，而且是反生产性的。

在笔者看来，民粹主义难以解决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原因有二。首先，至少到目前为止，金融垄断资本的力量仍然很强大，仍然影响甚至掌控着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进程。其表现就是那些民粹主义政权至今尚未触动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加强资本管制以及限制（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政策难以被纳入政策制定者们的议事日程，更遑论通过和实施了。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早已被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证伪从而丧失信誉的新自由主义至今仍然在西方国家处于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如果没有金融垄断资本强有力的顽固的支持，这种局面是难以想象的。这也意味着导致当前资本主义一系列矛盾的基础性原因没有得到解决。其次，虽然民粹主义主张通过增加关税等措施限制国际贸易，从而制止甚至逆转工作岗位的流失，但这事实上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导致这些国家去工业化和工作岗位流失的那些基础性的原因都是结构性的，民粹主义并没有、也不可能去改变那些结构性的因素。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靠民粹主义上台的政客们确实会采取一些吸引眼球的措施，比如说挑起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战、限制（非法）移民、脱欧或者在边境修墙等。但总体而言，由于其无法触动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无从改变整个社会中阶级力量的对比，因而无法提出、更不可能推行真正缓解当前资本主义系统性制度性危机的措施。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矛盾将进一步发展和激化，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制度性的危机将进一步深化。以美国为例，特朗普政府除了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战，还制定了包括减税在内的一系列有利于垄断资本特别是金融垄断资本的政策。这些措施极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国的各种矛盾，比如进一步增加其财政赤字和国债水平，进一步加剧其贫富分化。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执行的美国优先的战略，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力量的相对衰落及维持其霸权统治的困难，另一方面从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对由其主导的战后自由主义体系（美国的霸权体系）造成了严重损害，也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维持和运转带来了巨大冲击，这为国与国之间更加尖锐的冲突和国际局势的动荡加剧开启了大门。

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右翼民粹主义难以缓解资本主义的危机，左翼民粹主义也难以解决问题。如前所述，当前西方社会的阶级力量对比仍然是资强劳弱，在资产阶级内部，金融垄断资本（包括金融化了的产业资本）处于主导地位。而工人阶级的力量总体而言还处于分散和相对弱小的状态，各国工会成员率和共产党、工人党的党员数量等都说明了这一点。在这种局面之下，即便是左翼民粹主义通过选举执掌了政权，提出一些进步性的、逆转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但这些政策能否被通过、通过以后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执行都会成为一个问题。

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处于系统性制度性的深度危机中，急需改革；另一方面，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和资强劳弱的阶级力量格局又使得改革无法推行。民粹主义不仅无法缓解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危机，而且极有可能进一步深化危机。

三、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化可能会带来法西斯主义浪潮

虽然有学者认为，在新自由主义走人死胡同之后，若干国家已经进入了法西斯主义的状态，也有人提出特朗普政府具有法西斯主义的特征，但持有这类观点的人仍是少数，大部分学者认为当前兴起的主要是民粹主义。有学者指出，民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其是否包含军国主义的因素，而到目前为止，各国的民粹主义中还没有明显的军国主义因素。但是，在民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并不存在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两者都属于极端主义，右翼民粹主义中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等因素很容易向法西斯主义转化。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化很可能为这种转化提供越来越充分的条件。

如前所述，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制度性危机带来了民粹主义的兴起，这些因素也给法西斯主义的扩散提供了温床。近年来，随着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深化，那些长期受到压制和打击的、处于边缘地位的法西斯主义的人物和组织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其影响力和力量在不断壮大，甚至正式走上政治舞台。如果说英国脱欧以及美国的特朗普、英国的约翰逊、匈牙利的欧尔班和土耳其的埃尔多安等人的上台标志着民粹主义兴起的话，那么希腊的金色黎明在议会中获得席位以及意大利五星运动与联盟党组阁则被很多人认为是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标志性事件。

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进一步深化、广大民众生活的进一步恶化和愤怒情绪的进一步积累，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将越来越难以为继。广大民众在先经历了对新自由主义由希望到失望，再经历了对民粹主义由希望到失望的过程之后，许多人将陷入绝望。绝望可能带来两种前途。一种是从绝望到觉醒再到奋起，形成新一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潮。这要求有关国家的共产党等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及时提出有针对性和号召力的政策和口号，把以工人阶级为主的民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改变阶级力量的对比，主导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进程。但从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政党的现状来看，至少目前这种条件还不具备。第二种可能则是在整个中下阶层陷入绝望而金融垄断资本难以按照原有的模式继续统治而走投无路时，不排除法西斯主义因为各种机缘而在若干国家占据主流，甚至登堂入室的可能。

历史已经表明，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危机严重到了垄断资本无法正常统治的产物，而一旦法西斯主义成为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者执掌了政权，不仅这个国家内部的那些“替罪羊”会受到残酷的压制甚至大规模的屠杀，而且发生侵略战争的风险也会急剧加大。这将使人类社会再次陷入灾难性的境地。要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唯一的希望就在于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尽快组织起来，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尽快走出困境，联合各国无产阶级掀起一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

正如罗莎•卢森堡所说：要么社会主义，要么野蛮！

【朱安东，察网专栏学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本文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