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梅赫兰·卡姆拉瓦指出，在叙利亚战场上，沙特、卡塔尔为推翻巴沙尔政权，不断向叙叛军提供人力、资源和财政援助，“这直接促成ISIS的崛起”。
被释放的魔鬼
今年2月的一天，《纽约客》记者在巴格达拜访了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在那间出于安全考虑而没有一扇窗子的总理办公室里，马利基脸色苍白，不苟言笑。他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说起话来声音单调，面无表情。那时，他正被安巴尔省的局势所困。
去年12月，由于政府逮捕一些逊尼派议员，安巴尔省爆发抗议活动。在安全部队清空一个逊尼派抗议营后，当地的部族民兵愤而开战。为了缓和与地方的关系，马利基做出让步，选择将军队撤出安巴尔。谁料，“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组织借势攻打费卢杰和拉马迪。反马利基政治联盟、安巴尔省部落革命委员会旗下的逊尼派武装和政府军彼此拆台。两座重镇就此失手。
面对记者，马利基坚持，军事行动不会让国家走向分裂。他信誓旦旦：“首先，我们必须保证伊拉克的统一。”仿佛是一种回应，总理说话间，密不透风的办公室突然摇晃了起来，茶杯发出叮叮当当的撞击声音。在办公室百米开外，一辆汽车爆炸了。那是当天巴格达发生的8起汽车爆炸袭击之一。34人因此失去了生命。办公室里，人们沉默了一阵。马利基转向一个助手：“去看看发生了什么。”
2011年底美军撤出伊拉克后，巴格达对国家的控制力日渐衰弱。2013年对马利基来说尤其难熬。拉马迪和费卢杰失守前，当地数万反政府游行者走上街头。在巴格达，逊尼派穆斯林最神圣的艾布·哈尼法(Abu Hanifa)清真寺里，周五祷告后，寺内人声鼎沸，人们高喊：“马利基滚蛋!我们受够了!”
ISIS危机的爆发，被视作伊拉克逊尼派和什叶派冲突激化的衍生物。接受什叶派马利基的政府，还是接受逊尼派极端武装的治理?在逊尼派聚居的北部，许多人默认了后一种选择。这是ISIS得以迅速扩张的重要原因。如今，ISIS打算在这个国家最脆弱的神经上痛击一拳。6月中旬，该组织的一名发言人说，他们对什叶派政权的复仇不会通过攻占巴格达来实现，他们要征服纳杰夫和卡尔巴拉。那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什叶派圣城。伊拉克什叶派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已经向什叶派发出“圣战命令”。
伊拉克战争11年，国家的和解与秩序的重整愈发渺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中东问题权威学者法瓦兹·吉尔吉斯(Fawaz Gergess)说，伊拉克权力分裂已成定局，无论总理马利基如何挽救，都不可能再回到以往的中央集权。
大多数西方媒体和分析家将历史归结为伊拉克持续动荡的根源。1916年，英、法以黑箱操作的方式签署《赛克斯-皮科协议》，在奥斯曼帝国的中东土地上创造了现代国家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约旦和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国家边界的划分没有考虑该地区复杂的民族和宗教现实。奥斯曼帝国的巴格达、巴士拉和摩苏尔三个省被捏合成了今天的伊拉克。在奥斯曼帝国治下，这三个省有不同的行政管理机构，彼此往来十分有限。北部摩苏尔靠近叙利亚，那里的阿拉伯人和叙利亚的阿拉伯人更为亲近。巴士拉主要由什叶派穆斯林组成，巴格达的主导是逊尼派。而摩苏尔的北边则是库尔德民族的地盘。简而言之，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伊拉克在国家建构上有天然的缺陷。
建立现代国家后的伊拉克历史，特别是萨达姆的执政，常被演绎为占国家人口20%的逊尼派对占人口60%的什叶派的残酷压制：萨达姆出生于逊尼派农民家庭。他执政后，逊尼派中的提格里特集团独揽大权，政府大规模逮捕和处死以什叶派宗教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反对派组织成员。许多西方媒体和分析家认为：今天伊拉克教派冲突正是萨达姆政策的恶果。
但这种历史叙述并不能解释一切。旧金山大学中东研究项目主席史蒂夫·祖内斯(Stephen Zunes)指出，在神学上，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差别并不比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差异更大。过去，“伊拉克教派混居的村庄里往往只有一座清真寺，逊尼派和什叶派在一起祷告”。
伊拉克活动家拉伊德·贾拉尔(Raed Jarrar)出生在巴格达。在他的记忆中，教派并不是伊拉克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内容。“事实是，伊拉克的逊尼派和什叶派在一个国家里已经共同生活了很长时间，从没有发生过彼此屠戮的情况。人们混居在一起，通婚非常常见。我就是半个逊尼派半个什叶派。教派并不是国家意识的组成部分。我在伊拉克出生，从来没人问我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我也不知道我的亲戚、邻居、同事们的教派是什么。这并不是说大家彼此包容，而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教派背景会是个问题。这就像是在美国，你不需要知道你朋友属于基督教的哪个派别。”
《伊拉克宗派主义：统一的对抗性视角》一书的作者、新加坡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法纳尔·哈达德(Fanar Haddad)告诉本刊：“今天伊拉克呈现的教派斗争结构是2003年之后的产物。在伊拉克历史中，教派身份认同与教派关系的政治化并不是持续存在的。事实上，在伊拉克93年的历史上，教派与政治是分隔的。民族、种族和地区身份也同样如此。”
从现代国家建立之日起，伊拉克各届执政者都在努力建立国家的统一文化身份，以抵抗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的民族身份、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身份，各地方部族的归属情结都可能带来的离心力。
1968年，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开始长期执政。他们的策略是从伊拉克地区的辉煌历史中寻找文化资源来构建新的国家认同。伊拉克是两河流域的核心地区，有3000年的文明历程，苏美尔人、阿卡德人、亚摩利人都曾在这里创造辉煌的文明。复兴党试图推广这样一种概念：两河流域文明的创造者是当今伊拉克人的共同祖先。用萨达姆的话说：“阿拉伯民族的历史并不始于伊斯兰时代。”那么教派之间的分歧也就不应当成为民族团结的障碍。
1969年4月，政府在摩苏尔恢复了新春仪式这一古老节日。摩苏尔是历史上著名的亚述王朝古都尼尼微古城的所在地。在新春仪式上，游行彩车上供奉的是阿拉伯帝国的大地图和阿拉伯历史上的杰出英雄人物。巴格达的尼布甲尼撒空中花园、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新巴比伦的空中花园都得到了展示。在20世纪70年代，伊拉克政府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振兴和恢复包括舞蹈、音乐、诗歌在内的传统文化。用古代两河流域和中世纪伊斯兰的名字来命名现代伊拉克的行政省份和行政机构成为一种时髦。巴比伦、尼尼微和伊斯塔尔、吉尔伽美什、卡迪西亚这些古老的名字都重新出现在地图上。
萨达姆上台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被进一步强化。1980年，他成为第一位出席摩苏尔新春庆典的总统。1981年，他亲自选定两河流域时期的古都巴比伦作为庆祝他打响两伊战争一周年的地方。当时的副总统马鲁夫在庆典中发表讲话，将两伊战争称作萨达姆的“卡迪西亚”战争。发生在636年的卡迪西亚战争是阿拉伯联军与波斯之间的一场决定性战役。战争将波斯军队赶出伊拉克，并最终使波斯萨珊王朝覆灭。
复兴党对什叶派反政府组织的残酷镇压是历史事实，但这是基于稳固政治权力的考虑，而非宗教意识形态的选择。1979年，伊拉克开始在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举行乌卡达尔(Ukhaydar)节，宣传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同源性。在1984年节日的开幕式上，伊拉克副总统说：“今天阿拉伯人的英雄萨达姆对敌人(伊朗)拔出的宝剑，和伊玛目阿里的剑是相同的。”这显然也是在向什叶派民众大献殷勤—在先知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问题上，什叶派只效忠第一代伊玛目阿里及其后裔。这是他们和逊尼派在神学上的主要分歧。在整个两伊战争期间，萨达姆政权都在支持什叶派清真寺的修建。
这种政策的效果是不可否认的。1921年，统治伊拉克的费萨尔一世曾感慨伊拉克人充斥了宗派观念，毫无爱国之心。60年后，在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中，有大量伊拉克什叶派士兵投身于与伊朗的战斗，尽管当时霍梅尼建立的是一个什叶派伊斯兰国家，并愿意为伊拉克什叶派的夺权提供帮助。
拉伊德·贾拉尔记忆中教派身份模糊的伊拉克社会正是基于这样的国家认同。但在过去10年里，巨大的变化已经发生。“我们经历了地区历史上最大的宗派和民族‘净化’运动。500万伊拉克人被卷入大迁徙。我所居住的巴格达社区逐渐演变成了一个纯粹的逊尼派社区。什叶派不是死于袭击就是迁移到其他地方去了。而在我居住过的另一个地方，同样的情况发生在逊尼派身上。”
在首都巴格达，两派分居被实体化了。在居民区里，美军和伊拉克政府为抵挡爆炸修起了三四米高、40厘米厚的钢筋混凝土防爆墙。不同街区的入口处设有检查站，全副武装的士兵或警察对可疑车辆进行盘查。作为安全措施，巴格达居民一般都持有注明居住街区的特殊证件，安全人员往往只允许居住在该地区的居民或者相熟的人员、车辆进入。
教派对立像被释放出牢笼的恶魔，与国家重建中的政治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将伊拉克拖向深渊。问题是：潘多拉魔盒是怎样被打开的?
失效
“冷战”结束后，伊拉克和美国之间爆发了两次战争，这两次战争都将伊拉克国家命运的转折和地区力量的重塑捆绑在一起。
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在这场两败俱伤的战争中，伊拉克和伊朗的国家经济实力都受到重创。萨达姆并非一无所得。在国内，伊拉克的军备大为扩充，拥有了地区一流的军事实力;在地区舞台上，伊拉克的泛阿拉伯主义在与伊朗的对抗中被抬到了最显著的高度。萨达姆声称要遏制霍梅尼输出伊斯兰革命，保卫阿拉伯民族的东大门。这得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全面响应。自1978年埃及、以色列讲和后，阿拉伯世界进入群龙无首的时代。对于两伊战后的萨达姆来说，趁余威并吞科威特，可以缓解战后的经济困顿，扩充国家实力，坐实地区的第一把交椅。
但“冷战”结束这一更大的棋局打乱了萨达姆的算盘。维持一个稳定和安全的海湾是美国的一贯原则，这关系到让中东石油稳定地流入世界市场的这一关键国家利益。在“冷战”时期，美国一方面与态度温和的海湾君主国保持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在两伊之间制造并维持均势，避免和苏联进行对抗。为此，在两伊战争中，美国恢复了与伊拉克中断20年的外交关系，以向伊拉克提供贷款、出口补贴、战场情报、出售军民两用产品和提供军事技术，对苏联支持的伊朗实施武器禁运的方式平衡战场上的战局。
1990年，当萨达姆决定吞并科威特时，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苏联解体使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在海湾，美国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地区格局，同时应对两伊的挑战。这时，一个作为地区领袖的伊拉克的出现是不被允许的，海湾战争在所难免。
海湾战争对萨达姆的统治是一次全面打击，直接牵动了伊拉克政治结构的变化。萨达姆提出，科威特在历史上曾是伊拉克巴士拉省的一个县，吞并科威特是实现阿拉伯统一的一个重要步骤。但实际上，多年来，阿拉伯世界各国已经建立了强烈的主权意识。这种泛阿拉伯主义的解释不但没有发挥号召力，而且1990年海湾危机爆发后，多数阿拉伯国家都对伊拉克投出了反对票，卡塔尔、沙特等国家直接参加多国部队对伊作战。在国内，复兴党鼓吹多年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身份认同变得难以自圆其说。执政党必须找到新的途径来整合国家。
在两伊战争时期，政府对伊斯兰的强调主要是为了安慰国内的什叶派。90年代以后，伊斯兰已经成为复兴党形象的组成部分。萨达姆在讲话中对《古兰经》的引用越来越长，占领科威特也被赋予宗教意义的象征。这种宣传在1991年1月初的巴格达峰会上达到顶峰。一些伊斯兰激进分子称萨达姆为穆斯林的哈里发。1994年以后，政府开展禁酒运动，关闭了电影院鼓励清真寺组织“回归信仰”运动。政府在清真寺、神职人员身上花了大量的钱，让人们在各级学校甚至复兴党内部接受义务的宗教课程。清真寺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心，神职人员的地位日渐提高。
与此同时，为保持国家机器的忠诚，萨达姆强烈依赖家族来掌握国家实权。他的兄弟掌管着内务和安全部门，和他有亲戚关系的马吉德家族控制着工业、国防和军工。在这个不得不依靠血缘关系控制的伊斯兰化的权力堡垒中，逊尼派的主导地位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个越来越显眼的问题。
两伊战争结束以后，与战前伊拉克外汇储备350亿美元相比，伊拉克的经济实力比战前的1979年差了1000亿美元。海湾战争后10年的国际制裁使伊拉克经济一蹶不振，进一步促进了伊拉克社会结构的瓦解。过去，复兴党政府自上而下地分配充裕的石油财富，直接为民众提供工作岗位、补贴和各种公共服务，这保证了中央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传统的部族体制被边缘化。但90年代以后，执政党的经济基础被瓦解，萨达姆越来越依赖于部族的网络统治，中央权力不断向地方让步。
为笼络部族，复兴党将从前没收的土地重新交还到部族首领手中。同时恢复了部族法，其中包括允许对为保持家族荣誉而杀死不贞妻子的男子采取宽大的处理方式这样的条款。部族可以公开使用部族名字，可以与复兴党、军队和政权人物有联系。这在过去都是违法行为。
在1995年，大约有60%的国民大会代表是部族领导人及他们的代表。高层领导中几千人的特别保护部队几乎都来自于阿尔布·纳塞部落。一半的共和国卫队都来自阿尔布·纳塞部落或者其同盟部落。这些部族力量被重新武装，在某些地方甚至拥有运载火箭发射台。
民主泡影
在整个90年代，美国并不急于推翻萨达姆政权。海湾战争后，美国在中东一家独大。以军事存在为例，美国在海湾拥有一支航空母舰和两栖作战部队，在阿拉伯半岛建立了军事基地。对于克林顿政府来说，只要推行“东遏两伊、西促和谈”的政策，维持现状，就足以达到美国国家利益的四个目标：确保石油以合理价格稳定流向世界、确保以色列的安全、防止敌对大国的出现以及遏制伊斯兰极端势力。
但“9·11”的惊雷使得美国对中东政策进行了颠覆性的检讨和反思。在掌握国家管理权的新保守主义者看来，稳定压倒一切的传统中东政策已经不再能够保证美国的利益。不少学者认为，中东专制主义统治创造了有利于基地组织和其他极端主义势力获取支持的环境，政治自由的缺乏破坏了和平和繁荣。要根除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就必须在中东推动民主化。由此，民主从一种理想主义的追求上升到与美国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重要地位。
针对那时的局面，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回忆说：“我真的认为，此时此刻与1945到1947年那个时期相似，那是遏制政策形成的时期……今天国际政治的结构板块已经发生了巨变。最重要的是要抓住这一机会，重新界定美国的利益和对国际机制的立场，所有这些均是从前难以实现的。”2002年，在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一次讲演中，布什政府的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理查德·哈斯回应了赖斯的想法，提出应该以“整合主义”取代“遏制战略”，将其他国家锁定在反恐，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支持自由贸易、民主、市场经济这些政策中，用基于这些议题的机制来进一步将它们更加紧密地规制起来。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在中东寻求推进民主化的突破口，白宫不再有耐心让摇摇欲坠的萨达姆政权自生自灭。
随着巴格达市中心广场上巨大的萨达姆雕像被推倒，盖在宗教、部落矛盾之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外衣被彻底揭开了。2007年，伊拉克陷入内战后，美国内布拉斯加韦斯里安大学政治系教授凯利·伊顿反思说：“推翻萨达姆政权实际上释放了这个残暴的独裁曾经扼制的分裂势力，不是为伊拉克的自由民主革命扫清道路，不是带来和平与稳定，而是导致无政府和混乱的出现。”
在旧金山大学教授史蒂夫·祖内斯看来，美军在占领伊拉克之初的一些政策，加剧了伊拉克的持久混乱。为了彻底清除旧政权的影响，战事结束后，美国立即开展政治清算，宣布取缔复兴党，解散伊拉克政府机关、军队、各种情报机关、安全部队和警察力量。尽管这一做法将一小撮萨达姆骨干分子扫地出门，但是也使成千上万伊拉克人失去工作。他们当初加入复兴党只是因为党员身份在萨达姆时期是在公共部门就业的前提条件。大清洗造成的结果是整个伊拉克必须从头开始建立国家机器，管理国家所需要的专业和技术人员大部分被排除在公共服务之外，军队的解散又为反叛者提供了现成的兵源。更重要的是，复兴党建立的国家机器依然是以世俗观念和原有国家认同为基础的，它的解散，为教派党派和武装留下了大量政治真空。
2003年9月，美国文职行政长官布雷默管理的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公布了伊拉克临时政府25名部长人选，这些人选包括13名什叶派穆斯林、5名逊尼派穆斯林、5名库尔德人、1名土库曼人和1名基督教徒。这份名单看似公平却埋藏下了巨大隐患。祖内斯评论说：“美国占领下的当局鼓励按教派、民族，而非能力和其他政治意识形态分配席位。这使得每一个政治问题的争论焦点都不再基于其对于国家的价值，而是哪些政治团体会有损失，哪些会得益。这在政治党派、议会团体和政府部门之间造成了巨大的不稳定，迅速划定了宗派的界限。”
拉伊德·贾拉尔回忆，临时政府成立后，宗教和民族差异彻底摆到了台面上。政治组织开始打起了这张牌。“在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居住的地方发生变化之前，他们先在政治宣传和新闻报道中看到了这一点。”
在随之而来的民主选举，人口数量占优的什叶派联盟毫无悬念地获得胜利。但即使是什叶派联盟内部也同样派别林立。对国家未来的权力构架，各派都有不同的想法。2005年，在一场全民公决中，伊拉克人投票修订了2005年宪法。为了平衡各个派别的利益，这份宪法极为柔性。人们同意安全部队理应由文职政治领导人掌握，但却没有提出防止武装派系化的方案。宪法规定石油产业理应惠及全体伊拉克人民，但对于由谁来决定石油权益的分配却语焉不详。宪法规定伊拉克是一个联邦国家，却没有对联邦制的类型和权力范围进行有力的界定。宪法115条甚至规定，每个省份都有权在地方委员会内部组织公投，如果得到2/3的赞成票，该省就能够宣布自己获得“联邦地区”自治地位。2011年，逊尼派主导的萨拉丁省就曾借此宣布自己成为“联邦地区”。
今年，伊拉克进行了战后第三次选举。在民主外衣之下，政治派别之间的丑陋斗争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在美国撤军后的第一天，总理马利基就下令逮捕逊尼派副总统哈希米，罪名是他曾领导着一支暗杀小组，刺杀警察局官员和政府官员。一位西方外交官告诉媒体，事实上，“在内战时期，很多政治领导人都有自己的暗杀小组”。
砝码
中东政治版图的特征之一，是各国的国家利益诉求在宗教和民族纽带的纠缠下形成极其复杂的关系。一个国家的政权更迭，即可产生广阔的地区效应，而地区格局的任何变动又会对具体国家的内部政治构成牵制。伊拉克位于海湾地区的核心，同时拥有庞大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人口，它既是波斯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对立前沿，又是中东什叶派和逊尼派阵营力量天平的决定性砝码。这都意味着，在权力真空的情况下，伊拉克现行政治的稳定性将受到更多外部因素的影响。
小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和大中东民主化政策极大地改变了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心态。与海湾战争不同的是，美国在这次战争中并没有能够组织起一支多国部队，阿拉伯国家并没有派部队参战。包括埃及和沙特在内的长期盟友都对美国的民主化用心充满疑虑。而伊战后，地区局势的发展也并不如同美国的战略预期。
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沙特、伊朗和伊拉克在海湾地区呈现鼎立的三足。伊拉克可靠的军事能力，一直被沙特视作地区抗衡伊朗的战略支柱之一。随着美国解除复兴党武装力量，沙特与伊朗之间微妙的战略平衡实际上被打破。从沙特的角度看，伊拉克的孱弱意味着对抗伊朗的前沿堡垒被美国移除了。沙特驻美大使费萨尔(Saud al-Faysal)亲王一直反对美军撤离伊拉克，他说：“沙特王国一直认为美国未被邀请就来到了伊拉克，同样它未被邀请将不应该离开那里。”这显然是在担心美军撤离伊拉克所留下的权力真空会被伊朗填满。自伊拉克战争后，2003到2005年，中东的军火贸易急剧上升，武器进口从29.32亿美元急剧攀升至59.81亿美元，增长了一倍。
伊拉克战后什叶派的掌权是沙特不愿看到的。直到2007年，利雅得还未在巴格达建立使馆。沙特王子奥费萨在2009年4月4日访问约旦时坦率地说：“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的结果，是使伊拉克臣服于伊朗。”这一担心并非子虚乌有。2007年，伊朗前总统内贾德在德黑兰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占领者的政治势力将很快崩塌，很快我们将看到一个很大的权力真空。当然，在伊拉克的协助下，我们准备与邻国以及地区伙伴，如沙特，一起来填补个空缺。”
确保伊拉克的亲伊朗立场是伊朗宗教地缘战略的至关重要的环节。伊拉克是仅次于伊朗的第二大什叶派国家。伊拉克的外交取向在教派层次上关乎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力量对比，在国家层次上关乎伊朗与地区对手的力量平衡。由于在地理上处于什叶派之弧的核心地带，伊拉克外交上亲伊朗还是亲海湾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直接关乎什叶派地缘板块的完整性。
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在伊拉克共设有5座使领馆，分别设在巴格达、巴士拉、卡尔巴拉、埃尔比勒和苏莱曼尼亚。巴士拉是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南部石油化工重镇和最大的港口城市，是石化产品海路出口的咽喉;卡尔巴拉是什叶派的宗教圣地;埃尔比勒是北部库尔德自治区的首府;东北部的苏莱曼尼亚与伊朗毗邻。
早在2007年，就有学者描述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在纳杰夫，这一什叶派穆斯林最神圣的城市，伊朗的旅游车每天载着1200名朝圣者来到拥有黄金屋顶的伊玛目阿里的圣坛。在此，一个较大规模的主要由伊朗资助的翻新改建活动正在进行。一个伊朗代表团正在该市访问，希望将每日朝圣者的数量提升到5000。当地市场上充斥着伊朗的产品，从砖头到袜子，什么都有。街道摊贩已开始仓促地学习波斯语，以便同旅游者交流。”2006年伊朗对伊拉克的出口达到18亿美元，仅次于土耳其。伊拉克南部是伊朗之外唯一一处使用伊朗货币里亚尔的地方。那里的自由贸易区吸引伊朗的货物大量涌入巴士拉的商店，其中包括煤油和煤气。
伊朗与伊拉克什叶派宗教和政治派别之间有历史深远的联系。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曾在伊拉克驻留十几年。当前伊拉克什叶派领军人物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出生于伊朗东部省份呼罗珊。现任伊拉克总理马利基曾在德黑兰留居8年，在24年的海外流亡生涯里，他始终与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保持密切关系。
伊拉克什叶派武装巴德尔组织(Badr Organization)和萨德尔派(Sadrist Movement)一直受到伊朗伊斯兰政府的支持。巴德尔组织由伊朗革命卫队训练和武装，两伊战争期间就曾与伊朗军队协同作战。2003年后，有大约1.6万名民兵以个人身份直接加入伊拉克军队、警察和安全部门，其中大部分都来自归国的巴德尔组织成员。
在沙特看来，伊朗的渗透已经直接影响了伊拉克的政治局势。2008年3月，在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什叶派武装“迈赫迪军”与伊拉克安全部队展开武装对抗。4月，在科威特召开的“伊拉克邻国间会议”讨论中，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质问伊朗外交部长莫塔基(Manouchehr Mottaki)：“你们对于巴士拉的干涉要到什么程度?”莫塔基针锋相对：“比你们的程度轻。”
2012年之前，由逊尼派阿拉伯国家掌控的阿拉伯联盟一直拒绝将阿盟峰会的举办权授予伊拉克，其根本原因则是伊拉克在地区政策上与伊朗相近。伊拉克是少数在叙利亚问题上追随伊朗、反对颠覆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中东国家之一。2011年11月，阿盟峰会暂停了叙利亚的成员资格，伊拉克投了弃权票。2013年3月，阿盟峰会授予叙利亚反对派成员席位，伊拉克也提出了反对意见。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沙特国王阿卜杜拉曾警告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如果美国从伊拉克撤军，沙特将在财政上资助伊拉克逊尼派组织任何针对伊拉克什叶派的战争。沙特还宣称，如果发现有德黑兰支持下的什叶派武装使伊拉克逊尼派陷入危险境地时，沙特将进行军事介入来保护伊拉克的逊尼派组织。
事实上，在美军撤离伊拉克以前，沙特并没有采取可见的行动支持伊拉克逊尼派组织，其主要考虑是避免陷入资助美国敌人的尴尬境地，与美国发生冲突。但2011年底，在伊拉克局势并无好转的情况下，奥巴马从伊拉克撤出全部美军。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在中东地区实施战略收缩已是难以扭转的趋势。此后，中东各国对地区出现的权力真空的争夺会日益激烈。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梅赫兰·卡姆拉瓦指出，在叙利亚战场上，沙特、卡塔尔为推翻巴沙尔政权，不断向叙叛军提供人力、资源和财政援助，“这直接促成ISIS的崛起”。
〔参考资料：海德(伊拉克)：《美国撤军伊拉克后伊朗和沙特的抗衡》，《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1月;韩志斌：《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