脏水为何泼向中国？
江涌 黄莺
《国有资产管理》2009年第5期
树大招风。自美国次贷危机生成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有关这场世纪金融大危机根源的“文字战”与“口水战”一直没有停息，如今还有愈演愈烈之态势。令诸多中国人疑惑不解的是，这一“专利权”本来十分清晰的、纯属“美国制造”的危机，在国际媒体的暴炒下、在相关政客的渲染下，中国，一个危机的受害者，竟然成为危机的源头、加害者与纵火犯。更令诸多中国人意想不到的是，积极向中国泼脏水的，竟然还有不少中国的所谓主流经济学者。
中国高储蓄的“罪过”
经济学家与政客们都有宽广的国际视角，于国际扬名、从世界赚钱，风险国际化，收益私人化。透视美国的金融危机，也有宏大气魄，很少有从华尔街的贪婪出发，而是从全球经济失衡着眼。认定全球经济失衡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而此前国际经济学界早有一系列的理论铺垫，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一方——拥有巨额贸易顺差方有中国（至于日本、东亚还有中东等资源富庶国则不论），而中国的高储蓄是导致全球失衡的重要原因，如此便结论美国的金融危机缘于中国的高储蓄，美国似乎一下子从纵火犯变成了受害者。
来看有板有眼的理论论证，根据两缺口模型：投资－储蓄＝进口－出口（即I－S＝M－X），当一国储蓄大于投资时，该国为净出口国；当储蓄小于投资时，该国为净进口国。据此，相关官僚与学阀推论：正是由于全球储蓄过剩压低了美国利率，才使得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不断扩大，消费者愿意花费更多的钱。虽然他们并不否认美国的低储蓄和财政赤字对本国贸易逆差的影响，但是包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内的人士认为，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并不是美国经济或政策导致的结果，而是全球储蓄过剩使然。因此，储蓄过剩的中国应当承担经济调整的主要责任。
“I－S＝M－X”是在一堆假设前提下，才能成立的理论，这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固有的逻辑推理，其合理性早就被人怀疑。退一万步，即便该等式成立，但是得出“中国应当承担责任”的论点仍经不起推敲，难以自圆其说。
首先，在等式“I－S＝M－X”中，存在四个变量，每个变量都独立发挥作用。除了储蓄过少之外，出口过少、进口过多、投资过多等问题都可能导致一国贸易逆差的出现，如此，不能简单地推论等式左边的储蓄失衡是等式右边外贸失衡的原因。以美国为例，是储蓄缺口导致了贸易赤字，还是贸易赤字恶化了储蓄缺口，这本身就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饶舌话题，永远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此外，在储蓄、投资、出口和进口的背后，还有众多诸如政府经济政策、产业竞争力、企业投资与大众消费的意愿与能力、人口结构乃至统计方法等因素，都会对四大变量产生影响。因此，对全球失衡问题的考察显然不能简单停留在对储蓄、投资、出口和进口的分析上，而应该研究四大变量背后的驱动因素。伯南克否认美国经济或当局政策应当对美外贸失衡负责，明显是在玩弄推卸责任的障眼法、混淆视听的乌贼术。
其次，即便只研究储蓄问题，也不能得出中国的高储蓄应该为美国外贸失衡负责的结论。理由有三：一是中国的高储蓄和美国的低储蓄之间在一般逻辑上不存在因果关系。中国的高储蓄是由中国的文化传统、发展阶段、消费心理等因素所决定的。同样，美国的低储蓄也是由美国多年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长期推行的鼓励消费的政策、美国人预防性储蓄需求较低、大众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不断下降等因素综合导致的。二是中国的过剩储蓄（总储蓄率与投资率的差额）和美国的贸易逆差之间在时间上构不成因果关系。中国的储蓄过剩现象只在近些年比较明显，而美国的外贸逆差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仅有三年（分别是1980、1981和1991年）出现过小幅经常项目盈余，其余年份都是逆差。1992－1999年，美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从0.8%逐渐上升到3.2％。三是中国的储蓄过剩与美国的贸易逆差在规模上相去甚远。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5年，中国的过剩储蓄占其GDP的7％，美国的贸易逆差也接近其GDP的7％，而中国GDP只相当于美国的20%。即使中国所有的过剩储蓄都流入了美国，也远远无法满足美国人的过度消费。
美国搅浑一池春水
储蓄是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生命线。没有储蓄就没有积累，而没有积累就没有投资，经济也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增长。美国人原本习惯于储蓄，节俭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在没有信用卡与房屋净值贷款（房屋市价与房屋按揭额之间的差额可以作为依据用来进行新贷款）等金融产品的情形下，美国经济同样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是，当美国取得对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后，在美元取得国际金融霸权地位后，美国人开始骄奢淫逸，其不断扩大的消费胃口远远超出它自身的生产能力。于是，便通过在国际社会中的垄断地位，生产一种叫做“美元”的纸张，来换取世界制造的财富。这是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使然，是不公正的国际金融秩序使然。
20世纪70年代初，以美元汇兑本位制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寿终正寝，原因是美国无法摆脱所谓“特里芬难题”，在出现巨额外贸逆差后，无法维系美元与黄金之间的比价。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崩溃了，但是其阴魂未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仍然存在，美元的霸权地位仍然保持，美国对国际金融秩序的主导仍然维系。而且美国比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更加行动自由，只享受铸币税特权，而不再承担国际汇率与金融市场稳定的义务。甚至有意与无意制造、放任金融市场动荡，以便让投机资本（主要是来自美国的对冲基金）火中取栗，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选项。
在经济自由化的诱惑与压力之下，众多发展中国家选择了不断开放，但是由于缺乏对宏观经济的驾御以及国际金融的应对能力，他们往往通过事实上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来寻求经济环境的稳定。为了抵御外部投机资本对本国货币乃至金融市场的冲击，这些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惟有通过贸易顺差来积累大量外汇储备，这必然形成对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的需求，从而为美国获取更多更大的铸币税提供了市场。在黄金被美国人为非货币化、国际大宗商品主要受美国垄断资本操纵、其它主要储备货币不断受美国无情打压的前提下，国际外汇资金一般只能流向美国，而美国众多有战略价值的资产都被以国家安全之名被严格保护，因此购买美元债券资产成为当然的选择，而这又为美国人持续过度消费提供了融资。这就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
对于主导当今国际秩序的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从内部寻找此次危机的原因更具有说服力。自上世纪70年代后，在日本与欧洲的迅速赶超下，美国制造业竞争力持续下降，美国的商品贸易由此也就进入了一个难以逆转的入超时代。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美国国内的制造业受到成本压力纷纷转移到其他国家，导致国内产业的空洞化。与此同时，美国在信息技术、通讯技术和金融服务等领域的优势虽然扩大了服务贸易的顺差，但是远不能抵消商品贸易的逆差。因此，对外贸易失衡便成为美国经济的一种常态。2000-2005年，美国工业产值仅增加5％，美国私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最高不到4％下降到接近-2％，而同期耐用商品消费却增加了30％。这说明美国消费者一方面陷入非理性的负债消费漩涡，一方面消费增长尤其是对进口品的需求增长过快。与美国制造业不断萎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欣欣向荣，竞争力持续提高。外国直接投资、外国先进技术与本土高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相结合，使这些国家获得了巨大的竞争优势。
其实，历史总是在不断地螺旋般往复，今天众多国际纷争总感觉曾似相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曾将本国经济失衡归咎于日本的高储蓄，由此迫使日元不断升值，直接导致日本经济泡沫，但是美国的贸易逆差不减反增。削弱对手的竞争力，损人就是利己，这已经成为美国霸权的一贯逻辑。如今，美国又故技重施，指责中国的高储蓄，压迫人民币升值。研究国际关系的人士一般都明了美国搅浑水的司马昭之心，只有中国一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似乎一直在“很傻很天真”，为美国将脏水泼向中国帮腔。
金融危机：美国自导自演
在制造业日渐萎缩的情况下，美国越来越依靠大肆海外举借来维持经济的繁荣。在虚假繁荣的泡沫背后，美国政府、美联储和华尔街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鼓励消费，美政府穷兵黩武。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前，消费主义在美国呈现严重泛滥之势。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最高曾达到12％，之后出现不断下滑的趋势，2000年这一比例已降到2％左右。2005年和2006年，美国家庭已经入不敷出，储蓄率降为负值，而上一次美国家庭储蓄率为负值是1933年和1934年的经济大萧条期间。如今，美国人每天必须从海外借入25亿美元，才能维持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近年来，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如让国人全都拥有自己的住房）和不负责任的信贷扩张（如向没有还款能力的人提供贷款）为赤字消费主义推波助澜。
在20世纪60-70年代的越战，美国总统约翰逊犯了一个大错。他认为，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美国“黄油和大炮”可以兼得，即在发动战争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长。巨额的军费开支导致国内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外部出现巨大经济失衡，美元与黄金不得不脱钩，布雷顿体系崩溃。21世纪初的美国政府并没有吸取历史教训，接连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加上推行减税政策，由此美国财政从克林顿政府时期好不容易积攒的盈余很快转为赤字，并且债台高筑，终成天量，乃至纽约时代广场的“国债钟”从13位数调至15位数。美国国债市场规模大、流动性强，风险小，一向被视为全球最安全的资产。但是，政府债务过度膨胀，势必破坏美国政府的还债能力，提高还款风险。如今，美国正通过开动印钞机来稀释债务，使美国国债的持有者面临资产缩水的巨大危险。
自由放任，美联储监管失当。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滞胀，美国经济政策从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调控，主张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全球化，强调市场自动运转即可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1980－1982年间，美国国会通过了两个重要法案，放松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2000年，在美国政府的极力推动之下，国会又通过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解除了对期货市场、信用违约互换交易的监管，为一些复杂的投资衍生品交易亮了绿灯。由此，次级贷款如决堤之水。
在强调权力制衡的美国政治体系中，美联储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机构。无论是美国国会还是美国总统都不能对美联储主席直接发号施令。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能可以像美联储那样独立。这种特殊地位赋予了美联储完全的货币政策制定权，但也为美联储与某些政治力量的合谋预留了可能。9·11恐怖袭击后，为防止国民经济出现衰退，美联储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将存款利率削减至1%，为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超低利率催生了美国房地产泡沫，并造就了次贷神话，超过1.3万亿美元以次级方式贷出。面对房产泡沫危局，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反而发明了一种叫做“本国偏见”（home bias）的新理论，来论证其政策的合理性。但是，次贷危机爆发后，在国会听证会上，格林斯潘不得不承认，这场危机暴露了他针对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想法和做法中存在缺陷。他承认错估了形势，过度相信金融机构的自律而放松了监管。
挽袖豪赌，华尔街遗祸世界。20世纪早期，在纽约和美国其他大城市中出现许多投机公司，出入这些公司的人们不是购买股票，而是对股票上升或下降进行赌博。这种毫无束缚的投机导致1907年的恐慌以及股票市场的崩溃。随后美国立规将该类投机定为“重罪”，明确加以禁止。然而在100年后，美国再次重蹈覆辙，失去监管约束的华尔街成为豪赌者的天堂。2000年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取消了联邦部门对金融衍生品和信用违约互换交易的监管，大大刺激了金融产品的“创新”。美国的金融产品被高度证券化，2007年美国的房贷、信用卡、汽车贷款、学生贷款等均被打包上市，债券市场规模是经济的2.2倍。
从本质上讲，这些新产品是针对美国借贷市场的表现和美国大型金融机构偿付能力的一次豪赌。例如，许多衍生品是针对利率或汇率升降的赌博。过去几年兴起的一种新的赌博——信用违约互换，赌的是次级按揭贷款的借款人是否会拖欠还款。这个赌博如今引爆了华尔街，导火索就是住房市场的崩塌，炸药是大型投资公司为“分散风险”在全球发行并出售的复杂抵押贷款债券，而在这些抵押贷款证券上下注的信用违约互换交易规模达到数万亿美元，成为金融危机的放大器。根据美国2000年通过的新法律，信用违约互换交易完全不受监管，出售它们的大银行或投资机构根本不必预留任何资金，以补偿它们的潜在损失。然而，随着利率提高，按揭住房价格不断降低，信贷资金链终于断裂，最终引发大型金融机构的内爆。欧洲的众多金融机构因为大量持有此类债券，也陷入了金融恐慌之中。美国的次贷危机因此“走出国门”，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借来的繁荣，能撑到几时？
从很早开始，就有经济学家批判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称之为虚假繁荣。认为这种繁荣犹如建立在流沙之上，难以持久，因此未来某日轰然崩塌，也实属意料之中。在英语中，虚假繁荣也叫“借来的繁荣”（borrowed prosperity）。“借”有两层意思，一是美国人从国外借钱支撑美国的繁荣，二是当代美国人向未来美国人借钱支撑当前的繁荣。因此，它至少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果外国人突然对美国人的还款能力产生怀疑并停止借贷，美国经济将受到多大冲击？二是如果当代美国人一味透支未来美国人的消费能力，美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到什么时候会戛然而止？
目前第一个问题已经为世界瞩目。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不断出台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政府财政赤字不断上扬。3月20日，美国国会预算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本财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将达创纪录的1.85万亿美元，而2010至2019财年政府的财政赤字总额则会高达9.3万亿美元。美国的还债能力已令多方质疑。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承认，如果赤字问题处理不慎，美国经济有可能“从危机转变为灾难”。
至于第二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但是美国国内已有一批有识之士行动起来，成立了“彼得森基金会”。他们于美国四处奔走，希望能帮助普通美国人了解美国面临的危机。按照美国审计署的统计，截至2007年10月1日，美国政府长期债务达到52.7万亿美元（相当于2007年全世界GDP的总量），这意味着每个美国居民必须负担17.5万美元，每个职工41万美元，每个家庭45.5万美元。正如美国前总审计长大卫·沃克所言，美国“患上了财政癌症，如果不治疗，它将给国家带来灾难”。
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曾说，治理不良的政府会惯用两剂万用药，第一剂是通货膨胀，第二剂是战争，两者都能带来短暂的繁荣，但从长期看都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在21世纪之初，美国接连发动两次海外战争，现在仍深陷战争的泥潭无法全身而退。而在美国经济因金融危机陷入全面衰退的今天，美国无视通货膨胀的灾难性后果，而开始疯狂印刷美元，向全球转嫁危机。最糟糕的是，美国的政客与学阀却颠倒黑白，竟然一味指责其他国家，而不思己过，抑或如同华尔街一样，已经失去了道德罗盘，失去了自我反省的能力。后危机时代美国唯一的出路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扭转消费模式、调整产业结构、重建金融业监管制度、正视自己应当承当的国际责任，并以更加谦恭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