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是内战,围绕的问题是阿萨德政权的去留;叙利亚也是“外战”,美国、欧洲、俄罗斯……当今世界的三大政治军事集团云集于此,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代理人。正是冲突背后的大国为了追求本国利益,让叙利亚成为一场“混战”并拉锯至今;他们又为左右叙利亚的命运投下了哪些筹码?
俄罗斯三管齐下,保持政策稳定
俄罗斯和美国是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共同发起者。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和策略一直是明确、稳定的。
如果说莫斯科承认“阿拉伯之春”在突尼斯、埃及有一些“民主”成分的话,其政界和学界在叙利亚冲突伊始就认定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宗教战争。俄罗斯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Yevgeniy Primakov)曾指出,叙利亚危机与民众上街反对独裁者无关,内战只会加速宗教极端势力在中东、中亚和高加索地区蔓延。2012年12月,俄外长拉夫罗夫在俄罗斯——欧盟峰会上不客气地说:“西方把阿拉伯革命和民主浪潮混为一谈,是婴儿般的幼稚解读(baby talk)”。
俄罗斯承认叙利亚政府搞集权专制,但在莫斯科看来,阿拉伯国家中比阿萨德更恶劣的统治者比比皆是;更重要的是,叙政府是阿拉伯世界如今为数不多的世俗政权,一旦极端伊斯兰势力在叙利亚上台,所带来的教派冲突、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输出将是作为近邻的俄罗斯无法承受的。此外,国内宗教复兴和车臣战争的惨痛经历也强化了俄国内部对叙利亚危机的类似解读。
除遏制极端势力外,俄罗斯支持叙利亚政府的另一个原因是维护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冷战结束后发生的绝大多数武装冲突来自一国内部而非国家之间。人权高于主权、主权界限模糊化的说法和人道主义干涉理论由此在西方应运而生。俄罗斯则以抵抗新思潮冲击、维护国际体系稳定为己任,强调:主权国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主权不容侵犯,不干涉内政是国家间交往的准则,国内、国际战争不得混为一谈,国际社会对他国使用武力必须经过安理会授权。
在目睹南斯拉夫、伊拉克和利比亚战争后,俄罗斯对北约军事干涉、设置禁飞区的行动十分敏感。莫斯科确信,西方正在重演故技,以人道主义干涉为由,从外部推动叙利亚和伊朗政权更迭。此举不仅关系到俄罗斯周边的政治格局,也将对俄政权稳定构成威胁。为此,外长拉夫罗夫明确提出:俄罗斯不会推动他国政权更迭,国内革命也不是安理会该管的事。此前有一些学者提出,当前俄美两国在解决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是“技术性”的,即美国要求阿萨德先下台,然后再组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过渡政府;而俄罗斯主张双方先谈判,组成联合政府,随后阿萨德在任期结束时下台。表面上看,俄美似乎在“程序”上争来争去,但问题的实质是俄罗斯与西方在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准则上的角逐。
除抗击宗教极端势力和维护国际体系稳定之外,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实质利益其实很有限。按照俄罗斯问题专家Dmitri Trenin的说法,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苏联曾对叙利亚提供全方位支持,与叙政府保持密切的半结盟状态。但冷战结束后,俄罗斯退出了中东地缘政治角逐,俄叙之间的武器买卖基于商业而非战略关系,且叙政府购买俄国武器的同时,俄方须免除前者债务,因此俄罗斯从中获利不大。此外,位于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塔尔图斯(Tartus)港虽有俄国驻军,却和外界所谓的“地中海海军基地”相差甚远,其象征意义多于实质。
基于上述利益考量,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政策有三:首先是在安理会否决对叙政府不利的决议,减轻美国、欧盟、土耳其和海湾国家对阿萨德政权的压力。其次,向叙利亚政府提供武器和其他方面的支持。第三,寻求叙利亚危机政治解决,例如俄方曾说服阿萨德政权接受阿拉伯联盟的和平倡议和安南的六点建议,接纳联合国观察团,派出专员与反对派谈判等。在俄罗斯看来,西方敦促阿萨德下台没有任何意义:阿萨德即便退出政治舞台,叙政府军依然会和反对派武装继续战斗,二者不过在战场上调换了位置,叙利亚仍将陷入内战和杀戮。
在叙利亚局势发生一系列新变化的背景下,俄罗斯延续、发展了上述三条政策。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否决了联合国大会对叙政府的谴责决议,及时“打掉”美欧代表起草给安理会的涉叙草案。莫斯科于今年5月初提议举行第二次日内瓦和谈,得到了美国和叙政府的响应和支持。与此同时,俄罗斯进一步拓展双边武器贸易,同意卖给叙政府至少10架米格-29战机。来自俄军工部门的消息称,俄方已经向叙政府军交付S300防空导弹系统(这是世界上最完善的防空系统之一),但如果叙利亚遭遇外敌入侵、或西方有封锁叙领空的打算,手中也有较完备的应对之法。
与美欧的预测相反,2011年3月叙利亚“革命”刚刚爆发时,俄方就估计阿萨德不会在短时间内下台。两年多来,尽管承担着较高的风险和代价,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基本保持了政策的连贯性和可预测性。
美国在叙利亚陷入难局
和俄罗斯明确连贯的政策表态相比,美国目前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密切关注叙利亚局势,努力消除原有政策中的矛盾和不确定因素。
阿拉伯“革命”爆发后,美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阿拉伯各国的示威行动有的给予支持,有的坚决反对,有的表示默许,而其中尤以叙利亚问题最难解决。叙利亚地处中东的心脏地带,三千多年来一直是本地区的文明“枢纽”。与利比亚相比,叙利亚人口密集(约2200万人),资源稀缺,叙政府军的力量远远强于卡扎菲部队。与埃及相比,叙反对派缺乏在体制内表达诉求的经验,且在内战的“洗礼”中日渐极端化。在叙国内,逊尼派与什叶派、阿拉伯和库尔德人、穆斯林与基督徒矛盾不断,一触即发。有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美国政府现在在中东的一切部署都和叙利亚问题相关,华盛顿必须抢在叙利亚伊斯兰革命不可逆转之前结束双方的冲突。
造成美国决策两难的主要原因是宗教极端分子对叙反对派武装的渗透。在这样的局面下,如果美国介入叙利亚战事,加大对反对派的援助,便极有可能间接支持逊尼派恐怖组织,并加速什叶派激进团体的兴起;但另一方面,如果美国袖手旁观,任凭叙利亚内战发展下去,恐怖组织和极端势力将在中东的核心地带站稳脚跟,带来难以消除的安全隐患。
两年前叙利亚冲突爆发后,美国政府立即接受了叙反对派对“革命”行动的解读,即推翻独裁者,实现自由和民主,践行阿拉伯革命精神。然而随着战事的展开,叙利亚的实际情况远比国际社会预想的要复杂、悲观得多。政府军和反对派究竟谁杀害了更多平民,谁使用了化学武器,谁犯下更多战争罪行,这些问题至今扑朔迷离。有学者估计,反对派武装中真正与美国志同道合的不足10%,其他团体则站在西方价值观的对立面。
如今,美国学界和民众对叙利亚革命的热情逐渐冷却下来,反思和检讨正在增加。今年5月,反对派将领剖尸吃人的视频被公布后,美国人在社交媒体上责问政府:怎么能把纳税人的钱花在这些人身上?!当Nicole Mansfield到叙利亚参加圣战战死的消息传到美国,民众几乎无一例外地谴责她是恐怖分子。中东和平基金会(Foundation for Middle East Peace)总干事Geoffrey Aronson指出:美国政府在革命一开始就把叙利亚反对派捧得很高,然而西方对他们的赞扬和期许远远超过了这些人自身可以达到的能力。事实证明,反对派既无力整合其内部组织,也无法动员叙利亚民众。美国的叙利亚政策建立在对反对派的幻想和误判上:你可以自欺欺人地指着西红柿说,这是一个苹果。但当你最终品尝它时却不得不承认,这个“苹果”的味道和你想象中的不一样。
在这样的观望和反思中,美国加大了同叙境内反对派武装的接触,试图将极端势力从中分离出去。同时,今年5月俄美外长会晤后,两国决定筹备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美国前驻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大使Ryan Crocker表示:虽然日内瓦和谈的前景充满未知,但做事总比不做强,即使对话失败,我们也可以从中了解什么方案是行不通的。
外界猜测,美国对第二次日内瓦和谈不抱期望,但鉴于自身在叙利亚问题陷入两难,不妨给俄罗斯一个机会,通过此次对话进一步摸清各方立场;如果美俄合作失败,美国更是可以名正言顺地夺回解决危机的主动权。然而一旦第二次日内瓦和谈破裂,美国将如何部署下一步行动?有国务院官员向记者透露,目前我们还想不到那么远。
如今,叙利亚政府已同意派代表参加日内瓦和谈,而叙全国联盟却于5月30日宣布拒绝参会,并表示和谈的条件是阿萨德下台,政府军、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军事行动。从目前形势来看,叙利亚政府是不可能接受这些要求的,因为政府军一旦放下武器,反对派武装会立即借机扩充地盘,进而以此与政府讨价还价。
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全国联盟的分裂态势和拒绝和谈的表态本身已经令反对派在外交上率先失利。现在,叙利亚政府可以自行选择同反对派中某些成员谈判,并孤立其他派别。叙外长瓦利德•莫阿莱姆(Walid Muallem)5月29日的讲话已向外界暗示,谈判的主动权掌握在政府手中:“叙利亚政府将理清形势,决定什么样的反对派团体可以被纳入此次对话进程。对于那些手上沾满鲜血的反对派,是没有必要与他们对话的。那些制造恐怖和暴力的人不可能提出和平解决危机的方案。”莫阿莱姆甚至说,阿萨德总统在本届任满后还有可能参加2014年竞选,这要“由局势和民众意愿决定”。
叙全国联盟的“拒谈”立场再次给美国制造难题。在俄美先行磋商中,美国承诺将说服反对派组成统一的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要求阿萨德下台的立场没有改变;最好的结果是反对派参与对话,阿萨德在谈判中同意下台,从而开启叙利亚政治过渡进程;但说服反对派参加日内瓦会议任重道远,美方担心同叙政府谈判会加剧反对派的分裂。此外,另有国务院官员透露,叙反对派拒绝参与日内瓦对话,指望美国军事干涉帮助实现叙利亚政权更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叙利亚政府军把沙林毒气弹打到特拉维夫,我们才有可能出手”。
欧盟解除武器禁运为英法松绑
在向叙反对派提供作战武器方面,美国的态度比较谨慎,而英法的立场则更为积极。5月27日,欧盟成员国外长商讨延长对叙利亚武器禁运问题,英法两国主张解禁。由于欧盟外交政策须由成员国一致同意决定,会议只得宣布现有禁令于5月31日终止。这标志着欧盟国家,特别是英法两国,将有权单独对叙反对派提供武器。这样的决定顺应了一部分欧洲民众的意愿,将为叙利亚反对派在即将到来的日内瓦会议中增加谈判筹码。(但另有来自俄国驻法外交官的消息称,欧盟成员国其实早在外长会议前就间接背弃了武器禁运令:今年年初以来,利比亚从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政府购买武器,并通过土耳其将其运到叙利亚反对派手中。)
尽管欧盟为英法“松绑”,但两国向反对派直接输出武器的道路绝非一帆风顺。英法外长均表示,目前还没有武装反对派的计划。由于是向交战地区输出武器,两国政府需要解决包括获得出口许可在内的一些国内法律问题。在本国军队尚未完全撤出阿富汗时,民众对军事干预叙利亚的热情有限。欧洲的近邻土耳其因为全力支持叙反对派,实行土叙边界“模糊化”,引得国内民众怨声载道,为英法政界敲响了警钟。
除此之外,叙利亚问题的复杂性和战后维稳方案缺失使英法政府对直接向反对派提供作战武器心存顾虑:鉴于反对派组织松散,到底该向什么派别提供武器装备?怎样防止它们落入极端势力手中,进而成为对抗西方的工具?如何避免武器外流到周边国家,威胁包括以色列在内的西方盟友的国土安全?战争结束后,这批装备将如何收缴?上述问题如不能得到妥善应对,武器输出的可行性将大打折扣。
尽管英国外交大臣黑格在欧盟外长会议后表示,解除武器禁运的决定向阿萨德传递了非常强硬的信息,一些欧洲学者却认为,此次会议非但没有对叙利亚政府施加压力,反而向阿萨德政权传递了另一个信号——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反对输出武器、反对军事干涉叙利亚危机——这无疑给政府军吃了一颗定心丸。出于对中东地区和平局面的考虑,瑞典、奥地利和捷克在欧盟外长会议上强烈反对解除禁运。还有一些小国担心此举会给已经走下坡路的俄欧关系雪上加霜。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对此事评论说,欧盟成员国武装反对派一旦成为事实,无疑将导致叙利亚内战升级,进一步催生军事割据和暴力犯罪,加剧黎巴嫩、伊拉克等国的教派冲突;而反对派一旦获得更多武器装备,会对战场形势产生乐观估计,通过和谈解决叙利亚危机将遥遥无期。
叙利亚反对派的策略之一便是以人道主义危机和不对等战争为由,推动美欧和土耳其军事干涉,帮助其铲除阿萨德势力。虽然解除武器禁运的决定在短时间内对叙反对派武装帮助不大,但它毕竟使英法松开了手脚,增加了欧盟内部两个主要军事强国对叙利亚决策的自主权。兰德公司军事专家Christopher Chivvis指出,英法在叙利亚问题上已达成广泛共识,如果叙内战持续波及土耳其、黎巴嫩,或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作战,英法军队很有可能迅速出动,把类似利比亚和马里的军事行动搬上叙利亚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